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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生涯中的一章
一九七○年三月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我在南方一个大城市的正式监狱里呆了两年八个月。一九三九年夏季在江西、一九四○年冬季在湖南、一九四六年冬季在广州，三次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魔掌，总算幸运，在解放前我没有被关进国民党的监狱。到了七十年代，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林彪、“四人帮”的爪牙将我投入社会主义祖国的监狱。
当我双手扣上手铐，被两个年青人挟持着塞进一辆“喜临门”①小轿车驶向看守所的时候，心情一点也不激动，甚至可以说非常平静。我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失去自由了！自由意味着什么呢？和家人团叙，和朋友交谈，在大街上自由地来往，阳光，月亮，鲜花，野草，……这一切极其平常的东西从我的生活中剥夺去了。有甚么办法呢？我没有办法抗拒，坐在我身旁的两个年青人的衣袋里有坚硬的东西顶着我的腰，我知道那是手枪。我要是企图从疾驶的汽车中逃出来，即使可能跳出汽车，不是摔死就是丧生于枪弹之下。而且这种行为将被当作我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的证据。那时候想不到后来会平反、昭雪，举行追悼会，即使预先告诉我，我也决不为了死后得到平反、昭雪和追悼会而付出生命作代价。
走完了看守所狭窄的铁梯，上了二楼，经过单调的灰色水泥甬道，管教员打开一扇沉重厚实的门，我被推进了这个牢房。门关上了，接着是金属碰撞的声音，那是关上门闩、加锁的声音。从这一天开始，我在第45号牢房开始了监狱生涯，我已经没有了姓名，我的“犯号”是“0453”。45号的面积大约二十五平方米，有一个很高很小的窗口，牢房里的犯人，绝大部分是年青人，当时我刚好五十岁，是45号里年纪最大的犯人。进监狱后的两三个星期，精神上失去了平衡，整天考虑着将会怎样结束自己的一生。按照那天将我宣布“逮捕法办”的理由，可以判我死刑，应该“立即执行”，也可以判无期徒刑、二十年有期徒刑，最乐观的估计也得判五年。当时的法律是捉摸不定的。啊，五年，到那时候即使恢复自由，仍然是“劳改释放犯”，这是一个终生的称号！……我每天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实在太单调了，单调到使我感到厌倦，而且也思索不出结果，最后也就渐渐不去思索，加上比较适应了监狱的生活方式，我恢复了读书的习惯。当时只带了两本书进监狱，一本是四卷一册的《毛泽东选集》，一本是我自己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两本“小红书”装订在一起的特别厚的“小红书”。
在监狱里不仅允许犯人看《毛泽东选集》和“小红书”，而且指定犯人必须要看和要朗读这两本书。每天都在庄严的仪式中开始读书。早上起来收拾铺盖之后，每个犯人靠墙坐着，将“小红书”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面前，然后由一个管教员指定的犯人(正式职称是“召集人”)带领大家读“老三篇”，更多的时候是大家一同朗读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其中有些警句是旨在提醒每一个犯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点也没有错，五十岁被关进监狱，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我毕竟不是国民党的将军。我觉得有点悲哀，因为我确实被当作反革命关在监狱里。有时又觉得好笑，杜聿明一九四八年冬天在淮海战役中被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包围着面临覆灭的时候，我正在香港《文汇报》以“张得标”的笔名写军事评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欢呼。可是，现在我被当作是杜聿明。历史真会作弄人。
早上集体读书的仪式，到九时半左右结束，因为快要开早饭，必须要为迎接每天的第一顿饭作好准备。犯人们早就想吃饭，早饭距离昨天的晚饭将近十八个小时，已经给饥饿折磨够了。吃完了这顿渴望了十八个小时的早饭，要到下午四时半才吃晚饭，这七个小时是可以自己利用的，其中有两小时规定午睡，也可以不睡，可是不能谈话或影响别人午睡。有些严厉的管教员从牢门的窥视孔②看见有不睡的，会命令犯人睡下。大多数管教员对于个别不午睡的犯人并不干涉。对我来说，这七小时是极其宝贵的读书时间。特别是午睡的两小时，牢房内安静极了，阳光从很高的小窗户照射进来，又是光线最好的时间。我在监狱两年半的时间内读书、写笔记，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最近两年从报纸上读到过一些文章，描写和“四人帮”斗争的英雄人物晚上在牢房里写东西，我怀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牢房只有一支五瓦的昏暗的电灯，为了防止犯人用电自杀，电灯吊得很高，通宵亮着，便于管教员从窥视孔监视犯人的动静，响过睡觉铃声之后不睡觉是违反狱规的。在我呆的那个监狱里，犯人不可能晚上写东西。
我决心开始读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小红书”，就重读《毛泽东选集》。我认真地从第一卷读起，一篇一篇地读下去，在书页空白的地方做索引、题注。读《毛泽东选集》是神圣的事情，没有别人干扰，谁都害怕承担“破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这七小时我过得十分安静，谁也不来打搅我。四卷的正文读完以后，我又专门读注释。最后，将注释分门别类，做了摘记，使我有了一本自己编的袖珍百科全书。
进了监狱半年之后，第一次得到准许通知家人送东西来。管教员发给每个犯人一张“顾送卡”③，实际上是一张铅印的明信片，一面是铅印的表格，按照监狱的规定填写要家人送来的物品和数量，另一面是用来写收件人地址姓名和贴邮票的。规定可以送的东西包括衣服、日用品、书和文具，普通药品，吃的东西只许可送一斤白糖。我知道家里非常穷困，但毕竟还没有失去自由——其实这只是我的猜测，幸亏没有猜错——，没有钱也有办法可想，于是我下了狠心，要家里送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给我，此外还有几册笔记本。当然，也没有漏掉白糖。已经将近两百天没有吃过糖，我只能在记忆中重温糖的甜味。
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下午，盼望了好几天的东西终于送来了。管教员打开相当于十六开杂志大小的小窗口的门，这个小窗口距地面不到一米，是传递饭盒子用的，现在用来传递家里送来的东西。“0453！”我赶快跳到小窗口，几乎是伏在地上仰望着牢房外面的管教员，他将东西一样一样从小窗口塞进来。啊，四本厚厚的簇新的精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送来了。啊，白糖也送来了。收到东西的这一天，在牢房里是盛大的节日，每个人都仔细地抚摸家里送来的东西，因为它将家人的眷念、关怀都带进了监狱。每个人收到的东西都是牙膏、香皂、牙刷、清凉油之类，于是研究各种商品的包装、质量就成为一种乐趣。这一天，我这四本书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知道坐在我旁边一个卖猪肉的大汉是半文盲，因为打碎了一座毛泽东的石膏塑像成了现行反革命，被群众“扭送”到专政机关来的。他在没有失去自由之前，从来不在书店门口停留一下，更不用说用手摸一摸这样的书了。现在他也好奇地将书拿在手上欣赏，后来，整个牢房的犯人都传阅了一次。
收到书的第二天，我开始读《马恩选集》，我按着顺序一篇一篇读下去，第一步是将四卷本通读一遍。下了决心顽强地每天不间断地读，并且设计了一套读的方法。
1.在正文的左边用阿拉伯字注明读的时间。现在查阅第一卷，一九七○年十月二十日这一天读了四十二页，即列宁写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知道读书的进度，同时也是自我监督。
2.自己认为重要的警句，有启发性的话或者不明白的地方，都用红笔划上底线，留在读第二遍时进一步思考。
3.在书页的右边做一些自己感到需要的索引，在十分敬重的经典著作上写字，可不能写得乱七八糟。我用红圆珠笔写长仿宋体的字，大小相当于老五号铅字，并且圈上红边。我自己作的这种页边注，有不少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映。
当时盛行“血统论”，林彪、“四人帮”用这个理论横扫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我也幸蒙不弃，受到一扫，但是内心是忿忿不平的。因此在第一卷第一页列宁写的《卡尔·马克思》第一段的旁边，我作了一个页边注：“家庭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由自己决定。”第三页最末两行，列宁写到马克思侨居生活的困苦，这也引起我的感情共鸣，在第四页我作了个页边注：“贫困总是折磨伟大的思想家、革命者、作家，K.MARX，L.FEUER－BACH都是如此。”当我写这个页边注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进监狱之前已经听到的老舍之死一类骇人听闻的传说。有的页边注是一个画得很精致的疑问号，我用监狱里充裕的时间，细心地涂成一个红底白色的疑问号。当我费十五分钟做这件别人看来简直是蠢事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思考。第一卷一七七页有一段话：
“有一个时候，人民为了公共的利益曾经必须以最优秀的人物作为自己的首领。后来，这个职位开始在一定的家族内部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最后，由于人们的愚蠢和堕落，这种滥用现象得以维持数百年之久。”(《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忆当时我想些什么，是想到林彪得到法定“储君”的地位吗？也许是的。反正这一段话引起深思，而且直到现在还引起深思。由于随时会“查仓”(对犯人的东西突击搜查，特别注意犯人写的东西)，我不得不十分小心。
这样读书是一种乐趣，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还未判刑的罪犯，不知道究竟那一天离开这里，未来的岁月是在劳改场消磨还是突然因为生命结束而终止。反正我每天利用所有的时间读书。《反杜林论》是一本读起来很费力的书，过去始终没有耐心将全书读完，在监狱里我认真地读了三遍，写了二百九十二条页边注，还写了十二万字的读书札记。细心读了这本书，才体会到它真正是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关于《反杜林论》，列宁曾经指出，这本书“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它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认真读过《反杜林论》，才懂得列宁对这本书所作的崇高评价。
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定要认真地读注释。起初随着每篇文章查注释，后来，专门读注释。四卷本的注释一共有一千六百六十九条，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历史、艺术各方面。在监狱里没有辞书，我根据注释，编了一本供自己用的小辞书，经常翻查，趣味无穷。
离开监狱，恢复自由已经七年了。最近两三年从报刊上读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有一些地方的监狱对待“犯人”的野蛮残酷，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英勇无畏的张志新，在沈阳的监狱里既不准看书，也没有写字的笔和纸，连最后一点自由——读书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剩下最后一点思考的自由。比较起来，当时我呆的监狱还是比较正常的，允许读书，写笔记。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我用五十开、一百页的小笔记本写的札记，共有二十五本，每本约有六万字，即写了一百五十万字左右。林彪毁灭在温都尔汗之后，那年国庆前夕监狱里出现了异常的紧张气氛，在武装士兵的警戒下来一次大清查，没收了我十多个笔记本。当时心情很紧张，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意料不到的灾祸会降临。后来管教员对犯人宣布了“林彪是叛徒”，并且将犯人收藏的林彪的书、甚至连《红旗》上林彪的照片都撕下来缴交出去，我才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我被释放了。离开监狱时，法官陪我到监狱的一个房间，检查我带出来的东西。我对这位两年八个月来有过多次接触而又对我有点了解的法官私下商量，可否允许我将自己写的札记带出去？他同意我的请求，他向监狱的管教员说了情，是这样我才带了十个笔记本回到家里。它成了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纪念品。
坐牢，是一个人最不幸的事情。倘若坐牢还能够读书，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①“喜临门”是英国产的Hillman牌小型汽车，那天将我送进监狱的是一辆粉红色的车子，真奇怪，为什么公安部门用粉红色的“喜临门”运“犯人”？是嘲讽吗？
②牢房厚重的门上，有一个直径和茶杯差不多的洞，镶了玻璃，门外有一个活动的盖子。管教员站在门外拨开盖子从这个窥视孔可以看到牢房的每个角落，从里面却看不到外面。
③那种由监狱发给犯人通知家属送东西的表格明信片，不知道为什么叫“顾送卡”。犯人有多种解释，都认为照字面解释为“照顾送东西”，似乎还合理。“顾送卡”并不定时发，有时一个月，有时两个月。监狱有时也将它作为惩罚犯人的手段，对某些被认为不守狱规的犯人，就不发给“顾送卡”。
一九七○年三月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我在南方一个大城市的正式监狱里呆了两年八个月。一九三九年夏季在江西、一九四○年冬季在湖南、一九四六年冬季在广州，三次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魔掌，总算幸运，在解放前我没有被关进国民党的监狱。到了七十年代，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林彪、“四人帮”的爪牙将我投入社会主义祖国的监狱。
当我双手扣上手铐，被两个年青人挟持着塞进一辆“喜临门”①小轿车驶向看守所的时候，心情一点也不激动，甚至可以说非常平静。我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失去自由了！自由意味着什么呢？和家人团叙，和朋友交谈，在大街上自由地来往，阳光，月亮，鲜花，野草，……这一切极其平常的东西从我的生活中剥夺去了。有甚么办法呢？我没有办法抗拒，坐在我身旁的两个年青人的衣袋里有坚硬的东西顶着我的腰，我知道那是手枪。我要是企图从疾驶的汽车中逃出来，即使可能跳出汽车，不是摔死就是丧生于枪弹之下。而且这种行为将被当作我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的证据。那时候想不到后来会平反、昭雪，举行追悼会，即使预先告诉我，我也决不为了死后得到平反、昭雪和追悼会而付出生命作代价。
走完了看守所狭窄的铁梯，上了二楼，经过单调的灰色水泥甬道，管教员打开一扇沉重厚实的门，我被推进了这个牢房。门关上了，接着是金属碰撞的声音，那是关上门闩、加锁的声音。从这一天开始，我在第45号牢房开始了监狱生涯，我已经没有了姓名，我的“犯号”是“0453”。45号的面积大约二十五平方米，有一个很高很小的窗口，牢房里的犯人，绝大部分是年青人，当时我刚好五十岁，是45号里年纪最大的犯人。进监狱后的两三个星期，精神上失去了平衡，整天考虑着将会怎样结束自己的一生。按照那天将我宣布“逮捕法办”的理由，可以判我死刑，应该“立即执行”，也可以判无期徒刑、二十年有期徒刑，最乐观的估计也得判五年。当时的法律是捉摸不定的。啊，五年，到那时候即使恢复自由，仍然是“劳改释放犯”，这是一个终生的称号！……我每天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实在太单调了，单调到使我感到厌倦，而且也思索不出结果，最后也就渐渐不去思索，加上比较适应了监狱的生活方式，我恢复了读书的习惯。当时只带了两本书进监狱，一本是四卷一册的《毛泽东选集》，一本是我自己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两本“小红书”装订在一起的特别厚的“小红书”。
在监狱里不仅允许犯人看《毛泽东选集》和“小红书”，而且指定犯人必须要看和要朗读这两本书。每天都在庄严的仪式中开始读书。早上起来收拾铺盖之后，每个犯人靠墙坐着，将“小红书”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面前，然后由一个管教员指定的犯人(正式职称是“召集人”)带领大家读“老三篇”，更多的时候是大家一同朗读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其中有些警句是旨在提醒每一个犯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点也没有错，五十岁被关进监狱，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我毕竟不是国民党的将军。我觉得有点悲哀，因为我确实被当作反革命关在监狱里。有时又觉得好笑，杜聿明一九四八年冬天在淮海战役中被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包围着面临覆灭的时候，我正在香港《文汇报》以“张得标”的笔名写军事评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欢呼。可是，现在我被当作是杜聿明。历史真会作弄人。
早上集体读书的仪式，到九时半左右结束，因为快要开早饭，必须要为迎接每天的第一顿饭作好准备。犯人们早就想吃饭，早饭距离昨天的晚饭将近十八个小时，已经给饥饿折磨够了。吃完了这顿渴望了十八个小时的早饭，要到下午四时半才吃晚饭，这七个小时是可以自己利用的，其中有两小时规定午睡，也可以不睡，可是不能谈话或影响别人午睡。有些严厉的管教员从牢门的窥视孔②看见有不睡的，会命令犯人睡下。大多数管教员对于个别不午睡的犯人并不干涉。对我来说，这七小时是极其宝贵的读书时间。特别是午睡的两小时，牢房内安静极了，阳光从很高的小窗户照射进来，又是光线最好的时间。我在监狱两年半的时间内读书、写笔记，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最近两年从报纸上读到过一些文章，描写和“四人帮”斗争的英雄人物晚上在牢房里写东西，我怀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牢房只有一支五瓦的昏暗的电灯，为了防止犯人用电自杀，电灯吊得很高，通宵亮着，便于管教员从窥视孔监视犯人的动静，响过睡觉铃声之后不睡觉是违反狱规的。在我呆的那个监狱里，犯人不可能晚上写东西。
我决心开始读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小红书”，就重读《毛泽东选集》。我认真地从第一卷读起，一篇一篇地读下去，在书页空白的地方做索引、题注。读《毛泽东选集》是神圣的事情，没有别人干扰，谁都害怕承担“破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这七小时我过得十分安静，谁也不来打搅我。四卷的正文读完以后，我又专门读注释。最后，将注释分门别类，做了摘记，使我有了一本自己编的袖珍百科全书。
进了监狱半年之后，第一次得到准许通知家人送东西来。管教员发给每个犯人一张“顾送卡”③，实际上是一张铅印的明信片，一面是铅印的表格，按照监狱的规定填写要家人送来的物品和数量，另一面是用来写收件人地址姓名和贴邮票的。规定可以送的东西包括衣服、日用品、书和文具，普通药品，吃的东西只许可送一斤白糖。我知道家里非常穷困，但毕竟还没有失去自由——其实这只是我的猜测，幸亏没有猜错——，没有钱也有办法可想，于是我下了狠心，要家里送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给我，此外还有几册笔记本。当然，也没有漏掉白糖。已经将近两百天没有吃过糖，我只能在记忆中重温糖的甜味。
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下午，盼望了好几天的东西终于送来了。管教员打开相当于十六开杂志大小的小窗口的门，这个小窗口距地面不到一米，是传递饭盒子用的，现在用来传递家里送来的东西。“0453！”我赶快跳到小窗口，几乎是伏在地上仰望着牢房外面的管教员，他将东西一样一样从小窗口塞进来。啊，四本厚厚的簇新的精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送来了。啊，白糖也送来了。收到东西的这一天，在牢房里是盛大的节日，每个人都仔细地抚摸家里送来的东西，因为它将家人的眷念、关怀都带进了监狱。每个人收到的东西都是牙膏、香皂、牙刷、清凉油之类，于是研究各种商品的包装、质量就成为一种乐趣。这一天，我这四本书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知道坐在我旁边一个卖猪肉的大汉是半文盲，因为打碎了一座毛泽东的石膏塑像成了现行反革命，被群众“扭送”到专政机关来的。他在没有失去自由之前，从来不在书店门口停留一下，更不用说用手摸一摸这样的书了。现在他也好奇地将书拿在手上欣赏，后来，整个牢房的犯人都传阅了一次。
收到书的第二天，我开始读《马恩选集》，我按着顺序一篇一篇读下去，第一步是将四卷本通读一遍。下了决心顽强地每天不间断地读，并且设计了一套读的方法。
1.在正文的左边用阿拉伯字注明读的时间。现在查阅第一卷，一九七○年十月二十日这一天读了四十二页，即列宁写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知道读书的进度，同时也是自我监督。
2.自己认为重要的警句，有启发性的话或者不明白的地方，都用红笔划上底线，留在读第二遍时进一步思考。
3.在书页的右边做一些自己感到需要的索引，在十分敬重的经典著作上写字，可不能写得乱七八糟。我用红圆珠笔写长仿宋体的字，大小相当于老五号铅字，并且圈上红边。我自己作的这种页边注，有不少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映。
当时盛行“血统论”，林彪、“四人帮”用这个理论横扫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我也幸蒙不弃，受到一扫，但是内心是忿忿不平的。因此在第一卷第一页列宁写的《卡尔·马克思》第一段的旁边，我作了一个页边注：“家庭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由自己决定。”第三页最末两行，列宁写到马克思侨居生活的困苦，这也引起我的感情共鸣，在第四页我作了个页边注：“贫困总是折磨伟大的思想家、革命者、作家，K.MARX，L.FEUER－BACH都是如此。”当我写这个页边注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进监狱之前已经听到的老舍之死一类骇人听闻的传说。有的页边注是一个画得很精致的疑问号，我用监狱里充裕的时间，细心地涂成一个红底白色的疑问号。当我费十五分钟做这件别人看来简直是蠢事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思考。第一卷一七七页有一段话：
“有一个时候，人民为了公共的利益曾经必须以最优秀的人物作为自己的首领。后来，这个职位开始在一定的家族内部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最后，由于人们的愚蠢和堕落，这种滥用现象得以维持数百年之久。”(《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忆当时我想些什么，是想到林彪得到法定“储君”的地位吗？也许是的。反正这一段话引起深思，而且直到现在还引起深思。由于随时会“查仓”(对犯人的东西突击搜查，特别注意犯人写的东西)，我不得不十分小心。
这样读书是一种乐趣，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还未判刑的罪犯，不知道究竟那一天离开这里，未来的岁月是在劳改场消磨还是突然因为生命结束而终止。反正我每天利用所有的时间读书。《反杜林论》是一本读起来很费力的书，过去始终没有耐心将全书读完，在监狱里我认真地读了三遍，写了二百九十二条页边注，还写了十二万字的读书札记。细心读了这本书，才体会到它真正是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关于《反杜林论》，列宁曾经指出，这本书“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它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认真读过《反杜林论》，才懂得列宁对这本书所作的崇高评价。
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定要认真地读注释。起初随着每篇文章查注释，后来，专门读注释。四卷本的注释一共有一千六百六十九条，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历史、艺术各方面。在监狱里没有辞书，我根据注释，编了一本供自己用的小辞书，经常翻查，趣味无穷。
离开监狱，恢复自由已经七年了。最近两三年从报刊上读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有一些地方的监狱对待“犯人”的野蛮残酷，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英勇无畏的张志新，在沈阳的监狱里既不准看书，也没有写字的笔和纸，连最后一点自由——读书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剩下最后一点思考的自由。比较起来，当时我呆的监狱还是比较正常的，允许读书，写笔记。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我用五十开、一百页的小笔记本写的札记，共有二十五本，每本约有六万字，即写了一百五十万字左右。林彪毁灭在温都尔汗之后，那年国庆前夕监狱里出现了异常的紧张气氛，在武装士兵的警戒下来一次大清查，没收了我十多个笔记本。当时心情很紧张，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意料不到的灾祸会降临。后来管教员对犯人宣布了“林彪是叛徒”，并且将犯人收藏的林彪的书、甚至连《红旗》上林彪的照片都撕下来缴交出去，我才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我被释放了。离开监狱时，法官陪我到监狱的一个房间，检查我带出来的东西。我对这位两年八个月来有过多次接触而又对我有点了解的法官私下商量，可否允许我将自己写的札记带出去？他同意我的请求，他向监狱的管教员说了情，是这样我才带了十个笔记本回到家里。它成了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纪念品。
坐牢，是一个人最不幸的事情。倘若坐牢还能够读书，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①“喜临门”是英国产的Hillman牌小型汽车，那天将我送进监狱的是一辆粉红色的车子，真奇怪，为什么公安部门用粉红色的“喜临门”运“犯人”？是嘲讽吗？
②牢房厚重的门上，有一个直径和茶杯差不多的洞，镶了玻璃，门外有一个活动的盖子。管教员站在门外拨开盖子从这个窥视孔可以看到牢房的每个角落，从里面却看不到外面。
③那种由监狱发给犯人通知家属送东西的表格明信片，不知道为什么叫“顾送卡”。犯人有多种解释，都认为照字面解释为“照顾送东西”，似乎还合理。“顾送卡”并不定时发，有时一个月，有时两个月。监狱有时也将它作为惩罚犯人的手段，对某些被认为不守狱规的犯人，就不发给“顾送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