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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晚清到民初，中国语文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这变化既源于时代对汉语文提出的新要求，也离不开诸多专家、学者的探索实践，鲁迅就是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位。鲁迅对中国现代语文发展的思考多真知灼见，而他的现代语文建设思想就是其中颇具价值的一部分。本文从四个方面阐释了鲁迅的现代语文建设思想：第一，重视翻译，加强评论；第二，容忍“不顺”的“话”；第三，接受“四不像”的白话；第四，重视政府的力量。
关键词：鲁迅 语文建设思想 多元 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从晚清到民初，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语文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这变化既源于时代对汉语文提出的新要求，也离不开诸多专家、学者的探索实践，鲁迅就是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位。因为他不但生逢其时，而且成就卓越。鲁迅的语文学习与实践恰逢这一转折期，早年系统的旧学经典训练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民族语文基础，随后在南京、日本之新式学校的外语学习既为他开拓了阅读空间、提供了写作经验，也深化了他对诸多语文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创造、编辑翻译等多方面的语文实践既是其语文素养的形象体现，又暗含着丰富的语文观念。鲁迅精深的国文素养、开阔的语文视野和对民族新语文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不仅使他在创、编、译多领域成就卓越，也使他对中国现代语文发展的思考多真知灼见。鲁迅的现代语文建设思想就是其中颇具价值的一部分。
鲁迅说：“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为什么“不可能”、“编不成”？因为在鲁迅看来，一出剧要真正吸引人，不但人物、背景要有地方色彩，其中的“话”更要符合观众的语言习惯，然而事实上不同的观众对“话”有不同的期待。虽然这里谈的是剧本，但所触及的问题却并不限于剧作，作品的语言选择、作品的预期（假想）读者是所有写作都必须考虑的问题，而鲁迅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说明他不但对一部具体作品如何赢得读者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对中国现代语文必须满足的多元需求有清醒的认识。就文艺欣赏来说，鲁迅认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但讀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感情，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所以，在“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之际，就大众而言，还不是真正能够鉴赏文艺的时代，而是为能够鉴赏文艺做准备的时代。这时，除了“还字于民”，还“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
鲁迅的上述观点充分体现了他对民众现实文艺需求的理解和尊重，但这种理解和尊重，绝非“迎合和媚悦”大众，而是着眼于使大众能够欣赏乃至创造出健康清新醇正美好的作品，所以鲁迅对现实的尊重是以不断革故鼎新、谋求发展为依托的。立足现实、着眼发展，“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对多元文艺创造的呼唤不仅为中国现代语文提供了试验田，也为我们考察鲁迅的语文建设思想提供了一个平台。以下我们就结合鲁迅的语文实践来考察他在推动文艺的“多元、切实、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现代语文建设所做的一些具体思考。
一 以翻译为借鉴，用批评来引导
鲁迅对中国现代语文趋向的认识决定了他对翻译的态度：非常重视并一以贯之。鲁迅不仅自己终生翻译不辍，而且支持鼓励韦素园、李霁野等人创办了致力于发表和出版翻译作品的未名社，不遗余力地为年轻人校对、编辑译作，还曾主编《译文》杂志。因为在他看来，翻译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开阔我们的眼界，而且可以引入“异域文术新宗”，为中国语文建设提供借鉴。鲁迅不同意郭沫若“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处女应该加以尊重”这一重创作而轻翻译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和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文坛——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中国的白璧德，中国的吉尔波丁，中国的高尔基……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很少。
创作的良性发展需要正确的批评的引导，而正确的有价值的批评不仅来自对作品本身的理解，还需要有对创作潮流、批评方法和批评概念的准确把握，对于日益融入世界文学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关注世界文化走向，更新传统的批评概念和批评方法无疑都要以充足的翻译做保障。国外优秀的创作和批评理论都需要及时翻译引进，这样，不仅我们的作家能够直接从翻译作品中获得滋养，写出更好的作品；我们的批评家也能够更准确地使用批评概念、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方向，写出更切实的文学批评，从而给创作以更好的引导。所以鲁迅谈批评也常常结合翻译问题，并认为批评家对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也有一份责任——“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鲁迅重视和强调翻译，且主张“直译”——不但要忠实地呈现原作之意，还要尽可能贴近原作的文法，鲁迅对翻译的严谨于此可见一斑，但鲁迅反对对译者、译文求全责备，他对穆木天之“译者“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即译作要完美无瑕，使后人无须再译，这一建议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不必有严峻的堡垒”，直接译或间接译，重译乃至三译、四译，都无不可，甚至“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鲁迅还指出不能完全以译文是否好懂作为评价译作好坏的标准——“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鲁迅的翻译和批评不仅凸显着他的个性和见识，也包含着他对中国现代语文建设中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 容忍“不顺”的“话”
关于翻译的主张，鲁迅在1932年6月《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有十分明确的阐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而在谈到翻译问题时，鲁迅认为以受过良好教育者为目标读者的译作，可以“宁信而不顺”：
自然，这所谓的“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而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
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坯，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会永远的，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鲁迅的翻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为中国现代语文试炼和提供“话坯”，他相信，“话”要流通开来，一要能懂，二要“顺”口。“不顺”的“话”如果好懂，人们慢慢也会接受，说得多了，就会“顺口”；假如不好懂，这“不顺”的“话”自然被会被淘汰，被踢开，但只要它试图传递给人的意思有价值，总还会有人去尝试用别的更好懂的“话”来表达，所以“不顺”的“话”不论能否流传，都不失其价值。
三 接受“四不像”的白话
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说道：
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这段话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语文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三：第一，为了保证读者理解的准确、顺畅，宁可用文言也不要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第二，某些“眼熟”的笔法，可能并不符合我们日常的表达习惯，从提高表达的生动性与准确性着眼，未尝不可以用“耳熟”之法代替“眼熟”之法；第三“四不像”的白话是在对书面语和口语综合提炼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生命力取决于它能否“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四 重视影响语文发展的社会因素
鲁迅在《不通两种》一文中说：“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除了“本身还没有通的”之外，还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而“不敢通”，“不愿通”，乃是因为“不准通”，这种由“不准通”造成的“不通”当然不是简单的语文问题，其彻底解决无疑有赖于建立起真正开放自由的话语空间。
在鲁迅看来，不光是文章的通不通与政治有关，语文的根本变革更非独仗文人之力就能实现：
多做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参以中国现代语文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不论是注音字母作为我国第一套官方公布的拼音方案获得推广，还是1922年小学教科书全部由文言改为白话；不论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解放区的大众文艺建设成果，还是建国后雷厉风行的文字改革，确实都离不开政府政令的强力推行。鲁迅对语文发展变革中政府作用的认识，体现出他超乎一般语言文字学专家的对语文问题的深刻认识。
注：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项目《鲁迅语文观及其实践》（课题编号：201103078）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郭沫若：《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穆木天：《论重译及其它》，《申报·自由谈》，1934年7月2日。
作者简介：何英，女，1972—，河北邢台人，南开大学文学院2008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中文高等教育，工作单位：河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关键词：鲁迅 语文建设思想 多元 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从晚清到民初，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语文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这变化既源于时代对汉语文提出的新要求，也离不开诸多专家、学者的探索实践，鲁迅就是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位。因为他不但生逢其时，而且成就卓越。鲁迅的语文学习与实践恰逢这一转折期，早年系统的旧学经典训练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民族语文基础，随后在南京、日本之新式学校的外语学习既为他开拓了阅读空间、提供了写作经验，也深化了他对诸多语文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创造、编辑翻译等多方面的语文实践既是其语文素养的形象体现，又暗含着丰富的语文观念。鲁迅精深的国文素养、开阔的语文视野和对民族新语文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不仅使他在创、编、译多领域成就卓越，也使他对中国现代语文发展的思考多真知灼见。鲁迅的现代语文建设思想就是其中颇具价值的一部分。
鲁迅说：“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为什么“不可能”、“编不成”？因为在鲁迅看来，一出剧要真正吸引人，不但人物、背景要有地方色彩，其中的“话”更要符合观众的语言习惯，然而事实上不同的观众对“话”有不同的期待。虽然这里谈的是剧本，但所触及的问题却并不限于剧作，作品的语言选择、作品的预期（假想）读者是所有写作都必须考虑的问题，而鲁迅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说明他不但对一部具体作品如何赢得读者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对中国现代语文必须满足的多元需求有清醒的认识。就文艺欣赏来说，鲁迅认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但讀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感情，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所以，在“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之际，就大众而言，还不是真正能够鉴赏文艺的时代，而是为能够鉴赏文艺做准备的时代。这时，除了“还字于民”，还“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
鲁迅的上述观点充分体现了他对民众现实文艺需求的理解和尊重，但这种理解和尊重，绝非“迎合和媚悦”大众，而是着眼于使大众能够欣赏乃至创造出健康清新醇正美好的作品，所以鲁迅对现实的尊重是以不断革故鼎新、谋求发展为依托的。立足现实、着眼发展，“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对多元文艺创造的呼唤不仅为中国现代语文提供了试验田，也为我们考察鲁迅的语文建设思想提供了一个平台。以下我们就结合鲁迅的语文实践来考察他在推动文艺的“多元、切实、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现代语文建设所做的一些具体思考。
一 以翻译为借鉴，用批评来引导
鲁迅对中国现代语文趋向的认识决定了他对翻译的态度：非常重视并一以贯之。鲁迅不仅自己终生翻译不辍，而且支持鼓励韦素园、李霁野等人创办了致力于发表和出版翻译作品的未名社，不遗余力地为年轻人校对、编辑译作，还曾主编《译文》杂志。因为在他看来，翻译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开阔我们的眼界，而且可以引入“异域文术新宗”，为中国语文建设提供借鉴。鲁迅不同意郭沫若“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处女应该加以尊重”这一重创作而轻翻译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和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文坛——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中国的白璧德，中国的吉尔波丁，中国的高尔基……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很少。
创作的良性发展需要正确的批评的引导，而正确的有价值的批评不仅来自对作品本身的理解，还需要有对创作潮流、批评方法和批评概念的准确把握，对于日益融入世界文学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关注世界文化走向，更新传统的批评概念和批评方法无疑都要以充足的翻译做保障。国外优秀的创作和批评理论都需要及时翻译引进，这样，不仅我们的作家能够直接从翻译作品中获得滋养，写出更好的作品；我们的批评家也能够更准确地使用批评概念、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方向，写出更切实的文学批评，从而给创作以更好的引导。所以鲁迅谈批评也常常结合翻译问题，并认为批评家对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也有一份责任——“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鲁迅重视和强调翻译，且主张“直译”——不但要忠实地呈现原作之意，还要尽可能贴近原作的文法，鲁迅对翻译的严谨于此可见一斑，但鲁迅反对对译者、译文求全责备，他对穆木天之“译者“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即译作要完美无瑕，使后人无须再译，这一建议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不必有严峻的堡垒”，直接译或间接译，重译乃至三译、四译，都无不可，甚至“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鲁迅还指出不能完全以译文是否好懂作为评价译作好坏的标准——“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鲁迅的翻译和批评不仅凸显着他的个性和见识，也包含着他对中国现代语文建设中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 容忍“不顺”的“话”
关于翻译的主张，鲁迅在1932年6月《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有十分明确的阐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而在谈到翻译问题时，鲁迅认为以受过良好教育者为目标读者的译作，可以“宁信而不顺”：
自然，这所谓的“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而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
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坯，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会永远的，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鲁迅的翻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为中国现代语文试炼和提供“话坯”，他相信，“话”要流通开来，一要能懂，二要“顺”口。“不顺”的“话”如果好懂，人们慢慢也会接受，说得多了，就会“顺口”；假如不好懂，这“不顺”的“话”自然被会被淘汰，被踢开，但只要它试图传递给人的意思有价值，总还会有人去尝试用别的更好懂的“话”来表达，所以“不顺”的“话”不论能否流传，都不失其价值。
三 接受“四不像”的白话
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说道：
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这段话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语文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三：第一，为了保证读者理解的准确、顺畅，宁可用文言也不要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第二，某些“眼熟”的笔法，可能并不符合我们日常的表达习惯，从提高表达的生动性与准确性着眼，未尝不可以用“耳熟”之法代替“眼熟”之法；第三“四不像”的白话是在对书面语和口语综合提炼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生命力取决于它能否“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四 重视影响语文发展的社会因素
鲁迅在《不通两种》一文中说：“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除了“本身还没有通的”之外，还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而“不敢通”，“不愿通”，乃是因为“不准通”，这种由“不准通”造成的“不通”当然不是简单的语文问题，其彻底解决无疑有赖于建立起真正开放自由的话语空间。
在鲁迅看来，不光是文章的通不通与政治有关，语文的根本变革更非独仗文人之力就能实现：
多做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参以中国现代语文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不论是注音字母作为我国第一套官方公布的拼音方案获得推广，还是1922年小学教科书全部由文言改为白话；不论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解放区的大众文艺建设成果，还是建国后雷厉风行的文字改革，确实都离不开政府政令的强力推行。鲁迅对语文发展变革中政府作用的认识，体现出他超乎一般语言文字学专家的对语文问题的深刻认识。
注：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项目《鲁迅语文观及其实践》（课题编号：201103078）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郭沫若：《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穆木天：《论重译及其它》，《申报·自由谈》，1934年7月2日。
作者简介：何英，女，1972—，河北邢台人，南开大学文学院2008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中文高等教育，工作单位：河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