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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出现在南大西洋的两道闪光，是不是一次挑战核不扩散体系的核试验？虽然诸多细节尚未查明，但美国新近解密的一批档案，基本还原了这起事件的真相。
1979年9月22日黎明时分，一颗美国“维拉”侦察卫星飞越南大西洋时，意外地记录下两道奇特的闪光。作为核爆炸可能具有的特征，这突如其来的“双闪”信号迅速引发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恐慌：在5个公认的核大国之外，有谁敢公然挑战核不扩散体系？或者，这只是一场技术故障导致的虚惊，甚至是某种尚不为人类熟知的自然现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科学家和情报专家展开了夜以继日的调查，试图还原那天早晨发生的一切，但调查结论从未全面公开。由于美国政府和研究机构无法形成统一意见，此后的30余年间，包括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在内，绝大部分知情者对这起事件的内幕守口如瓶。
“维拉”卫星自然不可能知道，自己揭开了冷战期间最大的未解之谜。至今，有关“维拉事件”的核心情报仍然被封存在档案库深处。幸运的是，前不久，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涉及此事的部分资料。将其中首次曝光的内容与卡特总统图书馆中的一些文件加以对比后，外界终于可以大致勾勒出37年前那场神秘事件的来龙去脉。
疑似核试验让美国忧心忡忡
美国Politico网站提到，1979年9月22日出现在南大西洋上空的诡异闪光，并不能引申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因为从技术上讲，要确认核爆炸，最根本的证据是放射性残留物。而在这起事件中，放射性物质并未在第一时间被检测到，加上当时已服役10年的“维拉”卫星已超过设计寿命两年多，认为“双闪”信号并非核试验导致的人为数不少。
即便如此，在警报传出后的头几天，美国科学家和情报分析人士倾向于认为，这就是核试验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当其中一部分人此后突然改变立场时，事态才显得反常。
更要紧的任务是搞清谁实施了核爆炸。由于信号来自人迹罕至的南大西洋，许多分析人士在第一时间怀疑，当时因种族隔离而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南非应为此事负责。进一步的调查则将矛头指向美国的盟友以色列——1979年，特拉维夫当局已经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各国对此心照不宣；只不过，由于领土面积狭小，该国一直没有找到开展核试验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它与急于打破外交困局的南非达成了某种默契。
如今，翻阅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事件发生当天写的日记，仍可以感受到他的不安和纠结：“有迹象表明……南非附近出现了一次核爆炸，可能是南非和以色列在海上使用一艘船做的，要不就是什么都没发生。”
卡特有为“双闪”信号忧心忡忡的缘由。如果它被确认为核试验，美国政府将陷入窘境；在当时的华盛顿，以色列的核武库一直是不允许公开談论的话题，人们唯恐出言不慎而惹恼其他中东国家乃至动摇核不扩散体系。如果华盛顿承认以色列引爆了核弹，舆论就会要求美国对这个挑战核不扩散体系的盟友实施制裁。更不用说，任何草率的表态，都有可能危及卡特政府引以为豪的外交政策遗产——事发前6个月，埃及和以色列在白宫签署的和平条约。
专家团队和情报部门唱反调
经由卡特政府的核不扩散事务特派代表杰拉德·史密斯之笔，解密档案中的文件呈现了更多细节。事发当天，长期与美国政府合作的3位科学家就拿到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卫星数据。他们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主任哈罗德·阿格纽、核武器设计师理查德·加尔文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首席科学家斯蒂芬·卢卡西克。这3位科学家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得出了初步结论，称“闪光信号与大气层内核爆的特征一致”。
在一封落款为10月19日的信函中，理查德·加尔文指出，他认为这就是一场核试验。不过，他觉得政府仅咨询3名专家的意见有失稳妥，遂建议邀请更多学术界权威，让他们从已知的数据推导出各种可能性的概率。
由于美国军方迟迟收集不到放射性物质等直接证据，加尔文的建议便被采纳了。由卡特政府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莱斯牵头，一个由8位学者组成的特别专家组对卫星数据展开了又一轮评估，试图尽可能接近事件的真相，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杰克·鲁伊纳被指定为该专家组的负责人。
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个更正式、阵容更豪华的专家组，其初步分析和最终结论都与人们此前达成的共识相悖。专家们在内部报告中称，两次诡异的闪光信号“更像是一起‘动物园（指不寻常但出于自然原因）事件’，可能是微小的流星撞击卫星造成的误判”。
从那一刻起，专家组的结论就不得不直面非议。反对意见主要来自美国情报部门，后者明确拒绝“动物园事件”的解释，坚信那两道闪光就是核爆炸。1980年6月，白宫发布了经过修订的专家组报告的副本，纵使如此，华盛顿的唇枪舌剑仍未停歇。
最严厉的批评者相信，鲁伊纳和他的同僚不过是白宫以科学服务于政治的道具。换句话说，由于担心在外交领域丢面子，白宫从最开始就不想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核试验，专家组即便没有全盘否定这方面的可能性，也不敢直接发布可能引起外交麻烦的调查结论。即使在今天，外界对该专家组是如何成立的依然知之甚少。令人遗憾的是，卡特图书馆收藏的相当一部分档案，包括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创作的分析报告，如今依然处于封存状态。
另一个疑点在于，为什么专家组的关键成员理查德·加尔文同意为第二份调查报告背书？作为最早涉足此事的学者之一，加尔文起初是“核试验论”的坚定支持者。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不清楚他为什么、如何、在何时改变了对这起事件的判断。
有趣的是，即便担心“维拉事件”演变为外交危机，卡特总统本人也并不认可专家组的意见。1980年2月27日，专家组的初步结论在政府内部公开后不久，卡特就在日记里写道：“多数人相信，以色列确实在南非以南的大西洋海域进行了一次货真价实的核试验。”
各路证据指向以色列
Politico网站上的文章认为，本次解密的档案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几份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它们从一个外界此前不甚关注的角度，坐实了以色列与“维拉事件”的紧密联系。 1980年2月21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了驻特拉维夫记者丹·雷维夫的独家报道，明确指出大西洋上的闪光是以色列测试核武器所致。CBS的报道引述了专著《无人幸免：以色列原子弹的故事》的手稿，而该书是以色列官方禁止出版的。值得注意的是，雷维夫在意大利向CBS讲述了自己了解的内情，主要意图是逃避监控。但是，他随后还是被以方剥夺了采访资格，进而被时任以色列防长威茨曼亲自下令驱逐出境。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此后数年，丹·雷维夫透露，除了《无人幸免》的两位作者，他当时还有一个更可靠的消息渠道：以色列政治家埃利亚胡·斯佩瑟曾亲口向雷维夫证实，该国确实在南大西洋进行过核试验。
最新披露的美国国务院电报证实了外界此前的猜测：1980年2月，美方调查组主席杰克·鲁伊纳收到了关于以色列和南非合谋的爆料，消息来源是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的以色列导弹专家安塞姆·亚龙，后者经常公开谈论以色列的国防政策，多次向鲁伊纳提及他曾经参与的以色列导弹计划及以色列的核战争计划。
此外，历史研究者从卡特图书馆挖掘到的一份文件，为核试验一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那是1980年12月，正当卡特政府准备结束任期时，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说，他们注意到在此前一年间，大洋洲多地出现了家畜集体死于甲状腺疾病的情况；在羊的尸体中，同位素碘131显示出“异常高的水平”。报告的潜台词是：“维拉事件”产生的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环流后，在随后的几个月间通过降水返回地面，污染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牧场。
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杰拉德·史密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時表示：“我从来没有摆脱这种想法，即（1979年的神秘事件）是以色列和南非联手策划的。”虽然缺乏无可辩驳的直接证据，但从CBS的报道到以色列专家提供的内幕信息，再到患上辐射病的羊群，当所有这些证据联系起来时，以色列便无法摆脱与大西洋上两道闪光的联系。
牵出了这么多故事，但模糊不清的细节依然很多。美国情报部门对事件原貌到底了解多少？完整的调查结论仍出于外交和政治考虑而处于保密状态吗？鲁伊纳专家组的工作流程是什么？他们为何犯错？如果确实发生了核试验，它为何在这样荒凉的地方进行？试验是一个国家单独进行还是一次联合行动？当事方为何迫不及待地测试核武器？
全部解答这些问题可能还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无论如何，随着公之于世的史料越来越多，人们距离彻底破解冷战时期的最大谜团之一，似乎只剩下很短的一段路要走了。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青年参考》
2016年12月21日〕
1979年9月22日黎明时分，一颗美国“维拉”侦察卫星飞越南大西洋时，意外地记录下两道奇特的闪光。作为核爆炸可能具有的特征，这突如其来的“双闪”信号迅速引发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恐慌：在5个公认的核大国之外，有谁敢公然挑战核不扩散体系？或者，这只是一场技术故障导致的虚惊，甚至是某种尚不为人类熟知的自然现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科学家和情报专家展开了夜以继日的调查，试图还原那天早晨发生的一切，但调查结论从未全面公开。由于美国政府和研究机构无法形成统一意见，此后的30余年间，包括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在内，绝大部分知情者对这起事件的内幕守口如瓶。
“维拉”卫星自然不可能知道，自己揭开了冷战期间最大的未解之谜。至今，有关“维拉事件”的核心情报仍然被封存在档案库深处。幸运的是，前不久，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涉及此事的部分资料。将其中首次曝光的内容与卡特总统图书馆中的一些文件加以对比后，外界终于可以大致勾勒出37年前那场神秘事件的来龙去脉。
疑似核试验让美国忧心忡忡
美国Politico网站提到，1979年9月22日出现在南大西洋上空的诡异闪光，并不能引申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因为从技术上讲，要确认核爆炸，最根本的证据是放射性残留物。而在这起事件中，放射性物质并未在第一时间被检测到，加上当时已服役10年的“维拉”卫星已超过设计寿命两年多，认为“双闪”信号并非核试验导致的人为数不少。
即便如此，在警报传出后的头几天，美国科学家和情报分析人士倾向于认为，这就是核试验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当其中一部分人此后突然改变立场时，事态才显得反常。
更要紧的任务是搞清谁实施了核爆炸。由于信号来自人迹罕至的南大西洋，许多分析人士在第一时间怀疑，当时因种族隔离而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南非应为此事负责。进一步的调查则将矛头指向美国的盟友以色列——1979年，特拉维夫当局已经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各国对此心照不宣；只不过，由于领土面积狭小，该国一直没有找到开展核试验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它与急于打破外交困局的南非达成了某种默契。
如今，翻阅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事件发生当天写的日记，仍可以感受到他的不安和纠结：“有迹象表明……南非附近出现了一次核爆炸，可能是南非和以色列在海上使用一艘船做的，要不就是什么都没发生。”
卡特有为“双闪”信号忧心忡忡的缘由。如果它被确认为核试验，美国政府将陷入窘境；在当时的华盛顿，以色列的核武库一直是不允许公开談论的话题，人们唯恐出言不慎而惹恼其他中东国家乃至动摇核不扩散体系。如果华盛顿承认以色列引爆了核弹，舆论就会要求美国对这个挑战核不扩散体系的盟友实施制裁。更不用说，任何草率的表态，都有可能危及卡特政府引以为豪的外交政策遗产——事发前6个月，埃及和以色列在白宫签署的和平条约。
专家团队和情报部门唱反调
经由卡特政府的核不扩散事务特派代表杰拉德·史密斯之笔，解密档案中的文件呈现了更多细节。事发当天，长期与美国政府合作的3位科学家就拿到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卫星数据。他们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主任哈罗德·阿格纽、核武器设计师理查德·加尔文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首席科学家斯蒂芬·卢卡西克。这3位科学家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得出了初步结论，称“闪光信号与大气层内核爆的特征一致”。
在一封落款为10月19日的信函中，理查德·加尔文指出，他认为这就是一场核试验。不过，他觉得政府仅咨询3名专家的意见有失稳妥，遂建议邀请更多学术界权威，让他们从已知的数据推导出各种可能性的概率。
由于美国军方迟迟收集不到放射性物质等直接证据，加尔文的建议便被采纳了。由卡特政府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莱斯牵头，一个由8位学者组成的特别专家组对卫星数据展开了又一轮评估，试图尽可能接近事件的真相，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杰克·鲁伊纳被指定为该专家组的负责人。
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个更正式、阵容更豪华的专家组，其初步分析和最终结论都与人们此前达成的共识相悖。专家们在内部报告中称，两次诡异的闪光信号“更像是一起‘动物园（指不寻常但出于自然原因）事件’，可能是微小的流星撞击卫星造成的误判”。
从那一刻起，专家组的结论就不得不直面非议。反对意见主要来自美国情报部门，后者明确拒绝“动物园事件”的解释，坚信那两道闪光就是核爆炸。1980年6月，白宫发布了经过修订的专家组报告的副本，纵使如此，华盛顿的唇枪舌剑仍未停歇。
最严厉的批评者相信，鲁伊纳和他的同僚不过是白宫以科学服务于政治的道具。换句话说，由于担心在外交领域丢面子，白宫从最开始就不想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核试验，专家组即便没有全盘否定这方面的可能性，也不敢直接发布可能引起外交麻烦的调查结论。即使在今天，外界对该专家组是如何成立的依然知之甚少。令人遗憾的是，卡特图书馆收藏的相当一部分档案，包括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创作的分析报告，如今依然处于封存状态。
另一个疑点在于，为什么专家组的关键成员理查德·加尔文同意为第二份调查报告背书？作为最早涉足此事的学者之一，加尔文起初是“核试验论”的坚定支持者。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不清楚他为什么、如何、在何时改变了对这起事件的判断。
有趣的是，即便担心“维拉事件”演变为外交危机，卡特总统本人也并不认可专家组的意见。1980年2月27日，专家组的初步结论在政府内部公开后不久，卡特就在日记里写道：“多数人相信，以色列确实在南非以南的大西洋海域进行了一次货真价实的核试验。”
各路证据指向以色列
Politico网站上的文章认为，本次解密的档案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几份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它们从一个外界此前不甚关注的角度，坐实了以色列与“维拉事件”的紧密联系。 1980年2月21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了驻特拉维夫记者丹·雷维夫的独家报道，明确指出大西洋上的闪光是以色列测试核武器所致。CBS的报道引述了专著《无人幸免：以色列原子弹的故事》的手稿，而该书是以色列官方禁止出版的。值得注意的是，雷维夫在意大利向CBS讲述了自己了解的内情，主要意图是逃避监控。但是，他随后还是被以方剥夺了采访资格，进而被时任以色列防长威茨曼亲自下令驱逐出境。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此后数年，丹·雷维夫透露，除了《无人幸免》的两位作者，他当时还有一个更可靠的消息渠道：以色列政治家埃利亚胡·斯佩瑟曾亲口向雷维夫证实，该国确实在南大西洋进行过核试验。
最新披露的美国国务院电报证实了外界此前的猜测：1980年2月，美方调查组主席杰克·鲁伊纳收到了关于以色列和南非合谋的爆料，消息来源是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的以色列导弹专家安塞姆·亚龙，后者经常公开谈论以色列的国防政策，多次向鲁伊纳提及他曾经参与的以色列导弹计划及以色列的核战争计划。
此外，历史研究者从卡特图书馆挖掘到的一份文件，为核试验一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那是1980年12月，正当卡特政府准备结束任期时，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说，他们注意到在此前一年间，大洋洲多地出现了家畜集体死于甲状腺疾病的情况；在羊的尸体中，同位素碘131显示出“异常高的水平”。报告的潜台词是：“维拉事件”产生的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环流后，在随后的几个月间通过降水返回地面，污染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牧场。
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杰拉德·史密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時表示：“我从来没有摆脱这种想法，即（1979年的神秘事件）是以色列和南非联手策划的。”虽然缺乏无可辩驳的直接证据，但从CBS的报道到以色列专家提供的内幕信息，再到患上辐射病的羊群，当所有这些证据联系起来时，以色列便无法摆脱与大西洋上两道闪光的联系。
牵出了这么多故事，但模糊不清的细节依然很多。美国情报部门对事件原貌到底了解多少？完整的调查结论仍出于外交和政治考虑而处于保密状态吗？鲁伊纳专家组的工作流程是什么？他们为何犯错？如果确实发生了核试验，它为何在这样荒凉的地方进行？试验是一个国家单独进行还是一次联合行动？当事方为何迫不及待地测试核武器？
全部解答这些问题可能还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无论如何，随着公之于世的史料越来越多，人们距离彻底破解冷战时期的最大谜团之一，似乎只剩下很短的一段路要走了。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青年参考》
2016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