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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表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话里的10个“更”，从语法修辞上，够语文老师给我们讲一气了。总之，这一席话语让人感到暖洋洋的，就像那天有些寒冷的夜晚，踏入簋街，走进东直门附近的“聚点串吧”。平民气息和时尚氛围融合成最真实亲切的感觉，令人欣喜，憋不住用点酸词——柳暗花明又一村。
“聚点串吧”的老板是我朋友的朋友，据说他们这圈子是清华大学餐饮总裁班的路数，通过一次学习建立了友谊。所谓世事难料，烤串在我眼里是吃喝中问题最多的。2012年夏天，我路过丰台成寿寺，街边的烧烤已经有燎原之势，肯定为北京PM2.5的升高贡献不少。亦庄北京经济开发区街道安静规矩，时不时被人称为“西方小镇”。可路口经常把生意做到后半夜的烧烤“游击队”，还有那些开着宝马奔驰过来、骑着小马扎的吃客，以及清早路人眼里的遍地狼藉，又让人不得不信这里“最中国”。
聚点老板说，自己就是把街边的玩意搬到屋里来。说归说，开了6家连锁店，有一家甚至还开到了河北廊坊，绝对得有实干精神。屋里最大的好处是食物安全，大冬天让那些喜欢烧烤的人有个念想，让我这个不沾边的人偶尔为之也有了些感想。终于知道那些老少爷们儿大姑娘小媳妇，或站或蹲围着的麻辣烫汤锅里，确实有特殊的味道。
簋街让我联想到美国西雅图的派克市场——国内游客的必经之地。它的前身就是个农村集贸市场，始建于1907年。这里有上百个农业产品摊位，一年有几百场商业和手工艺展示，随处可见各色鲜花、新鲜糕点，当地的干酪、蜂蜜、葡萄酒，还有各国口味的餐馆、进口商品店、古董收藏品店等。这里最著名的是鱼市，我好奇的不是鱼的品质和价格，而是卖鱼人真诚的工作态度和搞笑的销售行为，把有些辛苦乏味的过程变成了快乐，并感染着经过这里的每一位游客。
说这些和教育有关系吗？吃喝是人的基本需求，解决了温饱，最让有儿有女之人纠结的问题就是教育。老祖宗的事不必说，教育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根基，近代特别是民国以后，真正留下的遗产可以说就是教育。100年前，魯迅先生进北京进教育部的事，正在阜成门附近的鲁迅博物馆展览，其实就是民国最好教育史的回顾。
1917年12月25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和教授李石曾、李大钊、沈尹默、马幼鱼、马叔平等，在北京东城方巾中巷“华法教育会”会址，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孔德学校。他们希望把法国的实证主义介绍到中国，因此以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办学资金则是华法教育会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学校有领先全国的教室、礼堂、科学馆、操场、乒乓球馆、图书馆等。解放后，学校图书馆的6.4万册图书给了首都图书馆，大卡车拉古书整整拉了三天。早期，学校有不少北大子弟，比如蔡元培的女儿，胡适、钱玄同、李大钊、沈尹默、周作人的儿子。另外，还有大学的知名教授兼课，自编教材并开注音字母教学先河，提倡科学教育、艺术教育，特别注重实践。1952年，孔德学校改名为北京市27中学，1978年合并北京市169中学（延安中学）。总共54个班，3000人，其中有我和二弟。当年，27中号称是北京市人数最多的中学。
三弟上的是北京市166中学，前身是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贝满学校，创始人是传教士艾莉莎。贝满夫人，1864年在北京设立贝满女子小学，1895年有了4年制的女子中学，校址在北京东城灯市口大街北面。早先，这里是明代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的府邸，清朝为顺治皇帝的佟妃——康熙皇帝母亲的家人的居所。学校最初的50多年，基本是外国传教士在领导，教师也多是美国传教士。《圣经》是必修课，学生每周要去教堂做礼拜，由公理会的牧师“讲道”。
1929年，贝满经北洋政府批准立案定名为北平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49年北平解放，1951年，改名五一女中。1952年，改名北京市女12中。上世纪70年代，改名北京市166中学。在学校，三弟遇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老师——李增严。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也是李双江的同学。三弟跟他学了美声唱法，李老师还给三弟画了一幅小小的油画。老师已经去世多年，画还在我家老屋的书柜上。艺术熏陶对现在的三弟好像没什么意义，他在生意场上渐行渐远。可回顾学生时代，在考学之外，总还留下些不功利的色彩。
值得一说的是，166中如今的办学理想——秉承育人本真，构筑教育生态，为师生的一生幸福服务。学校提出培养学生文化特质的一个核心，即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以成就学生健康、自主、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为本；六个素养，即道德素养、科学素养、文学素养、艺术素养、信息素养和健康素养。
目前，166中成立了中小学特色教育联盟（如与史家小学、府学小学、汇文小学、北京一师附小等学校的戏剧、管乐、体育和科技教育联盟）、与高校的教育联盟（如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美国曼荷莲学院等的科学、艺术、文学教育联盟）、与科研院所的联盟（如与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中国遗传学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等的科学、艺术、歌剧、体育、文学教育联盟）。不是替166中在吹牛，只想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教育。
笔者手里有两本反映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的旧书。
一本是1975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七·二一”道路放光芒》，说的都是上世纪70年代初，工厂办大学的事。理论依据是毛主席的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现实依据是上海机床厂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案例：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4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1962年，到磨床研究所实验室担任技术员。像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20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间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一个是工人，他14岁当学徒，18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4年。1957年，担任磨床研究所技术员。1972年4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看这段历史，除了“左”的东西，也要看到时代变化，至少承认教育的重要性，思考如何学习。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用，这些问题到今天其实还是没解决好。
另一本是《改革——教育的出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发行，北京市政府文教办公室、北京市教育局编的北京市中小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经验汇编。当时的副市长陆宇澄在序言中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发展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正日益广泛为社会各方面所认识。然而，不少朋友比较注意教育经费和教师待遇。以为只要把这两方面抓上去，教育自然而然地就会上去。在我看来，两者固然重要，但如果不与改革结合起来，教育发展中长期困扰我们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把教育搞上去，必须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也就是：一方面要靠各级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发动社会各方面关心、支持教育，为教育的发展不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必须针对现存教育体制和机制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变革，以逐步建立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只有把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教育的战略地位才能得到落实。
20多年过去了，现在北京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除了打工子弟民办学校，政府的投入不断增加，校长的权力越来越大，老师的工资大幅度提高。可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仍然问题多多？为了有更好的教育，我们不能忘记鲁迅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研究专家孙郁说，“今天，我们纪念鲁迅先生仍然有着重要意义。现在，很多中国人瞒骗、说假话，鲁迅是最真实的一个中国人。另外，我们现在的文化语境里，汉语表达越来越粗糙、无趣，而鲁迅是充满智慧并且有趣的。鲁迅身上还有那些大爱的东西、批判的精神，这些都是当下缺失的。”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
“聚点串吧”的老板是我朋友的朋友，据说他们这圈子是清华大学餐饮总裁班的路数，通过一次学习建立了友谊。所谓世事难料，烤串在我眼里是吃喝中问题最多的。2012年夏天，我路过丰台成寿寺，街边的烧烤已经有燎原之势，肯定为北京PM2.5的升高贡献不少。亦庄北京经济开发区街道安静规矩，时不时被人称为“西方小镇”。可路口经常把生意做到后半夜的烧烤“游击队”，还有那些开着宝马奔驰过来、骑着小马扎的吃客，以及清早路人眼里的遍地狼藉，又让人不得不信这里“最中国”。
聚点老板说，自己就是把街边的玩意搬到屋里来。说归说，开了6家连锁店，有一家甚至还开到了河北廊坊，绝对得有实干精神。屋里最大的好处是食物安全，大冬天让那些喜欢烧烤的人有个念想，让我这个不沾边的人偶尔为之也有了些感想。终于知道那些老少爷们儿大姑娘小媳妇，或站或蹲围着的麻辣烫汤锅里，确实有特殊的味道。
簋街让我联想到美国西雅图的派克市场——国内游客的必经之地。它的前身就是个农村集贸市场，始建于1907年。这里有上百个农业产品摊位，一年有几百场商业和手工艺展示，随处可见各色鲜花、新鲜糕点，当地的干酪、蜂蜜、葡萄酒，还有各国口味的餐馆、进口商品店、古董收藏品店等。这里最著名的是鱼市，我好奇的不是鱼的品质和价格，而是卖鱼人真诚的工作态度和搞笑的销售行为，把有些辛苦乏味的过程变成了快乐，并感染着经过这里的每一位游客。
说这些和教育有关系吗？吃喝是人的基本需求，解决了温饱，最让有儿有女之人纠结的问题就是教育。老祖宗的事不必说，教育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根基，近代特别是民国以后，真正留下的遗产可以说就是教育。100年前，魯迅先生进北京进教育部的事，正在阜成门附近的鲁迅博物馆展览，其实就是民国最好教育史的回顾。
1917年12月25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和教授李石曾、李大钊、沈尹默、马幼鱼、马叔平等，在北京东城方巾中巷“华法教育会”会址，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孔德学校。他们希望把法国的实证主义介绍到中国，因此以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办学资金则是华法教育会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学校有领先全国的教室、礼堂、科学馆、操场、乒乓球馆、图书馆等。解放后，学校图书馆的6.4万册图书给了首都图书馆，大卡车拉古书整整拉了三天。早期，学校有不少北大子弟，比如蔡元培的女儿，胡适、钱玄同、李大钊、沈尹默、周作人的儿子。另外，还有大学的知名教授兼课，自编教材并开注音字母教学先河，提倡科学教育、艺术教育，特别注重实践。1952年，孔德学校改名为北京市27中学，1978年合并北京市169中学（延安中学）。总共54个班，3000人，其中有我和二弟。当年，27中号称是北京市人数最多的中学。
三弟上的是北京市166中学，前身是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贝满学校，创始人是传教士艾莉莎。贝满夫人，1864年在北京设立贝满女子小学，1895年有了4年制的女子中学，校址在北京东城灯市口大街北面。早先，这里是明代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的府邸，清朝为顺治皇帝的佟妃——康熙皇帝母亲的家人的居所。学校最初的50多年，基本是外国传教士在领导，教师也多是美国传教士。《圣经》是必修课，学生每周要去教堂做礼拜，由公理会的牧师“讲道”。
1929年，贝满经北洋政府批准立案定名为北平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49年北平解放，1951年，改名五一女中。1952年，改名北京市女12中。上世纪70年代，改名北京市166中学。在学校，三弟遇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老师——李增严。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也是李双江的同学。三弟跟他学了美声唱法，李老师还给三弟画了一幅小小的油画。老师已经去世多年，画还在我家老屋的书柜上。艺术熏陶对现在的三弟好像没什么意义，他在生意场上渐行渐远。可回顾学生时代，在考学之外，总还留下些不功利的色彩。
值得一说的是，166中如今的办学理想——秉承育人本真，构筑教育生态，为师生的一生幸福服务。学校提出培养学生文化特质的一个核心，即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以成就学生健康、自主、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为本；六个素养，即道德素养、科学素养、文学素养、艺术素养、信息素养和健康素养。
目前，166中成立了中小学特色教育联盟（如与史家小学、府学小学、汇文小学、北京一师附小等学校的戏剧、管乐、体育和科技教育联盟）、与高校的教育联盟（如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美国曼荷莲学院等的科学、艺术、文学教育联盟）、与科研院所的联盟（如与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中国遗传学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等的科学、艺术、歌剧、体育、文学教育联盟）。不是替166中在吹牛，只想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教育。
笔者手里有两本反映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的旧书。
一本是1975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七·二一”道路放光芒》，说的都是上世纪70年代初，工厂办大学的事。理论依据是毛主席的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现实依据是上海机床厂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案例：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4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1962年，到磨床研究所实验室担任技术员。像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20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间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一个是工人，他14岁当学徒，18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4年。1957年，担任磨床研究所技术员。1972年4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看这段历史，除了“左”的东西，也要看到时代变化，至少承认教育的重要性，思考如何学习。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用，这些问题到今天其实还是没解决好。
另一本是《改革——教育的出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发行，北京市政府文教办公室、北京市教育局编的北京市中小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经验汇编。当时的副市长陆宇澄在序言中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发展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正日益广泛为社会各方面所认识。然而，不少朋友比较注意教育经费和教师待遇。以为只要把这两方面抓上去，教育自然而然地就会上去。在我看来，两者固然重要，但如果不与改革结合起来，教育发展中长期困扰我们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把教育搞上去，必须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也就是：一方面要靠各级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发动社会各方面关心、支持教育，为教育的发展不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必须针对现存教育体制和机制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变革，以逐步建立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只有把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教育的战略地位才能得到落实。
20多年过去了，现在北京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除了打工子弟民办学校，政府的投入不断增加，校长的权力越来越大，老师的工资大幅度提高。可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仍然问题多多？为了有更好的教育，我们不能忘记鲁迅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研究专家孙郁说，“今天，我们纪念鲁迅先生仍然有着重要意义。现在，很多中国人瞒骗、说假话，鲁迅是最真实的一个中国人。另外，我们现在的文化语境里，汉语表达越来越粗糙、无趣，而鲁迅是充满智慧并且有趣的。鲁迅身上还有那些大爱的东西、批判的精神，这些都是当下缺失的。”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