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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热爱谢辰生，说他就是中国的一件珍贵文物；也有很多人恨他，恨他的人多半也觉得他像文物，或许更像时代洪流中一块格格不入的顽石。
2009年4月20日，谢辰生再次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特需病区病房，接受癌症治疗期间的例行检查。
记者前往拜访时，是他进院的第三天早晨。
病房里阳光很充足，老先生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看书，听到敲门声，温和地说，“请进”。阳光下他的头发已全然灰白，脸上纵横的岁月痕迹提醒着来访者，面前的老人已经87岁了。
虽然看上去精神不错，但年前他曾因癌症进行过两次手术，此时以任何名义去打扰他的休养，似乎都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对于谢辰生来说，窗前翻书的闲适状态并不是他生命的常态。
1995年从国家文物局离休时，他已经73岁。恰恰就在他本应安享晚年的这些年里，中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却四处告急：北京皇城要拆，无锡要拆，秦淮两岸要拆……
每一道拆迁令，每一条胡同的命运，无一不牵动着老人的心。
垂暮之战
从表面上，其实看不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是一位癌症患者，他看上去甚至比很多同龄的老人更有精神。即便在医院病房里，他的手机也总是开着，一个足够震撼力的电话过来，87岁高龄的老先生马上就会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拆啊，北京在拆，南京在拆……到处都在拆……”
“中国对文物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不是‘文革’，而是90年代以后。今天对文物的破坏比‘文革’严重一万倍，你要我说实话就这么同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人心，坏透了。”老先生喃喃地说着。
文物保护界的专家、志愿者，甚至很多住在老胡同里的普通北京老百姓都知道，古建筑出事了，老房子被拆了，找谢辰生最好。因为他是最积极的保城死硬派，而他说的话，做的事，也最有敲山震虎之效。
2000年，北京出台危旧房改造5年计划，一片片老城胡同在辗土机的轰鸣中倒下，谢辰生联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中央，直斥拆除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将会成为千古罪人。这封信导致5年拆除计划只执行了两年多就停了下来。2002年，北京南池子改造工程以修缮为名，将位于故宫东南侧的“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内200多个院落打散重建，谢辰生再次起草联名信对改造工程进行批评，阻止南池子试点方式推广。
2005年，他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2006年，他就南京、常州保护问题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2009年，他就北京长安街六部口拆迁改造，再次上书胡锦涛和温家宝。
老城改造几乎每到一个关键时刻，都会听到老先生的声音。他不惜耗尽晚年所有的时光与精力，为这令他痛心疾首的一切打一场垂暮之战。
立法之笔
“没有谁像他这么坚定，也没有谁像他那么执著。”北京的文物保护志愿者这么形容谢辰生。这份坚定与执著并非没有因由。虽然自嘲一世无权也无财，但老先生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他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文物保护立法史。
“我从解放前开始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949年中国解放，郑先生又把我引荐进文物局。那时候中国文物外流情况非常严重，所以我在文物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法令：禁止文物输出，同时草拟关于考古发掘及古代建筑保护的办法。
“1951年法令颁布后，很快就把情况控制住了，这标志着我国文物大量外流的历史时代的结束。之后我又陆续起草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国文物法》等。”
可以说，从事文物保护工作60多年，谢辰生一生都在致力于推动中国文物保护的立法完善。然而，尽管笔下书写了不计其数的法律、法规、文件，晚年的他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奈的现实：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法制建设也号称越来越完善，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文物保护事业却在“倒退”。
“从建国后颁布一系列文物保护条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再到80年代初，国内没有文物犯罪，没有文物走私，也没有文物盗掘。那都是非常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利益第一。坏了，沉渣泛起，偷盗、走私都出来了。
“90年代的盗墓风气，不要说建国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很多地方都被挖光了。拆毁历史文化建筑的问题也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
“根源是指导思想上出现了许多矛盾：文物工作是保护为主还是利用为主，或是保与用并重?比如赵紫阳提出‘以文物养文物’，那就是完全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要把文物变成产业了，要卖文物啊。新任的文物局局长也问我，能不能卖兵马俑。我说这不行，绝对不行!后来在我们的强烈建议下，中央才把‘以文物养文物’这句话从文件里去掉了。
“但话是去掉了，这个思潮始终还是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古城危机
令老先生最切齿痛恨的，是90年代后各地政府纷纷与房地产开发商联手进行的老城“改造”行为。
所谓改造，无非是拆毁古旧的道路建筑，盖起高楼大厦；又或是像南池子改造工程那样，打散原有的旧城结构，建起仿古的新建筑。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商业价值为主导。这样的老城改造工程，既能为当地获得财政收入，又能产生政绩。在利益既得者眼里，老城古建在这个过程中的牺牲，也许不过是顺应时代和经济发展的一点点副作用。
但对于毕生都在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谢辰生来说，则痛彻心扉。
“文物是什么?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啊。一件文物一旦被拆毁了，依附在其上的珍贵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国家民族断根丢魂?保护文物只能保守，不可粗暴。保守如果错了，不过是多保留了个文物，随时可以纠正；但如果毁了个珍贵的文物，你永远无法纠正，损失是不可弥补的。”谢辰生在声嘶力竭地疾呼。
然而，不要说90年代前他身在其位时也未曾掌握过什么实权，如今他更只是一位退了休的老专家，欲以一家之言阻挡经济和政绩双重驱动下的政府行为，无异于螳臂当车。
北京的胡同，南京的老巷，广州的骑楼和西关大屋……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建筑都在开发商与地方政府联手的“改造”旗号下摇摇欲坠。
“一开始我毫无办法。”老先生叹着气。“当时唯一的转机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看到这个情况，提出皇城应该整体保护。我马上去找刘淇，说很赞成他的看法，并给他出了一些主意，他也很满意，接受我的意见。
“但是，刘淇刚做了这个决定，就碰上‘非典’了。‘非典’前北京市长是孟学农，对皇城保护计划配合得很好，如果他一直配合这 个工作下来，北京应该可以保护得很好。但因为非典，孟学农下台，王岐山来了。王岐山其实也还好，也是接受保护意见的。
“问题是‘非典’结束后，开发商又开始肆无忌惮地干起来。我说这样搞绝对不行。但开发商很厉害啊，他们谁都不怕。北京市市委虽然说了话，但区里根本不理你那一套，照干不误啊。那时候，拆得真是够呛的。”
话到激动处，谢辰生有时会边说边揉着左边胸口，那是心脏的位置。
令他痛心的，不仅是只能眼睁睁看着文物、古建被毁坏而无能为力；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时至今天，面对猖獗的文物走私，以及对历史文化建筑肆无忌惮的破坏，那些由他亲手起草的法律法规，能起到的掣肘作用竟是微乎其微。
“半生立法，法是立起来了，但面对目前的形势如何执法?现在表面上是开发商法人犯法，但背后的靠山是地方政府。文物局管不了政府啊，我是市长、区长，你局长跟我唱对台戏，我把你撤了，你有什么办法?国家文物局也没辙，权不够大，人家市里不理你。”
以身殉城
“我只好给中央写信。”那时是2003年9月。
当年文物局里一支笔，伏案数十个春秋书写法典文件，那是在推动整个社会的立法建设，人是雄心勃勃，满心愉悦的；而如今提笔给中央写信，是因为终其半生建立起来的秩序已然一朝崩坏，他只能试图用个人的影响力左右时势变化。
心里不是不悲哀。
与谢辰生有近10年交情的《城记》一书作者王军回忆，这封信送出前他曾看过，信中一句话让他至今想起来依然有揪心的感觉。老先生在信里说：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文物保护)，现在我已决心以身殉城!
虽然，与记者谈话的过程中，他极少描述自己内心的悲壮感。
王军说，谢老上次检查时，发现体内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身体每况愈下。然而一些跟他已经很熟的志愿者根本不知道他最近的身体情况，有事还是习惯打他的电话，请他想办法。因为他的身份，也确实能比别人多说上几句话。
“他通天。”一位北京文物保护志愿者形容。
“我寄信给温总理，他经常都是当天马上批复的。”谢辰生说。也许现在也只有这一点，能成为支撑他继续战斗下去的力量了。
“2003年的信寄到中央，胡锦涛和温家宝很快就批了。胡锦涛批得很明确：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主城网，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各方面都要大力支持。温家宝也说：保护古都风貌和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建设的一件大事，各有关领导都必须提高认识。那都是说得非常好的，所以一下把北京这事给压住了。当然个别事件还有，但大规模拆建总算是压下来了。
“根据中央指示，要把保护古都风貌提到日程上来。中央重视，刘淇重视，同时正好首都总体规划要出台，于是2004年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第七章，专门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原则，并列出了很多具体实施细则，都非常好。特别在奥运的时候，北京市政府拨出10亿，从此北京危旧房的改造坚持政府主导、公益性优先，总算把开发商通通赶走了。
“所以说，还是有些成效的，慢慢地有所改善吧。”至此，老先生脸上激愤的神情终于渐渐和缓了下来，露出微笑。
喜怒无常
王军形容，这些年他认识的谢辰生“喜怒无常”。保城工作只要稍有成果，80多岁的老人能像孩子般乐得手舞足蹈，但闹心的事情一旦发生，他又立时沮丧得无以复加。
保下北京的成绩虽然令人鼓舞，但实际上历数老先生这些年倾尽全力进行的名城保卫战的成与败，残忍地说，败是彻底的败，胜，也总是打点折扣。
“文物古建保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拆了，就永远恢复不了。一听说要拆，我们就去保，最后保下来一部分，但一开始拆掉的那些总是无法恢复了。”而即使是现在，北京老城保护依然存在危险：北京市总体规划划定的33片保护区，只占老城面积的29％，保护区里又分了重点保护区和建没控制区，这重点与非重点之间，控制区和保护其之间，弹性很大。至于其他城市，有时更是鞭长莫及。
“现在有很多地方还是开发商在搞……唉，很难说到底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有事发生了，我知道了就去呼吁。但很多时候都是市长带着干，我也没办法……”
就在老先生准备住院检查的这段日子里，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再度告急。
秦淮河自东向西，横贯南京老城南，自东吴定都始，至明代煌煌大成，曾成就了中国古代最繁华的都市。1980到1990年代，历史街区曾因旧城改造被严重破坏，只有数块孤立的明清街区仍点缀在秦淮河边，更是弥足珍贵。
然而2006年，南京市“建设新城南”城市改造项目启动，仅剩的明清街区面临着被拆建一空的局面。南京文物保护志愿者姚远得知这个信息，曾致函数百位文物保护专家及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希望他们能挺身而出，阻止拆毁老城。
谢辰生是第一个做出回应的。“寄出后的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刚开手机就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姚远说，“他说，我是谢辰生啊。我一听，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知道南京有救了。”后来，也是他上书温家宝，促使总理派人到南京调查，把事件暂时压了下来。但时隔两年，风声过后，南京的拆建工程又再抬头。
在医院里的谢辰生听说了这件事，紧闭着眼，久久才呼出一口气：“都是这样的，就算是总理说的话，当时答应得好好的，过阵子又干起来。”他又陷入了焦虑和沮丧中。
法治，人治
这种时常激烈的情绪起伏，对老先生的身体状态造成了一定影响。每谈到激动处，他原来清晰的思维就会陷入暂时性混乱，随后脸现疲惫，需要停下来休息半日。
访谈因此不得不断断续续地进行了3天。
第二天，他的女婿守在病房里，趁老丈人不留意时，悄悄叮嘱，采访时间切忌过长。
尽管亲人在担心，但他们对老爷子毫无办法。熟悉谢辰生的人都知道，只要他在家，电话打过去，听到的肯定是他的声音。他不许老伴接电话，生怕告状的人被她挡驾了：
有时连王军都看不过去了：“北京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他的电话，一有事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家房子被折了。老爷子一听，肯定坐不住了，要马上过去看。所以这几年我常跟他们说，谢老现在是个癌症患者，你们不要老打电话给他，让他歇一下。
老先生就像灭火队，哪里出事了就扑到哪。
除了不断上书呼吁保城外，这几年，他还致力推动了2006年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
“如果说《文物保护法》对名城保护没有特殊的针对性，那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够针对性了吧，但实行起来依然困难重重。
“建设部牵 头，找了一批专家开个会，各自发表意见就完事了，我提意见说这不是在管啊。起码要在全国召开市长大会，选择好的典型推广坏的典型处分，立起标准来。像北京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在全国推广。但人家部里不听你的啊。
“当然也有好的。北京市刘淇很重视，就好了；无锡以前做得不好，后来来了个好人(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就好了。法律不起作用，保护得好不好要看人。
“所以现在我想办法去鼓励他们，去年我们把杨卫泽评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十大杰出人物，他越来越高兴了。现在江阴市也找我，我建议他们按着北京的办法干。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么一点，用好的典型推广影响别人。其他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了。”
有多少人爱他，就有多少人恨他
看着他那灰白的头发，紧锁的眉头，以及因为疲惫而紧闭的双目，会令人感到惊诧，眼看力保的阵地已经越缩越小，而真正的法治现状还是毫无改善，他怎么还能够坚持下来?
“很多人都会退缩，因为利益相关，或者因为失望。只有他从不会。”志愿者们说。
早期，他在文物局任业务秘书，后来是研究室主任，再后来是班子里的顾问，从未踏上过权力的巅峰；他和老伴所住的家，还是水泥地面，桌上那盏80年代的老台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坏。
人没有权色财欲，就没有弱点。
“开发商给我送钱?有啊，送过很多次。我上交纪委就完事了。”老先生摆摆手，觉得这些根本不算事。
“我现在在担心……我是带病生存的，生到哪就到哪，什么时候完就什么时候完。由不得你啊。”我们都小心回避着一个话题，没有直接说出口。那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老先生灭火队的角色不知道还能担当多久。
绕了个圈子后他发现，个人的力量有限，要解决本质问题，还是得回到他的老本行——立法、执法。“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加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级别，树立文物部门的执法权威。比如说文物局可以独立出来，或者提高规格。不提高规格也可以，至少要赋予他权力——你真干我真整你，得这样才行啊。必须动真格的，不动真格没办法。文物法2002年修订，给予了行政部门的一些权力，但还不够，还得加大力度。”
“我在文件里还提过，除了要树立文物工作部门的权威，同时要规定他们的职责出了事情你没去管，那首先你也要负责任。但我写是这么写了，推行起来没这么简单，走着瞧吧。”
采访的这几天里，他一直在看《毛泽东传》，有时我感觉他极其不乐意接受这个时代的变迁，还时常怀恋着50年代那种法令之下雷厉风行的社会风气。
“建国以来，我最喜欢的是50年代。”
很多人热爱谢辰生，说他就是中国的一件珍贵文物；也有很多人恨他，恨他的人多半也觉得他像文物，或许更像时代洪流中一块格格不入的顽石。
2009年4月20日，谢辰生再次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特需病区病房，接受癌症治疗期间的例行检查。
记者前往拜访时，是他进院的第三天早晨。
病房里阳光很充足，老先生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看书，听到敲门声，温和地说，“请进”。阳光下他的头发已全然灰白，脸上纵横的岁月痕迹提醒着来访者，面前的老人已经87岁了。
虽然看上去精神不错，但年前他曾因癌症进行过两次手术，此时以任何名义去打扰他的休养，似乎都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对于谢辰生来说，窗前翻书的闲适状态并不是他生命的常态。
1995年从国家文物局离休时，他已经73岁。恰恰就在他本应安享晚年的这些年里，中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却四处告急：北京皇城要拆，无锡要拆，秦淮两岸要拆……
每一道拆迁令，每一条胡同的命运，无一不牵动着老人的心。
垂暮之战
从表面上，其实看不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是一位癌症患者，他看上去甚至比很多同龄的老人更有精神。即便在医院病房里，他的手机也总是开着，一个足够震撼力的电话过来，87岁高龄的老先生马上就会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拆啊，北京在拆，南京在拆……到处都在拆……”
“中国对文物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不是‘文革’，而是90年代以后。今天对文物的破坏比‘文革’严重一万倍，你要我说实话就这么同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人心，坏透了。”老先生喃喃地说着。
文物保护界的专家、志愿者，甚至很多住在老胡同里的普通北京老百姓都知道，古建筑出事了，老房子被拆了，找谢辰生最好。因为他是最积极的保城死硬派，而他说的话，做的事，也最有敲山震虎之效。
2000年，北京出台危旧房改造5年计划，一片片老城胡同在辗土机的轰鸣中倒下，谢辰生联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中央，直斥拆除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将会成为千古罪人。这封信导致5年拆除计划只执行了两年多就停了下来。2002年，北京南池子改造工程以修缮为名，将位于故宫东南侧的“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内200多个院落打散重建，谢辰生再次起草联名信对改造工程进行批评，阻止南池子试点方式推广。
2005年，他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2006年，他就南京、常州保护问题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2009年，他就北京长安街六部口拆迁改造，再次上书胡锦涛和温家宝。
老城改造几乎每到一个关键时刻，都会听到老先生的声音。他不惜耗尽晚年所有的时光与精力，为这令他痛心疾首的一切打一场垂暮之战。
立法之笔
“没有谁像他这么坚定，也没有谁像他那么执著。”北京的文物保护志愿者这么形容谢辰生。这份坚定与执著并非没有因由。虽然自嘲一世无权也无财，但老先生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他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文物保护立法史。
“我从解放前开始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949年中国解放，郑先生又把我引荐进文物局。那时候中国文物外流情况非常严重，所以我在文物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法令：禁止文物输出，同时草拟关于考古发掘及古代建筑保护的办法。
“1951年法令颁布后，很快就把情况控制住了，这标志着我国文物大量外流的历史时代的结束。之后我又陆续起草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国文物法》等。”
可以说，从事文物保护工作60多年，谢辰生一生都在致力于推动中国文物保护的立法完善。然而，尽管笔下书写了不计其数的法律、法规、文件，晚年的他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奈的现实：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法制建设也号称越来越完善，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文物保护事业却在“倒退”。
“从建国后颁布一系列文物保护条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再到80年代初，国内没有文物犯罪，没有文物走私，也没有文物盗掘。那都是非常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利益第一。坏了，沉渣泛起，偷盗、走私都出来了。
“90年代的盗墓风气，不要说建国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很多地方都被挖光了。拆毁历史文化建筑的问题也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
“根源是指导思想上出现了许多矛盾：文物工作是保护为主还是利用为主，或是保与用并重?比如赵紫阳提出‘以文物养文物’，那就是完全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要把文物变成产业了，要卖文物啊。新任的文物局局长也问我，能不能卖兵马俑。我说这不行，绝对不行!后来在我们的强烈建议下，中央才把‘以文物养文物’这句话从文件里去掉了。
“但话是去掉了，这个思潮始终还是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古城危机
令老先生最切齿痛恨的，是90年代后各地政府纷纷与房地产开发商联手进行的老城“改造”行为。
所谓改造，无非是拆毁古旧的道路建筑，盖起高楼大厦；又或是像南池子改造工程那样，打散原有的旧城结构，建起仿古的新建筑。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商业价值为主导。这样的老城改造工程，既能为当地获得财政收入，又能产生政绩。在利益既得者眼里，老城古建在这个过程中的牺牲，也许不过是顺应时代和经济发展的一点点副作用。
但对于毕生都在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谢辰生来说，则痛彻心扉。
“文物是什么?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啊。一件文物一旦被拆毁了，依附在其上的珍贵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国家民族断根丢魂?保护文物只能保守，不可粗暴。保守如果错了，不过是多保留了个文物，随时可以纠正；但如果毁了个珍贵的文物，你永远无法纠正，损失是不可弥补的。”谢辰生在声嘶力竭地疾呼。
然而，不要说90年代前他身在其位时也未曾掌握过什么实权，如今他更只是一位退了休的老专家，欲以一家之言阻挡经济和政绩双重驱动下的政府行为，无异于螳臂当车。
北京的胡同，南京的老巷，广州的骑楼和西关大屋……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建筑都在开发商与地方政府联手的“改造”旗号下摇摇欲坠。
“一开始我毫无办法。”老先生叹着气。“当时唯一的转机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看到这个情况，提出皇城应该整体保护。我马上去找刘淇，说很赞成他的看法，并给他出了一些主意，他也很满意，接受我的意见。
“但是，刘淇刚做了这个决定，就碰上‘非典’了。‘非典’前北京市长是孟学农，对皇城保护计划配合得很好，如果他一直配合这 个工作下来，北京应该可以保护得很好。但因为非典，孟学农下台，王岐山来了。王岐山其实也还好，也是接受保护意见的。
“问题是‘非典’结束后，开发商又开始肆无忌惮地干起来。我说这样搞绝对不行。但开发商很厉害啊，他们谁都不怕。北京市市委虽然说了话，但区里根本不理你那一套，照干不误啊。那时候，拆得真是够呛的。”
话到激动处，谢辰生有时会边说边揉着左边胸口，那是心脏的位置。
令他痛心的，不仅是只能眼睁睁看着文物、古建被毁坏而无能为力；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时至今天，面对猖獗的文物走私，以及对历史文化建筑肆无忌惮的破坏，那些由他亲手起草的法律法规，能起到的掣肘作用竟是微乎其微。
“半生立法，法是立起来了，但面对目前的形势如何执法?现在表面上是开发商法人犯法，但背后的靠山是地方政府。文物局管不了政府啊，我是市长、区长，你局长跟我唱对台戏，我把你撤了，你有什么办法?国家文物局也没辙，权不够大，人家市里不理你。”
以身殉城
“我只好给中央写信。”那时是2003年9月。
当年文物局里一支笔，伏案数十个春秋书写法典文件，那是在推动整个社会的立法建设，人是雄心勃勃，满心愉悦的；而如今提笔给中央写信，是因为终其半生建立起来的秩序已然一朝崩坏，他只能试图用个人的影响力左右时势变化。
心里不是不悲哀。
与谢辰生有近10年交情的《城记》一书作者王军回忆，这封信送出前他曾看过，信中一句话让他至今想起来依然有揪心的感觉。老先生在信里说：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文物保护)，现在我已决心以身殉城!
虽然，与记者谈话的过程中，他极少描述自己内心的悲壮感。
王军说，谢老上次检查时，发现体内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身体每况愈下。然而一些跟他已经很熟的志愿者根本不知道他最近的身体情况，有事还是习惯打他的电话，请他想办法。因为他的身份，也确实能比别人多说上几句话。
“他通天。”一位北京文物保护志愿者形容。
“我寄信给温总理，他经常都是当天马上批复的。”谢辰生说。也许现在也只有这一点，能成为支撑他继续战斗下去的力量了。
“2003年的信寄到中央，胡锦涛和温家宝很快就批了。胡锦涛批得很明确：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主城网，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各方面都要大力支持。温家宝也说：保护古都风貌和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建设的一件大事，各有关领导都必须提高认识。那都是说得非常好的，所以一下把北京这事给压住了。当然个别事件还有，但大规模拆建总算是压下来了。
“根据中央指示，要把保护古都风貌提到日程上来。中央重视，刘淇重视，同时正好首都总体规划要出台，于是2004年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第七章，专门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原则，并列出了很多具体实施细则，都非常好。特别在奥运的时候，北京市政府拨出10亿，从此北京危旧房的改造坚持政府主导、公益性优先，总算把开发商通通赶走了。
“所以说，还是有些成效的，慢慢地有所改善吧。”至此，老先生脸上激愤的神情终于渐渐和缓了下来，露出微笑。
喜怒无常
王军形容，这些年他认识的谢辰生“喜怒无常”。保城工作只要稍有成果，80多岁的老人能像孩子般乐得手舞足蹈，但闹心的事情一旦发生，他又立时沮丧得无以复加。
保下北京的成绩虽然令人鼓舞，但实际上历数老先生这些年倾尽全力进行的名城保卫战的成与败，残忍地说，败是彻底的败，胜，也总是打点折扣。
“文物古建保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拆了，就永远恢复不了。一听说要拆，我们就去保，最后保下来一部分，但一开始拆掉的那些总是无法恢复了。”而即使是现在，北京老城保护依然存在危险：北京市总体规划划定的33片保护区，只占老城面积的29％，保护区里又分了重点保护区和建没控制区，这重点与非重点之间，控制区和保护其之间，弹性很大。至于其他城市，有时更是鞭长莫及。
“现在有很多地方还是开发商在搞……唉，很难说到底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有事发生了，我知道了就去呼吁。但很多时候都是市长带着干，我也没办法……”
就在老先生准备住院检查的这段日子里，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再度告急。
秦淮河自东向西，横贯南京老城南，自东吴定都始，至明代煌煌大成，曾成就了中国古代最繁华的都市。1980到1990年代，历史街区曾因旧城改造被严重破坏，只有数块孤立的明清街区仍点缀在秦淮河边，更是弥足珍贵。
然而2006年，南京市“建设新城南”城市改造项目启动，仅剩的明清街区面临着被拆建一空的局面。南京文物保护志愿者姚远得知这个信息，曾致函数百位文物保护专家及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希望他们能挺身而出，阻止拆毁老城。
谢辰生是第一个做出回应的。“寄出后的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刚开手机就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姚远说，“他说，我是谢辰生啊。我一听，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知道南京有救了。”后来，也是他上书温家宝，促使总理派人到南京调查，把事件暂时压了下来。但时隔两年，风声过后，南京的拆建工程又再抬头。
在医院里的谢辰生听说了这件事，紧闭着眼，久久才呼出一口气：“都是这样的，就算是总理说的话，当时答应得好好的，过阵子又干起来。”他又陷入了焦虑和沮丧中。
法治，人治
这种时常激烈的情绪起伏，对老先生的身体状态造成了一定影响。每谈到激动处，他原来清晰的思维就会陷入暂时性混乱，随后脸现疲惫，需要停下来休息半日。
访谈因此不得不断断续续地进行了3天。
第二天，他的女婿守在病房里，趁老丈人不留意时，悄悄叮嘱，采访时间切忌过长。
尽管亲人在担心，但他们对老爷子毫无办法。熟悉谢辰生的人都知道，只要他在家，电话打过去，听到的肯定是他的声音。他不许老伴接电话，生怕告状的人被她挡驾了：
有时连王军都看不过去了：“北京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他的电话，一有事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家房子被折了。老爷子一听，肯定坐不住了，要马上过去看。所以这几年我常跟他们说，谢老现在是个癌症患者，你们不要老打电话给他，让他歇一下。
老先生就像灭火队，哪里出事了就扑到哪。
除了不断上书呼吁保城外，这几年，他还致力推动了2006年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
“如果说《文物保护法》对名城保护没有特殊的针对性，那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够针对性了吧，但实行起来依然困难重重。
“建设部牵 头，找了一批专家开个会，各自发表意见就完事了，我提意见说这不是在管啊。起码要在全国召开市长大会，选择好的典型推广坏的典型处分，立起标准来。像北京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在全国推广。但人家部里不听你的啊。
“当然也有好的。北京市刘淇很重视，就好了；无锡以前做得不好，后来来了个好人(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就好了。法律不起作用，保护得好不好要看人。
“所以现在我想办法去鼓励他们，去年我们把杨卫泽评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十大杰出人物，他越来越高兴了。现在江阴市也找我，我建议他们按着北京的办法干。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么一点，用好的典型推广影响别人。其他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了。”
有多少人爱他，就有多少人恨他
看着他那灰白的头发，紧锁的眉头，以及因为疲惫而紧闭的双目，会令人感到惊诧，眼看力保的阵地已经越缩越小，而真正的法治现状还是毫无改善，他怎么还能够坚持下来?
“很多人都会退缩，因为利益相关，或者因为失望。只有他从不会。”志愿者们说。
早期，他在文物局任业务秘书，后来是研究室主任，再后来是班子里的顾问，从未踏上过权力的巅峰；他和老伴所住的家，还是水泥地面，桌上那盏80年代的老台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坏。
人没有权色财欲，就没有弱点。
“开发商给我送钱?有啊，送过很多次。我上交纪委就完事了。”老先生摆摆手，觉得这些根本不算事。
“我现在在担心……我是带病生存的，生到哪就到哪，什么时候完就什么时候完。由不得你啊。”我们都小心回避着一个话题，没有直接说出口。那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老先生灭火队的角色不知道还能担当多久。
绕了个圈子后他发现，个人的力量有限，要解决本质问题，还是得回到他的老本行——立法、执法。“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加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级别，树立文物部门的执法权威。比如说文物局可以独立出来，或者提高规格。不提高规格也可以，至少要赋予他权力——你真干我真整你，得这样才行啊。必须动真格的，不动真格没办法。文物法2002年修订，给予了行政部门的一些权力，但还不够，还得加大力度。”
“我在文件里还提过，除了要树立文物工作部门的权威，同时要规定他们的职责出了事情你没去管，那首先你也要负责任。但我写是这么写了，推行起来没这么简单，走着瞧吧。”
采访的这几天里，他一直在看《毛泽东传》，有时我感觉他极其不乐意接受这个时代的变迁，还时常怀恋着50年代那种法令之下雷厉风行的社会风气。
“建国以来，我最喜欢的是50年代。”
很多人热爱谢辰生，说他就是中国的一件珍贵文物；也有很多人恨他，恨他的人多半也觉得他像文物，或许更像时代洪流中一块格格不入的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