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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深圳的大街上撒野》以开放的深圳为背景，展示了打工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苦闷。其中的主人公西狗具有丰富的解读内涵：撒野是他不羁性格与欲望追求的表现，也是他逸出常规的远行与灵魂的回归自赎。西狗形象的塑造打破了打工族形象刻画的模式，向深层次的精神追寻开拓，使形象具有悲剧性审美意义。
关键词：《在深圳的大街上撒野》灵魂皈依救赎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在深圳的大街上撒野》（以下简称《撒野》），原载于《江南》2007年第四期，后转载在《作品与争鸣》2007年第十一期中。它以开放的深圳为背景，以作品中人物“我”（红兵）为叙事角度，围绕着一起车祸，把“我”、刘梅 、西狗一组人物集中在深圳某保安医院。立足于医院，让人们直面主人公西狗的死，又通过频繁的回忆和密集的叙事，朴实温情地讲述了打工族小人物的生死相依，追求与失落，焦虑与压抑，展示了打工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苦闷，尤其是勾画出西狗失衡扭曲的心理曲线和向善的灵魂，堪为打工文学的优秀之作，以悲剧性审美给读者以美感享受。
“这城市的繁荣，是无数个我这样的外来者建设的结果，可是最后，这城市给了我们什么呢？”“一边是城市，一边是乡村，可是现在，城市和乡村都不是我的归途，我只是一个奔忙在城乡之间的过客。”撇开这打工族小人物卑微的呐喊所揭示的社会主题不说，作品呈现给读者一个打工族的“殊类”人物西狗形象，扫描了这个底层人物灵魂的飞翔、扭曲、挣扎、救赎过程，使打工文学由漂泊困苦、创业艰难的耳熟能详的底层倾诉，发展为多层面的更富深度的精神寻索，扩展了底层打工文学的新视野，使作品更具有“人学”的审美意义。这部小说“是王十月小说创作新的起点……摆脱了打工族代言人身份，开始向小说家迈进”。
人生都是有局限和不完美的，因此，每个人都永远处在救赎的中途。当代小说家史铁生回味他的人生体验时说：“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总有一天我会听到喊我回去……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觉得人的现实存在不过是孩童无意间的离家远行，最终都要回家，从而获得了对人生困境的超越性认识。《撒野》就写出了打工族“殊类”西狗的人生困境与灵魂远行后的皈依。
“撒野”是西狗最喜欢唱的崔健的歌曲中的语词：“给我点肉给我点血，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词交织着一种渴求失落、压抑迷惘、挣扎释放、躁动孤独的不安情愫，移用到王十月的小说中，作为主人公西狗灵魂的描述，蕴藉着更丰富的解读内涵。
西狗是打工族红兵和刘梅的恩人、朋友和兄长，正如“西狗”其名物的属性一样，“撒野”是西狗放荡不羁性格的外在表征。有别于其他打工者，西狗的父母早已离异，母亲嫁到了湖南，父亲是一个酒鬼赌徒，嗜赌成性，赢了钱就甩出一块两块奖励西狗，输了就会拿西狗出气，挨打受辱西狗习以为常。这种生活养就了他不恋家、不屑尊严的江湖大佬性格，因而他不像其他打工者经历过数次回家、出来、再回家、再出来的选择，徘徊在故乡与他乡之间，他无牵挂地在深圳“撒野”狂奔，是富至百万的打工族“殊类”。他充满生命活力，拿得起放得下，豪爽洒脱不以为然，极富江湖气质；不像其他打工族那样，生活在充满生机的深圳，却老鼠般小心翼翼、卑微猥琐。他喜欢崔健的摇滚乐，会在暴雨中听完整个音乐会。他是跳舞的天才，几个晚上就学会“拉绳子”“走太空”。喜欢“飙车”更是西狗无羁性格的外化标志。深圳“禁摩”了，他却不时地驾着摩托车，带着王兵、刘梅，放着音乐在海滨大道上狂奔，甚至于在高速公路上撒野，几次罚款都我行我素。他飙车撒野与治安队员玩世不恭，会放足一百二十码闯过红灯，让治安队的摩托追赶而望尘莫及。当治安队员放弃追赶时，他又故意用下流的动作惹对方火冒三丈，逗他们画“Ｓ”继续追赶。他说“喜欢这样的感觉，像灵魂在飞翔”。这样撒野顽劣恰使他能承受得起地位的卑下，没有离开家园的挫折与失落感，能够抵御住心理的压抑与种种屈辱的精神内伤，使他在大起大落面前从不埋怨什么，他的信条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撒野”不啻意味着灵魂的飞翔、自由不羁的惬意体验，还解读着西狗对打工梦想的孜孜不懈的追求。像所有的打工族一样，最初出来是想见见世面，挣点钱，回家盖一幢房子，然后做点小本生意娶妻生子。然而，西狗不是因循守旧的人，他梦想成为摇滚歌手，有自己的乐队，还想在外面学点技术，接受些信息改变自己家乡的状况。为着这个梦想，他坎坎坷坷地折腾，出来做过许多事，在工厂老老实实地做普工，也侥幸专营地做过传销，结果把积蓄下的钱全赔了进去，然而他没有皱过眉头。人是环境的产物，为了那点钱的梦想，打工女孩儿会去做小姐，出纳员会带着银行取出的员工工资出逃，工友们会不吃不睡发疯似的买码赌“六合彩”。西狗也一样，他从不言放弃，渴望飞翔的念头始终萦绕于心，不停地折腾，有钱的时候竟至四五百万。
“撒野”是逸出常规的远行。小说没有停止在人性善恶的单层面表现上，而是进行着西狗善恶交叉演进的人性深度开掘。人的梦想是会改变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西狗说：“我出门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我有一万元时我想十万，当我有十万元时又想百万，我从来没满足过”，可是“我的梦想实现那一天，其实就是我迷失方向的那一天”。西狗很少有脆弱与不安，然而，为了无止境的欲望，他坠入了地狱。故乡人津津乐道的西狗做的“大生意”，竟是开了个规模不大的“福建城”，他经营的发廊是提供性服务的色情行业，他踩在了魔窟的门槛上。梦想使他的心理扭曲了，他把发廊提供的色情服务作了区分：对于顾客来说是性服务，对于他的员工来说那不算性服务，形成了他自己人性演进的逻辑。他习惯了“撒野”，白天经营发廊，晚上出去抢劫。“很长时间，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大侠行为，我觉得是在打富济贫”，“我发现绑架是一件比抢劫更刺激的事情”，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想绑架的念头。抢劫之后，崔健“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的歌声平复了他躁动不安的灵魂，捐助了一个失学儿童使他失落与茫然的心再度得到平衡。这样，僭越法律的行为被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所融释，他的灵魂在逸出常规而愈行愈远。
然而，《撒野》的主题跨越了停留于罪恶的展示，作者“带着人道关怀的目光，把人物的命运提升到‘认识自己’的高度来思考”，使人物在善与恶的纠缠中走出矛盾与挣扎，在一条不归之路上，让西狗完成了灵魂的抗争与自我救赎。作品写出了西狗“撒野”背后交织着的心灵的痛苦挣扎：“这么多年来，我不停地改变着自己的目标，不停地在外面折腾。我发财了，可是你知道，我的财发得多么不光彩。每一次的梦想实现之日，就是我迷失之时。这些年来，我活得痛苦。”正因为痛苦，崔健的“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才成了他心灵自慰的麻醉，“飙车”也才成为他释放内心痛苦的依赖。他感到自己是罪人，自己的灵魂是要下地狱的。
走出地狱，洗刷罪恶，步入天堂，西狗将灵魂的痛苦挣扎和自救践行，将善投射于友情、爱情及社会慈善，用善举来消弭灵魂的罪恶。他把劫来的钱救助失学的孩子，他用十万元去捐修五保户的住房和村里的小学，但治办父丧只简单地火化了事，姐夫盖房向他借十万元时他只吝啬地给他一万，为的是不再让灵魂被玷污而安适。他深爱刘梅，自知自己的罪恶不能给刘梅带来幸福而拱手让给红兵，与刘梅只兄妹相称。为爱护刘梅，他不惜设计绑架来考验红兵对刘梅的爱。西狗说，在自己的灵魂里有两个自我，一个是魔鬼的自我，一个是菩萨的自我，可是魔鬼的攻势越来越凶猛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车祸的前一天，他已把近百万的存折转出，用于社会慈善，这是西狗最后的“撒野”。西狗是飙车与小车相撞意外死亡的，但又不是意外的，他死前已捐出了所有的钱，并为红兵、刘梅留下袒露灵魂罪恶的忏悔，他已选择了死亡的不归之路，完成了灵魂的自赎——以悲剧性的选择。
哲学家冯友兰在其学术文化随笔中，曾把人生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西狗显然不是“混沌”的自然境界，也不是一个超越个人与社会、超越一般道德之境的最高的天地境界，其行义是一种罪恶灵魂的洗涤，是一个远行灵魂的皈依，其境界是由功利境界向道德境界的迈进。王十月塑造这样一个打工族“殊类”形象，既透显出作者对打工者形象塑造更富深度的精神寻索与社会认知，也彰显出作者追求文学“向善”的审美文化倾向，与对传统的真善美审美境界的体认张扬，因而具有审美教育价值。善与美的联系等同，是古今中外文学理论都认同的。柏拉图说，所有善的东西都是美的，善起初可能与直接的生理欲望联系，当它发展成为伦理的最高范畴后仍与美等同。作者对向善向美的审美追求与张扬，是通过西狗形象的演变发展、精神境界的提升实现的。西狗先是受功利绳索的束缚而灵魂远离道德常规，甚或远行到践踏法律。但最终经过痛苦挣扎，迷途知返，袒露罪恶的灵魂，用善举消弭罪恶，完成灵魂的自赎。这一精神的历程，正是作者“向善”、“向美”审美理想的显露。
文学即人学，向善是人性美的追求，向善扬善也应该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人类要追求完美自足的人生，文学就应该构建一个意味隽永的精神家园，使读者由此体悟到人的尊严崇高，从而陶冶生命，洗礼灵魂，穿越功利善恶的精神屏障，使精神重塑，孕育新生。这里，作者正是借助于精心设计的特定情境，使作品潜在的善美特性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把文学作品潜在的价值转化成一种活生生的精神力量，使作品具有了审美教育的丰厚内涵。
在处理完西狗后事之后，“我”（红兵）“只觉得是一个奔忙在城乡之间的过客。这样一想，我又想起了西狗，我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西狗，我的心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破坏欲，我想在深圳的大街上撒点野。我抬起脚踢向了一根路灯柱，把我的脚踢痛了，可是路灯柱纹丝不动”。似乎明显是呼应了题目，如此看“撒野”的也可对“我”（红兵）而言。这无疑是借“小人物”卑微的呐喊，更突出地蕴涵作品的“社会”学内涵，但更不可排斥作品所具有的“人学”主题。“撒野”可以上升为一个群体性生存的精神状态，这样题目“撒野”投射在西狗的身上，就更能够显示出作品社会学与人学主题的丰富性。
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浪潮激荡着中国城乡各个角落，也引发着人们观念的生成与重构。打工族已发展为一个壮大的社会族群，打工文学也就应运而生。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打工族密集之地，也是展现打工族精神情感的极好窗口。作为“人学”主题理解的《撒野》的成功，在于它刻画了一个名为西狗的打工者“殊类”形象，他冲破了“创业、困苦、挣扎、绝望或成功”的打工族形象塑造局限，对打工族形象进行了多侧面、更深层次的精神追寻。虽仍囿于宗教忏悔模式，但就打工族形象开掘来说，他是崭新的、真实的、典型的、富有时代性的“那一个”。作为一种审美，感人之处在于其悲剧性审美因素。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西狗的“撒野”忽视道义，僭越了法律，但他自殒其身，灵魂的自赎，是将萌生的“善”与罪恶的灵魂躯体一起毁灭，恰恰消弭了其罪恶，散射出些许令人悲悯的人性光晕。尤其，其形象对人生迷途者的昭示意义更是十分明显的。
参考文献：
[1] 刘忠：《“撒野”离“自由”有多远》，《作品与争鸣》，2007年第11期。
[2] 史铁生：《我与地坛》，《史铁生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8年版。
[3] 郑晓林：《小人物的呐喊》，《作品与争鸣》，2007年第11期。
[4] 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作者简介：黄志文，男，1956—，河南沁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古代文化，工作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在深圳的大街上撒野》灵魂皈依救赎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在深圳的大街上撒野》（以下简称《撒野》），原载于《江南》2007年第四期，后转载在《作品与争鸣》2007年第十一期中。它以开放的深圳为背景，以作品中人物“我”（红兵）为叙事角度，围绕着一起车祸，把“我”、刘梅 、西狗一组人物集中在深圳某保安医院。立足于医院，让人们直面主人公西狗的死，又通过频繁的回忆和密集的叙事，朴实温情地讲述了打工族小人物的生死相依，追求与失落，焦虑与压抑，展示了打工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苦闷，尤其是勾画出西狗失衡扭曲的心理曲线和向善的灵魂，堪为打工文学的优秀之作，以悲剧性审美给读者以美感享受。
“这城市的繁荣，是无数个我这样的外来者建设的结果，可是最后，这城市给了我们什么呢？”“一边是城市，一边是乡村，可是现在，城市和乡村都不是我的归途，我只是一个奔忙在城乡之间的过客。”撇开这打工族小人物卑微的呐喊所揭示的社会主题不说，作品呈现给读者一个打工族的“殊类”人物西狗形象，扫描了这个底层人物灵魂的飞翔、扭曲、挣扎、救赎过程，使打工文学由漂泊困苦、创业艰难的耳熟能详的底层倾诉，发展为多层面的更富深度的精神寻索，扩展了底层打工文学的新视野，使作品更具有“人学”的审美意义。这部小说“是王十月小说创作新的起点……摆脱了打工族代言人身份，开始向小说家迈进”。
人生都是有局限和不完美的，因此，每个人都永远处在救赎的中途。当代小说家史铁生回味他的人生体验时说：“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总有一天我会听到喊我回去……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觉得人的现实存在不过是孩童无意间的离家远行，最终都要回家，从而获得了对人生困境的超越性认识。《撒野》就写出了打工族“殊类”西狗的人生困境与灵魂远行后的皈依。
“撒野”是西狗最喜欢唱的崔健的歌曲中的语词：“给我点肉给我点血，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词交织着一种渴求失落、压抑迷惘、挣扎释放、躁动孤独的不安情愫，移用到王十月的小说中，作为主人公西狗灵魂的描述，蕴藉着更丰富的解读内涵。
西狗是打工族红兵和刘梅的恩人、朋友和兄长，正如“西狗”其名物的属性一样，“撒野”是西狗放荡不羁性格的外在表征。有别于其他打工者，西狗的父母早已离异，母亲嫁到了湖南，父亲是一个酒鬼赌徒，嗜赌成性，赢了钱就甩出一块两块奖励西狗，输了就会拿西狗出气，挨打受辱西狗习以为常。这种生活养就了他不恋家、不屑尊严的江湖大佬性格，因而他不像其他打工者经历过数次回家、出来、再回家、再出来的选择，徘徊在故乡与他乡之间，他无牵挂地在深圳“撒野”狂奔，是富至百万的打工族“殊类”。他充满生命活力，拿得起放得下，豪爽洒脱不以为然，极富江湖气质；不像其他打工族那样，生活在充满生机的深圳，却老鼠般小心翼翼、卑微猥琐。他喜欢崔健的摇滚乐，会在暴雨中听完整个音乐会。他是跳舞的天才，几个晚上就学会“拉绳子”“走太空”。喜欢“飙车”更是西狗无羁性格的外化标志。深圳“禁摩”了，他却不时地驾着摩托车，带着王兵、刘梅，放着音乐在海滨大道上狂奔，甚至于在高速公路上撒野，几次罚款都我行我素。他飙车撒野与治安队员玩世不恭，会放足一百二十码闯过红灯，让治安队的摩托追赶而望尘莫及。当治安队员放弃追赶时，他又故意用下流的动作惹对方火冒三丈，逗他们画“Ｓ”继续追赶。他说“喜欢这样的感觉，像灵魂在飞翔”。这样撒野顽劣恰使他能承受得起地位的卑下，没有离开家园的挫折与失落感，能够抵御住心理的压抑与种种屈辱的精神内伤，使他在大起大落面前从不埋怨什么，他的信条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撒野”不啻意味着灵魂的飞翔、自由不羁的惬意体验，还解读着西狗对打工梦想的孜孜不懈的追求。像所有的打工族一样，最初出来是想见见世面，挣点钱，回家盖一幢房子，然后做点小本生意娶妻生子。然而，西狗不是因循守旧的人，他梦想成为摇滚歌手，有自己的乐队，还想在外面学点技术，接受些信息改变自己家乡的状况。为着这个梦想，他坎坎坷坷地折腾，出来做过许多事，在工厂老老实实地做普工，也侥幸专营地做过传销，结果把积蓄下的钱全赔了进去，然而他没有皱过眉头。人是环境的产物，为了那点钱的梦想，打工女孩儿会去做小姐，出纳员会带着银行取出的员工工资出逃，工友们会不吃不睡发疯似的买码赌“六合彩”。西狗也一样，他从不言放弃，渴望飞翔的念头始终萦绕于心，不停地折腾，有钱的时候竟至四五百万。
“撒野”是逸出常规的远行。小说没有停止在人性善恶的单层面表现上，而是进行着西狗善恶交叉演进的人性深度开掘。人的梦想是会改变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西狗说：“我出门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我有一万元时我想十万，当我有十万元时又想百万，我从来没满足过”，可是“我的梦想实现那一天，其实就是我迷失方向的那一天”。西狗很少有脆弱与不安，然而，为了无止境的欲望，他坠入了地狱。故乡人津津乐道的西狗做的“大生意”，竟是开了个规模不大的“福建城”，他经营的发廊是提供性服务的色情行业，他踩在了魔窟的门槛上。梦想使他的心理扭曲了，他把发廊提供的色情服务作了区分：对于顾客来说是性服务，对于他的员工来说那不算性服务，形成了他自己人性演进的逻辑。他习惯了“撒野”，白天经营发廊，晚上出去抢劫。“很长时间，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大侠行为，我觉得是在打富济贫”，“我发现绑架是一件比抢劫更刺激的事情”，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想绑架的念头。抢劫之后，崔健“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的歌声平复了他躁动不安的灵魂，捐助了一个失学儿童使他失落与茫然的心再度得到平衡。这样，僭越法律的行为被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所融释，他的灵魂在逸出常规而愈行愈远。
然而，《撒野》的主题跨越了停留于罪恶的展示，作者“带着人道关怀的目光，把人物的命运提升到‘认识自己’的高度来思考”，使人物在善与恶的纠缠中走出矛盾与挣扎，在一条不归之路上，让西狗完成了灵魂的抗争与自我救赎。作品写出了西狗“撒野”背后交织着的心灵的痛苦挣扎：“这么多年来，我不停地改变着自己的目标，不停地在外面折腾。我发财了，可是你知道，我的财发得多么不光彩。每一次的梦想实现之日，就是我迷失之时。这些年来，我活得痛苦。”正因为痛苦，崔健的“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才成了他心灵自慰的麻醉，“飙车”也才成为他释放内心痛苦的依赖。他感到自己是罪人，自己的灵魂是要下地狱的。
走出地狱，洗刷罪恶，步入天堂，西狗将灵魂的痛苦挣扎和自救践行，将善投射于友情、爱情及社会慈善，用善举来消弭灵魂的罪恶。他把劫来的钱救助失学的孩子，他用十万元去捐修五保户的住房和村里的小学，但治办父丧只简单地火化了事，姐夫盖房向他借十万元时他只吝啬地给他一万，为的是不再让灵魂被玷污而安适。他深爱刘梅，自知自己的罪恶不能给刘梅带来幸福而拱手让给红兵，与刘梅只兄妹相称。为爱护刘梅，他不惜设计绑架来考验红兵对刘梅的爱。西狗说，在自己的灵魂里有两个自我，一个是魔鬼的自我，一个是菩萨的自我，可是魔鬼的攻势越来越凶猛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车祸的前一天，他已把近百万的存折转出，用于社会慈善，这是西狗最后的“撒野”。西狗是飙车与小车相撞意外死亡的，但又不是意外的，他死前已捐出了所有的钱，并为红兵、刘梅留下袒露灵魂罪恶的忏悔，他已选择了死亡的不归之路，完成了灵魂的自赎——以悲剧性的选择。
哲学家冯友兰在其学术文化随笔中，曾把人生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西狗显然不是“混沌”的自然境界，也不是一个超越个人与社会、超越一般道德之境的最高的天地境界，其行义是一种罪恶灵魂的洗涤，是一个远行灵魂的皈依，其境界是由功利境界向道德境界的迈进。王十月塑造这样一个打工族“殊类”形象，既透显出作者对打工者形象塑造更富深度的精神寻索与社会认知，也彰显出作者追求文学“向善”的审美文化倾向，与对传统的真善美审美境界的体认张扬，因而具有审美教育价值。善与美的联系等同，是古今中外文学理论都认同的。柏拉图说，所有善的东西都是美的，善起初可能与直接的生理欲望联系，当它发展成为伦理的最高范畴后仍与美等同。作者对向善向美的审美追求与张扬，是通过西狗形象的演变发展、精神境界的提升实现的。西狗先是受功利绳索的束缚而灵魂远离道德常规，甚或远行到践踏法律。但最终经过痛苦挣扎，迷途知返，袒露罪恶的灵魂，用善举消弭罪恶，完成灵魂的自赎。这一精神的历程，正是作者“向善”、“向美”审美理想的显露。
文学即人学，向善是人性美的追求，向善扬善也应该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人类要追求完美自足的人生，文学就应该构建一个意味隽永的精神家园，使读者由此体悟到人的尊严崇高，从而陶冶生命，洗礼灵魂，穿越功利善恶的精神屏障，使精神重塑，孕育新生。这里，作者正是借助于精心设计的特定情境，使作品潜在的善美特性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把文学作品潜在的价值转化成一种活生生的精神力量，使作品具有了审美教育的丰厚内涵。
在处理完西狗后事之后，“我”（红兵）“只觉得是一个奔忙在城乡之间的过客。这样一想，我又想起了西狗，我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西狗，我的心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破坏欲，我想在深圳的大街上撒点野。我抬起脚踢向了一根路灯柱，把我的脚踢痛了，可是路灯柱纹丝不动”。似乎明显是呼应了题目，如此看“撒野”的也可对“我”（红兵）而言。这无疑是借“小人物”卑微的呐喊，更突出地蕴涵作品的“社会”学内涵，但更不可排斥作品所具有的“人学”主题。“撒野”可以上升为一个群体性生存的精神状态，这样题目“撒野”投射在西狗的身上，就更能够显示出作品社会学与人学主题的丰富性。
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浪潮激荡着中国城乡各个角落，也引发着人们观念的生成与重构。打工族已发展为一个壮大的社会族群，打工文学也就应运而生。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打工族密集之地，也是展现打工族精神情感的极好窗口。作为“人学”主题理解的《撒野》的成功，在于它刻画了一个名为西狗的打工者“殊类”形象，他冲破了“创业、困苦、挣扎、绝望或成功”的打工族形象塑造局限，对打工族形象进行了多侧面、更深层次的精神追寻。虽仍囿于宗教忏悔模式，但就打工族形象开掘来说，他是崭新的、真实的、典型的、富有时代性的“那一个”。作为一种审美，感人之处在于其悲剧性审美因素。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西狗的“撒野”忽视道义，僭越了法律，但他自殒其身，灵魂的自赎，是将萌生的“善”与罪恶的灵魂躯体一起毁灭，恰恰消弭了其罪恶，散射出些许令人悲悯的人性光晕。尤其，其形象对人生迷途者的昭示意义更是十分明显的。
参考文献：
[1] 刘忠：《“撒野”离“自由”有多远》，《作品与争鸣》，2007年第11期。
[2] 史铁生：《我与地坛》，《史铁生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8年版。
[3] 郑晓林：《小人物的呐喊》，《作品与争鸣》，2007年第11期。
[4] 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作者简介：黄志文，男，1956—，河南沁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古代文化，工作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