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多萝西·格林是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格林在70年代感受到文学面临深刻危机，指出危机的根源是科学至上与理论化：她认为，科学主义（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窒息了鲜活的文学，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崇尚颠覆，因此把文学批评带入绝境。格林认为文学的真正出路在于关注文学本身，就澳大利亚而言，澳文学的出路在于回归西方的人文主义批评传统，重视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维度。格林的许多批评观点在文学理论退热后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多萝西·格林；文学批评；科学至上；“理论”；道德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2-0063-07
多萝西·格林（Dorothy Auchterlonie Green，1915-1991） 生于英国，是当代澳大利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格林一生著述颇丰，如《万花筒》（Kaleidoscope，1940）、《海豚》（The Dolphin，1967）和二卷诗集，但她最主要的成就还是文学批评。她一生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她为《精神的堕落：E.L.格兰特·沃森》（Descent of Spirit： E.L.Grant Watson，1990）一书撰写前言并对沃森的作品进行评论。格林于1973和1974年连续两年因撰写《被缚的尤利西斯：亨利·汉德尔·理查森及其小说研究》（Ulysses Bound： A Study of Henry Handel Richardson and her Fiction，1973）这部作品获奖，其中，1973年获芭芭拉·拉姆斯登奖（Barbara Ramsden Award），次年获詹姆斯·库克大学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奖基金（James Cook University’s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Award）。此外，她还重新修订了H.M.格林（H.M.Green）的《澳大利亚文学史，1789-1950》（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1789-1950，1985），为澳大利亚文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格林结集出版的著作中，《爱之旋律》（The Music of Love，1984）和《作者·读者·批评家》（Writer Reader Critic，1991）收录了格林最主要的文章，集中体现了她的文学批评观。前者收录的主要是格林对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和马丁·博伊德（Martin Boyd）等澳大利亚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而后者不拘泥于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是从更广阔的意义上强调了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在当代澳大利亚的重要作用，以及文学在当今世界的使命。格林曾多次被邀演讲，她的演讲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后者收录的文章除了“作为社会批评家的作家”（Writers as Social Critics）之外，其它六篇文章均是由演讲稿修改而成。
多萝西·格林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占有重要席位。有批评家指出，格林是“最直言不讳的澳大利亚传统文学批评家”，她的长处“在于言辞清晰，词汇简洁而涵义丰富，以及丰沛的情感。” [1]格林作为一位敏感的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70年代感受到文学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危机的二大罪魁祸首是科学化与理论化：科学主义（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窒息了鲜活的文学，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崇尚颠覆，因此把文学批评拖入绝境。格林认为文学的真正出路在于关注文学本身，就澳大利亚而言，澳文学的出路在于回归西方的人文主义批评传统，重视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维度。
一、 反科学至上
19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掀起一场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文化阵营开始对科技产生质疑，文学与科学之间的较量在所难免。1880年在伯明翰的乔赛亚梅森爵士科学学院（伯明翰大学前身）的建院典礼上，赫胥黎发表了题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讲。这是一篇大声疾呼倡导发展科学的宣言书，就此拉开了“科学与文化”之争的序幕。紧接着，1882年，马修·阿诺德在剑桥大学“里德演讲”《文学与科学》中痛斥赫胥黎的观点，他提出对美和行为操守的关注才是生活根本意义之所在，只有广义的文学才能反映并促进这种关注。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文学道德观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这场论争久久未能平息，到了1959年，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其著名的“里德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再次提起文学与科学的对峙，他认为当代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文化，未来将属于先进的科学文化。作为对斯诺的回应，1962年，英国著名剑桥学者文学批评家利维斯作了著名的“里士满演讲”《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与斯诺针锋相对。利维斯反对“两种文化”，坚持一种文化，即文化传统。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引发了英美20世纪最有意义的争论之一，争论牵涉到如何评价工业革命和“进步”、文学的意义等重大议题。
多萝西·格林也敏锐地觉察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与科学的论战。她在七八十年代的一系列的演讲中，呼应了这一时代的主题。格林意识到，在70年代，科学如日中天，而文学却声名日下，她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化乃是罪恶之渊薮。“眼下，科学的主宰地位造成了全学科一味的理论化。所有的学科都标榜是‘科学的’，连文学与音乐也概莫能外。文学批评深陷泥潭也非一朝一夕。从文学批评这一行业开始，就拒绝承认其主观性，竭力建立客观的经典作品为其观点撑腰，只可惜未遂人意。”[2]132格林认为，科学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主要帮凶，科学的铁蹄践踏了文学的精神边界，步步紧逼，最终使文学丧失了自己的领地，成为科学的属下。格林主要从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二个方面来论述科学对文学艺术的征服。
首先，格林批判了科学方法对文学的迫害。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晚年亲眼目睹了科技的巨变，他把科技视为人类的“最高危险”，认为其危害性并不在于核战争、能源耗竭、环境污染或物种灭绝—真正的危险是科技的“思维与行动方式”[3]119。格林对此深有同感，她认为对科学实验方法的盲目崇拜是文学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但格林的观点与海德格尔略有不同。海德格尔所说的思维与行动方式主要是指科技对人类本性的残害，而格林则独辟蹊径地分析了这种思维与行动方式给文学招来的祸患：文学困境的根源不在于科技的这种方式，而是文学批评家对科学实验方法的膜拜。接着，格林详细对比了文学艺术方法与科学方法：“艺术就像人生，是关于个例的、具体的、质的，而不是数量的。……艺术家关注的是多样化、人生的复杂性、神秘性，而不是简单化。……艺术从来就不是数据的，艺术从来不讲求平均数，而是独特性。”[2]68格林的这一观点显然有着阿多诺否定性观点的痕迹，认为艺术是个体的、有差异的、独特的，而不是科学所标榜的数量的、简单化的、平均数的。但格林对此没有深入剖析，而尼采一语道破科学方法的本质：“它向往理解一切事物，向往把世上万物都变得实际、有用、可资剥削，它具有反美学的本质，其价值观念仅仅重视那些可以衡量、测定和算计的东西。”[3]677 科学方法与文学艺术方法在对待人类的态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海德格尔曾深刻揭露了科学方法的对人类犯下的罪恶。“现代科技漠视事物天然的存在权利，把它们仅仅当作进攻与征服的目标。在它面前，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估算、分析、利用并加以控制的对象。正是由于这种严重侵害事物本性的逻辑，人类被强迫进入非自然的存在，逐渐丧失本性，沦为所谓‘人道主义’的牺牲品。同时，现代科技……又勒令一切神话、宗教和传统存在方式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时代’的一切事物，只能在技术交往中得到重新构造与规定。就是说，它们必须千篇一律地展现为功能性、物质性的存在，并且成为可预测、可算计、可耗尽的技术对象。因此，现代科技绝不是什么单纯的中介或工具性力量，而是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强制性座架，是‘发展/毁灭’的真理命运。”[3]19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方法反人类、反人文主义的本质。格林说得好：“半个世纪以来，科学与商业界和军事的掌权者狼狈为奸，那套幌为人类造福的架势其实都是一出闹剧。”[2]137与科学相反，西方的文学批评从艾德蒙·威尔逊、利维斯再到哈罗德·布鲁姆，始终贯穿着一条人文主义的主线，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 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1985）中对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进行了系统梳理详见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因而，格林认为，科学的本质与文学艺术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这正是格林要反对科学方法、弘扬艺术方法的根本原因。
其次，格林引用俄罗斯19世纪思想家亚历山大·赫赞（Alexander Herzen）的观点批判了科学语言给文学带来的灾难，“现代社会最大的灾难之一就是人类被锁入抽象的牢笼，脱离了现实”[2]141。 格林紧接着批判了隐喻、概括、抽象和委婉语四种科学语言。她指出，隐喻虽能启迪心灵，但也能误导心灵；在写实验报告时，概括是一种抽象，概括实则是导向非人性的重要一步；现代战争语言中令人作呕的抽象词与委婉语显示了语言的堕落，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感情以及道德判断能力的下滑[2]142。 同样，格林也批判了科学语言对人的思想、感情及道德判断能力的损坏，揭示了科学的局限性及其对文学艺术的摧残。但格林只从四个方面来对比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未免偏颇。我们知道，科学语言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实证的认识，是一种用以表现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及特征的语言。而艺术语言是一种内向性语言，是一种用以表现发话主体的主观情感、思想、感触或价值观念等主观情绪倾向的语言。艺术语言具有意象、神韵之美，是对常规语言的超脱与偏离，它往往以“立象以尽意”来反映客观生活，描写发话主体的情和意。它遵循的不是理性逻辑，而是情感逻辑。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相去甚远，把科学语言引入文学语言，势必对文学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格林举了一个例子用以佐证，“科学总是企图解释，这和一词多义截然对立，诗人醉心于一词多义。因此，想要把科学方法用在文学上作家和批评家，就会破坏文学的独特性。”[2]136科学逻辑的核心是确定性的真理观，其目的是要把握事物的本性，把握同一性，普遍性，其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使用的是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而人文的、文化的逻辑的真理观是解释性的、多元的、个别的，它追求的是殊异性。把科学的逻辑方式强加于文学上只能扼杀文学鲜活的生命力。
然而，格林坚定的反科学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科学违背人类道德的本质：“我们人性的扭曲和陌生的一个更容易辨别的标志就是世界上几乎一半的科学家—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只满足于在核武器工厂里赚钱，设计出更加惨绝人寰的武器，只要政治家一声令下，就大规模杀戮人类。毫无疑问，许多科学家已经向魔鬼撒旦妥协，因为他们只是做自己的工作，仿佛他们的道德感已经在外科手术中被移除。科学界的腐败已经蔓延到整个知识界。”[4]7-8格林对这种道德移除的现象深恶痛绝。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通过对比古今作家的创作动机，指出科学的实用主义思想对作家的腐蚀作用。格林列举了古代文学中的歌者或游吟歌手和土著人的创作动机：通过艺术与祖先建立联系；记录历史；与更高层次的现实建立联系、宗教图腾、农业丰收、哲学思想、表达情感、启迪心灵、传承文化与教育[2] 48。而现代作家的写作目的则令人扼腕痛惜：挣钱；成为“真正的作家”、“创造”；宣传等。显然，古代的作家更注重表达人的情感与心灵，而现在的作家利欲熏心，背离了情感与人性的召唤。最后，格林提到文学艺术与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她说，“文学读者必须意识到，艺术不是必然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进步，除了音乐，乐器制造方面的进步会带来一些进步。但好的文章、好的绘画绝不依赖技术进步。”[2]111格林认为技术的进步对文学艺术没有任何促进作用，这一观点显然表明她不加分辨地对科技进步的彻底否定。总之，格林认为科学使作家盲目崇拜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科学是文学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格林认为，“没有科学，文学会走得很好。”[2]135
二、反“理论”
众所周知，文化理论出现的“黄金时代”指大约从1965年到1980年的15年间，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纷至沓来。自80 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化理论坠入低谷，除了全球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之外，基本上没有大的理论建树。一方面是理论自身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反理论的呼声越来越强，宣判理论死刑的声音不绝于耳，其间有一大批的反“理论”的著作问世80年代主要的反“理论”著作有：1985 年W.J.T.米切尔编的《反抗理论》，（该文集对 60 年代以来的理论热进行了初步检讨，并显示了“反抗理论”的姿态。）保罗·德曼的《抵制理论》（The Resistance to Theory，1986），奥尔森（Stein Haugom Olsen）的《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 Literary Theory，1987）和 T.M.卡维纳编的《理论的限度》（ 1989） 。。八十年代中期，甚至连法国结构主义大师托多罗夫都主动走出自己参与构建的封闭的理论世界，致力于介绍巴赫金的“对话原则”。到了 90 年代，反理论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90年代反“理论”的著作有： J.阿拉克等编的《理论的后果》（ 1991） 、R.布拉德夫德编的《理论状况》（ 1993） 、M.克瑞格尔的《理论体制》（ 1993） 、W.瑞特的《理论的神话》（ 1994） 、C.玻格斯的《挑战理论》（ 1999） 和M.马奎兰等编的《后理论： 批评新方向》（ 1999） 。。进入新世纪，反理论的浪潮更是不绝于耳， 进入新世纪以来，反“理论”的著作主要有： H.拉珀博特的《理论大杂烩： 黯然失色的解构》（ 2001）、威廉京·卡宁汉（Valentine Cunningham）的《理论之后的解读》（2002）、让-米歇尔·拉巴尔特（Jean Michel Rabate）的《理论的未来》（2002）和希勒斯·米勒（J.Hillis Miller）的《论文学》（On Literature，2004）等。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5年，达芙妮·帕泰（Daphne Patai）和威尔·H.柯雷尔（Will H.Corral）编写的文集《理论帝国：反“理论”文选》（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更是将“反理论”的浪潮推向顶点，两位批评家系统地梳理了从结构/后结构主义、语言转向、理论的专业化、身份问题、政治和非理性等不同角度对理论的批判，反思并批判了 20 世纪的理论现象，使“反理论”蔚为大观。详见Daphne Patai，and Will H.Corral，Theory’s Empire—An Anthology of Dissen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理论”同样刺痛了身处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家格林的神经。她也同样对大写的理论非常反感，她在七八十年代的公开演讲中就猛烈地批判过“理论”。格林对“理论”的批判首先着眼于其“官僚作风” [2]125 。她说，“如今，我们都被一长串的‘主义’弄得晕头转向。” [2]126“大写的文学理论与现实脱节，与现实没有任何指涉，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玩起了文字游戏。在理论断裂的情况下，文学理论家把作家‘放逐’，因此，作家只能假装缺场，结果读者认为作家在耍把戏，从而对作家的任何言辞都置若罔闻。” [2]125因而，作家丧失了对读者和社会的道德责任，缺乏社会责任感。她认为，理论不仅使作家丧失道德责任感，还恨不得要吞噬文学本身。“文学理论酷似官僚，它的服务对象是批评理论家，而不是作家。”[2]124
其次，格林论述了理论专业化所带来的致命后果。“20世纪70年代，专业化与劳动分工有政治经济的特点，随着专业化的崛起，而哲学家与符号学家对文学理论的挪用也是专业化的一个例子。专业人士大量散播的专业化的术语枯槁而令人生畏，作家和读者都被传染。”[2]125 这段话摘自“批评家”这篇文章，是由格林1985年的演讲改编而成。大部分理论作品故弄玄虚、令人费解、晦涩难懂。伴随着大写理论的蔓延，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分工：书评或文学新闻写作；学术批评及文学史；阐释与欣赏（部分是专业的，部分是业余的）；以及文学理论。对于理论专业化的后果，格林指出，“坚持封闭的‘纯文学’，其实就是把文学与世隔绝，其结果就是当权派从中渔利。”[2]130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一书中也曾对这种自我封闭式的分工有过类似的批判。“批评的普遍状况是：在四种类型中，无论哪一种都代表着各自的专业化和非常精确的智识劳动分工。”[5]2因此，“出现了对于专业专门技能的崇拜。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来说，专门技能往往为社会中央权威奉献或出售某种服务，这就是朱利安·班达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5]2-3萨义德在此批判了文学批评的分工，这种分工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知识分子的失职。哈佛著名学者F·O·麦西逊曾于1949年撰文《批评家的职责》，他提出，批评家不应固步自封、自我封闭，而应该置身于广阔而生动的社会生活中，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与社会保持鲜活的联系。
众所周知，英语文学批评有三种：规定性批评（prescriptive criticism）、审美的或理论性批评（aesthetic or theoretical criticism）以及描述性批评（descriptive criticism）。格林认为，“规定性批评就是所谓“创新的写作团体”所使用的贬损的招术；在批评家与哲学家分道扬镳之后，审美性批评在哲学家、符号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操纵下，再一次叱咤风云；而描述性批评在英语文学批评中最具生命力，它紧紧依靠特定的文本，从而在理论家的狂轰滥炸中幸免于难。”[2]124格林把那些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理论家视为所谓“创新的写作团体”， 把那些理论称之为“贬损的招术”，可见其憎恶的程度。与规定性的文学批评相反，格林最为推崇的是第三种：“基于细致、缜密的文本分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方法不寄生于理论，在后现代理论的侵袭下仍岿然不动。”[2]124格林一生都坚持了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批评方法，即细致的文本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格林的文学批评与标榜细读、文本分析的“新批评”有本质的区别。格林认为“新批评”所倡导的文本性抹杀了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而从这种与世隔绝的“纯”文学中渔利的恰恰是当权派。不仅如此，格林还认为“新批评”所谓的“纯”文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没有进行抽象的能力。文学使用的是语言，而语言很难与人划清界限。除了“新批评”，她还憎恶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心理分析，反对现代主义，有时也反对女性主义。她认为，“文学批评就像文学本身一样，也是文学的一部分，是热爱生命，而不是毁灭生命。”[2]146可见，她主张文学批评不能囿于文本，而是应把文本分析与时下历史、哲学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格林引用萨义德的话说，“正像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所说的，所有事件都是世界上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所有事件共享一个历史时刻，如果我们想要捍卫自由教育，我们就不能忽视人文学科所占据的历史性的世界。”[2]138澳大利亚著名文学批评家德鲁塞拉·莫德耶斯卡（Drusilla Modjeska）在《爱之旋律》的序言中写道，“格林的批评涉及宗教、民粹主义和文化独立的主题，这些主题与政治批评家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批评融合起来。”[4]3显然，格林的批评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水乳交融。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对文本分析的强调与剑桥学者F.R.李维斯非常类似，李维斯也是坚定的“反理论”者，他的批评中饱含着对生命崇敬而开放的态度，包含着对生命的极大的道德关怀。在《爱之旋律》中，格林就用道德批评方法对20多位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其间涉及了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等。不难看出，格林的反“理论”是反对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这些理论分工精细，与现实脱节，格林反“理论”的实质是坚持描述性的基于文本分析的批评方法，崇尚道德与人性。
三、道德反思
2004年伊格尔顿《理论之后》问世，用戴维·洛奇的话说，“任何在20世纪末文化战争的学术前沿参与论争的人都会竖起耳朵，欲先睹为快。”[6]52伊格尔顿在该书中他首先抨击了大写的理论，对其进行彻底评估和清算，但他并没有宣布理论终结，而是抱着对人类负责任的态度，对理论进行反思，探索理论获得新生的途径。最后，伊格尔顿通过分析认为，研究宗教和伦理学是开展理论重建的一种可能途径。其实，在伊格尔顿的著作问世前20年，格林就已经开始对后现代理论的得失进行反思，但她反思的出发点不是像伊格尔顿那样单单为了寻求理论发展的出路，而是为了为整个文学寻找出路。格林始终把对人的关怀放在文学批评的首要位置。伟大的小说必须显示出深刻的道德关怀，这是格林的一个主要出发点。格林在评论具体的小说时，常使用道德尺度以及跟道德关怀紧密相连的生活态度。细读《爱之旋律》，便能发现她的文学批评背后遵循着一些道德原则，即文学作品必须紧扣现实，要有强烈的道德感染力，要用艺术的人本主义思想来救赎人类等。格林对马丁·博伊德和帕特里克·怀特推崇备至，其首要原因是其作品中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对人生的乐观态度。 在“从亚拉格林到罗马：马丁·博伊德，1893-1972”（From Yarra Glen to Rome： Martin Boyd，1893-1972）这篇文章里，格林着重分析了博伊德的《当乌鸫鸟在歌唱》（When Blackbirds Sing）等几部作品。博伊德的作品中涉及诸多伦理问题。人类行为的道德基础是“一个母亲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也不能抛弃自己的孩子。”这体现了家庭伦理。“博伊德力劝人们不要选择死，而要选择生，不要选择不存在，而要选择存在。”[4]41这其中体现了生命伦理。格林认为博伊德的自然伦理思想也同样重要：“在博伊德看来，应该享受生命的过程，应像动物一样，与自然界和谐相处，顺应自然的本意，而不是把人的意愿强加给自然。博伊德认为，自然要顺应自然的伦理法则。这就是他谴责医学手术藐视人类感觉的原因所在。”[4]37-38不仅如此，格林认为博伊德的作品较高尔斯华绥更胜一筹，因为“与高尔斯华绥不同的是，博伊德的作品建立在坚实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这种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其实质是刘易斯（C.S.Lewis）提出的‘道’（Tao），博伊德把它称为‘经典的道德’。他不关心宗教的外在形式，而是关心其诗性真理—从死到自我再到重生的核心神话，每种真正的道德体验都有的道德震荡。这种信念的次结构在高尔斯华绥那里也是毫不存在的。”[4]25可见，格林对博伊德盛赞的原因就在于其“经典的道德”，但博伊德的道德并不是简单地把道德嵌入宗教的框架里，他只是借用宗教的伦理观。博伊德在《唯一的火焰》（A Single Flame）中阐述了他的“经典的道德”：“反对理智、真理和正义就是反对经典的道德。”[4]38
格林不仅明确地赞赏博伊德对生命的乐观态度，还对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推崇有加。她在评论怀特的自传《镜中瑕疵》（Flaws in the Glass）时说，“怀特之所以憎恨人类，也憎恨自己，是因为他热爱人类善良的一面。”[4] “在所有消极能力的背后是一种核心信念，即，爱能抚平一切创伤。”[4]65可见，格林把爱与人性的善放到了可以拯救人类的位置上，对人性的关怀昭然若揭。
不难看出，格林主张从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的角度去审视每一部文学作品。她的批评中探讨了自然伦理、家庭伦理、善与恶、生与死等重大的道德命题，其中浸润着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精神。这在追名逐利的时代显然具有警世的作用。格林指出，“文学家都要学着对生命抱着敬畏之心”[2]145，因为“人性化才是文学所要张扬的主要内容。”[2]136格林对文学发展的前景胸有成竹：“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西方文明会从当前技术和消费经济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就像曾经从自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样。”[2]12
四、 结论
文学一路伴随人类走来，历经山重水复。而如今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在科学方法的阴霾笼罩下的文学陷入最大的困境，格林以一个极负责任的文学批评家的姿态对这一困境进行反思，积极探索文学自救与救世的途径。
上文提到，格林反对“理论”的专业化霸权、画地为牢的自恋情结。面对这一现状，格林主张文学要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萨义德称之为“世俗的批评”和“业余性” 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萨义德提出 “世俗的批评” （secular criticism）和“业余性” （amateurism）。前者是针对后结构主义而发的，在萨义德看来，后结构主义一如经院哲学，陷入琐碎不堪的语言和逻辑游戏，成为一种准神学，“世俗的批评”要摆脱这种高度专业化倾向，回归世俗的历史与社会。后者旨在反对批评家画地为牢，将视野局限在专业范围内，他们应将思想的触角延伸到学术圈子之外，针对社会时局发表见解，体现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但格林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重要性。“文学是作家与读者，或说者与听者之间的伟大合作。简言之，文学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穿越时空的、伟大的、连续的交流，一切人类经验的交流。”[2]16格林对文学的定义非同寻常，她把文学的本质定位在人与人的交流之上。并且强调交流的内容要与实实在在的生活有关。“如果作家没有什么想法或经历值得交流，那么他最好停笔。文学爱好者必须要有直接经验。”[2]125格林解释了这种交流的益处。一方面，读者能够从作家那里可以欣赏到“想象、强烈的情感、智慧、鲜明的个性和风格。”[2]150另一方面，在和读者交流的过程中，作家能够寻求自我身份的确定。“济慈把艺术家看作是没有自我的变色龙，但它能进入他人的自我，甚至能进入无机生物的肌体。”[2]147格林的观点与韦恩·布思别无二致：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他自己的形象，也塑了读者的形象；他塑造读者就像塑造他的第二个自我。
在涉及澳大利亚文学这一语境中，格林意识到澳大利亚文学中读者与作家力量的失衡，不禁唏嘘不已，其一，澳大利亚读者的文化水平有限，读写能力还很欠缺：这严重地阻碍了读者与作者的合作以及澳大利亚文学未来的发展。不可否认，“在当今工业社会中，最低层次的读写水平是生存所必需的。”[2]91其二，“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往往抓住某些观点不放，而置事实于不顾。”[2]114读者和批评家都盲信别人的观点，格林希望，有良知的读者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同时，她还强调了阅读对读者个人的重要性：“要想没有人欺骗你，没有人剥夺你的权力，没有人操纵你，那么你就要博闻强识，也就是说，广泛地阅读。为了避免失之肤浅，就要细致地阅读一些有价值的书籍。”[2]111格林对读者寄予厚望：在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中，作家最需要的是读者。“澳大利亚文学中存在大量的糟粕，只需一点常识或专业知识就不攻自破。澳大利亚的作家亟需细心的读者，我们希望，这些读者能够把这些糟粕完全摒弃。”[2]115并且，“要想把文学从西方工具理性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就要走知识的道路，在文学的世界里，读的能力是踏上此路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对于西方文明的恶，把它连根拔起付之一炬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仔细地审查，看看哪些本质是好的，能自我更新，并适应新的环境。”[2]11 格林指出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过程中，读者是最薄弱的一环，要努力提高读者的读写水平澳大利亚文学整体才有望提高。像其同时代的许多民族主义批评家，如万斯·帕默（Vance Palmer）、P.R.史蒂文森（Stevenson）一样，格林抱着对澳大利亚文学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批评，对文学艺术寄予崇高的希望，她赞美伟大的文学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有改良澳大利亚社会的作用，试图通过文学解除澳大利亚民族的困境。格林是一个非常具有责任感的批评家，她认为，文学仅仅自救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承担起救世的责任。“艺术的主要功能是使全人类都能承受生命，并憧憬未来。”[2]148格林把艺术提高到人类生命的层面，可见其对文学艺术的赞美与褒扬：艺术可以让人热情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艺术是纯粹的娱乐；艺术能表达自我；艺术可以用来沟通和交流。很明显，格林把艺术提高到人的本质的层面来考虑，强调艺术与人类灵魂之间的呼应与共建，其间摒弃了干瘪的实用的工具理性，还给人类一个鲜活的、互动的、永恒的、能够承受生命之重的人生。格林始终恪守对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她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性，用伦理关系渗透文学批评，给人深刻的启示。
尼采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与科学人相比），艺术家对于现实和功利的漠视，反倒成了一种生命力的标志。他们的非理性，他们对自我的嘲弄，他们对永恒价值的冷漠，他们对游戏的郑重其事……方兴未艾的艺术家，日薄西山的艺术家，他们是否代表一种即将兴起的普遍现象呢？格林的理论也许是对世纪初的一种回应。
但不可否认，格林的文学批评也有自身的盲点。她彻底否定科学，否定后现代理论对文学研究提供的方法沦，未免有失偏颇。如果格林能够看到如今科技的发展对文学的普及和人类文化的传播所做的贡献时，也许会减少对科学的抵触情绪。但总的说来，格林还是一位负责任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她指出澳大利亚文学当前的困境，并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在这当前还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格林为未来设计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如果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建议人类重新思考自我，那么他们就在黑暗里点燃了一丝希望。一个作家可以有幸指明道路，读者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挖苦或不理不睬，批评家与作家、读者携手给文学一个推动力，然后文学批评才能更上一层楼。”[2]152
参考文献：
[1]Ken Stewart.Australian criticism in “transition”[J].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1993，16（1）：1.
[2]Dorothy Green.Writer Reader Critic[M].Leichhardt： Primavera Press，1991.
[3]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4]Dorothy Green.The Music of Love[M].Victoria：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Ltd，1984.
[5]陆建德.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文版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9.
[6]戴维·洛奇.向这一切说再见—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J].国外理论动态，2006（11）： 52.
关键词：多萝西·格林；文学批评；科学至上；“理论”；道德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2-0063-07
多萝西·格林（Dorothy Auchterlonie Green，1915-1991） 生于英国，是当代澳大利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格林一生著述颇丰，如《万花筒》（Kaleidoscope，1940）、《海豚》（The Dolphin，1967）和二卷诗集，但她最主要的成就还是文学批评。她一生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她为《精神的堕落：E.L.格兰特·沃森》（Descent of Spirit： E.L.Grant Watson，1990）一书撰写前言并对沃森的作品进行评论。格林于1973和1974年连续两年因撰写《被缚的尤利西斯：亨利·汉德尔·理查森及其小说研究》（Ulysses Bound： A Study of Henry Handel Richardson and her Fiction，1973）这部作品获奖，其中，1973年获芭芭拉·拉姆斯登奖（Barbara Ramsden Award），次年获詹姆斯·库克大学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奖基金（James Cook University’s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Award）。此外，她还重新修订了H.M.格林（H.M.Green）的《澳大利亚文学史，1789-1950》（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1789-1950，1985），为澳大利亚文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格林结集出版的著作中，《爱之旋律》（The Music of Love，1984）和《作者·读者·批评家》（Writer Reader Critic，1991）收录了格林最主要的文章，集中体现了她的文学批评观。前者收录的主要是格林对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和马丁·博伊德（Martin Boyd）等澳大利亚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而后者不拘泥于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是从更广阔的意义上强调了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在当代澳大利亚的重要作用，以及文学在当今世界的使命。格林曾多次被邀演讲，她的演讲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后者收录的文章除了“作为社会批评家的作家”（Writers as Social Critics）之外，其它六篇文章均是由演讲稿修改而成。
多萝西·格林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占有重要席位。有批评家指出，格林是“最直言不讳的澳大利亚传统文学批评家”，她的长处“在于言辞清晰，词汇简洁而涵义丰富，以及丰沛的情感。” [1]格林作为一位敏感的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70年代感受到文学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危机的二大罪魁祸首是科学化与理论化：科学主义（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窒息了鲜活的文学，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崇尚颠覆，因此把文学批评拖入绝境。格林认为文学的真正出路在于关注文学本身，就澳大利亚而言，澳文学的出路在于回归西方的人文主义批评传统，重视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维度。
一、 反科学至上
19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掀起一场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文化阵营开始对科技产生质疑，文学与科学之间的较量在所难免。1880年在伯明翰的乔赛亚梅森爵士科学学院（伯明翰大学前身）的建院典礼上，赫胥黎发表了题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讲。这是一篇大声疾呼倡导发展科学的宣言书，就此拉开了“科学与文化”之争的序幕。紧接着，1882年，马修·阿诺德在剑桥大学“里德演讲”《文学与科学》中痛斥赫胥黎的观点，他提出对美和行为操守的关注才是生活根本意义之所在，只有广义的文学才能反映并促进这种关注。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文学道德观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这场论争久久未能平息，到了1959年，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其著名的“里德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再次提起文学与科学的对峙，他认为当代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文化，未来将属于先进的科学文化。作为对斯诺的回应，1962年，英国著名剑桥学者文学批评家利维斯作了著名的“里士满演讲”《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与斯诺针锋相对。利维斯反对“两种文化”，坚持一种文化，即文化传统。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引发了英美20世纪最有意义的争论之一，争论牵涉到如何评价工业革命和“进步”、文学的意义等重大议题。
多萝西·格林也敏锐地觉察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与科学的论战。她在七八十年代的一系列的演讲中，呼应了这一时代的主题。格林意识到，在70年代，科学如日中天，而文学却声名日下，她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化乃是罪恶之渊薮。“眼下，科学的主宰地位造成了全学科一味的理论化。所有的学科都标榜是‘科学的’，连文学与音乐也概莫能外。文学批评深陷泥潭也非一朝一夕。从文学批评这一行业开始，就拒绝承认其主观性，竭力建立客观的经典作品为其观点撑腰，只可惜未遂人意。”[2]132格林认为，科学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主要帮凶，科学的铁蹄践踏了文学的精神边界，步步紧逼，最终使文学丧失了自己的领地，成为科学的属下。格林主要从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二个方面来论述科学对文学艺术的征服。
首先，格林批判了科学方法对文学的迫害。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晚年亲眼目睹了科技的巨变，他把科技视为人类的“最高危险”，认为其危害性并不在于核战争、能源耗竭、环境污染或物种灭绝—真正的危险是科技的“思维与行动方式”[3]119。格林对此深有同感，她认为对科学实验方法的盲目崇拜是文学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但格林的观点与海德格尔略有不同。海德格尔所说的思维与行动方式主要是指科技对人类本性的残害，而格林则独辟蹊径地分析了这种思维与行动方式给文学招来的祸患：文学困境的根源不在于科技的这种方式，而是文学批评家对科学实验方法的膜拜。接着，格林详细对比了文学艺术方法与科学方法：“艺术就像人生，是关于个例的、具体的、质的，而不是数量的。……艺术家关注的是多样化、人生的复杂性、神秘性，而不是简单化。……艺术从来就不是数据的，艺术从来不讲求平均数，而是独特性。”[2]68格林的这一观点显然有着阿多诺否定性观点的痕迹，认为艺术是个体的、有差异的、独特的，而不是科学所标榜的数量的、简单化的、平均数的。但格林对此没有深入剖析，而尼采一语道破科学方法的本质：“它向往理解一切事物，向往把世上万物都变得实际、有用、可资剥削，它具有反美学的本质，其价值观念仅仅重视那些可以衡量、测定和算计的东西。”[3]677 科学方法与文学艺术方法在对待人类的态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海德格尔曾深刻揭露了科学方法的对人类犯下的罪恶。“现代科技漠视事物天然的存在权利，把它们仅仅当作进攻与征服的目标。在它面前，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估算、分析、利用并加以控制的对象。正是由于这种严重侵害事物本性的逻辑，人类被强迫进入非自然的存在，逐渐丧失本性，沦为所谓‘人道主义’的牺牲品。同时，现代科技……又勒令一切神话、宗教和传统存在方式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时代’的一切事物，只能在技术交往中得到重新构造与规定。就是说，它们必须千篇一律地展现为功能性、物质性的存在，并且成为可预测、可算计、可耗尽的技术对象。因此，现代科技绝不是什么单纯的中介或工具性力量，而是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强制性座架，是‘发展/毁灭’的真理命运。”[3]19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方法反人类、反人文主义的本质。格林说得好：“半个世纪以来，科学与商业界和军事的掌权者狼狈为奸，那套幌为人类造福的架势其实都是一出闹剧。”[2]137与科学相反，西方的文学批评从艾德蒙·威尔逊、利维斯再到哈罗德·布鲁姆，始终贯穿着一条人文主义的主线，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 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1985）中对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进行了系统梳理详见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因而，格林认为，科学的本质与文学艺术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这正是格林要反对科学方法、弘扬艺术方法的根本原因。
其次，格林引用俄罗斯19世纪思想家亚历山大·赫赞（Alexander Herzen）的观点批判了科学语言给文学带来的灾难，“现代社会最大的灾难之一就是人类被锁入抽象的牢笼，脱离了现实”[2]141。 格林紧接着批判了隐喻、概括、抽象和委婉语四种科学语言。她指出，隐喻虽能启迪心灵，但也能误导心灵；在写实验报告时，概括是一种抽象，概括实则是导向非人性的重要一步；现代战争语言中令人作呕的抽象词与委婉语显示了语言的堕落，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感情以及道德判断能力的下滑[2]142。 同样，格林也批判了科学语言对人的思想、感情及道德判断能力的损坏，揭示了科学的局限性及其对文学艺术的摧残。但格林只从四个方面来对比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未免偏颇。我们知道，科学语言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实证的认识，是一种用以表现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及特征的语言。而艺术语言是一种内向性语言，是一种用以表现发话主体的主观情感、思想、感触或价值观念等主观情绪倾向的语言。艺术语言具有意象、神韵之美，是对常规语言的超脱与偏离，它往往以“立象以尽意”来反映客观生活，描写发话主体的情和意。它遵循的不是理性逻辑，而是情感逻辑。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相去甚远，把科学语言引入文学语言，势必对文学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格林举了一个例子用以佐证，“科学总是企图解释，这和一词多义截然对立，诗人醉心于一词多义。因此，想要把科学方法用在文学上作家和批评家，就会破坏文学的独特性。”[2]136科学逻辑的核心是确定性的真理观，其目的是要把握事物的本性，把握同一性，普遍性，其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使用的是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而人文的、文化的逻辑的真理观是解释性的、多元的、个别的，它追求的是殊异性。把科学的逻辑方式强加于文学上只能扼杀文学鲜活的生命力。
然而，格林坚定的反科学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科学违背人类道德的本质：“我们人性的扭曲和陌生的一个更容易辨别的标志就是世界上几乎一半的科学家—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只满足于在核武器工厂里赚钱，设计出更加惨绝人寰的武器，只要政治家一声令下，就大规模杀戮人类。毫无疑问，许多科学家已经向魔鬼撒旦妥协，因为他们只是做自己的工作，仿佛他们的道德感已经在外科手术中被移除。科学界的腐败已经蔓延到整个知识界。”[4]7-8格林对这种道德移除的现象深恶痛绝。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通过对比古今作家的创作动机，指出科学的实用主义思想对作家的腐蚀作用。格林列举了古代文学中的歌者或游吟歌手和土著人的创作动机：通过艺术与祖先建立联系；记录历史；与更高层次的现实建立联系、宗教图腾、农业丰收、哲学思想、表达情感、启迪心灵、传承文化与教育[2] 48。而现代作家的写作目的则令人扼腕痛惜：挣钱；成为“真正的作家”、“创造”；宣传等。显然，古代的作家更注重表达人的情感与心灵，而现在的作家利欲熏心，背离了情感与人性的召唤。最后，格林提到文学艺术与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她说，“文学读者必须意识到，艺术不是必然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进步，除了音乐，乐器制造方面的进步会带来一些进步。但好的文章、好的绘画绝不依赖技术进步。”[2]111格林认为技术的进步对文学艺术没有任何促进作用，这一观点显然表明她不加分辨地对科技进步的彻底否定。总之，格林认为科学使作家盲目崇拜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科学是文学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格林认为，“没有科学，文学会走得很好。”[2]135
二、反“理论”
众所周知，文化理论出现的“黄金时代”指大约从1965年到1980年的15年间，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纷至沓来。自80 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化理论坠入低谷，除了全球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之外，基本上没有大的理论建树。一方面是理论自身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反理论的呼声越来越强，宣判理论死刑的声音不绝于耳，其间有一大批的反“理论”的著作问世80年代主要的反“理论”著作有：1985 年W.J.T.米切尔编的《反抗理论》，（该文集对 60 年代以来的理论热进行了初步检讨，并显示了“反抗理论”的姿态。）保罗·德曼的《抵制理论》（The Resistance to Theory，1986），奥尔森（Stein Haugom Olsen）的《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 Literary Theory，1987）和 T.M.卡维纳编的《理论的限度》（ 1989） 。。八十年代中期，甚至连法国结构主义大师托多罗夫都主动走出自己参与构建的封闭的理论世界，致力于介绍巴赫金的“对话原则”。到了 90 年代，反理论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90年代反“理论”的著作有： J.阿拉克等编的《理论的后果》（ 1991） 、R.布拉德夫德编的《理论状况》（ 1993） 、M.克瑞格尔的《理论体制》（ 1993） 、W.瑞特的《理论的神话》（ 1994） 、C.玻格斯的《挑战理论》（ 1999） 和M.马奎兰等编的《后理论： 批评新方向》（ 1999） 。。进入新世纪，反理论的浪潮更是不绝于耳， 进入新世纪以来，反“理论”的著作主要有： H.拉珀博特的《理论大杂烩： 黯然失色的解构》（ 2001）、威廉京·卡宁汉（Valentine Cunningham）的《理论之后的解读》（2002）、让-米歇尔·拉巴尔特（Jean Michel Rabate）的《理论的未来》（2002）和希勒斯·米勒（J.Hillis Miller）的《论文学》（On Literature，2004）等。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5年，达芙妮·帕泰（Daphne Patai）和威尔·H.柯雷尔（Will H.Corral）编写的文集《理论帝国：反“理论”文选》（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更是将“反理论”的浪潮推向顶点，两位批评家系统地梳理了从结构/后结构主义、语言转向、理论的专业化、身份问题、政治和非理性等不同角度对理论的批判，反思并批判了 20 世纪的理论现象，使“反理论”蔚为大观。详见Daphne Patai，and Will H.Corral，Theory’s Empire—An Anthology of Dissen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理论”同样刺痛了身处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家格林的神经。她也同样对大写的理论非常反感，她在七八十年代的公开演讲中就猛烈地批判过“理论”。格林对“理论”的批判首先着眼于其“官僚作风” [2]125 。她说，“如今，我们都被一长串的‘主义’弄得晕头转向。” [2]126“大写的文学理论与现实脱节，与现实没有任何指涉，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玩起了文字游戏。在理论断裂的情况下，文学理论家把作家‘放逐’，因此，作家只能假装缺场，结果读者认为作家在耍把戏，从而对作家的任何言辞都置若罔闻。” [2]125因而，作家丧失了对读者和社会的道德责任，缺乏社会责任感。她认为，理论不仅使作家丧失道德责任感，还恨不得要吞噬文学本身。“文学理论酷似官僚，它的服务对象是批评理论家，而不是作家。”[2]124
其次，格林论述了理论专业化所带来的致命后果。“20世纪70年代，专业化与劳动分工有政治经济的特点，随着专业化的崛起，而哲学家与符号学家对文学理论的挪用也是专业化的一个例子。专业人士大量散播的专业化的术语枯槁而令人生畏，作家和读者都被传染。”[2]125 这段话摘自“批评家”这篇文章，是由格林1985年的演讲改编而成。大部分理论作品故弄玄虚、令人费解、晦涩难懂。伴随着大写理论的蔓延，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分工：书评或文学新闻写作；学术批评及文学史；阐释与欣赏（部分是专业的，部分是业余的）；以及文学理论。对于理论专业化的后果，格林指出，“坚持封闭的‘纯文学’，其实就是把文学与世隔绝，其结果就是当权派从中渔利。”[2]130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一书中也曾对这种自我封闭式的分工有过类似的批判。“批评的普遍状况是：在四种类型中，无论哪一种都代表着各自的专业化和非常精确的智识劳动分工。”[5]2因此，“出现了对于专业专门技能的崇拜。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来说，专门技能往往为社会中央权威奉献或出售某种服务，这就是朱利安·班达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5]2-3萨义德在此批判了文学批评的分工，这种分工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知识分子的失职。哈佛著名学者F·O·麦西逊曾于1949年撰文《批评家的职责》，他提出，批评家不应固步自封、自我封闭，而应该置身于广阔而生动的社会生活中，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与社会保持鲜活的联系。
众所周知，英语文学批评有三种：规定性批评（prescriptive criticism）、审美的或理论性批评（aesthetic or theoretical criticism）以及描述性批评（descriptive criticism）。格林认为，“规定性批评就是所谓“创新的写作团体”所使用的贬损的招术；在批评家与哲学家分道扬镳之后，审美性批评在哲学家、符号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操纵下，再一次叱咤风云；而描述性批评在英语文学批评中最具生命力，它紧紧依靠特定的文本，从而在理论家的狂轰滥炸中幸免于难。”[2]124格林把那些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理论家视为所谓“创新的写作团体”， 把那些理论称之为“贬损的招术”，可见其憎恶的程度。与规定性的文学批评相反，格林最为推崇的是第三种：“基于细致、缜密的文本分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方法不寄生于理论，在后现代理论的侵袭下仍岿然不动。”[2]124格林一生都坚持了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批评方法，即细致的文本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格林的文学批评与标榜细读、文本分析的“新批评”有本质的区别。格林认为“新批评”所倡导的文本性抹杀了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而从这种与世隔绝的“纯”文学中渔利的恰恰是当权派。不仅如此，格林还认为“新批评”所谓的“纯”文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没有进行抽象的能力。文学使用的是语言，而语言很难与人划清界限。除了“新批评”，她还憎恶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心理分析，反对现代主义，有时也反对女性主义。她认为，“文学批评就像文学本身一样，也是文学的一部分，是热爱生命，而不是毁灭生命。”[2]146可见，她主张文学批评不能囿于文本，而是应把文本分析与时下历史、哲学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格林引用萨义德的话说，“正像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所说的，所有事件都是世界上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所有事件共享一个历史时刻，如果我们想要捍卫自由教育，我们就不能忽视人文学科所占据的历史性的世界。”[2]138澳大利亚著名文学批评家德鲁塞拉·莫德耶斯卡（Drusilla Modjeska）在《爱之旋律》的序言中写道，“格林的批评涉及宗教、民粹主义和文化独立的主题，这些主题与政治批评家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批评融合起来。”[4]3显然，格林的批评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水乳交融。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对文本分析的强调与剑桥学者F.R.李维斯非常类似，李维斯也是坚定的“反理论”者，他的批评中饱含着对生命崇敬而开放的态度，包含着对生命的极大的道德关怀。在《爱之旋律》中，格林就用道德批评方法对20多位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其间涉及了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等。不难看出，格林的反“理论”是反对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这些理论分工精细，与现实脱节，格林反“理论”的实质是坚持描述性的基于文本分析的批评方法，崇尚道德与人性。
三、道德反思
2004年伊格尔顿《理论之后》问世，用戴维·洛奇的话说，“任何在20世纪末文化战争的学术前沿参与论争的人都会竖起耳朵，欲先睹为快。”[6]52伊格尔顿在该书中他首先抨击了大写的理论，对其进行彻底评估和清算，但他并没有宣布理论终结，而是抱着对人类负责任的态度，对理论进行反思，探索理论获得新生的途径。最后，伊格尔顿通过分析认为，研究宗教和伦理学是开展理论重建的一种可能途径。其实，在伊格尔顿的著作问世前20年，格林就已经开始对后现代理论的得失进行反思，但她反思的出发点不是像伊格尔顿那样单单为了寻求理论发展的出路，而是为了为整个文学寻找出路。格林始终把对人的关怀放在文学批评的首要位置。伟大的小说必须显示出深刻的道德关怀，这是格林的一个主要出发点。格林在评论具体的小说时，常使用道德尺度以及跟道德关怀紧密相连的生活态度。细读《爱之旋律》，便能发现她的文学批评背后遵循着一些道德原则，即文学作品必须紧扣现实，要有强烈的道德感染力，要用艺术的人本主义思想来救赎人类等。格林对马丁·博伊德和帕特里克·怀特推崇备至，其首要原因是其作品中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对人生的乐观态度。 在“从亚拉格林到罗马：马丁·博伊德，1893-1972”（From Yarra Glen to Rome： Martin Boyd，1893-1972）这篇文章里，格林着重分析了博伊德的《当乌鸫鸟在歌唱》（When Blackbirds Sing）等几部作品。博伊德的作品中涉及诸多伦理问题。人类行为的道德基础是“一个母亲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也不能抛弃自己的孩子。”这体现了家庭伦理。“博伊德力劝人们不要选择死，而要选择生，不要选择不存在，而要选择存在。”[4]41这其中体现了生命伦理。格林认为博伊德的自然伦理思想也同样重要：“在博伊德看来，应该享受生命的过程，应像动物一样，与自然界和谐相处，顺应自然的本意，而不是把人的意愿强加给自然。博伊德认为，自然要顺应自然的伦理法则。这就是他谴责医学手术藐视人类感觉的原因所在。”[4]37-38不仅如此，格林认为博伊德的作品较高尔斯华绥更胜一筹，因为“与高尔斯华绥不同的是，博伊德的作品建立在坚实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这种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其实质是刘易斯（C.S.Lewis）提出的‘道’（Tao），博伊德把它称为‘经典的道德’。他不关心宗教的外在形式，而是关心其诗性真理—从死到自我再到重生的核心神话，每种真正的道德体验都有的道德震荡。这种信念的次结构在高尔斯华绥那里也是毫不存在的。”[4]25可见，格林对博伊德盛赞的原因就在于其“经典的道德”，但博伊德的道德并不是简单地把道德嵌入宗教的框架里，他只是借用宗教的伦理观。博伊德在《唯一的火焰》（A Single Flame）中阐述了他的“经典的道德”：“反对理智、真理和正义就是反对经典的道德。”[4]38
格林不仅明确地赞赏博伊德对生命的乐观态度，还对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推崇有加。她在评论怀特的自传《镜中瑕疵》（Flaws in the Glass）时说，“怀特之所以憎恨人类，也憎恨自己，是因为他热爱人类善良的一面。”[4] “在所有消极能力的背后是一种核心信念，即，爱能抚平一切创伤。”[4]65可见，格林把爱与人性的善放到了可以拯救人类的位置上，对人性的关怀昭然若揭。
不难看出，格林主张从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的角度去审视每一部文学作品。她的批评中探讨了自然伦理、家庭伦理、善与恶、生与死等重大的道德命题，其中浸润着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精神。这在追名逐利的时代显然具有警世的作用。格林指出，“文学家都要学着对生命抱着敬畏之心”[2]145，因为“人性化才是文学所要张扬的主要内容。”[2]136格林对文学发展的前景胸有成竹：“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西方文明会从当前技术和消费经济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就像曾经从自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样。”[2]12
四、 结论
文学一路伴随人类走来，历经山重水复。而如今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在科学方法的阴霾笼罩下的文学陷入最大的困境，格林以一个极负责任的文学批评家的姿态对这一困境进行反思，积极探索文学自救与救世的途径。
上文提到，格林反对“理论”的专业化霸权、画地为牢的自恋情结。面对这一现状，格林主张文学要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萨义德称之为“世俗的批评”和“业余性” 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萨义德提出 “世俗的批评” （secular criticism）和“业余性” （amateurism）。前者是针对后结构主义而发的，在萨义德看来，后结构主义一如经院哲学，陷入琐碎不堪的语言和逻辑游戏，成为一种准神学，“世俗的批评”要摆脱这种高度专业化倾向，回归世俗的历史与社会。后者旨在反对批评家画地为牢，将视野局限在专业范围内，他们应将思想的触角延伸到学术圈子之外，针对社会时局发表见解，体现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但格林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重要性。“文学是作家与读者，或说者与听者之间的伟大合作。简言之，文学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穿越时空的、伟大的、连续的交流，一切人类经验的交流。”[2]16格林对文学的定义非同寻常，她把文学的本质定位在人与人的交流之上。并且强调交流的内容要与实实在在的生活有关。“如果作家没有什么想法或经历值得交流，那么他最好停笔。文学爱好者必须要有直接经验。”[2]125格林解释了这种交流的益处。一方面，读者能够从作家那里可以欣赏到“想象、强烈的情感、智慧、鲜明的个性和风格。”[2]150另一方面，在和读者交流的过程中，作家能够寻求自我身份的确定。“济慈把艺术家看作是没有自我的变色龙，但它能进入他人的自我，甚至能进入无机生物的肌体。”[2]147格林的观点与韦恩·布思别无二致：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他自己的形象，也塑了读者的形象；他塑造读者就像塑造他的第二个自我。
在涉及澳大利亚文学这一语境中，格林意识到澳大利亚文学中读者与作家力量的失衡，不禁唏嘘不已，其一，澳大利亚读者的文化水平有限，读写能力还很欠缺：这严重地阻碍了读者与作者的合作以及澳大利亚文学未来的发展。不可否认，“在当今工业社会中，最低层次的读写水平是生存所必需的。”[2]91其二，“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往往抓住某些观点不放，而置事实于不顾。”[2]114读者和批评家都盲信别人的观点，格林希望，有良知的读者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同时，她还强调了阅读对读者个人的重要性：“要想没有人欺骗你，没有人剥夺你的权力，没有人操纵你，那么你就要博闻强识，也就是说，广泛地阅读。为了避免失之肤浅，就要细致地阅读一些有价值的书籍。”[2]111格林对读者寄予厚望：在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中，作家最需要的是读者。“澳大利亚文学中存在大量的糟粕，只需一点常识或专业知识就不攻自破。澳大利亚的作家亟需细心的读者，我们希望，这些读者能够把这些糟粕完全摒弃。”[2]115并且，“要想把文学从西方工具理性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就要走知识的道路，在文学的世界里，读的能力是踏上此路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对于西方文明的恶，把它连根拔起付之一炬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仔细地审查，看看哪些本质是好的，能自我更新，并适应新的环境。”[2]11 格林指出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过程中，读者是最薄弱的一环，要努力提高读者的读写水平澳大利亚文学整体才有望提高。像其同时代的许多民族主义批评家，如万斯·帕默（Vance Palmer）、P.R.史蒂文森（Stevenson）一样，格林抱着对澳大利亚文学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批评，对文学艺术寄予崇高的希望，她赞美伟大的文学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有改良澳大利亚社会的作用，试图通过文学解除澳大利亚民族的困境。格林是一个非常具有责任感的批评家，她认为，文学仅仅自救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承担起救世的责任。“艺术的主要功能是使全人类都能承受生命，并憧憬未来。”[2]148格林把艺术提高到人类生命的层面，可见其对文学艺术的赞美与褒扬：艺术可以让人热情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艺术是纯粹的娱乐；艺术能表达自我；艺术可以用来沟通和交流。很明显，格林把艺术提高到人的本质的层面来考虑，强调艺术与人类灵魂之间的呼应与共建，其间摒弃了干瘪的实用的工具理性，还给人类一个鲜活的、互动的、永恒的、能够承受生命之重的人生。格林始终恪守对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她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性，用伦理关系渗透文学批评，给人深刻的启示。
尼采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与科学人相比），艺术家对于现实和功利的漠视，反倒成了一种生命力的标志。他们的非理性，他们对自我的嘲弄，他们对永恒价值的冷漠，他们对游戏的郑重其事……方兴未艾的艺术家，日薄西山的艺术家，他们是否代表一种即将兴起的普遍现象呢？格林的理论也许是对世纪初的一种回应。
但不可否认，格林的文学批评也有自身的盲点。她彻底否定科学，否定后现代理论对文学研究提供的方法沦，未免有失偏颇。如果格林能够看到如今科技的发展对文学的普及和人类文化的传播所做的贡献时，也许会减少对科学的抵触情绪。但总的说来，格林还是一位负责任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她指出澳大利亚文学当前的困境，并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在这当前还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格林为未来设计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如果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建议人类重新思考自我，那么他们就在黑暗里点燃了一丝希望。一个作家可以有幸指明道路，读者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挖苦或不理不睬，批评家与作家、读者携手给文学一个推动力，然后文学批评才能更上一层楼。”[2]152
参考文献：
[1]Ken Stewart.Australian criticism in “transition”[J].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1993，16（1）：1.
[2]Dorothy Green.Writer Reader Critic[M].Leichhardt： Primavera Press，1991.
[3]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4]Dorothy Green.The Music of Love[M].Victoria：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Ltd，1984.
[5]陆建德.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文版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9.
[6]戴维·洛奇.向这一切说再见—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J].国外理论动态，2006（11）：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