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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满”到“反帝”
1925年10月胡汉民一行赴莫斯科，此行任务之一是为筹备国民党二大的召开，与共产国际商榷国民党政纲修改问题。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理论家拉菲斯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与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其中涉及一重要议题是关于国民党的对外政策。
世界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坚持国民党必须是“反帝”坚定者，这点必须写进政纲。拉菲斯对胡汉民说：国民党的纲领应该是这样的：国民党首先“是一个进行反帝斗争的政党”，“中国人民主要是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而斗争”。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将中国革命运动和世界“反帝”革命运动的密切关联写入政纲，坐实“反帝”同盟者之关系。
“帝国主义”一词在19世纪末经日本引进国内，1920年代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政治词汇。1922年1月，共产国际首次确立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5月，中共率先在国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口号。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建议，将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主义”改为“反帝主义”。对于共产国际的“反帝”主张，国民党全盘接受，甚至上升为“不反帝即无民权和自由”的高度。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重申“反帝”为革命第一要义。因此，对于国民党来说，“反帝”并非新议题，但在莫斯科会谈中，拉菲斯一再强调并将此视作“最重要意见”，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反帝”不满，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反帝”效果不彰。
作为国民政府首任外长的胡汉民这样对拉菲斯说道：“在广东最重要的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此话不假，只是国民党的“反帝”雷声大雨点小。广州国民政府以“革命外交”取代“公法外交”，主张“不妥协、不贱卖，悬定标的，不达不止”。目标高远但实现手段有限，无非是放弃国际惯例，借外交问题（如外敌入侵）动员民众进行革命，即“唤起民众使为外交后盾”。至于如何“唤起”则含混不清，只是借用“国家”“主权”“革命”“民族自决”等概念作为社会动员的思想武器。但民众“反帝”情绪之有无或大小是个动态过程，难以确定和发动，往往停留在口头上。如《国闻周报》所言：“现在的中国人，大半都害着‘口号病’”，“口头上之打倒，不足介意”，“转眼间，变成了镜花水月了”。梁启超批评道：“直着干喉咙干哭几声……就算爱国之能事毕矣？”国民党的“反帝”被李大钊批评为不明确不清楚。鲍罗廷甚至直言“国民党不是反帝的”，中共也认为国民党“反帝”没有决心，动员力不足。
革命多样性致“反帝”内涵复杂
如何有效地动员民众反帝？共产国际已提出办法，利器是开展土地革命，但遭国民党冷遇。孙中山搁置鲍罗廷的《土地法令》，签署邹鲁的《广东田土业佃保证章程》，采用照地价收税和收买的调和方式，保证“农民业佃双方利益”，以“增进社会和平”。直到孙中山去世，国民党都没有采用鲍氏的舶来品。
此外，俄国人的“斗争性动员”，国民党未必能学会。从苏驻华使馆的《苏俄政府寄驻华武官训令》中得知，俄人手段是：“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实行“革命外交”要付铁血代价，国民党似乎还没准备好。
国民党“反帝”效果未彰也与客观形势有关。192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压迫转向缓和。英国外交重点在欧洲，日本南进意图被美国遏止，唯独苏联对华渗透加快。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但苏联除外。无论政治或军事，众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介入程度均不如苏联。另一方面，北京政府成功与部分国家签订新的平等条约，包括不久后获得的关税自主权。北京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签署由国际联盟发起的国际公约有十几项之多，如《禁止贩卖妇女儿童国际公约》《日内瓦公约》等。故有学者认为，相对而言，1920年代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最和缓的时期”，甚至“是西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走向崩溃和瓦解的关键十年”。
192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西方现代教育、医学、传播、慈善等机构先后进入中国。1921年由多国救援组织成立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最为突出，10余年间帮助修建了2000英里公路、1000英里河堤、3个大型灌溉水渠以及5000口井，推动了中国农村合作事业、交通水利工程的发展。沿海口岸城市经贸活跃，贸易值快速增长，至1931年达到324万两的顶峰。城乡经济平稳发展，1925年农民税收低于物价上涨幅度。时风气较为开放，整个社会活动显得活跃。现代文明以它特有的方式浸润着中国城乡，社会矛盾得以缓和，国民党制定的“借外敌入侵动员民众”策略一时难以奏效。
国民党“反帝”目的不同也影响其效果。国民党“反帝”仅反列强侵略行径，非反资本主义制度，非世界革命倡导的无产阶级解放，反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希望引进国际资本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孙中山说：“经济先进之国，以百数十年之心思劳力而始得之；经济后进之国，以借外资而立致之，遂成富国焉，如美国、英国是也。今日欲某富国足民，舍外资无他道也。”这种主动打开国门拥抱外资的做法，正是苏俄所反对的。故拉菲斯对胡汉民说：“国民党必须强调：国民党全力谋求发展生产力，但要在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经济经营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外国资本统治的基础上进行。”
在莫斯科，胡汉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随即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宣言也的确强化了“反帝”意识，但中共还是认为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到底还没有完全深入广大的群众”，国民党内部也并非一致认同“反帝”要求，其“反帝”政策在随后的北伐中发生改变。1927年国民党占领长江流域后，地盘日益扩大，以英美为首的众帝国主义者们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以倾向“南党”，国民党对外政策也相应地出现变化。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在軍事力量，而在于根深蒂固的经济实力。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面临着国家建设的难题，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经济援助，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形势变了，腔调也变，国民党的“反帝”口号很快变成了奉旨照准的标语，“反帝”阵营甚至分裂。如陈公博所言：如果要国民革命成功，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但同时要国民革命成功，非妥协帝国主义不可。”中国革命的多样性使得“反帝”口号内涵之复杂，超出时人想象。
（作者系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
1925年10月胡汉民一行赴莫斯科，此行任务之一是为筹备国民党二大的召开，与共产国际商榷国民党政纲修改问题。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理论家拉菲斯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与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其中涉及一重要议题是关于国民党的对外政策。
世界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坚持国民党必须是“反帝”坚定者，这点必须写进政纲。拉菲斯对胡汉民说：国民党的纲领应该是这样的：国民党首先“是一个进行反帝斗争的政党”，“中国人民主要是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而斗争”。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将中国革命运动和世界“反帝”革命运动的密切关联写入政纲，坐实“反帝”同盟者之关系。
“帝国主义”一词在19世纪末经日本引进国内，1920年代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政治词汇。1922年1月，共产国际首次确立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5月，中共率先在国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口号。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建议，将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主义”改为“反帝主义”。对于共产国际的“反帝”主张，国民党全盘接受，甚至上升为“不反帝即无民权和自由”的高度。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重申“反帝”为革命第一要义。因此，对于国民党来说，“反帝”并非新议题，但在莫斯科会谈中，拉菲斯一再强调并将此视作“最重要意见”，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反帝”不满，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反帝”效果不彰。
作为国民政府首任外长的胡汉民这样对拉菲斯说道：“在广东最重要的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此话不假，只是国民党的“反帝”雷声大雨点小。广州国民政府以“革命外交”取代“公法外交”，主张“不妥协、不贱卖，悬定标的，不达不止”。目标高远但实现手段有限，无非是放弃国际惯例，借外交问题（如外敌入侵）动员民众进行革命，即“唤起民众使为外交后盾”。至于如何“唤起”则含混不清，只是借用“国家”“主权”“革命”“民族自决”等概念作为社会动员的思想武器。但民众“反帝”情绪之有无或大小是个动态过程，难以确定和发动，往往停留在口头上。如《国闻周报》所言：“现在的中国人，大半都害着‘口号病’”，“口头上之打倒，不足介意”，“转眼间，变成了镜花水月了”。梁启超批评道：“直着干喉咙干哭几声……就算爱国之能事毕矣？”国民党的“反帝”被李大钊批评为不明确不清楚。鲍罗廷甚至直言“国民党不是反帝的”，中共也认为国民党“反帝”没有决心，动员力不足。
革命多样性致“反帝”内涵复杂
如何有效地动员民众反帝？共产国际已提出办法，利器是开展土地革命，但遭国民党冷遇。孙中山搁置鲍罗廷的《土地法令》，签署邹鲁的《广东田土业佃保证章程》，采用照地价收税和收买的调和方式，保证“农民业佃双方利益”，以“增进社会和平”。直到孙中山去世，国民党都没有采用鲍氏的舶来品。
此外，俄国人的“斗争性动员”，国民党未必能学会。从苏驻华使馆的《苏俄政府寄驻华武官训令》中得知，俄人手段是：“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实行“革命外交”要付铁血代价，国民党似乎还没准备好。
国民党“反帝”效果未彰也与客观形势有关。192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压迫转向缓和。英国外交重点在欧洲，日本南进意图被美国遏止，唯独苏联对华渗透加快。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但苏联除外。无论政治或军事，众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介入程度均不如苏联。另一方面，北京政府成功与部分国家签订新的平等条约，包括不久后获得的关税自主权。北京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签署由国际联盟发起的国际公约有十几项之多，如《禁止贩卖妇女儿童国际公约》《日内瓦公约》等。故有学者认为，相对而言，1920年代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最和缓的时期”，甚至“是西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走向崩溃和瓦解的关键十年”。
192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西方现代教育、医学、传播、慈善等机构先后进入中国。1921年由多国救援组织成立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最为突出，10余年间帮助修建了2000英里公路、1000英里河堤、3个大型灌溉水渠以及5000口井，推动了中国农村合作事业、交通水利工程的发展。沿海口岸城市经贸活跃，贸易值快速增长，至1931年达到324万两的顶峰。城乡经济平稳发展，1925年农民税收低于物价上涨幅度。时风气较为开放，整个社会活动显得活跃。现代文明以它特有的方式浸润着中国城乡，社会矛盾得以缓和，国民党制定的“借外敌入侵动员民众”策略一时难以奏效。
国民党“反帝”目的不同也影响其效果。国民党“反帝”仅反列强侵略行径，非反资本主义制度，非世界革命倡导的无产阶级解放，反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希望引进国际资本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孙中山说：“经济先进之国，以百数十年之心思劳力而始得之；经济后进之国，以借外资而立致之，遂成富国焉，如美国、英国是也。今日欲某富国足民，舍外资无他道也。”这种主动打开国门拥抱外资的做法，正是苏俄所反对的。故拉菲斯对胡汉民说：“国民党必须强调：国民党全力谋求发展生产力，但要在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经济经营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外国资本统治的基础上进行。”
在莫斯科，胡汉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随即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宣言也的确强化了“反帝”意识，但中共还是认为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到底还没有完全深入广大的群众”，国民党内部也并非一致认同“反帝”要求，其“反帝”政策在随后的北伐中发生改变。1927年国民党占领长江流域后，地盘日益扩大，以英美为首的众帝国主义者们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以倾向“南党”，国民党对外政策也相应地出现变化。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在軍事力量，而在于根深蒂固的经济实力。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面临着国家建设的难题，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经济援助，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形势变了，腔调也变，国民党的“反帝”口号很快变成了奉旨照准的标语，“反帝”阵营甚至分裂。如陈公博所言：如果要国民革命成功，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但同时要国民革命成功，非妥协帝国主义不可。”中国革命的多样性使得“反帝”口号内涵之复杂，超出时人想象。
（作者系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