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秋，我亲爱的妈妈汪容之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天早上，我们打开了妈妈的两份遗嘱，两份遗嘱都提到了捐赠遗体的事。1982年的第一份遗嘱中写道：
　　全国妇联党组织：请把我这份“备忘录”收存好。为了不耗费宝贵的人力、物力、时间，我“百年之后”，请组织不要为我办理任何仪式，比如遗体告别、追悼会、骨灰盒安放等等。只要把遗体送到任何一个火葬场，火化后由该场将骨灰作肥料就可以了。这件事我已屡和家人说过，他们是毫无异议的。本来希望把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作医学研究，但听说现在医院不接收一般疾病死亡的尸体。如果还得费很多手续去交涉，就简单火化便了。
　　1987年，妈妈又写下了第二份遗嘱：
　　……在上次“备忘录”上，提到遗体赠送给协和医院一事，我今年9月已了解清楚，医学上很需要社会上赠献遗体，但是人们思想不通，故很难得到。医院十分欢迎患者对医学做出贡献，到时由单位、家属与协和医学医务处联系即可。我曾经把此事函告党小组长黄慧珠并请她转给支部。现在，我再正式向组织言明，请存档，到时照办。1982年我的：“如无处赠尸，即简单火化”，无效作废……万一我在广州病逝，我已嘱托老战友们将我的遗体赠给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因为1938年6月，我在中山大学入党后，是在该医院过党组织生活。赠给那里，以志不忘。
　　我们几个女儿按照妈妈嘱托，把她的遗体送到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妈妈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死后用自己的遗体为医学事业再献一份力量。参加妈妈遗体捐献仪式的朋友们无不为之深深感动。
　　妈妈是1949年冬天到全国妇联的前身儿童福利部，在康克清妈妈领导下工作的。她曾经在“保卫儿童委员会”和英文版《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工作。刚刚解放的1950年，前苏联教育家写的《0至3岁儿童教养》是当时国内急需的科学教养婴幼儿首选书籍。然而一时找不到翻译者，当时妈妈没有什么俄文基础，但她认真考虑之后，勇敢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她每天回家就向苏俄文学翻译家的丈夫学俄语、学翻译；再请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帮助她校对、整理。这阶段妈妈做了胆摘除手术，术后一周，就又投入到紧张的翻译工作中。不料几个月后，妈妈在上班的路上又遭车祸，右臂粉碎性骨折，在家休息期间，妈妈用左手握笔，看着生涩的俄文，写着别扭的“左撇子字”，硬是一字一句地把书翻译出来了。
　　妈妈到英文《中国妇女》编辑部工作时已年近五十了，但她依然像年轻人一样出差、采访、写稿子。从南海的岛屿，到黄土高原，都留下了妈妈的足迹。
　　“文革”中，妈妈被强加上“党内阶级异己分子”、“叛徒”、“国民党”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党籍，赶出了全国妇联，不许留在北京，只发给每月25元生活费。妈妈伤心、难过、不理解、不服气，但她坚信自己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
　　妈妈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随爸爸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到了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那里天气酷热，生活艰苦，妈妈因过度劳累患上肾炎后被安排去烧开水，没过多久，那些劳改的知识分子们就在干校的锅炉房门口贴上了标题为“有口皆碑汪老太”的大字报，夸奖妈妈劳动好，服务好。大家收工回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各种器皿涌向锅炉旁，人们感叹一个身处逆境又身患重病的外单位的人能够这样忠于职守，妈妈的心得到极大的抚慰。爸爸的同事对我说：你妈妈是个脱俗的人，没有是是非非的事，她心里有那么大的委屈，依然勤勤恳恳，真不容易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过去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昭雪，从而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的阴云，妈妈为此而振奋激动，也为自己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而高兴。妈妈常对我们说：我说党是英明伟大的吧，这英明伟大的表现之一，就是犯了错误能够纠正。
　　那以后，妈妈感到自己的确是老了。一天，她把我叫到身边说，以后我每月交5元钱党费（这个数目相当于她当时应缴数额的4倍）。我知道这是她对党一贯的赤诚之心的表示。
　　作为妈妈的女儿，我们深知妈妈两次写遗嘱不是一时冲动，也非偶然之举，那是一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最后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