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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师傅的出租车已经在路上转了两个小时，没有载到客人。
“这个点儿，这儿没人去城里啊。”
下午5点，这里只有陆陆续续从北京市中心回来的人。他们开始填补从早上8点开始的空缺。之间的上班时间，这里人烟稀少，只有老人与未入学的儿童。
这里是天通苑，人称“亚洲最大的社区”。
2013年，在媒体报道中，它的常住人口是40万，流动人口是60万。当年北京的人口数大约是2100万，这意味着在北京每21个人就有一个生活在天通苑。
数字还在持续攀升。
从四面八方涌向北京的人们，聚集在天通苑小区及其周边的村落中，在管理未到来的时间差中，经营着他们的生存链条。
天通苑为数不多的赞美来自房产中介。
他们用“雄踞奥北核心”以及“距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来启发人们对这个地区的方位认知，拉近它与北京的距离。
事实上它确实在北京，位于五环外的昌平区，距离天安门不超过20公里。每天早上7点半到8点半，乌泱泱的脑袋就挤在天通苑北站外面的排队栅栏里，等半个小时，登上开往市中心的地铁。
它经常因负面新闻进入公众视野。
雾霾里的天通苑
交通拥堵、缺乏公立学校、没有大型医院、黑车泛滥、摊贩阻道、时常有盗窃案件发生……“天通苑社区网”上，充斥着居民反映的各种问题。
2013年5月，天通苑被曝土壤污染，甚至有致癌嫌疑。时任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对媒体说：“在垃圾场上建房的，天通苑是特例，北京市也只有这一例。”
最近曝出的负面新闻是天通苑北地铁站附近有黑帮向摊贩征收保护费。随后的一周，各部门开始了对天通苑北地铁站及84亩地的整治工作，“征收保护费人员已被控制”的字眼出现在各大报章。
但是5月22日傍晚6点，当记者来到地铁站对面的一条巷子里的时候，依然有一个染着金发的中年妇女在征收保护费。
她的语言非常简洁，挨个摊走过去，伸出手，尾音拖得很长，但只有一句话：“来，卖菜的。”下一个摊：“来，卖水果的。”每个人收5元钱，随后她会给一张类似发票的纸以作凭证。这些凭证和钱都直接捏在右手中。
有摊贩说：“我今天还没卖呢。”女人回：“不管卖不卖，摆摊就是得收钱，这是规矩。” 没有人大惊小怪。卖荔枝的小贩说：“他们中有两个男的和我关系混熟了嘛，每次都不收钱，这个女的不行。”女人来收钱的时候，他没有要那张代表凭证的纸以显示与“那帮人”的熟稔。
他不愿和这条马路上的生面孔多谈，机敏地环视四周，说：“不过也就5块钱的事情，一个月也就150。再说他们收的是卫生费。”他指着地上，“现在地上很脏，但明天来肯定干干净净。”他拒绝谈论关于84亩地的话题，只说：“我们也需要生存。”
在以天通苑为话题的各类网络论坛上，“黑心二房东”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热点。
吴阳住进天通苑的时候是2010年，两年之后，合约期满，房东来赶人，但是签约的二房东已经不见踪影，他就没有拿到房子的押金。
这在天通苑租户的经历中，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潜规则。
“你拿不到的啊，也有些人会去争取，但是那些东北中介会把话说得很难听。有些也会说你把墙壁弄坏了，把东西弄坏了，想方设法扣钱。”吴阳说。
马明的遭遇则让他建了一个QQ群，叫“曝光天通苑二房东”。2015年5月15日晚上，二房东突然带了4个人来到出租屋，“光着膀子，满身酒气，上来就要卫生费、维修费，总共是2165元。我刚刚住了6天，押一付三，刚刚交完4830元的房租。给完钱合同都被抢了，没合同能怎么办呢？”
他搬到了回龙观——北京市另外一个五环以外、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社区。
2005年，数千名购房者连续两天在天通苑排队等号
中国以食物的名义潜伏在了天通苑的周围。
它们是东北情麻辣烫、好想你四川担担面、美味的武汉热干面以及我是新疆大盘鸡。
也有很多充满想象力的作为。离天通苑一条马路之隔的燕丹汽配城的小街道上，有“肯德基风味”的炸鸡店，卖冰淇淋的小推车以8个张扬的“8”作为牌照，操着河南口音却戴着回族帽子的年轻人吆喝着新鲜出炉的新疆馕饼。
这里的571路公交车直达立水桥地铁站，需时20分钟。这是自建房“公寓管理者”季先生的一大卖点。
他的另一大卖点是价格。30平米、拥有独立卫浴和简易家具的房间价格是700元。如果要求不高，愿意使用公共厕所，租金则会更低。他强调，“这里是北京。”
垃圾堆在墙角，小孩赤脚奔跑，公寓管理处的标牌写着“长年出租房屋”。深巷处的铁门上，红色的牌子上写着“小博士幼儿园”与“订做门窗”。
这些满足着在京打工者低廉的生活需求。
“天通苑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经济的住房区。”2010年，来到北京3年的吴阳月薪3000，在5号线磁器口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公司上班，综合考虑交通和价格后，他搬到了天通北苑二区的群租房。他住在一个次卧，拥有简易的床、衣橱和桌子，租金800，每天下班之后就回家做饭、上网、睡觉。 这是群租者的一般生活。
“北京很有意思，很多权贵很多中产阶级，但是也有很多外地来打工的年轻人，没房没车没户口。这儿住得便宜、吃得便宜，比燕郊那儿好多了，这儿还算是北京啊，只不过是北京的边缘地带而已。”吴阳形容天通苑是“底层人的天堂”，但是也没人把它当作家。
“家也不是这样的啊，大多数年轻人也就在这儿住一到两年，等工资涨了，自然就会搬到别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在那儿有什么娱乐活动，聚会还是往市中心跑。”2012年6月，吴阳得到了一个薪水8000并且提供住房的工作，离开了天通苑。
天通苑缺乏良好的教育环境也加速着它的人员流动。“小孩长大了，家长就会想搬到别处去，因为这儿没有好学校。”北京户籍的家长李女士说，“这儿虽然有天通苑小学，可谁愿意去上啊？这个问题虽然全北京都有，但是这儿特别明显。”
于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社区几乎只剩下住房、餐饮的功能，而这也成为了天通苑居住者在需求上的最大公约数。
满足这个公约数意味着利益，而最开始居住在天通苑的居民，大多是从市中心外迁而来的拆迁户以及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北京居民。他们大多都有固定的工作。
很多外来者开始攫取这个地区的利益。他们居住在周边的村落，譬如燕丹汽配城、天通苑北周边的自建房。在社区人口不断膨胀后，他们靠人口基数所带来的消费需求谋得生活的一席之地。
丁奇就是这样的例子。
他来自内蒙古，却卖起了“正宗的陕西肉夹馍”，反正“北方口音都差不多”。每天傍晚4点半，他推上他的小车来到天通苑北站对面的平房巷子里做生意，每天交5元钱保护费。如果是周末，他白天就会出来。
2003年，他就来了这里，那时候的天通苑很荒凉，但是生意一直不错。“反倒现在，卖的人多了，不过现在人也更多了。”他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需要交保护费，“我之前还在燕丹汽配城那儿，后来就要了，大概七八年前的样子。”
他的生活区域基本集中在这里。“买衣服、生活用品、理发，除了这几项，我还需要啥啊？”他指着周边卖各类生活必需品的商铺或是摊贩。
亲戚朋友在几年内陆陆续续来到了这里，但是不卖食品。“他们有卖衣服，或者卖杂货的。这儿人多，卖啥都可以，便宜点儿，赚得不少。”丁奇的推车对面就是一家据说“店铺转让，全场大清仓”了3年的内衣店，文胸的标牌上写着“30一个，过时不侯”。没有人会去指出“侯”是个错别字。
天通苑的雪球越滚越大了。
一种更低成本的生活模式正在支撑着低成本的北京生活模式。
它的社区概念，早已超出了原始设定的栅栏，溢到了周边更大的生活区域里。
“用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滤下’。”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张艳曾经对天通苑的社区发展模式有多年的观察。她说：“人口的流动是对天通苑未来品质产生影响的微观动力机制，但如果无法吸引到比较稳定的、社会经济属性偏中等的人群的话，社区品质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了解天通苑必须知道这样几个时间节点。
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随后，北京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若干规定》。当年10月份，天通苑、回龙观等19个北京首批经济适用房居住社区确立。
1999年，来自哈尔滨的顺天通房地产开发集团开始开发这个大型社区，占地面积约48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六百多万平方米，最高限价每平方米2650元。当时界定“中低收入”的标准是家庭年收入不超过6万元，但因为管理松散，依然出现了“开着宝马车”买经适房的现象。
张艳认为这样的开发是粗暴的。“建完了之后不管居民的方便程度，相应的公共设施没有到位。”她也认为天通苑内部的尺度是失控的，“范围很大，居民没有强烈的小区归属感。”
2004年搬到天通苑的林森则形容这里是“村中城”。“什么都没有，出门就是看不到头的沙子。有什么呀？只有房子。住这儿没觉得是在北京。”
北京房价在迅速攀升，城市在迅速扩张。天通苑新楼盘每平米的价格依然是2650元，但此时北京市区房价已接近每平方米7000元。另外，天通苑的房型以大户型为主，非常便于分割成小单间出租。
利益寻租在此时出现。大量倒买倒卖及群租行为开始出现。
当年6月，天通苑新楼盘建成，即将销售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发了大量北京市民前来排队，现场需要大量保安维持秩序。为解决“富人占穷人便宜”的问题，2006年11月，政府出台政策，“140平方米以上的经济适用房将被按商品房价格出售”。2007年11月19日，建设部、发展改革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个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在取得完全产权之前不得用于出租经营”。
但此时，天通苑的住户，早已不是原先北京市政府期待的那批“中低收入者”。
天通苑北站门前密集的烧烤摊
2006年，根据“我爱我家”统计，天通苑经济适用房出租率已经约占其总量的50%左右。当时，天通苑的人口基数已经是数十万级别，且外来人口庞杂，人员流动非常大。他们在此地及其外延以低廉的成本生活，催生出相应的以餐饮为主的低端产业链条。
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群，这里的治安问题仅由乡镇级别的昌平区东小口镇派出所负责。直到2007年8月，天通苑派出所才成立。2009年，北京市政府开始推行“城乡结合部一体化管理”改革试点，2012年年底，天通苑南、北街道正式从东小口镇分出。天通苑的行政管理职能，才由东小口镇移交给了这两个街道。
但是人群的涌入已经完成。这个北京城市边缘的庞然大物，已经野蛮生长了十年。
它依靠低成本聚合起的低端产业生态已经形成：丁奇们已经来到了北京，做北京低收入者的餐饮生意;黑车司机利用此地交通不便，做着“25元拼车去西单”的生意;二房东早就设法手握大批房源，在小区门口等待来这里租房的年轻人。
“我零几年晚上11、12点都不太出门，一个月平均能看见两次打架。”林森说他们打架也不拿刀刃砍人，就拿刀背砍，钝一些。“有时候，喝酒吃烧烤呢，说打就打起来了，躲都没地方躲。”林森也见过一次因黑车司机不交保护费而引起的打架斗殴事件。“以前我也听黑车司机说起过要交保护费，但是真没见过。后来有一次，见到一帮人打人，才知道这个黑车司机不讲规矩。”
这种“规矩”在管理的真空中形成，演化多年之后，变成供需关系的默契合谋。
“我也就是做点小买卖，蹭北京的边儿。收5块钱总比城管掀摊子要好吧？”丁奇不愿意多谈，说：“大家都能赚钱的地方，何必呢？”
张艳则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政府有可作为的空间。
“三分靠规划，七分靠管理。这些低端服务业都是与居住、就业不平衡相关的。就业会吸引更多的人才来此居住，政府也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引导。”
她又以黑车举例。“如果天通苑能够形成居住区内部的微型公交，专门从家门口到地铁站，那谁会坐黑车呢？单单说取缔了，居民的需求还在，黑车还是取缔不了。”
“郊区是一个社会矛盾比较激化、突出的的地方，以前这个问题没有凸显，但随着郊区开发，发展了十几、二十年，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将会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过程中的突出焦点。”张艳认为，从数量上看，现在北京已完成外地人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迁移工作，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协调不同人的利益与生活需求。“这些大型社区的话，需要更多城市化质量的监控。”
这个过程依然非常缓慢。
下午6点半，乌泱泱的人头从市中心回到天通苑。他们在公交站台上排起长队或在弯曲的天桥上快速移动。他们中的一些，走向更偏远的村落中，那是他们拓展北京地图的方式。
“这个点儿，这儿没人去城里啊。”
下午5点，这里只有陆陆续续从北京市中心回来的人。他们开始填补从早上8点开始的空缺。之间的上班时间，这里人烟稀少，只有老人与未入学的儿童。
这里是天通苑，人称“亚洲最大的社区”。
2013年，在媒体报道中，它的常住人口是40万，流动人口是60万。当年北京的人口数大约是2100万，这意味着在北京每21个人就有一个生活在天通苑。
数字还在持续攀升。
从四面八方涌向北京的人们，聚集在天通苑小区及其周边的村落中，在管理未到来的时间差中，经营着他们的生存链条。
欢迎来到天通苑
天通苑为数不多的赞美来自房产中介。
他们用“雄踞奥北核心”以及“距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来启发人们对这个地区的方位认知，拉近它与北京的距离。
事实上它确实在北京，位于五环外的昌平区，距离天安门不超过20公里。每天早上7点半到8点半，乌泱泱的脑袋就挤在天通苑北站外面的排队栅栏里，等半个小时，登上开往市中心的地铁。
它经常因负面新闻进入公众视野。
交通拥堵、缺乏公立学校、没有大型医院、黑车泛滥、摊贩阻道、时常有盗窃案件发生……“天通苑社区网”上，充斥着居民反映的各种问题。
2013年5月，天通苑被曝土壤污染，甚至有致癌嫌疑。时任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对媒体说：“在垃圾场上建房的，天通苑是特例，北京市也只有这一例。”
最近曝出的负面新闻是天通苑北地铁站附近有黑帮向摊贩征收保护费。随后的一周，各部门开始了对天通苑北地铁站及84亩地的整治工作，“征收保护费人员已被控制”的字眼出现在各大报章。
但是5月22日傍晚6点，当记者来到地铁站对面的一条巷子里的时候，依然有一个染着金发的中年妇女在征收保护费。
她的语言非常简洁，挨个摊走过去，伸出手，尾音拖得很长，但只有一句话：“来，卖菜的。”下一个摊：“来，卖水果的。”每个人收5元钱，随后她会给一张类似发票的纸以作凭证。这些凭证和钱都直接捏在右手中。
有摊贩说：“我今天还没卖呢。”女人回：“不管卖不卖，摆摊就是得收钱，这是规矩。” 没有人大惊小怪。卖荔枝的小贩说：“他们中有两个男的和我关系混熟了嘛，每次都不收钱，这个女的不行。”女人来收钱的时候，他没有要那张代表凭证的纸以显示与“那帮人”的熟稔。
他不愿和这条马路上的生面孔多谈，机敏地环视四周，说：“不过也就5块钱的事情，一个月也就150。再说他们收的是卫生费。”他指着地上，“现在地上很脏，但明天来肯定干干净净。”他拒绝谈论关于84亩地的话题，只说：“我们也需要生存。”
在以天通苑为话题的各类网络论坛上，“黑心二房东”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热点。
吴阳住进天通苑的时候是2010年，两年之后，合约期满，房东来赶人，但是签约的二房东已经不见踪影，他就没有拿到房子的押金。
这在天通苑租户的经历中，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潜规则。
“你拿不到的啊，也有些人会去争取，但是那些东北中介会把话说得很难听。有些也会说你把墙壁弄坏了，把东西弄坏了，想方设法扣钱。”吴阳说。
马明的遭遇则让他建了一个QQ群，叫“曝光天通苑二房东”。2015年5月15日晚上，二房东突然带了4个人来到出租屋，“光着膀子，满身酒气，上来就要卫生费、维修费，总共是2165元。我刚刚住了6天，押一付三，刚刚交完4830元的房租。给完钱合同都被抢了，没合同能怎么办呢？”
他搬到了回龙观——北京市另外一个五环以外、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社区。
天通苑的雪球
中国以食物的名义潜伏在了天通苑的周围。
它们是东北情麻辣烫、好想你四川担担面、美味的武汉热干面以及我是新疆大盘鸡。
也有很多充满想象力的作为。离天通苑一条马路之隔的燕丹汽配城的小街道上，有“肯德基风味”的炸鸡店，卖冰淇淋的小推车以8个张扬的“8”作为牌照，操着河南口音却戴着回族帽子的年轻人吆喝着新鲜出炉的新疆馕饼。
这里的571路公交车直达立水桥地铁站，需时20分钟。这是自建房“公寓管理者”季先生的一大卖点。
他的另一大卖点是价格。30平米、拥有独立卫浴和简易家具的房间价格是700元。如果要求不高，愿意使用公共厕所，租金则会更低。他强调，“这里是北京。”
垃圾堆在墙角，小孩赤脚奔跑，公寓管理处的标牌写着“长年出租房屋”。深巷处的铁门上，红色的牌子上写着“小博士幼儿园”与“订做门窗”。
这些满足着在京打工者低廉的生活需求。
“天通苑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经济的住房区。”2010年，来到北京3年的吴阳月薪3000，在5号线磁器口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公司上班，综合考虑交通和价格后，他搬到了天通北苑二区的群租房。他住在一个次卧，拥有简易的床、衣橱和桌子，租金800，每天下班之后就回家做饭、上网、睡觉。 这是群租者的一般生活。
“北京很有意思，很多权贵很多中产阶级，但是也有很多外地来打工的年轻人，没房没车没户口。这儿住得便宜、吃得便宜，比燕郊那儿好多了，这儿还算是北京啊，只不过是北京的边缘地带而已。”吴阳形容天通苑是“底层人的天堂”，但是也没人把它当作家。
“家也不是这样的啊，大多数年轻人也就在这儿住一到两年，等工资涨了，自然就会搬到别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在那儿有什么娱乐活动，聚会还是往市中心跑。”2012年6月，吴阳得到了一个薪水8000并且提供住房的工作，离开了天通苑。
天通苑缺乏良好的教育环境也加速着它的人员流动。“小孩长大了，家长就会想搬到别处去，因为这儿没有好学校。”北京户籍的家长李女士说，“这儿虽然有天通苑小学，可谁愿意去上啊？这个问题虽然全北京都有，但是这儿特别明显。”
于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社区几乎只剩下住房、餐饮的功能，而这也成为了天通苑居住者在需求上的最大公约数。
满足这个公约数意味着利益，而最开始居住在天通苑的居民，大多是从市中心外迁而来的拆迁户以及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北京居民。他们大多都有固定的工作。
很多外来者开始攫取这个地区的利益。他们居住在周边的村落，譬如燕丹汽配城、天通苑北周边的自建房。在社区人口不断膨胀后，他们靠人口基数所带来的消费需求谋得生活的一席之地。
丁奇就是这样的例子。
他来自内蒙古，却卖起了“正宗的陕西肉夹馍”，反正“北方口音都差不多”。每天傍晚4点半，他推上他的小车来到天通苑北站对面的平房巷子里做生意，每天交5元钱保护费。如果是周末，他白天就会出来。
2003年，他就来了这里，那时候的天通苑很荒凉，但是生意一直不错。“反倒现在，卖的人多了，不过现在人也更多了。”他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需要交保护费，“我之前还在燕丹汽配城那儿，后来就要了，大概七八年前的样子。”
他的生活区域基本集中在这里。“买衣服、生活用品、理发，除了这几项，我还需要啥啊？”他指着周边卖各类生活必需品的商铺或是摊贩。
亲戚朋友在几年内陆陆续续来到了这里，但是不卖食品。“他们有卖衣服，或者卖杂货的。这儿人多，卖啥都可以，便宜点儿，赚得不少。”丁奇的推车对面就是一家据说“店铺转让，全场大清仓”了3年的内衣店，文胸的标牌上写着“30一个，过时不侯”。没有人会去指出“侯”是个错别字。
天通苑的雪球越滚越大了。
一种更低成本的生活模式正在支撑着低成本的北京生活模式。
它的社区概念，早已超出了原始设定的栅栏，溢到了周边更大的生活区域里。
“用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滤下’。”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张艳曾经对天通苑的社区发展模式有多年的观察。她说：“人口的流动是对天通苑未来品质产生影响的微观动力机制，但如果无法吸引到比较稳定的、社会经济属性偏中等的人群的话，社区品质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天上掉下个天通苑
了解天通苑必须知道这样几个时间节点。
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随后，北京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若干规定》。当年10月份，天通苑、回龙观等19个北京首批经济适用房居住社区确立。
1999年，来自哈尔滨的顺天通房地产开发集团开始开发这个大型社区，占地面积约48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六百多万平方米，最高限价每平方米2650元。当时界定“中低收入”的标准是家庭年收入不超过6万元，但因为管理松散，依然出现了“开着宝马车”买经适房的现象。
张艳认为这样的开发是粗暴的。“建完了之后不管居民的方便程度，相应的公共设施没有到位。”她也认为天通苑内部的尺度是失控的，“范围很大，居民没有强烈的小区归属感。”
2004年搬到天通苑的林森则形容这里是“村中城”。“什么都没有，出门就是看不到头的沙子。有什么呀？只有房子。住这儿没觉得是在北京。”
北京房价在迅速攀升，城市在迅速扩张。天通苑新楼盘每平米的价格依然是2650元，但此时北京市区房价已接近每平方米7000元。另外，天通苑的房型以大户型为主，非常便于分割成小单间出租。
利益寻租在此时出现。大量倒买倒卖及群租行为开始出现。
当年6月，天通苑新楼盘建成，即将销售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发了大量北京市民前来排队，现场需要大量保安维持秩序。为解决“富人占穷人便宜”的问题，2006年11月，政府出台政策，“140平方米以上的经济适用房将被按商品房价格出售”。2007年11月19日，建设部、发展改革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个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在取得完全产权之前不得用于出租经营”。
但此时，天通苑的住户，早已不是原先北京市政府期待的那批“中低收入者”。
2006年，根据“我爱我家”统计，天通苑经济适用房出租率已经约占其总量的50%左右。当时，天通苑的人口基数已经是数十万级别，且外来人口庞杂，人员流动非常大。他们在此地及其外延以低廉的成本生活，催生出相应的以餐饮为主的低端产业链条。
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群，这里的治安问题仅由乡镇级别的昌平区东小口镇派出所负责。直到2007年8月，天通苑派出所才成立。2009年，北京市政府开始推行“城乡结合部一体化管理”改革试点，2012年年底，天通苑南、北街道正式从东小口镇分出。天通苑的行政管理职能，才由东小口镇移交给了这两个街道。
但是人群的涌入已经完成。这个北京城市边缘的庞然大物，已经野蛮生长了十年。
它依靠低成本聚合起的低端产业生态已经形成：丁奇们已经来到了北京，做北京低收入者的餐饮生意;黑车司机利用此地交通不便，做着“25元拼车去西单”的生意;二房东早就设法手握大批房源，在小区门口等待来这里租房的年轻人。
“我零几年晚上11、12点都不太出门，一个月平均能看见两次打架。”林森说他们打架也不拿刀刃砍人，就拿刀背砍，钝一些。“有时候，喝酒吃烧烤呢，说打就打起来了，躲都没地方躲。”林森也见过一次因黑车司机不交保护费而引起的打架斗殴事件。“以前我也听黑车司机说起过要交保护费，但是真没见过。后来有一次，见到一帮人打人，才知道这个黑车司机不讲规矩。”
这种“规矩”在管理的真空中形成，演化多年之后，变成供需关系的默契合谋。
“我也就是做点小买卖，蹭北京的边儿。收5块钱总比城管掀摊子要好吧？”丁奇不愿意多谈，说：“大家都能赚钱的地方，何必呢？”
张艳则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政府有可作为的空间。
“三分靠规划，七分靠管理。这些低端服务业都是与居住、就业不平衡相关的。就业会吸引更多的人才来此居住，政府也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引导。”
她又以黑车举例。“如果天通苑能够形成居住区内部的微型公交，专门从家门口到地铁站，那谁会坐黑车呢？单单说取缔了，居民的需求还在，黑车还是取缔不了。”
“郊区是一个社会矛盾比较激化、突出的的地方，以前这个问题没有凸显，但随着郊区开发，发展了十几、二十年，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将会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过程中的突出焦点。”张艳认为，从数量上看，现在北京已完成外地人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迁移工作，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协调不同人的利益与生活需求。“这些大型社区的话，需要更多城市化质量的监控。”
这个过程依然非常缓慢。
下午6点半，乌泱泱的人头从市中心回到天通苑。他们在公交站台上排起长队或在弯曲的天桥上快速移动。他们中的一些，走向更偏远的村落中，那是他们拓展北京地图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