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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中国货币政策可以做到松紧有度
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表示，中国的各种货币政策，目前都保持着弹性和余地。可以做到松紧有度。易纲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吸取的教训是，必须要实行正确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要稳健、正确、可持续。同时，各种政策工具要留有弹性、留有余地，使得在关键的时候，政策是有力的。易纲指出，汇率死盯住一种主要货币、零利率、及财政赤字过高，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目前，中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0％左右：中国的各种货币政策，目前都保持着弹性和余地，可以做到松紧有度：易纲表示，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最有利于中国的一种安排，“中国是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受益国之一”。为此，要通过致力于国际合作，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来维护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易纲强调，只是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平发展，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格局。
来源：新华网
成思危：中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等三个问题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三个方面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途径来实现。具体说，就是要努力实现三个“外”转为三个“内”。他所谓的实现三个“外”转为三个“内”，即从外需主导转成内需主导、从外延性增长转成内涵型增长、从外生动力转成内生动力。成思危说，内需主导，就是要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要做到这些。就要通过提高居民购买力，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居民医疗、入学的后顾之忧，并提供给居民愿意消费的产品等措施来实现。”成思危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为应对金融危机所进行大量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产能过剩、产品积压、通货膨胀等；二是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包括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政府和市场的矛盾、集权和分权的矛盾等：三是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相互影响，如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主权债务危机，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两难问题增多等。
来源：东方财富网
尚福林：优化金融结构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优化金融结构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要从服务国民经济的战略全局出发，进一步优化我国金融业的结构，发挥金融系统的整体合力，提高全社会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首先需要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十一五”期间，我国融资结构有所改善，但直接融资比重仍然偏低，银行系统承接了较多的融资风险。这种金融结构难以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其次，需要稳步推出与实体经济相协调的金融创新。我国金融创新总体上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工具种类仍然偏少，品种体系还不够完善，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创新力度不足，金融企业同质化的竞争还比较突出，影响了金融体系结构的改善。要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金融创新机制，稳步发展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金融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第三，需要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的合力，推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第四，循序渐进地提升金融服务业务国际化水平。
来源：中国证券报
关建中：建立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刻不容缓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实质是高度社会化信用关系与落后信用评级体系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建立田家信用评级体系刻不容缓。关建中认为，当前各国的信用评级体系都是按美国模式所建立的，特别是由美国主导的田际信用评级体系。他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难以充分揭示信用风险，如果不进行一场信用评级体系革命，建立起适应各国经济发展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世界就无法摆脱金融危机的威胁。对于中国来说，应当汲取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教训，抓住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历史机遇，率先进行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变革。建立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刻不容缓。他说，田家信用评级体系是国家对社会信用风险的管理系统。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应包括构建原则、组织结构、管理体制与机制、法律框架，以及研究体系等多个方面，“由谁来掌控评级话语权是实施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战略的关键选择。”
来诹：新华网
彭森：发展循环经济仍为“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发展循环经济、低碳技术仍将成为“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事实上，节能减排目前已是刻不容缓，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仍然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扩大内需政策效应减弱，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方式转变滞后：耗能高排放行业反弹压力加大，推进节能减排任务艰巨；通货膨胀预期有所增强，物价面临较大上涨压力。他认为，在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也更加突出，我国的发展条件和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最大症结在于改革不到位，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未有效建立。对一些影响全局、利益调整深刻的重点改革任务，应集中放在前5年里打攻坚战。目前“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已经到了攻坚阶段，事实上发改委已经采取系列措施支持节能减排，这些措施包括发改委与央行共同制定的关于循环经济相关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以及鼓励企业上市融资、利用外资等等。
来源：上海证券报
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表示，中国的各种货币政策，目前都保持着弹性和余地。可以做到松紧有度。易纲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吸取的教训是，必须要实行正确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要稳健、正确、可持续。同时，各种政策工具要留有弹性、留有余地，使得在关键的时候，政策是有力的。易纲指出，汇率死盯住一种主要货币、零利率、及财政赤字过高，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目前，中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0％左右：中国的各种货币政策，目前都保持着弹性和余地，可以做到松紧有度：易纲表示，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最有利于中国的一种安排，“中国是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受益国之一”。为此，要通过致力于国际合作，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来维护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易纲强调，只是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平发展，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格局。
来源：新华网
成思危：中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等三个问题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三个方面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途径来实现。具体说，就是要努力实现三个“外”转为三个“内”。他所谓的实现三个“外”转为三个“内”，即从外需主导转成内需主导、从外延性增长转成内涵型增长、从外生动力转成内生动力。成思危说，内需主导，就是要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要做到这些。就要通过提高居民购买力，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居民医疗、入学的后顾之忧，并提供给居民愿意消费的产品等措施来实现。”成思危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为应对金融危机所进行大量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产能过剩、产品积压、通货膨胀等；二是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包括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政府和市场的矛盾、集权和分权的矛盾等：三是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相互影响，如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主权债务危机，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两难问题增多等。
来源：东方财富网
尚福林：优化金融结构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优化金融结构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要从服务国民经济的战略全局出发，进一步优化我国金融业的结构，发挥金融系统的整体合力，提高全社会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首先需要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十一五”期间，我国融资结构有所改善，但直接融资比重仍然偏低，银行系统承接了较多的融资风险。这种金融结构难以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其次，需要稳步推出与实体经济相协调的金融创新。我国金融创新总体上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工具种类仍然偏少，品种体系还不够完善，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创新力度不足，金融企业同质化的竞争还比较突出，影响了金融体系结构的改善。要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金融创新机制，稳步发展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金融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第三，需要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的合力，推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第四，循序渐进地提升金融服务业务国际化水平。
来源：中国证券报
关建中：建立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刻不容缓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实质是高度社会化信用关系与落后信用评级体系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建立田家信用评级体系刻不容缓。关建中认为，当前各国的信用评级体系都是按美国模式所建立的，特别是由美国主导的田际信用评级体系。他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难以充分揭示信用风险，如果不进行一场信用评级体系革命，建立起适应各国经济发展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世界就无法摆脱金融危机的威胁。对于中国来说，应当汲取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教训，抓住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历史机遇，率先进行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变革。建立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刻不容缓。他说，田家信用评级体系是国家对社会信用风险的管理系统。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应包括构建原则、组织结构、管理体制与机制、法律框架，以及研究体系等多个方面，“由谁来掌控评级话语权是实施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战略的关键选择。”
来诹：新华网
彭森：发展循环经济仍为“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发展循环经济、低碳技术仍将成为“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事实上，节能减排目前已是刻不容缓，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仍然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扩大内需政策效应减弱，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方式转变滞后：耗能高排放行业反弹压力加大，推进节能减排任务艰巨；通货膨胀预期有所增强，物价面临较大上涨压力。他认为，在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也更加突出，我国的发展条件和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最大症结在于改革不到位，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未有效建立。对一些影响全局、利益调整深刻的重点改革任务，应集中放在前5年里打攻坚战。目前“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已经到了攻坚阶段，事实上发改委已经采取系列措施支持节能减排，这些措施包括发改委与央行共同制定的关于循环经济相关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以及鼓励企业上市融资、利用外资等等。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