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而不犯，和而不同”这句话出自孙过庭《书谱》，孙氏的“和而不同”是套用了孔子的话。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的书法工作者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违”与“和”。这不仅蕴含着书法创作与审美中所遵循的哲理，也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对待社会、人生、艺术的基本思想、行为准则及艺术态度。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士大夫们所尊崇的是“发乎情，止乎礼”的行为规范，强调的“致中和”的中庸思想。而书法基本可以作为传统社会的士大夫们的人性、思想的载体，每一种书体不仅反映着不同的时代，也反映着思想的不断变迁，所以，熊秉明先生讲“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因此，书法作为一门传统的艺术形式，在这样的社会形式中，一方面是读书人所必须具备的一种书写技能，也是人们学养的综合体现，这也正是古人所讲的“书者，心画也”。
　　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人们进行书写，或从事书法创作，自然就浸透着传统社会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及思想准则。而书法所体现的也就是不激不厉、志气平和的气息，少有狂怪的意象，即便有也得像苏东坡所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由此看来，中国书法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中国传统社会所要求的“中庸”特质。《中庸》的第一章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中庸思想在书法中的体现就是唐太宗所说的“心正契合，则契于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而中国书法中可以称为“书圣”的恰恰就是于唐太宗极力推祟的王羲之。在他看来，只有王羲之的书法才是“尽善尽美”的士人所尊崇的楷模，而那些“淫放”之书，必“乱于大道，君子耻之”，这种带有“中和”意味的书法，也是唐代书法所体现的基本面目，也是当时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所以，孙过庭也说：“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神，志气平和，不激不历，风规自远。”因此，书法在成为一门严谨的书写技能之外，还是人们可修、可养、可学的栖息之地，而正是“中庸”之道在维系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在调节着人们的情感、欲望，并使之内心平和，以至于最终达到对社会矛盾等调节。所以，古人艺术总带有教化功能。
　　为此，我们观看孙氏《书谱》，尽管是草书，但明显蕴含着中和色彩，而他所强调的“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这种“中庸”意识下的书法发展和创作，并没有抹杀古人“创新”的气质。王羲之有“适我无非新”，综合并创制了“新体”，为后人树立了不朽的楷模，但却是“尽善尽美”；孙过庭也主张创新，但要“体权变之道”“动不失宜”“言必中理”而不是“鼓努为力，标置成体”，以至于“工用不侔”“神情悬隔”，犹“独行之士，偏玩所乖”；即便是极力自诩“我书意造本无法”的苏轼，也坚守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之理。
　　所以，我们在对待书法的发展与创作，如何来保持一个“度”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在今天的展厅时代里，书法的本质因素，书法所恪守的基本规范，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书法所应该遵循的审美习惯正越来越受到挑战。由于功利的因素，人们越来越注重对时风的追求，这种危害性是巨大的。而为了书法更具视觉效果，采取书法所不应具备的元素，也人为地不断加入到书法的语言中来，搅乱了书法所展现的淳朴性，尤其是加入“制作”“设计”等非书写因素，正不断践踏着书法的东方意味和高古纯情，正不断削弱着书法的抒情气质。因此，书法艺术到了今天，人们对笔法的要求低了，由于对“笔法”的失语，自然夹杂进很多书法所不应该具备的“非书法元素”，使得书法成了不伦不类的东西，以至于对书法的好坏在大多数百姓、甚至于很多书家来讲都到了永远也搞不明白的境地。这已经不是什么“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意思了。
　　因此，由于对书法的意味的错解，对笔法的掌握不够全面或根本失语，叉急于创新的思想作祟，造就了对书法的肆意破坏，无端变乱。试想，在这样的语境下，那种“穷变态于毫端，合情理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情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锺张而尚工”是何等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