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今年的沙尘暴让你觉得意外吗？
　　蒋高明：我去年就已经预测到了。前两年“三北防护林”吹得很响，好像治理有了成效，但那不是事实，所以今年这么严重并不让我意外，今年北京降的是30多万吨土啊。
　　人物周刊：为什么大量植树并不能治理沙尘暴？
　　蒋高明：首先，好的草原是不需要治理的，它自然就能抓住泥土；其次，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植树，而是把灌木当成树林来造，这是不对的；再次，草原没有了，牧民没有地方放牧，只有砍树喂羊，破坏了光合作用，结果树叶没有了，草也没有了。
　　人物周刊：今年沙尘暴之前和期间，气象局还搞了一个“追沙小组”，其实他们也好像在做一些事情。
　　蒋高明：我认为追沙小组也罢，大气监测也罢，没必要搞这么多，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在于治理的巨额经费怎么花，谁来掌管这笔钱，怎么把它用出去。现在虽然都是拿出很多钱治沙，但没有花在点子上。比如，内蒙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000万，但国家每年给他的造林经费就是1个亿，他当然要造林了！就算造林是错误的，只要他有利可图，就会去选择造林。
　　人物周刊：你提到治理成为了一种门面工程，怎么理解？
　　蒋高明：这样的故事很多。2003年夏天，国家发改委一个年轻的副处长来“视察”生态治理效果，当地领导领他到科学院的点上看。为什么不带他到花了大量经费造林的点上呢？当地领导心里最有数，我们用自然力恢复的比他们花钱的做得好。一路上，副处长“骂骂咧咧”，嫌路不好走，可我们做实验都上这里来的呀，甚至有时还得搭牧民的拖拉机才能进入。本人崭新的越野车经常沾满牛粪，成为“牛粪”车，我们向谁抱怨？一到了我们的高草实验地，该处长乐了，“这才像回事嘛。”他其实不知道，地方领导“骗了他”。一些地方领导连朱总理都敢骗，更何况一个副处长？治理工程与治理效果脱节，经费使用与经费监督脱节，治理者与被治理土地的主人脱节，这就是现实。科学家有思路，但是没有权力，也没有钱，再好的样板，也难以推广，这样的样板的主要价值就是供人参观、让领导视察有去处了。这些才是北京每年要面对沙尘暴的核心因素所在。
　　人物周刊：你这几年都在说这个问题，但你们的呼吁效果不太好啊？
　　蒋高明：今年已经有成果了，“林草之争”有了结果嘛！说到呼吁的力量，光靠我们科学家说没有用啊。我们手里又没有掌握着实施的权力。
　　人物周刊：掌握权力的决策者身边也有专家吧？
　　蒋高明：当然，专家里面也允许有意见分歧，但这里牵扯更多的是部门利益——造林活不活，难道他们不清楚？要是我是林业局的专家，恐怕早就出局了。去年国家林业局有关领导看到《南方周末》刘鉴强、曹筱凡的文章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将该文转发给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自治区林业厅又将该文加上了领导的批示转发给旗县的林业局，对文章提到的试验进行调查，对人工造林的效果进行“核查”，并暗示各旗县林业局要“防”着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尤其报道中提到的那个盟，对我们更加防范。因为2003年夏天，我们曾批评了该盟主要领导的言论“我们草原上的羊不是吃馒头长大的”，该言论被《人民日报》记者予以曝光，激怒了该领导。好长一段时间，植物研究所与该盟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人物周刊：你近年来的言论一直比较激烈，你自己也说招人恨的，难道你希望招人恨？
　　蒋高明：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需要良心，包括一些院士，我都希望他们能更有良心一点。现在有些院士，把耳朵当眼睛使，不去现场，别人告诉他什么他就信什么，被人糊弄。有些年轻的科学家，追求的就是那种“写点酸文章、搞搞转基因、混混小日子”的日子。这种日子还不如不过。
　　人物周刊：那你选择怎么样过日子？
　　蒋高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丹麦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大臣们谁都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他们怕人家笑话自己没有见识，丢了脸面。只有一个小孩子讲了实话，“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啊。”因为那是个孩子，没有人理会他。上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当地群众和当地领导心里都是明白的，为什么他们不说？不愿意 “管闲事”而已，或者说了也没有用，或者说了还会给你小鞋子穿。这样的现象是比比皆是的。国家林业局内部也有反对干旱区营造“三北防护林”的，但是，这样的专家早就靠边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