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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固有一死”。儒家历来说了不少虚话,但于生死问题还算老实。其终胜于释、道二家者,为有此也。老聃青牛出关,庄周鼓盆而歌,佛祖树下枯坐,凡此皆属精神失常,所以一论及生死便开始扯淡。唯孔夫子虽同是偃蹇蹭蹬、流离颠沛,却并不忧愤成疾、烧坏大脑,虽然他也曾许下海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只是说说而已,他依旧苟活人世,退而著书授徒,自得其乐。这让我想起张爱玲《封锁》里那句名言:“然而他不发疯。”这“不发疯”里,正有孔子的清醒与可爱之处。庄周每拿孔子说事,虚构了好些故事,但他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确是真话。“子不语怪力乱神”,因孔子没有疯。
既于生死上保持理智,故儒家对待欲望亦能如是。释家欲超脱而戒荤,少吃了许多美味;道家欲升仙而服药,多吃了许多垃圾。两者皆得不偿失,唯儒家得其中庸,吃得适宜。《论语·乡党》说:“肉虽多,不使胜食气。”纵然肉味极美,但不能蛮吃,顾此失彼,废掉主食。“饭疏食、饮水”,多吃素,多喝水,有益健康。“唯酒无量,不及乱”。饮酒的最佳境界是微醺,不必借酒装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精细之物便于消化,保护肠胃。“不得其酱,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孔子嗜好酱醋和生姜,弟子们没有备好,他便耍小孩脾气;饭吃完了,他还不忍撤去生姜,再尝上一小口,但吃得也不多,“君子食无求饱”。每顿饭必需酱醋为佐料,这是“恒常”;虽酷嗜生姜却不多食,这是“有馀”。我想儒家的精华便在这“恒常”与“有馀”上,如果合成一个字,那便是“礼”。
“礼”是束缚亦是艺术。辜鸿铭主张将《礼记》译成英文的art,此说有些片面。束缚与艺术很难截然划分。不习惯是枷锁,习惯了它就是艺术。中国人太容易习惯,所以常把糟粕认作国粹,将囚牢认作殿堂。办法就在于“恒常”,接触久了,浸染深了,自能得其乐。陶渊明归隐之后,环堵萧然,甚或不闭风雨。屋外之园,仅菊径松荫而已,他却能“日涉而成趣”,欣乐无比。关键即在于“日涉”,天天做某件事,日久则能生情。南宋的李光说:“君子无入而不得。”说得太夸张,世上所有事都可乐么?豁达之极可能就是奴性。
我认识一些老教授,八九十岁依然康健,养生之道无他,每日皆有恒常之事也,观书、习字、散步、买菜,从不间断。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有恒便可以成就很多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倦不厌,方能长乐,养生之道亦在于此。
“礼”既是恒常,亦是有馀。“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通过“节”以实现有馀。恒常则不断,有馀方能长久。所谓“止乎礼义”,北宋哲学家程颢说得最好:“有节故有馀,止乎礼义者节也。”程颢书窗前常杂草丛生,有人问他为何不除去,他说:“常见造物生意。”不除杂草,以观造物生意之不断也。宋末人翁森写了《四时读书乐》,其中一句便是“绿满窗前草不除”。最近看季羡林先生的散文《藏书与读书》,说他记得最牢的读书之诗,便是这句了。
中国最有名的家训《颜氏家训》中有“养生”一章,惜所论甚简。作者颜之推数经陵谷之变,三为亡国之奴,出仕北齐二十年,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在书中替自己的“失节”辩护:“夫养生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不过,他的后代还算争气,颜杲卿便以身殉国了。颜之推把人世看得很透,说:“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人生居世,触途牵絷。幼少之日,既有供养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想得何其彻底,说得何其恣肆!他不赞成炼丹服药,但是“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他提倡的“慎节”即是孔子的“有馀”,“均适”即是孔子的“恒常”。颜之推平常爱看道家的书,从《抱朴子》中学习“牢齿之法,早朝叩齿三百下为良,行之数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这叩齿之法,现在仍有人在练。
宋代的苏东坡也颇好“有馀”,据我考察,在北宋诗人中,“有馀”在他诗中出现频率最高。如他的名诗:“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馀春。”苏轼一生几经沉浮,身陷囹圄,两遭放逐,间关道路,备极艰辛。“馀春”之美非庸人所能领略,那是绝望之后的希望,苟活之余的欣乐。东坡常能于美食中享受人生之乐。他自号“老饕”,在黄州时作《食猪肉诗》:“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东坡肉”、“玉糁羹”、“东坡肘子”、“东坡豆腐”至今美名留。苏东坡论书法,亦强调“有馀”,范温《潜溪诗眼》载东坡之言:“苏子美兄弟大俊,非有馀,乃不足,使果有馀,则将收藏于内,必不如是尽发于外也。”
最近读到一封书信,是钱基博写给钱锺书的,题为《少年人不可不有生意》:“所谓生意者,须如早春吐蕾,含而未透,乃佳。吾常目此时曰‘酿’。春愈酝酿,生意愈郁勃。邱迟与陈伯之书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烂漫已极,便非好景。盖春光切忌太泄,泄则一发无余,生意尽矣。汝在稚年,正如花当早春,切须善自蕴蓄。而好臧否人物,议论古今,以自炫聪明;浅者谀其早慧,而有识者者议其浮薄。”父亲的管教似乎没有成效,钱锺书好臧否人物之习并未改变。但此文关于“有馀”的解说,甚获我心。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不用网捕鱼,不射归巢之鸟,正为节而有馀。以花鸟鱼虫为养生之具,须不伤其性。郑板桥一通家书说:“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周作人《谈养鸟》颇赞许郑板桥的主张,说是“儒家的一种好境界”。现在唯野生动物园能如此,一般百姓人家则无福消受。
此外,适当的游戏亦是养生之具。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但博弈须有节制。中国的“围城”大战最为兴盛,国人沉湎,不知节制。殊不知世间可用心之处多矣,而虚耗岁月于此,甚可悲也。
“礼义”之外,孔子亦有随意自适之时。“寝不尸,居不容”。就因这两句话,李笠翁便说:“从来善养生者,莫如孔子。”我以前有个同学,睡觉时身体笔直,双手合于腹上,状如死尸,这在孔子看来便不好。“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最佳的睡姿是“曲肱”,所谓“卧如弓”。“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日常居处,自可随意,无须正襟危坐。“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被子的长度是身体的一点五倍,岂不宽松自在?但是“短右袂”,右手的袖子要短些,大概便于做事吧。
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然杀生者何止欲?唐五代时的刘皋说:“无以嗜欲杀生,无以财货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是故天下杀生者何其多也!人生实难。“蝼蚁尚知贪生”,何况吾辈?儒家评论一个人健康,多说“貌厚气完”。这也是从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过来的。后人把“气”说得玄乎又玄,没有必要。在我看来,养气之法即是“恒常”与“有馀”也。
儒家养生之论,我最赞赏欧阳文忠公在《丰乐亭记》中有一段话:“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人生一世,无非是送自己入土而已,如何送,便见出境界的不同。“乐生”而送,就是孔子说的“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若夫风荐爽气,雨送温清,负日之暄,承月之魄,两间本多可乐,庸人特自扰耳。
既于生死上保持理智,故儒家对待欲望亦能如是。释家欲超脱而戒荤,少吃了许多美味;道家欲升仙而服药,多吃了许多垃圾。两者皆得不偿失,唯儒家得其中庸,吃得适宜。《论语·乡党》说:“肉虽多,不使胜食气。”纵然肉味极美,但不能蛮吃,顾此失彼,废掉主食。“饭疏食、饮水”,多吃素,多喝水,有益健康。“唯酒无量,不及乱”。饮酒的最佳境界是微醺,不必借酒装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精细之物便于消化,保护肠胃。“不得其酱,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孔子嗜好酱醋和生姜,弟子们没有备好,他便耍小孩脾气;饭吃完了,他还不忍撤去生姜,再尝上一小口,但吃得也不多,“君子食无求饱”。每顿饭必需酱醋为佐料,这是“恒常”;虽酷嗜生姜却不多食,这是“有馀”。我想儒家的精华便在这“恒常”与“有馀”上,如果合成一个字,那便是“礼”。
“礼”是束缚亦是艺术。辜鸿铭主张将《礼记》译成英文的art,此说有些片面。束缚与艺术很难截然划分。不习惯是枷锁,习惯了它就是艺术。中国人太容易习惯,所以常把糟粕认作国粹,将囚牢认作殿堂。办法就在于“恒常”,接触久了,浸染深了,自能得其乐。陶渊明归隐之后,环堵萧然,甚或不闭风雨。屋外之园,仅菊径松荫而已,他却能“日涉而成趣”,欣乐无比。关键即在于“日涉”,天天做某件事,日久则能生情。南宋的李光说:“君子无入而不得。”说得太夸张,世上所有事都可乐么?豁达之极可能就是奴性。
我认识一些老教授,八九十岁依然康健,养生之道无他,每日皆有恒常之事也,观书、习字、散步、买菜,从不间断。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有恒便可以成就很多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倦不厌,方能长乐,养生之道亦在于此。
“礼”既是恒常,亦是有馀。“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通过“节”以实现有馀。恒常则不断,有馀方能长久。所谓“止乎礼义”,北宋哲学家程颢说得最好:“有节故有馀,止乎礼义者节也。”程颢书窗前常杂草丛生,有人问他为何不除去,他说:“常见造物生意。”不除杂草,以观造物生意之不断也。宋末人翁森写了《四时读书乐》,其中一句便是“绿满窗前草不除”。最近看季羡林先生的散文《藏书与读书》,说他记得最牢的读书之诗,便是这句了。
中国最有名的家训《颜氏家训》中有“养生”一章,惜所论甚简。作者颜之推数经陵谷之变,三为亡国之奴,出仕北齐二十年,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在书中替自己的“失节”辩护:“夫养生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不过,他的后代还算争气,颜杲卿便以身殉国了。颜之推把人世看得很透,说:“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人生居世,触途牵絷。幼少之日,既有供养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想得何其彻底,说得何其恣肆!他不赞成炼丹服药,但是“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他提倡的“慎节”即是孔子的“有馀”,“均适”即是孔子的“恒常”。颜之推平常爱看道家的书,从《抱朴子》中学习“牢齿之法,早朝叩齿三百下为良,行之数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这叩齿之法,现在仍有人在练。
宋代的苏东坡也颇好“有馀”,据我考察,在北宋诗人中,“有馀”在他诗中出现频率最高。如他的名诗:“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馀春。”苏轼一生几经沉浮,身陷囹圄,两遭放逐,间关道路,备极艰辛。“馀春”之美非庸人所能领略,那是绝望之后的希望,苟活之余的欣乐。东坡常能于美食中享受人生之乐。他自号“老饕”,在黄州时作《食猪肉诗》:“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东坡肉”、“玉糁羹”、“东坡肘子”、“东坡豆腐”至今美名留。苏东坡论书法,亦强调“有馀”,范温《潜溪诗眼》载东坡之言:“苏子美兄弟大俊,非有馀,乃不足,使果有馀,则将收藏于内,必不如是尽发于外也。”
最近读到一封书信,是钱基博写给钱锺书的,题为《少年人不可不有生意》:“所谓生意者,须如早春吐蕾,含而未透,乃佳。吾常目此时曰‘酿’。春愈酝酿,生意愈郁勃。邱迟与陈伯之书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烂漫已极,便非好景。盖春光切忌太泄,泄则一发无余,生意尽矣。汝在稚年,正如花当早春,切须善自蕴蓄。而好臧否人物,议论古今,以自炫聪明;浅者谀其早慧,而有识者者议其浮薄。”父亲的管教似乎没有成效,钱锺书好臧否人物之习并未改变。但此文关于“有馀”的解说,甚获我心。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不用网捕鱼,不射归巢之鸟,正为节而有馀。以花鸟鱼虫为养生之具,须不伤其性。郑板桥一通家书说:“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周作人《谈养鸟》颇赞许郑板桥的主张,说是“儒家的一种好境界”。现在唯野生动物园能如此,一般百姓人家则无福消受。
此外,适当的游戏亦是养生之具。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但博弈须有节制。中国的“围城”大战最为兴盛,国人沉湎,不知节制。殊不知世间可用心之处多矣,而虚耗岁月于此,甚可悲也。
“礼义”之外,孔子亦有随意自适之时。“寝不尸,居不容”。就因这两句话,李笠翁便说:“从来善养生者,莫如孔子。”我以前有个同学,睡觉时身体笔直,双手合于腹上,状如死尸,这在孔子看来便不好。“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最佳的睡姿是“曲肱”,所谓“卧如弓”。“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日常居处,自可随意,无须正襟危坐。“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被子的长度是身体的一点五倍,岂不宽松自在?但是“短右袂”,右手的袖子要短些,大概便于做事吧。
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然杀生者何止欲?唐五代时的刘皋说:“无以嗜欲杀生,无以财货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是故天下杀生者何其多也!人生实难。“蝼蚁尚知贪生”,何况吾辈?儒家评论一个人健康,多说“貌厚气完”。这也是从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过来的。后人把“气”说得玄乎又玄,没有必要。在我看来,养气之法即是“恒常”与“有馀”也。
儒家养生之论,我最赞赏欧阳文忠公在《丰乐亭记》中有一段话:“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人生一世,无非是送自己入土而已,如何送,便见出境界的不同。“乐生”而送,就是孔子说的“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若夫风荐爽气,雨送温清,负日之暄,承月之魄,两间本多可乐,庸人特自扰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