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1月初，共青城仍然一片青翠。在这座和胡耀邦有着深厚渊源的城市里，除了胡耀邦陵园和耀邦红军小学外，很难找到其他和胡耀邦有关的痕迹，包括胡耀邦曾题写的“共青城”三个字。20世纪80年代共青垦殖场的小楼依旧是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
胡耀邦陵园位于市中心东南大约4公里的富华山上。山脚下的陵园正门，广场的整修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一位工人说，工程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
虽然整修工作还在继续，但并不妨碍四面八方的来客到此凭吊。《博客天下》记者进入陵园时，正有几波游客前来谒陵。一位男青年正在向同行的旅伴们介绍胡耀邦的事迹和陵园设计的象征意义，三角形的纪念碑前，静静地放着一排黄色的菊花。纪念碑侧面，是几个中央和地方机构送来的花篮。
胡耀邦侄孙媳赵友芳自陵园落成后就居住在共青城，她告诉《博客天下》，前来凭吊的人包括普通市民、党政官员和胡氏宗亲，每年有数十万人。“人数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最近几年反而有上升的趋势。”赵友芳说。
缅怀
向胡耀邦表示敬意的，不仅是中国民众。陵园正面种着的90棵樱花树，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赠礼。胡耀邦当政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中日两国官方和民间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个人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5年，中曾根康弘曾参拜靖国神社，胡耀邦获知后，向中曾根表示“极为遗憾”。中曾根第二年起就取消了参拜计划。2001年，中曾根撰文解释自己这么做的理由：“我与胡耀邦是好朋友，我不能给他添麻烦。”
“陵园落成后，来的第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朱镕基。”熟悉陵园的当地人士陈先生向《博客天下》回忆。根据《共青垦殖场志》记载，1991年10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察共青城。场志没有记录的是，在调研途中，朱镕基曾坐车到富华山脚下，远眺陵园，再默默离去。
1958年，还是国家计委处级干部的朱镕基在“大鸣大放”时出言不慎，被划为“右派”，这顶帽子一戴就是20年。1977年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推进了全国约55万右派的平反工作，朱镕基正是其中一员。
1993年4月15日，时任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也来到耀邦陵园悼念。当时在场的陈先生回忆，当时胡锦涛在纪念碑前肃立良久，双眼含泪。
1993年9月15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视察共青城时顺道来到胡耀邦陵园。新华社原记者、作家戴煌在一篇文章中记述，李瑞环拜谒时“深拜号啕”。
1995年3月19日，则是胡耀邦陵园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赵友芳回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调研间隙来到胡耀邦陵园悼念，还曾感慨陵园选址很好，山清水秀。“既然总书记都来过了，之后来的各级官员就更多了。”陈先生说。
回忆
前来陵园凭吊的，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被称为“老垦”的共青城创立者，上海青年垦荒队的成员们。
“老垦”们和胡耀邦之间的关系，要追溯到60年前。1955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在的共青团）号召城市青年下乡垦荒。10月18日，上海市青年垦荒队首批98名队员开赴位于鄱阳湖畔的江西省德安縣八里乡。
现年78岁的垦荒队员王宝华依然记得，刚到垦荒点时，当地一片荒凉，甚至有虎豹出没。她告诉《博客天下》：“行李一放下，大家砍树砍竹子，忙活了几天，才搭起了茅棚，队员们都睡在大通铺上。”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茅棚和大上海之间的巨大反差还是让年轻人难以接受。
让王宝华没有想到的是，11月29日，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就前来探望垦荒队，这是上海青年来到九仙岭的第43天。下车后，胡耀邦并不休息，跟青年们一起察看已经开垦的数百亩土地。
王宝华当时是垦荒队炊事员，她记得胡耀邦的秘书告诉自己：“你们吃什么，耀邦同志就吃什么，不要搞特殊。”王宝华回忆：“我就拿出了库存的东西，煮了黑豆，还炒了几个菜，做了稀饭。耀邦同志吃了说不错，问是谁做的，我当时还不敢靠近，别人说：‘是那个小鬼！’耀邦书记说：‘小鬼坐到我身边来。’”王宝华说：“你不让我做县里送来的猪肉、白面，偏要和我们一起喝稀饭，真不好意思。”胡耀邦笑答：“今天吃你做的稀饭，等你们把共青社建设好了，我再来赴酒席。”
40岁的胡耀邦坐在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间，笑着说：“将来你们要把这里建设得像上海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垦荒队队长周文英请胡耀邦为垦荒队起名字，一名队员砍来一段竹子，破开夹上药棉，做成一支大笔，胡耀邦蘸着盆装的墨水写下了“共青社”三个大字。
回到北京后，胡耀邦给共青社寄去了书籍、二胡、唢呐、三弦、篮球和一台闹钟。他在信中说：“用稿费为你们买了几件乐器，供你们文娱活动使用;买了书，供你们学习;送一只闹钟，愿你们和时间赛跑。”
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为江西共青城题写“共青城”
回忆起当年的会面，王宝华说：“感觉他就像个父亲一样，我们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丢他的脸。”
此后，中国历经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共青社的发展屡经波折。支持着共青社的胡耀邦也在“文革”中遭到批斗。直到“文革”结束后，共青社才重新和胡耀邦建立联系。1978年9月26日，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北京听取了共青城的创业情况汇报，出于对创业取得的初步成就感到欣喜，胡耀邦提笔写下了“共青垦殖场”这个新名字。
1984年，胡耀邦应邀再次来到共青垦殖场。跟老垦荒队员共进午餐时，他问：“这里还有多少老垦荒队员？”此时距离垦殖场初创已经过去了29年，还有17位老队员在。胡耀邦说：“那好，把17名同志都请来，我们合个影。17个加上我一个，共18人，18棵老松！我们是垦友（垦荒之友），是棚友，茅棚的棚。”
视察之后，胡耀邦再次为垦殖场题名“共青城”。当时，垦殖场想留胡耀邦住一晚，但胡耀邦行程很紧，就约定“这次不住了，下次再说吧”。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下次再说”竟然变成了6年后永久的安息。
陪伴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的消息传来，让正在庆祝鸭鸭集团（原羽绒厂）成立的共青城陷入悲痛之中。此时已经是垦殖场党委书记的首批垦荒队员于维忠等四名代表连夜进京吊唁。
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胡家决定将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在共青城。
根据胡耀邦女儿李恒的回忆，在家祭后，李昭对子女们说：“你们的父亲偶尔和我谈到百年后事时说过，‘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我一直记着他这话。但是到哪儿去呢？有几个地方可以去：一是去湖南老家，但他很小就离开那儿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二是他在延安的时间较长，可是延安太远;三是江西，那是他少年参加革命，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地方，也是他当团中央书记时组织四省百县绿化造林，支持共青人垦荒、开创事业的地方，而且他与共青人的感情很深。用共青人的一块土地，他们是会愿意的。我看就定在江西共青城吧。现在国家还困难，他去了，找个山头挖个坑，简单从事，不要浪费国家钱财。”
在家庭会议取得一致后，李昭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中共中央办公厅，随后被各大报纸刊登。看到这个消息，于维忠立即赶到胡家求证。得知这的确是家属意愿后，于维忠当即表态：“把耀邦同志的骨灰安葬到我们共青城，是我们共青人的莫大光荣。中央拿钱我们办，不拿钱我们也办，还要办好。”
共青城方面最初建议的陵园位置，位于城中心的七墩林，这里地势略高，紧靠珍珠湖。但胡家拒绝了这番好意—胡耀邦生前最怕侵占群众利益，肯定不愿意自己的坟墓与民争地。于是一行人离开城区，向鄱阳湖方向走去。
最终，胡家选定了距离共青城东南方向3.5公里的敷阳山，这里是整个共青城的制高点，但荒无人烟。“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同志及子女反复强调不要大兴土木，但忠诚的共青人不会亏待自己敬仰的领袖，坚持要为耀邦同志建一座墓地，并请专家先后设计了六个方案。”曾经担任垦殖场场长的蒋仲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耀邦家人选择了其中最簡单的一个，并将小山包命名为富华山，寓意耀邦同志的一生追求—富我中华。”
经过共青城的努力，陵园很快完工。从山脚到墓碑，三米宽的花岗岩石阶共73级，象征胡耀邦73年的人生道路。山顶平台是墓碑，碑座是一块10米长的黑色大理石，用金字镌刻着《胡耀邦生平》。
墓碑是由0.8米厚的三块芝麻白花岗石拼成，成直角三角形，直角向上，象征着一条红领巾和红旗的一角。顶端高4.5米，右上方雕刻着胡耀邦头像，像高1.2米。左边雕刻的大字是“胡耀邦1915-1989”。上方依次雕刻着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的徽志，象征胡耀邦参加革命后开始做少先队的领导工作，以后又长期做共青团的领导工作，而后是党中央总书记的工作。碑后是一片草坪，胡耀邦的骨灰就深葬在那里。
1990年12月5日，胡家人在时任中办主任温家宝的陪同下，护送胡耀邦的骨灰来到富华山。在安葬仪式上，李昭简短致词。
仪式结束后，李昭将胡耀邦的遗像交给了于维忠：“现在耀邦就是共青城的一名成员了，你们怀念他，他也会记住你们，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你们。”
“老垦”们记住了这个嘱托。为了让胡耀邦不至于寂寞，他们在陵园里种植了98棵柏树，作为98位队员的代表守卫着陵墓，再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种下的树木，当初光秃秃的山头如今已变得郁郁葱葱。“老垦”王宝华告诉《博客天下》：“从陵园落成以来，每年清明我们都会自发组织来扫墓。”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垦们渐渐凋零，能来到陵园的人也越来越少，有几位垦荒队员逝世后并没有葬回故乡上海，而是留在了共青城公墓，陪伴着“垦友”胡耀邦，在骨灰安葬仪式上接过胡耀邦遗像的于维忠就是其中一员。
（本文选自：博客天下 2015年25期）
胡耀邦陵园位于市中心东南大约4公里的富华山上。山脚下的陵园正门，广场的整修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一位工人说，工程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
虽然整修工作还在继续，但并不妨碍四面八方的来客到此凭吊。《博客天下》记者进入陵园时，正有几波游客前来谒陵。一位男青年正在向同行的旅伴们介绍胡耀邦的事迹和陵园设计的象征意义，三角形的纪念碑前，静静地放着一排黄色的菊花。纪念碑侧面，是几个中央和地方机构送来的花篮。
胡耀邦侄孙媳赵友芳自陵园落成后就居住在共青城，她告诉《博客天下》，前来凭吊的人包括普通市民、党政官员和胡氏宗亲，每年有数十万人。“人数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最近几年反而有上升的趋势。”赵友芳说。
缅怀
向胡耀邦表示敬意的，不仅是中国民众。陵园正面种着的90棵樱花树，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赠礼。胡耀邦当政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中日两国官方和民间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个人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5年，中曾根康弘曾参拜靖国神社，胡耀邦获知后，向中曾根表示“极为遗憾”。中曾根第二年起就取消了参拜计划。2001年，中曾根撰文解释自己这么做的理由：“我与胡耀邦是好朋友，我不能给他添麻烦。”
“陵园落成后，来的第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朱镕基。”熟悉陵园的当地人士陈先生向《博客天下》回忆。根据《共青垦殖场志》记载，1991年10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察共青城。场志没有记录的是，在调研途中，朱镕基曾坐车到富华山脚下，远眺陵园，再默默离去。
1958年，还是国家计委处级干部的朱镕基在“大鸣大放”时出言不慎，被划为“右派”，这顶帽子一戴就是20年。1977年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推进了全国约55万右派的平反工作，朱镕基正是其中一员。
1993年4月15日，时任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也来到耀邦陵园悼念。当时在场的陈先生回忆，当时胡锦涛在纪念碑前肃立良久，双眼含泪。
1993年9月15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视察共青城时顺道来到胡耀邦陵园。新华社原记者、作家戴煌在一篇文章中记述，李瑞环拜谒时“深拜号啕”。
1995年3月19日，则是胡耀邦陵园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赵友芳回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调研间隙来到胡耀邦陵园悼念，还曾感慨陵园选址很好，山清水秀。“既然总书记都来过了，之后来的各级官员就更多了。”陈先生说。
回忆
前来陵园凭吊的，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被称为“老垦”的共青城创立者，上海青年垦荒队的成员们。
“老垦”们和胡耀邦之间的关系，要追溯到60年前。1955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在的共青团）号召城市青年下乡垦荒。10月18日，上海市青年垦荒队首批98名队员开赴位于鄱阳湖畔的江西省德安縣八里乡。
现年78岁的垦荒队员王宝华依然记得，刚到垦荒点时，当地一片荒凉，甚至有虎豹出没。她告诉《博客天下》：“行李一放下，大家砍树砍竹子，忙活了几天，才搭起了茅棚，队员们都睡在大通铺上。”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茅棚和大上海之间的巨大反差还是让年轻人难以接受。
让王宝华没有想到的是，11月29日，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就前来探望垦荒队，这是上海青年来到九仙岭的第43天。下车后，胡耀邦并不休息，跟青年们一起察看已经开垦的数百亩土地。
王宝华当时是垦荒队炊事员，她记得胡耀邦的秘书告诉自己：“你们吃什么，耀邦同志就吃什么，不要搞特殊。”王宝华回忆：“我就拿出了库存的东西，煮了黑豆，还炒了几个菜，做了稀饭。耀邦同志吃了说不错，问是谁做的，我当时还不敢靠近，别人说：‘是那个小鬼！’耀邦书记说：‘小鬼坐到我身边来。’”王宝华说：“你不让我做县里送来的猪肉、白面，偏要和我们一起喝稀饭，真不好意思。”胡耀邦笑答：“今天吃你做的稀饭，等你们把共青社建设好了，我再来赴酒席。”
40岁的胡耀邦坐在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间，笑着说：“将来你们要把这里建设得像上海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垦荒队队长周文英请胡耀邦为垦荒队起名字，一名队员砍来一段竹子，破开夹上药棉，做成一支大笔，胡耀邦蘸着盆装的墨水写下了“共青社”三个大字。
回到北京后，胡耀邦给共青社寄去了书籍、二胡、唢呐、三弦、篮球和一台闹钟。他在信中说：“用稿费为你们买了几件乐器，供你们文娱活动使用;买了书，供你们学习;送一只闹钟，愿你们和时间赛跑。”
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为江西共青城题写“共青城”
回忆起当年的会面，王宝华说：“感觉他就像个父亲一样，我们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丢他的脸。”
此后，中国历经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共青社的发展屡经波折。支持着共青社的胡耀邦也在“文革”中遭到批斗。直到“文革”结束后，共青社才重新和胡耀邦建立联系。1978年9月26日，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北京听取了共青城的创业情况汇报，出于对创业取得的初步成就感到欣喜，胡耀邦提笔写下了“共青垦殖场”这个新名字。
1984年，胡耀邦应邀再次来到共青垦殖场。跟老垦荒队员共进午餐时，他问：“这里还有多少老垦荒队员？”此时距离垦殖场初创已经过去了29年，还有17位老队员在。胡耀邦说：“那好，把17名同志都请来，我们合个影。17个加上我一个，共18人，18棵老松！我们是垦友（垦荒之友），是棚友，茅棚的棚。”
视察之后，胡耀邦再次为垦殖场题名“共青城”。当时，垦殖场想留胡耀邦住一晚，但胡耀邦行程很紧，就约定“这次不住了，下次再说吧”。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下次再说”竟然变成了6年后永久的安息。
陪伴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的消息传来，让正在庆祝鸭鸭集团（原羽绒厂）成立的共青城陷入悲痛之中。此时已经是垦殖场党委书记的首批垦荒队员于维忠等四名代表连夜进京吊唁。
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胡家决定将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在共青城。
根据胡耀邦女儿李恒的回忆，在家祭后，李昭对子女们说：“你们的父亲偶尔和我谈到百年后事时说过，‘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我一直记着他这话。但是到哪儿去呢？有几个地方可以去：一是去湖南老家，但他很小就离开那儿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二是他在延安的时间较长，可是延安太远;三是江西，那是他少年参加革命，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地方，也是他当团中央书记时组织四省百县绿化造林，支持共青人垦荒、开创事业的地方，而且他与共青人的感情很深。用共青人的一块土地，他们是会愿意的。我看就定在江西共青城吧。现在国家还困难，他去了，找个山头挖个坑，简单从事，不要浪费国家钱财。”
在家庭会议取得一致后，李昭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中共中央办公厅，随后被各大报纸刊登。看到这个消息，于维忠立即赶到胡家求证。得知这的确是家属意愿后，于维忠当即表态：“把耀邦同志的骨灰安葬到我们共青城，是我们共青人的莫大光荣。中央拿钱我们办，不拿钱我们也办，还要办好。”
共青城方面最初建议的陵园位置，位于城中心的七墩林，这里地势略高，紧靠珍珠湖。但胡家拒绝了这番好意—胡耀邦生前最怕侵占群众利益，肯定不愿意自己的坟墓与民争地。于是一行人离开城区，向鄱阳湖方向走去。
最终，胡家选定了距离共青城东南方向3.5公里的敷阳山，这里是整个共青城的制高点，但荒无人烟。“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同志及子女反复强调不要大兴土木，但忠诚的共青人不会亏待自己敬仰的领袖，坚持要为耀邦同志建一座墓地，并请专家先后设计了六个方案。”曾经担任垦殖场场长的蒋仲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耀邦家人选择了其中最簡单的一个，并将小山包命名为富华山，寓意耀邦同志的一生追求—富我中华。”
经过共青城的努力，陵园很快完工。从山脚到墓碑，三米宽的花岗岩石阶共73级，象征胡耀邦73年的人生道路。山顶平台是墓碑，碑座是一块10米长的黑色大理石，用金字镌刻着《胡耀邦生平》。
墓碑是由0.8米厚的三块芝麻白花岗石拼成，成直角三角形，直角向上，象征着一条红领巾和红旗的一角。顶端高4.5米，右上方雕刻着胡耀邦头像，像高1.2米。左边雕刻的大字是“胡耀邦1915-1989”。上方依次雕刻着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的徽志，象征胡耀邦参加革命后开始做少先队的领导工作，以后又长期做共青团的领导工作，而后是党中央总书记的工作。碑后是一片草坪，胡耀邦的骨灰就深葬在那里。
1990年12月5日，胡家人在时任中办主任温家宝的陪同下，护送胡耀邦的骨灰来到富华山。在安葬仪式上，李昭简短致词。
仪式结束后，李昭将胡耀邦的遗像交给了于维忠：“现在耀邦就是共青城的一名成员了，你们怀念他，他也会记住你们，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你们。”
“老垦”们记住了这个嘱托。为了让胡耀邦不至于寂寞，他们在陵园里种植了98棵柏树，作为98位队员的代表守卫着陵墓，再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种下的树木，当初光秃秃的山头如今已变得郁郁葱葱。“老垦”王宝华告诉《博客天下》：“从陵园落成以来，每年清明我们都会自发组织来扫墓。”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垦们渐渐凋零，能来到陵园的人也越来越少，有几位垦荒队员逝世后并没有葬回故乡上海，而是留在了共青城公墓，陪伴着“垦友”胡耀邦，在骨灰安葬仪式上接过胡耀邦遗像的于维忠就是其中一员。
（本文选自：博客天下 2015年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