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池，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年（1871年）授编修，数年后赴江西任职。
　　这位翰林，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为人所知，只是因为参与浅绛彩瓷创作活动的事实浮出水面，才逐渐声名鹊起。然而，这个“声名”还有哪些内涵？或者说，究竟应当如何定位王凤池在浅绛彩瓷中扮演的角色？笔者希望通过现有资料的整理和归纳，从中找出一些更有价值的观点。

定制作品

　　王凤池曾大量定制过浅绛彩瓷作品，仅光绪二年（1876年），就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的定制活动，数量达到了几十件之多。
　　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王凤池、王少维、金品卿以及其他十多位文人官员参与过多次浅绛彩瓷雅集，共画成2 0多件题材不同、形制各异的瓷板，写成20多件诗文、集句、临摹和记事的文字瓷板。这些瓷板后来被组装成一套八扇屏风，它们的创作初衷，或许就是屏风主人的定制需要。其中三件瓷板上的题款可以证实，王凤池应当就是这位定制者。这三件瓷板的题款分别是：画有吕洞宾和韩湘子的人物瓷板上有“福云氏选”的字样;题有诗句“花红草绿春风暖，牧童牛背读汉书”的山水瓷板上有“王福云氏选”的字样;王凤池书写的记事文字瓷板更加明白，“光绪二年丙子夏五月选于昌江珠山南麓之敬事轩，环翠亭前内造，福云堂兰亭后轩珍藏”，下面两枚朱文姓名印为“王氏”和“福云”。由此可见，王凤池即便没有定制全套屏风，也在光绪二年的夏天定制了相当数量的瓷板。
　　光绪二年秋天，金品卿画成一件山水花觚，王凤池在上面书写了两段长题，其中一段隶书题跋写道：“坦白先生，陶门之贤士也。万象春君、六合春君，其父师也。如润春君、守春君、涵春君、养春君，皆其友若弟。惟仰天春君，则其兄也。同会于福云山房，以品群芳。”由此可见，王凤池为他的福云山房定制过一组以“春”字命名、尊称为“君”的浅绛彩瓷作品。
　　除了以上两次集中定制，王凤池还零星定制过一些浅绛彩瓷作品，王少维、金品卿合作画成的《松猴凤梧图》方帽筒就是典型例证。这件帽筒两面作画，其他两面则由王凤池题款，一面题有“品洁如玉方为圭，有时作帽架，亦有时作花插，有时作诗筒，吴山王氏少维，黟山金氏品卿，抽半日闲绘其所擅，亦极足供大雅之观。丹臣凤池评选”数十字行书，另一面题有“福云堂制”四字楷书。

　　毫无疑问，王凤池定制浅绛彩瓷的做法可谓史无前例。在此之前，现今可见的同治年间浅绛彩瓷作品可靠者不过30件左右，画有3件以上作品的画师仅程门、王少维、金品卿3人，从未有过定制先例。所以，我们给出王凤池与浅绛彩瓷相关的第一个头衔是“定制第一人”，应当实至名归。

以瓷赠友

　　光绪元年秋天，王少维画成一件人物瓷板，王凤池和黄定占分别在上面题诗，并针对同一对象书写了题赠款。题赠款写道：“海帆司马仁弟大人映之，丹臣如兄王凤池”。
　　光绪三年（1877年）夏天，《匡庐盆浦图》瓷板画成，画师是谁，尚有两说，姑且不论。王凤池在上面书写的题诗和题赠款却是一目了然：“桑落村中酒一觥，八年未见米颠兄。昌江日对黄山谷，画里诗间说曼卿”“丁丑夏日临匡庐盆浦之谱，以奉小鸿仁兄大人映正，丹臣弟王凤池寄意。”题诗前有朱文引首印“恩川画”，赠款后有白文印“王氏”和朱文印“丹臣”。这件瓷板的赠送用途不言而喻。
　　光绪三年秋天，王凤池画成《龙胆春》琵琶尊，并在画面上部题写了诗句和赠款：“手占‘培佳子弟千寻树，载好图书万斛舟’之句，奉江楼仁四兄大人博正，如弟凤池寄意于昌江珠山榷舫”，款后有朱文印“丹臣”。另在背面腹部题写了“龙胆春”三字楷书，两侧题写了创作时间和赠送对象：“光绪丁丑重阳节，培心堂选”。需要指出的是，这件琵琶尊的题诗此前读释有误，现予更正。

　　光绪三年冬至后某天，金品卿、王少维合作画成《仿倪高士画法》成对山水帽筒。一只为王少维所画，并有王凤池题写的赠款：“丙子冬至后选寄，畅陔老弟大人赏品，丹臣兄凤池书赠，三吴王少维画”，后有朱文印“王氏”和“佐印”。另一只为金品卿所画，并有题款：“仿倪高士画法，金品卿临于昌江珠山之敬事轩”，款后有白文印“臣诰”。
　　我们将王凤池定义为“赠送浅绛彩瓷的第一人”，或许会受到质疑。但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人”，不仅是时间早晚的概念，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程门最早进行浅绛彩瓷创作，是为了丰富艺术实践和探索新的瓷画形态，赠送只是顺带而为。王凤池则不同，他频繁参与浅绛彩瓷创作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定制藏品和赠送创作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给出王凤池与浅绛彩瓷相关的第二个头衔是“赠送第一人”，并不为过。

策划雅集

　　同治末年或者光绪初年，王凤池到江西时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原任翰林院编修，也就是重量级文人身份;一个是现任江西某地知府，也就是行政官员身份。
　　在王凤池策划、组织和参与的文化活动中，与浅绛彩瓷创作相关的多次雅集影响最为深远，以至于我们如今仍然津津乐道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热烈研讨。当年，从北京来到江西任职，王凤池以文人雅士的敏感，看中了浅绛彩瓷所散发出来的浓郁的文人气息，感到这是一种既适合收藏、又适合文友之间相互赠与的文人雅玩，于是立即着手，发起、组织相关活动。前文所引述的大量题款，至少让我们获得以下两点信息：第一，从这些题款的语气看，王凤池不是被动地、偶然地参与到浅绛彩瓷画师们的创作当中，而是这些雅集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是先有收藏意愿或者明确的赠送对象，然后邀请王少维、金品卿等高水平画师参与，所以，他往往说明某件作品将会由“福云堂兰亭后轩珍藏”或者“太史公珍藏”，直言不讳地摆出“评选”或者“评画”的评家姿态，而在赠送款中，他与赠送对象称兄道弟，同时说出“寄意”或者“书赠”之类的主人表达。第二，从这些题款的内容看，王凤池显得“腹有诗书气自华”，很在意收藏品和赠送品的文玩性质。他题写的诗句无不寄情高远，意味深长，绝非应付之辞。他定制那些以“春”字命名的作品时，特别说明让它们“同会于福云山房，以品群芳”。像王凤池这样，有着重量級文人的身份，带着文人雅玩的意图，发起文人墨客的雅集，这在浅绛彩瓷问世不久的光绪初年，无疑是个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