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张国勇有多少苦衷，从今天的结果看，歌剧院按照他的预先设想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谈及成功的经验，张国勇有点轻描淡写。“我第一不想靠歌剧院这个平台升官发财，第二我对艺术特别是歌剧情有独钟，真心诚意，所以我既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也同样严格，我不怕得罪人，别人不敢管的我敢管”。仅从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张国勇的魄力。在国内文艺团体，棋牌已蔚然成风，甚至演出前和中场休息都要摸上几把。张国勇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这是没有进取心的表现。“棋牌不得入院!这是我当院长后不久即定下的规矩。现在据我所知，上海歌剧院是国内文艺团体中唯一不在单位和演出场所沾棋牌的”。不仅如此，上海歌剧院还在不施以硬性规定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排练或演出前20分钟就人员基本到齐的风气，除非有特殊理由，没有人踩着钟点来到排练场。“其实道理很简单，提前20分钟练练功，活动开了，正式排练时很快进入状态，各方面感觉都很好，效率也高。主要是习惯的养成。我没有硬性规定非这样做不可，但我可能会提前半个小时就来了，利用这个机会也和大伙交流一下。我现在也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的乐团和合唱团都是目前国内最具有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的，他们的职业素养当然也是最好的。现在不论换哪位指挥来率领他们演出，都会展现出较高的真实水平。既然是职业乐团，状态就要有一个稳定性。指挥的更换可以允许演出水准在70分到90分之间浮动，如果差异是90分和40分，那就是乐团出问题了，就一定要找出责任人来。我很怕这种现象出现，所以经常不是我指挥的演出我也要尽量不被发现地坐在台下。我经常告诫乐手的一句话就是：一场烂演出足以抵销十场好演出。我们能有今天不容易，但毁掉今天太容易了”。
　　我曾赞叹张国勇的指挥艺术“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在国内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我没有看过他的排练，却很想知道他是怎样激发乐团的潜能，调整出乐手的最佳状态，使其迅速脱胎换骨的秘诀。张国勇略显朴素的回答令我有点失望。“也许是我的耳朵更好一些吧。不论音乐有多响或是有多弱，我的耳朵始终好使，什么地方不对都是逃不掉的。当然我这个人讲求‘认真’二字，有不对的地方就要马上解决”。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张国勇总算又说几句更有说服力的话。“作为一名指挥一定要有一个很高的审美标准，对我来说，这个审美标准是有一个绝对高度的，这属于我个人的趣味，对音乐，对音响效果，我都有心中的目标，我在指挥不同乐团的排练和演出过程中会努力去接近那个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我们可以去无限地接近它，这个无限接近的过程非常美妙”。至于说为什么许多乐团一经张国勇调教就会有超水准的发挥，张国勇认为是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他性格中的气定神闲以及在阐释音乐时的收放自如对乐手的影响此刻显得格外重要。“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在任何音乐作品面前，我都不会让激情肆意泛滥。我的音乐也有感动人的东西，但是它必须服从我的理性。我不会被音乐淹没，我也不希望乐手们被淹没。面对即将排演的作品，我会下功夫研究得很细，尽量建立我的诠释体系，这样我在排练的时候不论是整体还是细节都了然于胸，向乐队传达我的意图也就比较轻松了”。
　　张国勇深知艺术创作连续性的重要，当“年年有歌剧，季季有歌剧”的目标基本实现以后，他还要为“月月有歌剧”的目标继续他的努力。“我们发展的最高纲领就是能够达到欧美歌剧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的过程其实就是保持艺术连续性的问题。这种连续性在中国总是被破坏得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艺术事业发展缓慢的主要症结”。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辛勤工作的同时，张国勇也开始审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与价值。“我自己也面临深化与提高的问题。每次应邀去欧洲指挥当地歌剧院和乐团的演出，或者去大歌剧院观摩取经，都感到我们之间存在的真实差距。我现在是在透支使用我的艺术储备，不进一步学习是不行的。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到德国、意大利或法国再深造一年，通过学习与实践，取回歌剧真经，让我们的歌剧院发展步子再快一些，境界追求也更上一层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