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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维也纳秩序和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不同点，通过比较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两个时代的差异的深层原因。如果在谋求和平的国际秩序中加入了太多的惩罚性元素，就会使秩序变得不稳定。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唯有靠国际社会所有主要成员，尤其是国内主导人物的积极参与，才能获得保障。如果说维也纳会议把均势建构得极佳，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那么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共同的价值观。
关键词：维也纳秩序；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战败国；秩序维护者；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33.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78-02
维也纳秩序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经维也纳和会建立起来的。由于在这个秩序之后，欧洲百年之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因此维也纳秩序被认为是19世纪“导致稳定的国际体系”[1]356。而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列宁说：“靠凡尔赛合约来约束维系的整个国际关系、世界秩序，是建立在火上的。”二十年的“休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烟再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对两个秩序都以浓墨论述之，并在书中提出了他对这两种秩序的比较以及造成的不同局面的思考。本文通过对《大外交》的细致阅读来论述维也纳秩序和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不同点，通过比较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两个时代的差异的深层原因。
一、对战败国的处理
我们一定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印象深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当时谈到德国的赔偿时这样说道：“我们搜他们的口袋也要搜出这笔钱来。”[2]221战胜国不仅在赔款上对德国提出严苛要求，还在领土、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严厉地惩罚。在这些和会条款传到德国之后，本来期待宽容处理的德国人民非常震惊。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都支持祖国去维护应该争取的利益，但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没有话语权。这就为日后的和平留下了隐患，纳粹势力正是很大地利用了这一点来煽动德国人发动战争。而在一百年前的维也纳和会上，与会的政治家对战败国做出的是这样的决定：法国征服的领土虽被剥夺，但得以保留“古老”即大革命以前的疆域，而且比黎塞留治理下的法国要大了很多。拿破仑的死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这样解释：“若令其（法国）失望则此等国家必再大动干戈，不仅掌握主动且有一股道德力量，仅此便足以令其紧密结盟。因而盟国处于确保欧洲各强国均迫切需要之和平，应再给予一次机会。”[2]73我们可以看到，在本文论及的这两次和会上对战败国的处理是完全不同的。在巴黎和会上，德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这种决定的初衷是通过这种惩罚让德国吸取教训，而不再发动战争。其结果却与初衷背道而驰。正是这种惩罚为接下来的战争埋下了火种。而维也纳和会与会者的基本思想就与之不同。他们是要求和帮助战败国法国参与到战后新秩序的重构当中去。而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思路的正确性。所以说，如果在谋求和平的国际秩序中加入了太多的惩罚性元素，就会使秩序变得不稳定。秩序的制定者必须从战争的全力求胜转为和谈的妥协求和。
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维也纳会议上的列强在会后组成了四国同盟：即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及俄国组成同盟。这个四国同盟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国的崛起而建立的，通过联盟来积聚实力遏制法国。后来，到一八一八年，法国被允许参加有关欧洲事务的讨论，此时的国际关系形成了一个以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五个国家占主导权的多级秩序。一个新的以列强并立、相互制约为主要特征，以多极均势、欧洲协调为主要机制的世界新秩序——维也纳秩序由此开始[3]132。巴黎和会之后，成立了国际联盟。这一个打破了以往的均势秩序，以一种新的非均衡外交的姿态出现的机构，本来被寄予厚望，被视为可以很好地维护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工具。但是，二战之前国际联盟发挥的作用以及二战的爆发证明了威尔逊对于国际联盟的构想完全失败。原因很简单，作为国际联盟的创始者以及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缺席国际联盟。新建立的俄国与战败国德国都被排除在外。而显而易见的是，两者的实力都不容小觑。所以说，国际联盟成为了“少数大国尤其是英法操纵的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的跛足国际组织”。[3]133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抛弃了国际联盟的创始者，排斥了不同意识形态的俄国以及一战策源地德国，只剩下一战后实力大减的英法两国。其维护国际秩序的实力和实效可想而知。而我们反观维也纳秩序，维护者是当时的四强，即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来扮演维护国际秩序的角色。而日后更是将上一次战争的源头以及战败国法国接受为秩序维护者之一。曾经的“强盗”变成了“警察”，这个秩序的稳定性肯定会有相当地提高。威尔逊和卡斯尔雷都相信，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唯有靠国际社会所有主要成员，尤其是国内主导人物的积极参与，始能获得保障[2]81。但是，威尔逊没有做到国际社会的所有主要成员都在国际联盟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卡斯雷尔等维也纳和会的主导者却逐步促成了欧洲的五大国对于维也纳秩序的维护。在这一点上，两者把理论变为实践的差距显而易见。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方面的差距也是造成两种秩序的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价值观
如果说维也纳会议把均势建构得极佳，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那么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共同的价值观。既然是共同价值观，那么就以为与会各方分享着同一个价值观念。观念相同而达到道德均衡的原因主要来说有这样几点，一是列强的统治者均已君权神授为政权基础，也可谓志同道合[2]751；不仅在理论上互相赞同，在行动上也是相互支持。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各大国在选择盟友时都会考虑是否是君主国这一重要因素。二是会议确定的国际秩序被认为是基本公平的，即使是战败国也没有愤愤不平。因为法国既没有被处于大的领土方面的惩罚，而且也被接纳到了和会的与会者中以及秩序维护的参与者中。三是有符合均势要求的保守势力团结原则为后盾[2]233。这个号召程度极强的国际秩序，其维持的力量却不仅仅是权力。我们再将目光投到巴黎和会上，在那里美国的“国际联盟”构想和欧洲列强的传统均势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我们并没有在和会上看得很明显。因为在一战中衰弱的列强需要实力强大的美国的保护和支持，所以英法两国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对。结果是美国的盟国对此新鲜主张虽不太能接受，但实在无力反对[2]218。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各国没法在统一的价值观下合作。各国标榜的价值观不一样，就无法进行齐心协力地合作。尤其是维护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机构国际联盟，这是维护秩序的一个重要机构。它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却是由内心并不赞成此事的英法两国操纵。那么这个机构的运作一定是效果极其有限的。所以说，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最危险的弱点是心理上的。而对于维也纳秩序来说，大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各国既有的不满不会轻易累积到想要推翻国际秩序。也可以说，共同的价值观使得各国之间诉诸武力的欲望减低。 四、其他因素
当然，在这些主要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些其他原因。一是秩序范围。在维也纳秩序时期，欧洲的扩张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维也纳秩序主要是建立在欧洲。而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则包括了欧美列强的附属地广大的亚非拉地区，虽然主导性的国家还是欧美列强。其形成的国际格局被视为“首个真正全球性国际格局”[3]156。秩序范围变大之后，带来的结果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面对的冲突更加多样化以及冲突更加难以控制。也就是说，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在客观上降低了。二是发展时代的变化。在维也纳秩序时期，生产技术尚未高度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也不高，发展较为缓慢。各个国家发展速度相差不大，传统强国可以较长时间保持优势。后起的国家要超越先进国家需要较长时间。所以即使后发国家想要改变国际秩序来获取更多的国家利益，他们也会由于实力的缺乏而难以达到目的。而在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时期，世界先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开发新部门、建立新型企业、在经济实力上迅速地赶上先进国家，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例如德国就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国家。这样，由于国家实力对比出现变化，那么新兴国家就要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旧秩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冲击旧秩序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三是矛盾的多样化。相较于一百年前，凡尔赛-华盛顿秩序面临的矛盾更加多样化。维也纳秩序可能只需要调节好欧洲几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就可以基本维持稳定。而在巴黎和会的时代则要面对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殖民地国家的内部矛盾等[3]132。这些多样化的矛盾都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站在历史的高处，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这样记述了两个和会的场景：维也纳五国的代表圆满地完成了和谈的任务，甚至会议的蓝图——皮特方案都和与会国之一英国的原始设计方案如出一辙。而巴黎和会后，尼克尔森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初来时，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离开时，则已觉悟，新秩序不过是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和会的不同，也就预示着他们的产物——维也纳秩序和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将走上不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C]//余伟民.世界当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2]基辛格.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3]刘胜湘.国际政治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维也纳秩序；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战败国；秩序维护者；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33.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78-02
维也纳秩序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经维也纳和会建立起来的。由于在这个秩序之后，欧洲百年之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因此维也纳秩序被认为是19世纪“导致稳定的国际体系”[1]356。而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列宁说：“靠凡尔赛合约来约束维系的整个国际关系、世界秩序，是建立在火上的。”二十年的“休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烟再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对两个秩序都以浓墨论述之，并在书中提出了他对这两种秩序的比较以及造成的不同局面的思考。本文通过对《大外交》的细致阅读来论述维也纳秩序和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不同点，通过比较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两个时代的差异的深层原因。
一、对战败国的处理
我们一定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印象深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当时谈到德国的赔偿时这样说道：“我们搜他们的口袋也要搜出这笔钱来。”[2]221战胜国不仅在赔款上对德国提出严苛要求，还在领土、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严厉地惩罚。在这些和会条款传到德国之后，本来期待宽容处理的德国人民非常震惊。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都支持祖国去维护应该争取的利益，但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没有话语权。这就为日后的和平留下了隐患，纳粹势力正是很大地利用了这一点来煽动德国人发动战争。而在一百年前的维也纳和会上，与会的政治家对战败国做出的是这样的决定：法国征服的领土虽被剥夺，但得以保留“古老”即大革命以前的疆域，而且比黎塞留治理下的法国要大了很多。拿破仑的死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这样解释：“若令其（法国）失望则此等国家必再大动干戈，不仅掌握主动且有一股道德力量，仅此便足以令其紧密结盟。因而盟国处于确保欧洲各强国均迫切需要之和平，应再给予一次机会。”[2]73我们可以看到，在本文论及的这两次和会上对战败国的处理是完全不同的。在巴黎和会上，德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这种决定的初衷是通过这种惩罚让德国吸取教训，而不再发动战争。其结果却与初衷背道而驰。正是这种惩罚为接下来的战争埋下了火种。而维也纳和会与会者的基本思想就与之不同。他们是要求和帮助战败国法国参与到战后新秩序的重构当中去。而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思路的正确性。所以说，如果在谋求和平的国际秩序中加入了太多的惩罚性元素，就会使秩序变得不稳定。秩序的制定者必须从战争的全力求胜转为和谈的妥协求和。
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维也纳会议上的列强在会后组成了四国同盟：即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及俄国组成同盟。这个四国同盟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国的崛起而建立的，通过联盟来积聚实力遏制法国。后来，到一八一八年，法国被允许参加有关欧洲事务的讨论，此时的国际关系形成了一个以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五个国家占主导权的多级秩序。一个新的以列强并立、相互制约为主要特征，以多极均势、欧洲协调为主要机制的世界新秩序——维也纳秩序由此开始[3]132。巴黎和会之后，成立了国际联盟。这一个打破了以往的均势秩序，以一种新的非均衡外交的姿态出现的机构，本来被寄予厚望，被视为可以很好地维护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工具。但是，二战之前国际联盟发挥的作用以及二战的爆发证明了威尔逊对于国际联盟的构想完全失败。原因很简单，作为国际联盟的创始者以及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缺席国际联盟。新建立的俄国与战败国德国都被排除在外。而显而易见的是，两者的实力都不容小觑。所以说，国际联盟成为了“少数大国尤其是英法操纵的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的跛足国际组织”。[3]133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抛弃了国际联盟的创始者，排斥了不同意识形态的俄国以及一战策源地德国，只剩下一战后实力大减的英法两国。其维护国际秩序的实力和实效可想而知。而我们反观维也纳秩序，维护者是当时的四强，即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来扮演维护国际秩序的角色。而日后更是将上一次战争的源头以及战败国法国接受为秩序维护者之一。曾经的“强盗”变成了“警察”，这个秩序的稳定性肯定会有相当地提高。威尔逊和卡斯尔雷都相信，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唯有靠国际社会所有主要成员，尤其是国内主导人物的积极参与，始能获得保障[2]81。但是，威尔逊没有做到国际社会的所有主要成员都在国际联盟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卡斯雷尔等维也纳和会的主导者却逐步促成了欧洲的五大国对于维也纳秩序的维护。在这一点上，两者把理论变为实践的差距显而易见。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方面的差距也是造成两种秩序的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价值观
如果说维也纳会议把均势建构得极佳，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那么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共同的价值观。既然是共同价值观，那么就以为与会各方分享着同一个价值观念。观念相同而达到道德均衡的原因主要来说有这样几点，一是列强的统治者均已君权神授为政权基础，也可谓志同道合[2]751；不仅在理论上互相赞同，在行动上也是相互支持。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各大国在选择盟友时都会考虑是否是君主国这一重要因素。二是会议确定的国际秩序被认为是基本公平的，即使是战败国也没有愤愤不平。因为法国既没有被处于大的领土方面的惩罚，而且也被接纳到了和会的与会者中以及秩序维护的参与者中。三是有符合均势要求的保守势力团结原则为后盾[2]233。这个号召程度极强的国际秩序，其维持的力量却不仅仅是权力。我们再将目光投到巴黎和会上，在那里美国的“国际联盟”构想和欧洲列强的传统均势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我们并没有在和会上看得很明显。因为在一战中衰弱的列强需要实力强大的美国的保护和支持，所以英法两国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对。结果是美国的盟国对此新鲜主张虽不太能接受，但实在无力反对[2]218。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各国没法在统一的价值观下合作。各国标榜的价值观不一样，就无法进行齐心协力地合作。尤其是维护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机构国际联盟，这是维护秩序的一个重要机构。它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却是由内心并不赞成此事的英法两国操纵。那么这个机构的运作一定是效果极其有限的。所以说，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最危险的弱点是心理上的。而对于维也纳秩序来说，大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各国既有的不满不会轻易累积到想要推翻国际秩序。也可以说，共同的价值观使得各国之间诉诸武力的欲望减低。 四、其他因素
当然，在这些主要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些其他原因。一是秩序范围。在维也纳秩序时期，欧洲的扩张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维也纳秩序主要是建立在欧洲。而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则包括了欧美列强的附属地广大的亚非拉地区，虽然主导性的国家还是欧美列强。其形成的国际格局被视为“首个真正全球性国际格局”[3]156。秩序范围变大之后，带来的结果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面对的冲突更加多样化以及冲突更加难以控制。也就是说，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在客观上降低了。二是发展时代的变化。在维也纳秩序时期，生产技术尚未高度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也不高，发展较为缓慢。各个国家发展速度相差不大，传统强国可以较长时间保持优势。后起的国家要超越先进国家需要较长时间。所以即使后发国家想要改变国际秩序来获取更多的国家利益，他们也会由于实力的缺乏而难以达到目的。而在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时期，世界先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开发新部门、建立新型企业、在经济实力上迅速地赶上先进国家，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例如德国就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国家。这样，由于国家实力对比出现变化，那么新兴国家就要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旧秩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冲击旧秩序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三是矛盾的多样化。相较于一百年前，凡尔赛-华盛顿秩序面临的矛盾更加多样化。维也纳秩序可能只需要调节好欧洲几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就可以基本维持稳定。而在巴黎和会的时代则要面对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殖民地国家的内部矛盾等[3]132。这些多样化的矛盾都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站在历史的高处，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这样记述了两个和会的场景：维也纳五国的代表圆满地完成了和谈的任务，甚至会议的蓝图——皮特方案都和与会国之一英国的原始设计方案如出一辙。而巴黎和会后，尼克尔森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初来时，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离开时，则已觉悟，新秩序不过是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和会的不同，也就预示着他们的产物——维也纳秩序和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将走上不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C]//余伟民.世界当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2]基辛格.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3]刘胜湘.国际政治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