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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和提倡新小说,为沟通两种叙述进行了大胆设计:以小说作为历史教科书的设想,充实、重塑了中国小说的思想内涵;掘微新史学与新小说在文体及书法上的链接点,使新小说在文章学的层面被推上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两者共同开创的想象空间发挥着民族认同的巨大作用,但在新史未出、史学不振的当时,梁启超更为重视小说的想象魔力,新小说承担了更多的民族建构责任,并由此导致中国小说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打通新史学和新小说的通道,是梁启超为启蒙话语谋求沟通形式的巨大转型的思维结果。钩沉两者的互动,有助于人们了解晚清小说改良运动从学术思想到文学想象的独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