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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古典名著中，呈现出一种“主弱从强”的人物建构模式，这种特殊的人物组合模式与儒家传统的“忠孝节义”思想、宋明理学对作家思想的影响、古典小说叙事技巧的智慧以及故事素材的束缚息息相关。
关键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主弱从强”；原因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人物建构模式上都呈现出一种“主弱从强”现象。作为蜀汉集团领袖的刘备勇猛不及身边五虎将，智谋不及谋臣凤雏卧龙；梁山首领宋江武不及武松、林冲、关胜，文不及智多星吴用；《西游记》更是如此，唐僧无论如何也敌不过三名徒弟。从小说文本的描绘看，刘备、宋江、唐僧三人要么孱弱无力、胆识缺乏，要么优柔寡断、刚愎自用，要么智勇平淡、平庸无奇，而他们身边却是文武响应如云汇聚，英雄毕集似影随行，这实在是与历史事实大异其趣。三部小说在人物建构上所呈现的这种“主弱从强”模式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蕴含着价值评判和文化取舍，既与古代社会的道德追求有关，又离不开叙事技巧和故事素材的選择。
一、传统忠义观念的影响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根基全在于以“仁义礼信”与“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成为我国古代社会评价和品鉴人物准则。儒家思想经过宋代的发展，形成了程朱理学，成为有宋一代的主要社会思潮，深深地影响着宋元明清好几代。程朱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推崇 “醇儒”式的人格垂范，追求道德上的完人，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使重德观念得以强化”，“重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根本，与此相联系，它在对待道德与力量、道德与才智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尚德贬力’、重德轻才轻智”[1]。这种思想体现在文学上就是“重道轻文”和“尚理正心”，要求文学作品作为载道传道甚至教化的工具。由于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文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干预减少，转而偏向于内心世界的自省和道德高度的自持，故此明初对文学作品的载道传道要求更高，加之“程朱理学提倡‘醇儒’式人格，对道德的崇尚本身正包含着对才智的贬抑和排斥，久而久之，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社会的战斗能力，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怯于反抗，怯于冒险，这无疑造成了民族个性的孱弱”[1]，明代初中期的小说创作受其影响，小说家们在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带有更多的倾向性。生活在明初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自然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并将其体现在三部小说的构思和人物情节构建上。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人物塑造上遵循儒家的“仁义礼信”道德及宋明理学“醇儒”式的人格范式，小说中刘备、宋江、唐僧三个“弱主”几乎都是儒家道德因素的化身，他们代表的是儒家道德礼法或是被儒家化了的释家道德。可以说正是这些封建道德成法的影响，牵制和束缚了小说家塑造人物的手笔。小说家在描写主要人物时必须服从道德准则，把他们描绘成道德的化身，塑造成典型的仁人君子，这就不可避免的剥离甚至排斥很多不符合小说家心中仁君圣者形象的故事情节，乃至将其移嫁到其他人物身上，以此契合封建道德的要求，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一种与作者主观愿望相背逆的“主弱从强”现象。
《三国演义》在人格构建上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如刘备是仁的代表，他仁德及人，在桃园结义时就抱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仁德理想，他也是封建礼法的化身，他是汉室宗亲，是皇叔，代表正统，这样的人物，本身就是仁义忠孝的代表。所以在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中，作者就把《蜀书·先主传》中原是刘备鞭笞督邮的故事移嫁到了张飞身上，因为怒笞督邮不利于塑造刘备的仁义君子形象。同样，《水浒传》最早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杨定见就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作为水浒英雄首领，宋江是作者塑造的仁义忠孝的代表，是理想人格的化身，他一当上梁山首领就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他一心想着招安，融入正统，维护礼法，为梁山众将谋一个好出路，甚至在临死时说道：“宁肯朝廷负我，我衷心不负朝廷。”可见他心中对朝廷的“忠贞”始终占据绝对地位，义不但没有与其相分裂，反而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他的人格形象是其忠义思想的外化，所以才以其文弱形象占据了领袖地位，呼延灼就曾对宋江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这是对其忠孝仁义最好的说明。《西游记》中的唐僧也很好的诠释了仁爱与忠孝思想，唐僧是佛教得道高僧，佛教“五戒十善”是其道德指引，至于“忠孝”，小说中唐僧本是受唐王之命到西天取经，无疑是忠君的表现。唐僧所取的佛经本身就是“道德”的物化。由此可见，三部小说都是把忠义仁爱提升到统摄全篇的高度。
基于这些道德圭臬，作者在塑造他们心中理想道德化身的时候，自然就会用他们心中的道德准则去滤化人物，拔高人物的道德性，淡化其非道德性，专取利于表现仁义道德的情节，而忽视对他们力勇的描绘。但在一个崇尚力勇与降妖斗魔的小说世界里，过分拔高道德因素而淡化力勇，在无意中就使这些道德人物“弱化”，经过道德净化的人物形象非但不够饱满，反显得苍白乏力而孱弱平庸，加之身边众多英雄的反衬，“主弱从强”这一视觉偏差就异常明显了。
二、叙事技巧及故事素材的选择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设置及故事前后勾连上成就卓著，代表我国古典小说最高叙事成就，三部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说叙事的成功。三部小说中“主弱从强”模式就是一种巧妙而又高效的叙事方式和技巧，它与常见的“主强从弱”现象完全不一样，形成巨大的反差，产生了巨大的叙事张力，形成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陌生化”故事情节。如果刘备、宋江、唐僧强势非常，智谋勇武超凡出众，故事就落入俗套，就没有那么跌宕起伏的情节，故事也就很难引人入胜。以《西游记》为例，唐僧白净俊秀，妖精们对他垂涎三尺，可唐僧偏又很文弱，根本不能自保，动辄被妖精虏去，这就需要三个武术高强的徒弟前去解救，在不断的被困与不断的解救中，故事情节层递推进起伏有致，如唐僧本身就勇猛刚强，三个徒弟实在没有出场的必要，更何谈取经团队的构建，又何谈故事情节的展开与推进。《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是一样，刘备、宋江很文弱，随从则刚强威猛，在一强一弱的比对中，故事才能循环往复迭次展开。 可见，“主弱从强”有利于情节冲突的形成，强有力地推动故事的展开，并在矛盾的解决中调和各人物之间的关系，使故事波澜壮阔而又跌宕生春。人物有弱有强，强弱互现，互为牵制，互为补充，使人物形象鲜明出彩，故事情节紧凑有序。
其次，故事素材的束缚也是形成“主弱从强”现象的原因所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故事在明以前就多有流传，“应该说从唐朝中晚期到明朝中晚期，也就是说从公元8世纪到16世纪，这八百年都是它的形成期”，这些故事“是民间智慧和下层文人智慧的一个结晶”，“最早的片段在唐朝、宋朝就可以看到”。[2]《三国演义》最早的信息就见于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西游记》的某些片段早在敦煌变文《唐太宗入冥记》里就能看到。但是在这些故事素材中，关于刘备、宋江、唐僧的故事相对较少，而描画他们身边人物的故事却较多且较为精彩。这些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又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故事的雏形，小说作者在收集相关素材时必然会受到这些流传故事的影响，这也促成小说“主弱从强”现象的形成。
“据统计，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元人杂剧，多达四十多出。在这四十多个剧目中，以关羽为主角的有十二出，张飞的有八出，诸葛亮的有七出。其次是刘备、周瑜、曹操，吕布等。”[3]元代剧作家们对蜀汉人物情有独钟，涉及关、张、诸葛的戏占绝大多数，比如在元剧中“关羽戏”就有关汉卿《单刀会》、《西蜀梦》，郑光祖《三英战吕布》等八种，而敷演刘备的戏却很少，刘备的形象显得苍白。又如《水浒传》，在元代“水浒戏”中，剧作家们热衷于描写李逵，李逵戏有《黑旋风诗酒丽春园》等七种，其中更出现了有“水浒戏双壁”之称的《李逵负荆》和《双献功》，而以宋江为主的杂剧很少，只有《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宋公明劫法场》、《宋公明喜赏新春会》等几种，且都不够出名。在元杂剧中，人们显然更喜欢精彩纷呈的武力较量和斗智斗勇，至于明显的道德说教，似乎很难激发观众和读者的兴趣，为了迎合大众品味，剧作家和文人总在努力编排力与勇的赞歌，不断丰富和完善着相关人物的形象。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在创作小说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故事素材的影響，并将大众的这种喜好和取舍引入到小说中，这就在无意中就使小说呈现出来“主弱从强”的人物建构模式。
参考文献：
[1]席红霞.论刘备、宋江和唐僧的“醇儒”化[J].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杨义.新诠释学视角下的明代四大奇书[J].《求索》.2002年第5期.
[3]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M].漓江人民出版社.1983.
关键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主弱从强”；原因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人物建构模式上都呈现出一种“主弱从强”现象。作为蜀汉集团领袖的刘备勇猛不及身边五虎将，智谋不及谋臣凤雏卧龙；梁山首领宋江武不及武松、林冲、关胜，文不及智多星吴用；《西游记》更是如此，唐僧无论如何也敌不过三名徒弟。从小说文本的描绘看，刘备、宋江、唐僧三人要么孱弱无力、胆识缺乏，要么优柔寡断、刚愎自用，要么智勇平淡、平庸无奇，而他们身边却是文武响应如云汇聚，英雄毕集似影随行，这实在是与历史事实大异其趣。三部小说在人物建构上所呈现的这种“主弱从强”模式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蕴含着价值评判和文化取舍，既与古代社会的道德追求有关，又离不开叙事技巧和故事素材的選择。
一、传统忠义观念的影响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根基全在于以“仁义礼信”与“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成为我国古代社会评价和品鉴人物准则。儒家思想经过宋代的发展，形成了程朱理学，成为有宋一代的主要社会思潮，深深地影响着宋元明清好几代。程朱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推崇 “醇儒”式的人格垂范，追求道德上的完人，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使重德观念得以强化”，“重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根本，与此相联系，它在对待道德与力量、道德与才智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尚德贬力’、重德轻才轻智”[1]。这种思想体现在文学上就是“重道轻文”和“尚理正心”，要求文学作品作为载道传道甚至教化的工具。由于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文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干预减少，转而偏向于内心世界的自省和道德高度的自持，故此明初对文学作品的载道传道要求更高，加之“程朱理学提倡‘醇儒’式人格，对道德的崇尚本身正包含着对才智的贬抑和排斥，久而久之，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社会的战斗能力，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怯于反抗，怯于冒险，这无疑造成了民族个性的孱弱”[1]，明代初中期的小说创作受其影响，小说家们在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带有更多的倾向性。生活在明初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自然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并将其体现在三部小说的构思和人物情节构建上。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人物塑造上遵循儒家的“仁义礼信”道德及宋明理学“醇儒”式的人格范式，小说中刘备、宋江、唐僧三个“弱主”几乎都是儒家道德因素的化身，他们代表的是儒家道德礼法或是被儒家化了的释家道德。可以说正是这些封建道德成法的影响，牵制和束缚了小说家塑造人物的手笔。小说家在描写主要人物时必须服从道德准则，把他们描绘成道德的化身，塑造成典型的仁人君子，这就不可避免的剥离甚至排斥很多不符合小说家心中仁君圣者形象的故事情节，乃至将其移嫁到其他人物身上，以此契合封建道德的要求，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一种与作者主观愿望相背逆的“主弱从强”现象。
《三国演义》在人格构建上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如刘备是仁的代表，他仁德及人，在桃园结义时就抱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仁德理想，他也是封建礼法的化身，他是汉室宗亲，是皇叔，代表正统，这样的人物，本身就是仁义忠孝的代表。所以在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中，作者就把《蜀书·先主传》中原是刘备鞭笞督邮的故事移嫁到了张飞身上，因为怒笞督邮不利于塑造刘备的仁义君子形象。同样，《水浒传》最早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杨定见就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作为水浒英雄首领，宋江是作者塑造的仁义忠孝的代表，是理想人格的化身，他一当上梁山首领就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他一心想着招安，融入正统，维护礼法，为梁山众将谋一个好出路，甚至在临死时说道：“宁肯朝廷负我，我衷心不负朝廷。”可见他心中对朝廷的“忠贞”始终占据绝对地位，义不但没有与其相分裂，反而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他的人格形象是其忠义思想的外化，所以才以其文弱形象占据了领袖地位，呼延灼就曾对宋江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这是对其忠孝仁义最好的说明。《西游记》中的唐僧也很好的诠释了仁爱与忠孝思想，唐僧是佛教得道高僧，佛教“五戒十善”是其道德指引，至于“忠孝”，小说中唐僧本是受唐王之命到西天取经，无疑是忠君的表现。唐僧所取的佛经本身就是“道德”的物化。由此可见，三部小说都是把忠义仁爱提升到统摄全篇的高度。
基于这些道德圭臬，作者在塑造他们心中理想道德化身的时候，自然就会用他们心中的道德准则去滤化人物，拔高人物的道德性，淡化其非道德性，专取利于表现仁义道德的情节，而忽视对他们力勇的描绘。但在一个崇尚力勇与降妖斗魔的小说世界里，过分拔高道德因素而淡化力勇，在无意中就使这些道德人物“弱化”，经过道德净化的人物形象非但不够饱满，反显得苍白乏力而孱弱平庸，加之身边众多英雄的反衬，“主弱从强”这一视觉偏差就异常明显了。
二、叙事技巧及故事素材的选择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设置及故事前后勾连上成就卓著，代表我国古典小说最高叙事成就，三部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说叙事的成功。三部小说中“主弱从强”模式就是一种巧妙而又高效的叙事方式和技巧，它与常见的“主强从弱”现象完全不一样，形成巨大的反差，产生了巨大的叙事张力，形成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陌生化”故事情节。如果刘备、宋江、唐僧强势非常，智谋勇武超凡出众，故事就落入俗套，就没有那么跌宕起伏的情节，故事也就很难引人入胜。以《西游记》为例，唐僧白净俊秀，妖精们对他垂涎三尺，可唐僧偏又很文弱，根本不能自保，动辄被妖精虏去，这就需要三个武术高强的徒弟前去解救，在不断的被困与不断的解救中，故事情节层递推进起伏有致，如唐僧本身就勇猛刚强，三个徒弟实在没有出场的必要，更何谈取经团队的构建，又何谈故事情节的展开与推进。《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是一样，刘备、宋江很文弱，随从则刚强威猛，在一强一弱的比对中，故事才能循环往复迭次展开。 可见，“主弱从强”有利于情节冲突的形成，强有力地推动故事的展开，并在矛盾的解决中调和各人物之间的关系，使故事波澜壮阔而又跌宕生春。人物有弱有强，强弱互现，互为牵制，互为补充，使人物形象鲜明出彩，故事情节紧凑有序。
其次，故事素材的束缚也是形成“主弱从强”现象的原因所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故事在明以前就多有流传，“应该说从唐朝中晚期到明朝中晚期，也就是说从公元8世纪到16世纪，这八百年都是它的形成期”，这些故事“是民间智慧和下层文人智慧的一个结晶”，“最早的片段在唐朝、宋朝就可以看到”。[2]《三国演义》最早的信息就见于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西游记》的某些片段早在敦煌变文《唐太宗入冥记》里就能看到。但是在这些故事素材中，关于刘备、宋江、唐僧的故事相对较少，而描画他们身边人物的故事却较多且较为精彩。这些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又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故事的雏形，小说作者在收集相关素材时必然会受到这些流传故事的影响，这也促成小说“主弱从强”现象的形成。
“据统计，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元人杂剧，多达四十多出。在这四十多个剧目中，以关羽为主角的有十二出，张飞的有八出，诸葛亮的有七出。其次是刘备、周瑜、曹操，吕布等。”[3]元代剧作家们对蜀汉人物情有独钟，涉及关、张、诸葛的戏占绝大多数，比如在元剧中“关羽戏”就有关汉卿《单刀会》、《西蜀梦》，郑光祖《三英战吕布》等八种，而敷演刘备的戏却很少，刘备的形象显得苍白。又如《水浒传》，在元代“水浒戏”中，剧作家们热衷于描写李逵，李逵戏有《黑旋风诗酒丽春园》等七种，其中更出现了有“水浒戏双壁”之称的《李逵负荆》和《双献功》，而以宋江为主的杂剧很少，只有《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宋公明劫法场》、《宋公明喜赏新春会》等几种，且都不够出名。在元杂剧中，人们显然更喜欢精彩纷呈的武力较量和斗智斗勇，至于明显的道德说教，似乎很难激发观众和读者的兴趣，为了迎合大众品味，剧作家和文人总在努力编排力与勇的赞歌，不断丰富和完善着相关人物的形象。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在创作小说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故事素材的影響，并将大众的这种喜好和取舍引入到小说中，这就在无意中就使小说呈现出来“主弱从强”的人物建构模式。
参考文献：
[1]席红霞.论刘备、宋江和唐僧的“醇儒”化[J].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杨义.新诠释学视角下的明代四大奇书[J].《求索》.2002年第5期.
[3]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M].漓江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