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年8月，青海木里煤田聚乎更煤矿非法采煤造成生态破坏问题曝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组成调查组，进驻青海木里煤田，对其涉及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了现场调查。生态环境部将对木里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工作进行重点督办，在加强日常调度的同时，每年对木里矿区生态修复治理情况组织开展一次全面检查，推动地方切实整改到位。
　　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各级迅速行动、坚决逗硬查处，无一不彰显出国家对于矿山开采破坏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正如今年8月，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在整改大会上说的那样，木里矿区的问题是生态环保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严肃追责问责，对倒逼领导干部转变政绩观，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治观至关重要。
　　我们建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机制，来之不易，是几十年来痛定思痛、总结经验的成果。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国内需求和出口需求剧增，促使采矿业快速发展。铅、锌、镍、钨、锑等是中国工业至关重要的原材料品种，然而，由于监管机制不健全等因素，某些地方在大力开采这些矿场资源时，却疏忽了环保问题。
　　当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权力分配分散，环境治理功效微乎其微。从1974年国务院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开始，国家的环保部门经历了六次大的变革，其中大部分时间，环保部门的地位与作用并不凸显，某一时期还曾隶属于其他部委，这造成环保部门权限式微，与其他部门在技术标准上、制度安排上产生重叠和抵触。
　　实际上，环境保护从来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孤独战斗。在审批矿产开采的权限上，环保部门的权重较轻，在执法时，有时还受地方的掣肘。但一旦发生环境问题，环保部门往往被捆绑问责，甚至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度，个别地方对环保问题的严厉问责，“板子”却只打在环保干部身上。一名地方环保局长曾无奈感慨，“当局长一年多来，我发现环保工作之所以抓不好，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把好关”。因为有些项目从落地开始，土地、工商、供电等部门大开绿灯，建成后才交由环保部门监管，企业出了问题，责任却由环保部门和环保干部担着，不合理也不合法。一个地方的环保出了大问题，领导决策、政治生态可能都面临多多少少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把“锅”甩给环保部门和环保官员，有失偏颇。
　　2018年4月，国家生态环境部正式揭牌，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环保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的提法一出，相关部委中出现热议。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解读说，“这个机构将在很大程度上整合目前散落在各部门手中的环境保护权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则认为，这一体制改革的部署契合了“生命共同体”系统保护的需要，体现了生态系统的综合性和监管的综合性，可以克服以往多头监管和“碎片化”监管的问题。
　　“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对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要正视问题、着力解决问题，而不要去掩盖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生态环保优先已经成为中国制定各项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则。例如，“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雄安新区发展战略”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都把生态环保放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
　　自2016年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对环境问题的督察通报，地方党委和政府首当其冲。环保督察，由“督企”到“督政”，将矛头直指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作為、慢作为，甚至失职、渎职问题，“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已成为环保督察工作的一大必须遵守的铁律。
　　在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中曾提到，到2017年2月，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144宗探采矿项目，建有42座水电站，其中不少存在违规审批、未批先建，导致局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到2016年多次对此作出重要批示。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消极应付中央指示，不作为不落实，对祁连山的生态环境破坏负有重大责任。
　　在个别出问题的地方，一些领导在决策时，没有权衡好发展经济与搞好环保的关系，思想还囿于狭隘的政绩观和“GDP中心论”，导致环保问题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更有甚者，直接插手当地矿产资源开采，与污染企业“利益均沾”。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随着“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及环保机构垂管改革，生态环境治理结构得以调整，曾经的责任笼统模糊和职责划分不明的情况减少。当然，打铁也要自身硬，环保部门本身是一个监督机构，环保人员只有严格自律，公正用权，积极作为，才能在监督中有更多的担当和底气，和其他机构一同构筑起生态建设的牢固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