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在慈溪县雁门中学上初二。那年春天，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也是在那年暑假，老师带我们几个团员去“遥远”的绍兴游览参观，并安排我们在绍兴住一夜。
　　夏天的下午五点，天还大亮着，快到招待所时，我远远发现门口黑压压地围着一堆人，好像在看什么热闹。我好奇地凑上去，只见一个60来岁的外国老妇人，正连比带画地说着什么。她个头不高，身子有点臃肿，一头金发，眼睛蓝蓝的，皮肤很白，在阳光下有点晃眼，穿条碎花粉色连衣裙……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我知道围观的这些人也一定没见过，所以大家都异常兴奋，在一旁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犹如见到天外来客。
　　外国老妇人应该是冲着东方文化来绍兴旅游的，可能遇上了什么麻烦。我们那时也学英语，但学的都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Learn from Comrade Lei Feng！”，全用不上。
　　后来老妇人的事情有没有解决，是怎么解决的，我不得而知，但第二天我们退房时又正巧碰上她，遠远地，我闻到了她身上一股怪怪的气味。
　　金发、蓝眼睛、说外语及身上有股怪味，是我那时候对外国人的全部印象。
　　1982年，也就是我们在绍兴围观外国人后的第三年，我考上了杭州大学。这时候，在杭州，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已不再特别稀罕。我就读的杭州大学教育系，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建立了国际合作关系，双方会互派老师切磋学习。大三那年，我们年级来了一位名叫Shirley的外教。
　　对我而言，Shirley是第一位立体的外国人。她是教育学学者，有着和中国教授不太一样的学术观点和教学风格。她的课令人放松，课堂上可以随意提问，我们经常被夸得飘飘然。更重要的是，除了图书馆里浩瀚的译著，通过她，我间接地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40年过去了，《学生守则》里不再有“不围观外宾”的规定，国境线也已经越来越透明，地球越来越像一眼看得到底的“村”。
　　今年春节，我飞往洛杉矶看望女儿。这已经是我第N次出境，而女儿在美国留学已是第六个年头。在大洋彼岸，我和女儿是“外国人”。飞机落地时是当地日期2月15日，我下飞机后遇见的第一个美国人就友好地对我说：“Happy Chinese Year！”他们居然知道今天是我们中国的除夕！整个春节期间，美国酒店和商场使出浑身解数招徕中国消费者，到处洋溢着浓浓的中国年气息。
　　40年前，我们开始对外部世界感兴趣，于是，通过外国人了解世界。40年后的今天，全世界对中国都感兴趣，他们会通过你、我、TA来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