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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丁聪、华君武齐名，直面社会问题，用漫画“说”出大家不敢说的话
漫画家方成有一幅自画像：一个老头骑着一辆自行车，后座驮着书，前车筐里插着一卷纸和大大小小的笔，上题三句话：“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
作為“中国漫画界的常青树”，方成画过山河破碎的战争岁月，也直面过曲折发展的新时期，退休后依然勤奋不辍，笔墨连绵半个多世纪。其画如棉裹铁，如锥画沙，意味绵长。8月22日，刚过完百岁生日仅一个多月，方成因病辞世于北京，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
大学时，方成本想学医，将来治病救人，可惜被英文拉了分，没考上燕京大学医学专业。他觉得化学和制药有关系，就又考了武汉大学化学系，离开了北平。当时战争局势愈加严峻，高校都往南、往西迁，武大迁往四川乐山。物资匮乏、生活条件很差，食堂供应的饭里老是夹杂着沙子、稗子，有时还有老鼠屎，方成和同学幽默地说是“八宝饭”。读书之余，他把战时的校园生活都画成了漫画，讽刺战争，又接地气，非常受学生欢迎。
毕业后，方成先是在四川一家化学研究社工作。因为遇到了感情挫折，他决定给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这才于1946年离开当地，前往上海，并改行从事漫画。
那时的上海，丁聪、米谷等漫画家风云际会，都在画时事讽刺画。他们喜欢画单幅的，方成则喜欢画四格和连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广告公司画画，老板是美国人。因为看到了方成画的讽刺美国兵的漫画，老板气急了，干脆开除了方成。因祸得福，离开这家美国公司后，方成很快在《观察》杂志找到工作，他放开手脚，画出了更多的时事漫画，在上海的漫画界渐渐成名。
新中国成立后，方成经好友端木蕻良介绍，在《新民报》做美术编辑工作，后来又到了人民日报社，开始画国际政治讽刺画。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晚上开编前会，社长范长江会把方成和丁聪、张光宇、钟灵等几位漫画家聚到一起，当面讲国际形势，讲完了就在那里画。
1957年，闲时写点杂文的方成发表了一篇文章《过堂》，讽刺当时领导干部的教条主义。提心吊胆地躲过了反右，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篇文章还是被人挖了出来，成为“反动”罪证。方成成了阶下囚，在北京郊区的“牛棚”里开始了劳动改造的日子。他毕生没有当过领导，却因为能干重活，是强劳力，当了所谓的“牛长”。多年后，方成幽默地说，自己还是当过大官的，因为他手下管的“牛鬼蛇神”里，还有副部级。
1976年，“文革”结束，方成总算回到报社，妻子却因为在“文革”中过于压抑，身体健康大受影响，回京仅半年，就因心脏病突发过世。
“在南区住的时候，方成家里环境其实很差，不大点的房子，一张小破桌子，他画出了那么多好画。一直到老了，才赶上好时候，分到了大一点的房子。以前的小房子里没有厅，中间有个小走廊似的地方，方成吃饭在那，接待客人在那，画画也在那。他还给起了个名：多功能厅，写了牌子贴在门上。”徐鹏飞回忆。
在“多功能厅”的小桌子上，方成画了在上世纪8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当时，文化界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春天，大家都在寻找新的创作方向。61岁的方成用4个月的时间，创作了100多幅漫画，将自反右之后20多年大家都不敢说、不敢画的东西，大胆畅快地画了出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把自己憋了多年的心里话，用漫画的形式说了出来”。 这些画都是直面社会，针砭时弊的。不少题材是长时间没人敢碰的禁区，比如表现“文化大革命”造成恶果的《家庭》；有些题材是讽刺现实的，比如《不要叫我“老爷”，叫“公仆”》；还有的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比如《六个和尚挑水吃》。多年后，老人不止一次说：“这批画，是我画得最得意的。”1980年8月，方成把这批画拿到中国美术馆办展览，轰动全国。他也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漫画展的画家。
“他的所有作品里，影响力最大的是《武大郎开店》。为什么受欢迎呢？一个是因为武大郎的故事家喻户晓，再加上当时人们对嫉贤妒能的现象很有共鸣。我自己最喜欢的则是《神仙也有缺残》，画铁拐李的。方老找的角度太巧了，这么一个特殊的神仙，被他找到了，背后的哲思能让人想很久。”徐鹏飞说。
徐鹏飞说，方成是他见过的最爱读书的漫画家。“传记、小说、美术理论，他什么书都看。我俩一起出差时，他值夜班习惯了，晚上睡觉特别晚，睡不着就看书。他随身总是带一个接着线的小灯泡，到宾馆插上电，拿纸罩着，在灯泡底下看书，怕影响别人。”
博览群书对方成来说，不仅仅是乐趣，更是一项任务——他想弄清楚，幽默到底是什么？
“方成与相声大师侯宝林关系很好。有一次两人聊天，侯宝林问他到底什么是幽默。方成一想，自己画了一辈子漫画，搞了一辈子幽默，还真不清楚幽默是什么。于是两人又把另一位漫画大师李滨声约来，聊了一上午，但最后还是没搞清楚。方成特别认真，从这以后就开始查书，天天看书。”徐鹏飞说。
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研究过幽默；鲁迅、郁达夫等作家的文章，对这个话题也有涉及。但他们都是写幽默有什么好处，没有人讲幽默到底是什么。方成翻《辞海》，看到“幽默是一种修辞方法”。他觉得不对：“我画的漫画挺幽默的，可是一个字没有，这哪叫修辞啊？”
研究了一辈子，思考了一辈子，晚年时方成还总是跟徐鹏飞说，幽默说不清道不明。他在一篇谈幽默的文章中写道：幽默不是挠痒痒，不是插科打诨，不是挤眉弄眼，幽默是智慧的自然流露，是自信的个性显现，尤其是在曾经多灾多难的中国，老百姓的幽默多是含泪的微笑，是面对苦难的豁达和乐观。只有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更真切地体味到中国式幽默的深刻内涵……
也许正是领悟了这一点，方成才活得那么乐观通达。他把精力完全用在钻研艺术上，画自己的画，写自己的文章，做自己的事。“他那么大年龄才学电脑，60多岁之后打字写文章，比我都强。生活中他是个老好人，漫画界都知道，他对别人的缺点从来不当面指出来。其实搞讽刺的人，都是喜欢挑毛病的，他把立场放在了他的艺术创作上。他有一枚闲章，叫‘我画我的’，特别贴切。他有底线，所以立得住。”
晚年的方成，在漫画民族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他画钟馗、画鲁智深、画李逵、画布袋和尚，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吸取养分。”徐鹏飞和方成有过两次合作，都是关于钟馗。他画画，方老题字。“我们在水墨漫画上有许多共同语言。我受他的影响也很深，比如他打油诗写得特别好，我也跟着他学写打油诗。”
方成不仅是“我画我的”，而且是“我活我的”，活得精彩。80多岁时，他还经常蹬着一辆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里骑来骑去。93岁那年，广州举办亚运会，在中山设了火炬接力点。祖籍中山的方成还专门回故乡，参加了这次火炬传递。童心未泯的他，对担心他身体的亲友说：“我知道自己还能走几步。况且大家都知道我93岁了，对我要求也不高嘛。”
歪打正着从搞化工到当“画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日子，欢喜过、悲痛过、春风得意过、坎坷失意过，晚年自在随心，随时随地都不忘“幽生活一默”，这就是方成的一生、方成的百年史。
原名孙顺潮，祖籍广东中山。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46年开始从事漫画工作。一生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出版过数十种漫画集、漫画理论、杂文集。
漫画家方成有一幅自画像：一个老头骑着一辆自行车，后座驮着书，前车筐里插着一卷纸和大大小小的笔，上题三句话：“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
作為“中国漫画界的常青树”，方成画过山河破碎的战争岁月，也直面过曲折发展的新时期，退休后依然勤奋不辍，笔墨连绵半个多世纪。其画如棉裹铁，如锥画沙，意味绵长。8月22日，刚过完百岁生日仅一个多月，方成因病辞世于北京，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
大学时，方成本想学医，将来治病救人，可惜被英文拉了分，没考上燕京大学医学专业。他觉得化学和制药有关系，就又考了武汉大学化学系，离开了北平。当时战争局势愈加严峻，高校都往南、往西迁，武大迁往四川乐山。物资匮乏、生活条件很差，食堂供应的饭里老是夹杂着沙子、稗子，有时还有老鼠屎，方成和同学幽默地说是“八宝饭”。读书之余，他把战时的校园生活都画成了漫画，讽刺战争，又接地气，非常受学生欢迎。
毕业后，方成先是在四川一家化学研究社工作。因为遇到了感情挫折，他决定给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这才于1946年离开当地，前往上海，并改行从事漫画。
那时的上海，丁聪、米谷等漫画家风云际会，都在画时事讽刺画。他们喜欢画单幅的，方成则喜欢画四格和连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广告公司画画，老板是美国人。因为看到了方成画的讽刺美国兵的漫画，老板气急了，干脆开除了方成。因祸得福，离开这家美国公司后，方成很快在《观察》杂志找到工作，他放开手脚，画出了更多的时事漫画，在上海的漫画界渐渐成名。
画出“憋了多年的心里话”
新中国成立后，方成经好友端木蕻良介绍，在《新民报》做美术编辑工作，后来又到了人民日报社，开始画国际政治讽刺画。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晚上开编前会，社长范长江会把方成和丁聪、张光宇、钟灵等几位漫画家聚到一起，当面讲国际形势，讲完了就在那里画。
1957年，闲时写点杂文的方成发表了一篇文章《过堂》，讽刺当时领导干部的教条主义。提心吊胆地躲过了反右，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篇文章还是被人挖了出来，成为“反动”罪证。方成成了阶下囚，在北京郊区的“牛棚”里开始了劳动改造的日子。他毕生没有当过领导，却因为能干重活，是强劳力，当了所谓的“牛长”。多年后，方成幽默地说，自己还是当过大官的，因为他手下管的“牛鬼蛇神”里，还有副部级。
1976年，“文革”结束，方成总算回到报社，妻子却因为在“文革”中过于压抑，身体健康大受影响，回京仅半年，就因心脏病突发过世。
“在南区住的时候，方成家里环境其实很差，不大点的房子，一张小破桌子，他画出了那么多好画。一直到老了，才赶上好时候，分到了大一点的房子。以前的小房子里没有厅，中间有个小走廊似的地方，方成吃饭在那，接待客人在那，画画也在那。他还给起了个名：多功能厅，写了牌子贴在门上。”徐鹏飞回忆。
在“多功能厅”的小桌子上，方成画了在上世纪8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当时，文化界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春天，大家都在寻找新的创作方向。61岁的方成用4个月的时间，创作了100多幅漫画，将自反右之后20多年大家都不敢说、不敢画的东西，大胆畅快地画了出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把自己憋了多年的心里话，用漫画的形式说了出来”。 这些画都是直面社会，针砭时弊的。不少题材是长时间没人敢碰的禁区，比如表现“文化大革命”造成恶果的《家庭》；有些题材是讽刺现实的，比如《不要叫我“老爷”，叫“公仆”》；还有的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比如《六个和尚挑水吃》。多年后，老人不止一次说：“这批画，是我画得最得意的。”1980年8月，方成把这批画拿到中国美术馆办展览，轰动全国。他也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漫画展的画家。
“他的所有作品里，影响力最大的是《武大郎开店》。为什么受欢迎呢？一个是因为武大郎的故事家喻户晓，再加上当时人们对嫉贤妒能的现象很有共鸣。我自己最喜欢的则是《神仙也有缺残》，画铁拐李的。方老找的角度太巧了，这么一个特殊的神仙，被他找到了，背后的哲思能让人想很久。”徐鹏飞说。
幽默到底是什么
徐鹏飞说，方成是他见过的最爱读书的漫画家。“传记、小说、美术理论，他什么书都看。我俩一起出差时，他值夜班习惯了，晚上睡觉特别晚，睡不着就看书。他随身总是带一个接着线的小灯泡，到宾馆插上电，拿纸罩着，在灯泡底下看书，怕影响别人。”
博览群书对方成来说，不仅仅是乐趣，更是一项任务——他想弄清楚，幽默到底是什么？
“方成与相声大师侯宝林关系很好。有一次两人聊天，侯宝林问他到底什么是幽默。方成一想，自己画了一辈子漫画，搞了一辈子幽默，还真不清楚幽默是什么。于是两人又把另一位漫画大师李滨声约来，聊了一上午，但最后还是没搞清楚。方成特别认真，从这以后就开始查书，天天看书。”徐鹏飞说。
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研究过幽默；鲁迅、郁达夫等作家的文章，对这个话题也有涉及。但他们都是写幽默有什么好处，没有人讲幽默到底是什么。方成翻《辞海》，看到“幽默是一种修辞方法”。他觉得不对：“我画的漫画挺幽默的，可是一个字没有，这哪叫修辞啊？”
研究了一辈子，思考了一辈子，晚年时方成还总是跟徐鹏飞说，幽默说不清道不明。他在一篇谈幽默的文章中写道：幽默不是挠痒痒，不是插科打诨，不是挤眉弄眼，幽默是智慧的自然流露，是自信的个性显现，尤其是在曾经多灾多难的中国，老百姓的幽默多是含泪的微笑，是面对苦难的豁达和乐观。只有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更真切地体味到中国式幽默的深刻内涵……
也许正是领悟了这一点，方成才活得那么乐观通达。他把精力完全用在钻研艺术上，画自己的画，写自己的文章，做自己的事。“他那么大年龄才学电脑，60多岁之后打字写文章，比我都强。生活中他是个老好人，漫画界都知道，他对别人的缺点从来不当面指出来。其实搞讽刺的人，都是喜欢挑毛病的，他把立场放在了他的艺术创作上。他有一枚闲章，叫‘我画我的’，特别贴切。他有底线，所以立得住。”
晚年的方成，在漫画民族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他画钟馗、画鲁智深、画李逵、画布袋和尚，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吸取养分。”徐鹏飞和方成有过两次合作，都是关于钟馗。他画画，方老题字。“我们在水墨漫画上有许多共同语言。我受他的影响也很深，比如他打油诗写得特别好，我也跟着他学写打油诗。”
方成不仅是“我画我的”，而且是“我活我的”，活得精彩。80多岁时，他还经常蹬着一辆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里骑来骑去。93岁那年，广州举办亚运会，在中山设了火炬接力点。祖籍中山的方成还专门回故乡，参加了这次火炬传递。童心未泯的他，对担心他身体的亲友说：“我知道自己还能走几步。况且大家都知道我93岁了，对我要求也不高嘛。”
歪打正着从搞化工到当“画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日子，欢喜过、悲痛过、春风得意过、坎坷失意过，晚年自在随心，随时随地都不忘“幽生活一默”，这就是方成的一生、方成的百年史。
方成（1918—2018）
原名孙顺潮，祖籍广东中山。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46年开始从事漫画工作。一生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出版过数十种漫画集、漫画理论、杂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