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有守先待后的理念，考据或义理而温故知新。王星所著《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的社会学分析》一书，就秉持这种理念，据事言理，彰往察来。也就是最近人们常说的，“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王星对中国师徒制起源的钩沉，颇有意义，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当今中国一种有趣现象，改革开放需要的资本、管理、技术，从哪儿来？答案应该是，侨资为捷足先登者，而侨资的历史源头是近代以来的学徒工。这种起源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漠视，更多还被曲解。可能是我孤陋寡闻，竟从该著中读出颇感讶异的内容，这便是，传统行规习俗的变迁与现代性劳工教育元素，曾经在学徒工身上，出现过颇为良性的互动，使劳资之间可信承诺成为可能。只可惜，由于“时局动荡”、“政权不稳定”、“战争破坏”、“自然灾害”等诸多外因，这种良性互动被阻断，激化了劳资分立，劳工社会问题凸显，乃至形成“令人目眩”的利益互争政治。
　　不过，经历了改革开放，再看王星描述的这些场景，“历史的叹息”似可转化为欣然？历史绕了个大弯子，又转回到新的起点。王星用制度变迁理解历史，观照制度起源与制度演化的链条，让活跃于其中的行动者，说明其并非简单的“效率追求”、“合法性需要”，而是“一个有效过程”。我赞同他的方法，就挂一漏万，试着做一些解读和延伸的解释，而且希冀，当下中国的工厂中，能够重建劳资之间的可信承诺。
　　按照王星的说法，晚清官办工艺局，对传统学徒制进行改造，改变其封闭性和排他性，且对民间学徒制，强调行会或商会的管理，出于发展实业的考虑，改变了严限和禁止民间结社的一贯做法，大力鼓励商人社团，不仅没有引发民间行会的反抗与斗争，还对近代劳工教育起到了奠基作用，官办和民营企业，对厂内学徒的培养都加以重视，并意外地使徒工们有了进一步发展。促成了小业主阶层的逐渐形成，其中学徒出身的占有很大比重，以一九一三年的上海民族机器厂为例，学徒出身者创办的占63.7%，至一九三一年仍达63%，另据对一九二五年以前出生的一百名“宁波帮”企业家所做的统计，40%以上属于学徒出身 。包括著名的无锡荣氏家族，最早也是从铁匠铺学徒、铁锚厂学徒、钱庄学徒做起，一点一点发展起来。
　　王星还有一些更为细化的介绍，在洋务企业中，在规模较大的民营工厂中，徒工改称“练习生”，形成了“练习生制度”，没有了拜师，雇主制定工种，通过内设训练所进行培训，或提供费用参加其他学堂的补习教育，考核合格后编为正式工人，既有技能依赖性低的如丝织业，也有技能依赖性高的如制铁业。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行规重整运动，“寻求法律授权的行规强制性”， 提升行业自治能力，尊重管理的习惯法，同行集议、勒石成碑，包括徒工雇佣、争议违章处理、公共福利等方面，正所谓“国有条律，民有私约”，有利于雇主与徒工们可信承诺的达成，也约束了同行间私自挖人等弊病。当然，由于局势动荡，上述政府与企业间的良性互动，并不稳定，导致企业普遍采取“满一批、散一批”的策略，在滚动式雇工中，攫取利润。不过，学徒工们的“出走”，产生了一个意外后果，客观上推动了小业主阶层的形成，大量满徒出厂后的徒工自己创业，为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这里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国民政府把上述制度福利化，对劳工实行社会保障，防范劳动力过度商品化，二是有企业主拓展技工养成，试图建立综合性的劳工教育模式。王星在引述中举例，荣氏家族的荣德生认为，长久之路是技工养成与研究结合，建立产学研结合的发展模式。一九三七年建立的申新机务练习生所，通过工程师带徒，进行技能教学，进而在一九四零、一九四五年建立了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以及茂福申新职员训练委员会。据我查检，荣氏还办过劳工生活自治区，得到过国际劳工组织的肯定，成为当时的“国际经验”。
　　这些史实，在现今，已经鲜有人知。如果再行翻检，可以发现更为深层的原由。普遍的说法是，中国工商业发端至发展，多与官家相联系，近代以来更是称为“官商”，包括洋务买办、国民党的党产，也都是这“官脉”的特征。可是，基于类如王星的著述，可不可以说，历史中还有文化传承，即为“文脉”，因此他们的身份还有“绅商”的特征，而且反映在劳资关系中，反映在学徒工身上，往往是官、商、徒良性互动的结果，积累成一种企业文化。如今，一无当年的动荡，二无政策反复，这个“文脉”还能接续么？
　　（《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王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