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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法造出
“东方红5号”火箭
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我出名是靠制造钻头，但不知道送卫星上天的“东方红5号”火箭，也是我组织人搞出来的。周总理真正认识我，也是因为我搞出了火箭。
“文革”中，两派群众打派仗，不干活了，送卫星上天的火箭没有人搞。周总理冒火了，很着急，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和北京，由工人来干。
那时我已是中央委员，九大当选的。我们接受了任务。实际上光工人干不了，我搞了“三结合”的班子。那时是军代表管厂，很支持，因为是总理下达的任务。军代表对我说：“你要什么人你尽管抽，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发号施令。”
我点了一批技术人员、一批车工、一批铣工、一批钳工，这些都是拔尖的人。我领着这些人，按照设计的要求全部做出来后，拿去附近的云岗试验。在试验台上试验时，都很成功。
火箭的前面是由钱学森先生设计的，我们负责后面。加工的难度非常大，全是斜孔，人家都用精密仪器，我们用的却是土办法。人家有机床保证精度，我们是用模具保证精度。
1970年5月交给的任务，要求半年完成，我们9月份就交货了，提前了两个月。当时钱学森是七机部的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向周总理报告说：“火箭后面发动机燃烧这一部分，是倪志福搞成的。”周总理很吃惊：“咦，这个人以前是搞钻头的，现在搞这个也搞出名堂来了。”
后来，七机部管事的人都到我们618厂来开现场会议。五机部的两位部长来视察时说：“七机部很满意！你们现在还叫倪志福同志劳动改造？这个人你们不用的话，我们要用。现在你们这个厂子乱七八糟，把干部都打倒了，叫倪志福牵头，领导这个厂搞生产。”
实现年产装甲车从87辆到1000辆的跨越
接手618厂时，我还是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被打倒了。10月任命我为代总工程师。
我们这个厂是生产装甲车的。1970年11月开始改造老厂的时候，我说：第一，我一个人是搞不了的；第二，制度要恢复。“文革”把制度全都破坏了，现在画图的、描图的、设计的、审核的都没人签名，最后只有设计组、描图组的人签名，完了送到我这里，将来时间长了我也可能都忘了。你设计的，我原则上只能审查总图。零件图我是不管的，总工程师不能管零件图呀！我说，这两条你们答应的话，我可以干；要不答应，我这个代总工程师的差事就没法干了。
五机部领导说：“同意你这两条意见，你这两条意见是合理的。”后来，我任命了6个副总工程师：一个是搞科研的，一个是搞生产的，一个是搞工艺的，一个是搞冶金的，一个是搞机械的，还有一个是搞财务的。我们就这样干起来了。
我所在的618厂是个老厂，原来从修理到试制小批量生产，一年最多只能生产87辆装甲车。这怎么行？老厂要改造，一年应该生产到1000辆，打仗的时候要生产到2000辆。我把这个生产方案拿出来，向部里报。部里同意这个生产方案，投资2000万元，把厂房搞起来。
从1970年到1973年，我穿着破棉袄与群众待在一起，发动群众，号召群众，一心搞老厂改造。那时没有奖金，我们大干三年后厂子大变样，一共花了2000万元，生产能力上去了，由过去的年产87辆达到年产1000辆。
周总理教我怎样当领导
1973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散会以后，周总理把我留下，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和我谈话。那时陈永贵还没有上来，吴桂贤也没有上来。
总理说，你是工人出身的我们自己的专家，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
接着，总理对我讲起了党史。他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开的，当时吸收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当中央委员。他给我数了数，现在其中一批人还在，比如陈云、谭震林，一连讲了好几个工人出身的干部。当然，有一批人牺牲了，还有一批人叛变了。一共讲了三种人，总理讲得有名有姓。
总理说，解放前你当过童工，解放后，上过大学，又经过“文革”这种锻炼，我相信你们这代工人出身的干部，能够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去做。
总理又对我讲，你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自己要注意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刚上来，还不了解最上层的政治生活，不要自作主张，签字或批准什么东西，讲话要多加小心。因为你现在的身份已经变了，你不是普通的工人了，你也不是北京市一个副书记了（那时副书记叫书记，一把手书记叫第一书记），你现在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候补委员，因此你的讲话今后要注意呀，一切言论今后都要算数呀，你要向吴德同志学习。
总理说，吴德同志比较老练、稳当，比较谨慎，有领导经验，你有什么事不清楚的就请教他。你先跟他学习一段时间，协助他把北京工作搞好，中央的事以后再考虑。
周总理的这番话，我印象很深。为什么总理去世后，我要跟吴德同志两个人去医院呢，就是想着总理生前的交代。那天我们进了医院，正巧邓小平同志、汪东兴同志也到医院来了，我们4个人向总理遗体告别。后来，在一些电视片、电影片中都有这样的场景。中间是邓小平、汪东兴，一边是吴德，另一边是我。
我跟吴德讲过，现在大家都说我出名靠的是钻头，实际上不完全是。一个工人搞一般的发明创造，说老实话，这种人有的是，工人发明家里有的是。周总理看上我，把我弄到这个岗位，当时有几条：第一条，我是工人出身；第二条，我上过大学；第三条，我有搞钻头的实践经验，而且把火箭搞上去了，把厂子整顿好了。
当了中央委员，照样被监督劳动
当年，让我出来当党的九大代表，厂里已经形成了两派，保守派赞成我，造反派不赞成，两派打得一塌糊涂。北京市委丁国钰讲了话：“618厂是军工厂，你们这个厂子出一个工程师、知识分子，工人由别的厂出。”
我那时是大学毕业，又是副总工程师，跟我竞争的是造反派里的一个工人、检验员。丁国钰这么一讲，实际上指名要我当代表参加九大。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九大会议上我当选了九大中央委员。出席九大的北京市代表中有两个造反派和我一个劳动模范。 预选时，吴德说，北京的两个造反派当中央委员，倪志福是劳动模范当中央候补委员。周总理说，这不行，一个造反派当中央委员，另一个造反派当中央候补委员，一个劳动模范当中央委员。这就把我提上来了，所以正式选举时我是中央委员。
我当了中央委员回厂后，照样干活，接受监督劳动。直到1970年5月，总理布置了“705”工程，才把我叫出来。
为什么要说这个，我有点儿想法。开十二大时，分组讨论时我在华东组。有个人并不认识我，却当着我的面骂我：倪志福是造反上来的。
当时那人坐在我的前面，我坐在他后面，他就这么骂开了。认得我的人，都看着我。我当时想站起来与他争辩，一想在这个会上不能争辩，让人家去讲吧。
最后他们的发言出了个简报，被王震看到了。
王震知道底细，他把那人训了一顿，并把给党中央的信给了我一份。他对我说，我给你证明，你是有功的，他们不了解情况。
出来给我打包票的，不只他一个，还有耿飚、康克清。后来，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出来给我讲了两三次话。
所以我说，我这个人能站得住。人家说你倪志福从九大到十四大都是中央委员，都在领导岗位上，怎么不下台呀？我说不下台，一是因为我没野心，二是因为我什么事都讲求实事求是。
技术交流协会与“红色技协”
我是1960年当的工人工程师。我感觉自己在钻头技术理论上的水平，当工程师是不够格的。当时我们厂里办了一个大专班，厂里培养我上了大专班，三年脱产。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读书是很苦的，加上文化水平低一点儿，想跟上就紧张一些，很吃力。
那段时间，我不但在厂里读书，每个星期六还要出来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技术交流站活动。
当时苏联专家撤走，好多工厂企业的技术难关攻不破，工人们就挺身而出，专门解决技术难关。沈阳市的工人们最早搞了技术协作活动，彭真同志去看了，称赞说是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他让北京市生产委员会把我们叫出来牵头，也搞北京市技术协作活动。无记名投票，一共选出9人，我被选为主任，参加活动的都是劳模。
20世纪60年代初，技术协作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我一面讲课，一面当领导，一面还要去有需要的厂攻克难题。北京没有拉锁，我们做拉锁模具；北京没有热水瓶，我们做热水瓶模具；北京燕牌缝纫机质量倒数第二，我们通过技术协作，把质量搞上去了。我们还帮助好多军工厂解决了不少难题。
这一炮打响之后，厂子有技术难题的都来找我们了。我们这个队伍中有教授，有我们这帮有实践经验的能工巧匠，还有一批工程师、技工，什么地方有困难就去什么地方解决。没有报酬，自己管饭，也没有大吃大喝，路费都是自己掏的。
当时都是一颗红心。1963年我大学毕业，继续在厂里干活，但是不到车间了，被分配到技术科当工程师。时间上固定一些了，每个星期六到城里，星期一回厂里上班。连续多少年坚持下来，即使在1965年“四清”时也没有放下这个技术协作活动。
“文革”开始后，我们也出不来了，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受造反派管制，我领导的北京市技术协作活动也瘫痪了。没有想到是，有个“红色技术协作”组织夺权后，一定要把我从厂里揪出来，做技术协作主任。我说，你们要夺权，我就不来了，图章在市总工会，还有市政府拨给我们的两三万元，账目也是由总工会管的，我们这些人不管钱，只管技术。
后来，市工交政治部一个姓林的管我们厂，给厂里下了个命令：把倪志福请出来。于是厂里把我送了出来。
那天晚上，他们打算把我和副主任李长安“结合”到他们“红色技协”。我们说，你们“红色技协”方向不对头，我们过去是搞技术难题的，你们现在搞像章，用不着这么多技术。工厂也很忙，我们不能干这个事，便一直推辞。他们就把我们弄到南池子中苏友好馆关了几天。对于“结合”，我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正好那一天，“红色技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会批斗韩伯平和其他领导干部，要我们去揭发他们。我说，我们揭发什么？“红色技协”两派，一派要主持这次批斗会，另一派也要主持这次批斗会。正当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和李长安溜走了。
1972年，吴德同志要我到市总工会进行组织整顿工作，我当时已是市委常委。吴德说，还是由你来当筹备小组组长。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我提了一个9人的工会领导名单。经吴德同志批准后，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选我当主席，李瑞环同志为副主席。我们又重新搞起了技术协作活动。
“倪志福钻头”遭侵权
我在工厂时写过几本书，《倪志福钻头》是其中的一本，书出来后影响很大。有个叫吴献民的教授，原来是台湾人，后来去了美国，是搞金属切削的，他拿我们这本书研究钻头，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赚了不少钱。他的行为侵犯了我们的知识产权，但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专利这一说。
据说美国每年给吴献民20万美元，叫他研究制造这个钻头，提供给美国公司使用。这个人在我们国家招了研究生，到他那里去进修，回来的同学说，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美国搞这方面研究，相当火热，在国内听都听不到。有的人来找我，我说，这个项目应该再搞起来，但是我现在没有精力去抓这个事了。北京理工大学、湖南大学的一些教授，还有北航、北大都有人在研究这个钻头。
我想，真要下点儿功夫的话，中国的钻头一年可生产1.6亿只，其中七八千万只用于出口，剩下的我们自己用。假如说，都用了我们搞的那种钻头，一年要节省多少钢材，提高多少效率，那是没法计算的。
我问钱学森，火箭上天，有的上了天，有的却掉下来了，是什么原因？他说原因是工艺和材料，零部件与原材料未过关。都是一张图纸设计的，为什么有的能上去，有的却上不去？火箭是这个样子，包括燃烧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原料跟燃料的问题。
我在天津做过调查研究，感觉我们现在最落后的是不注意从基础抓起，想一步登天。实际上是登不上去的，到了一定时候是要掉下来的。像造房子一样，把基础打好了，这个高楼大厦才能造起来，几十年几百年不会变形，搞工艺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湖南工人报》
2016年6月8日〕
“东方红5号”火箭
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我出名是靠制造钻头，但不知道送卫星上天的“东方红5号”火箭，也是我组织人搞出来的。周总理真正认识我，也是因为我搞出了火箭。
“文革”中，两派群众打派仗，不干活了，送卫星上天的火箭没有人搞。周总理冒火了，很着急，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和北京，由工人来干。
那时我已是中央委员，九大当选的。我们接受了任务。实际上光工人干不了，我搞了“三结合”的班子。那时是军代表管厂，很支持，因为是总理下达的任务。军代表对我说：“你要什么人你尽管抽，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发号施令。”
我点了一批技术人员、一批车工、一批铣工、一批钳工，这些都是拔尖的人。我领着这些人，按照设计的要求全部做出来后，拿去附近的云岗试验。在试验台上试验时，都很成功。
火箭的前面是由钱学森先生设计的，我们负责后面。加工的难度非常大，全是斜孔，人家都用精密仪器，我们用的却是土办法。人家有机床保证精度，我们是用模具保证精度。
1970年5月交给的任务，要求半年完成，我们9月份就交货了，提前了两个月。当时钱学森是七机部的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向周总理报告说：“火箭后面发动机燃烧这一部分，是倪志福搞成的。”周总理很吃惊：“咦，这个人以前是搞钻头的，现在搞这个也搞出名堂来了。”
后来，七机部管事的人都到我们618厂来开现场会议。五机部的两位部长来视察时说：“七机部很满意！你们现在还叫倪志福同志劳动改造？这个人你们不用的话，我们要用。现在你们这个厂子乱七八糟，把干部都打倒了，叫倪志福牵头，领导这个厂搞生产。”
实现年产装甲车从87辆到1000辆的跨越
接手618厂时，我还是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被打倒了。10月任命我为代总工程师。
我们这个厂是生产装甲车的。1970年11月开始改造老厂的时候，我说：第一，我一个人是搞不了的；第二，制度要恢复。“文革”把制度全都破坏了，现在画图的、描图的、设计的、审核的都没人签名，最后只有设计组、描图组的人签名，完了送到我这里，将来时间长了我也可能都忘了。你设计的，我原则上只能审查总图。零件图我是不管的，总工程师不能管零件图呀！我说，这两条你们答应的话，我可以干；要不答应，我这个代总工程师的差事就没法干了。
五机部领导说：“同意你这两条意见，你这两条意见是合理的。”后来，我任命了6个副总工程师：一个是搞科研的，一个是搞生产的，一个是搞工艺的，一个是搞冶金的，一个是搞机械的，还有一个是搞财务的。我们就这样干起来了。
我所在的618厂是个老厂，原来从修理到试制小批量生产，一年最多只能生产87辆装甲车。这怎么行？老厂要改造，一年应该生产到1000辆，打仗的时候要生产到2000辆。我把这个生产方案拿出来，向部里报。部里同意这个生产方案，投资2000万元，把厂房搞起来。
从1970年到1973年，我穿着破棉袄与群众待在一起，发动群众，号召群众，一心搞老厂改造。那时没有奖金，我们大干三年后厂子大变样，一共花了2000万元，生产能力上去了，由过去的年产87辆达到年产1000辆。
周总理教我怎样当领导
1973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散会以后，周总理把我留下，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和我谈话。那时陈永贵还没有上来，吴桂贤也没有上来。
总理说，你是工人出身的我们自己的专家，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
接着，总理对我讲起了党史。他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开的，当时吸收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当中央委员。他给我数了数，现在其中一批人还在，比如陈云、谭震林，一连讲了好几个工人出身的干部。当然，有一批人牺牲了，还有一批人叛变了。一共讲了三种人，总理讲得有名有姓。
总理说，解放前你当过童工，解放后，上过大学，又经过“文革”这种锻炼，我相信你们这代工人出身的干部，能够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去做。
总理又对我讲，你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自己要注意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刚上来，还不了解最上层的政治生活，不要自作主张，签字或批准什么东西，讲话要多加小心。因为你现在的身份已经变了，你不是普通的工人了，你也不是北京市一个副书记了（那时副书记叫书记，一把手书记叫第一书记），你现在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候补委员，因此你的讲话今后要注意呀，一切言论今后都要算数呀，你要向吴德同志学习。
总理说，吴德同志比较老练、稳当，比较谨慎，有领导经验，你有什么事不清楚的就请教他。你先跟他学习一段时间，协助他把北京工作搞好，中央的事以后再考虑。
周总理的这番话，我印象很深。为什么总理去世后，我要跟吴德同志两个人去医院呢，就是想着总理生前的交代。那天我们进了医院，正巧邓小平同志、汪东兴同志也到医院来了，我们4个人向总理遗体告别。后来，在一些电视片、电影片中都有这样的场景。中间是邓小平、汪东兴，一边是吴德，另一边是我。
我跟吴德讲过，现在大家都说我出名靠的是钻头，实际上不完全是。一个工人搞一般的发明创造，说老实话，这种人有的是，工人发明家里有的是。周总理看上我，把我弄到这个岗位，当时有几条：第一条，我是工人出身；第二条，我上过大学；第三条，我有搞钻头的实践经验，而且把火箭搞上去了，把厂子整顿好了。
当了中央委员，照样被监督劳动
当年，让我出来当党的九大代表，厂里已经形成了两派，保守派赞成我，造反派不赞成，两派打得一塌糊涂。北京市委丁国钰讲了话：“618厂是军工厂，你们这个厂子出一个工程师、知识分子，工人由别的厂出。”
我那时是大学毕业，又是副总工程师，跟我竞争的是造反派里的一个工人、检验员。丁国钰这么一讲，实际上指名要我当代表参加九大。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九大会议上我当选了九大中央委员。出席九大的北京市代表中有两个造反派和我一个劳动模范。 预选时，吴德说，北京的两个造反派当中央委员，倪志福是劳动模范当中央候补委员。周总理说，这不行，一个造反派当中央委员，另一个造反派当中央候补委员，一个劳动模范当中央委员。这就把我提上来了，所以正式选举时我是中央委员。
我当了中央委员回厂后，照样干活，接受监督劳动。直到1970年5月，总理布置了“705”工程，才把我叫出来。
为什么要说这个，我有点儿想法。开十二大时，分组讨论时我在华东组。有个人并不认识我，却当着我的面骂我：倪志福是造反上来的。
当时那人坐在我的前面，我坐在他后面，他就这么骂开了。认得我的人，都看着我。我当时想站起来与他争辩，一想在这个会上不能争辩，让人家去讲吧。
最后他们的发言出了个简报，被王震看到了。
王震知道底细，他把那人训了一顿，并把给党中央的信给了我一份。他对我说，我给你证明，你是有功的，他们不了解情况。
出来给我打包票的，不只他一个，还有耿飚、康克清。后来，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出来给我讲了两三次话。
所以我说，我这个人能站得住。人家说你倪志福从九大到十四大都是中央委员，都在领导岗位上，怎么不下台呀？我说不下台，一是因为我没野心，二是因为我什么事都讲求实事求是。
技术交流协会与“红色技协”
我是1960年当的工人工程师。我感觉自己在钻头技术理论上的水平，当工程师是不够格的。当时我们厂里办了一个大专班，厂里培养我上了大专班，三年脱产。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读书是很苦的，加上文化水平低一点儿，想跟上就紧张一些，很吃力。
那段时间，我不但在厂里读书，每个星期六还要出来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技术交流站活动。
当时苏联专家撤走，好多工厂企业的技术难关攻不破，工人们就挺身而出，专门解决技术难关。沈阳市的工人们最早搞了技术协作活动，彭真同志去看了，称赞说是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他让北京市生产委员会把我们叫出来牵头，也搞北京市技术协作活动。无记名投票，一共选出9人，我被选为主任，参加活动的都是劳模。
20世纪60年代初，技术协作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我一面讲课，一面当领导，一面还要去有需要的厂攻克难题。北京没有拉锁，我们做拉锁模具；北京没有热水瓶，我们做热水瓶模具；北京燕牌缝纫机质量倒数第二，我们通过技术协作，把质量搞上去了。我们还帮助好多军工厂解决了不少难题。
这一炮打响之后，厂子有技术难题的都来找我们了。我们这个队伍中有教授，有我们这帮有实践经验的能工巧匠，还有一批工程师、技工，什么地方有困难就去什么地方解决。没有报酬，自己管饭，也没有大吃大喝，路费都是自己掏的。
当时都是一颗红心。1963年我大学毕业，继续在厂里干活，但是不到车间了，被分配到技术科当工程师。时间上固定一些了，每个星期六到城里，星期一回厂里上班。连续多少年坚持下来，即使在1965年“四清”时也没有放下这个技术协作活动。
“文革”开始后，我们也出不来了，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受造反派管制，我领导的北京市技术协作活动也瘫痪了。没有想到是，有个“红色技术协作”组织夺权后，一定要把我从厂里揪出来，做技术协作主任。我说，你们要夺权，我就不来了，图章在市总工会，还有市政府拨给我们的两三万元，账目也是由总工会管的，我们这些人不管钱，只管技术。
后来，市工交政治部一个姓林的管我们厂，给厂里下了个命令：把倪志福请出来。于是厂里把我送了出来。
那天晚上，他们打算把我和副主任李长安“结合”到他们“红色技协”。我们说，你们“红色技协”方向不对头，我们过去是搞技术难题的，你们现在搞像章，用不着这么多技术。工厂也很忙，我们不能干这个事，便一直推辞。他们就把我们弄到南池子中苏友好馆关了几天。对于“结合”，我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正好那一天，“红色技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会批斗韩伯平和其他领导干部，要我们去揭发他们。我说，我们揭发什么？“红色技协”两派，一派要主持这次批斗会，另一派也要主持这次批斗会。正当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和李长安溜走了。
1972年，吴德同志要我到市总工会进行组织整顿工作，我当时已是市委常委。吴德说，还是由你来当筹备小组组长。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我提了一个9人的工会领导名单。经吴德同志批准后，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选我当主席，李瑞环同志为副主席。我们又重新搞起了技术协作活动。
“倪志福钻头”遭侵权
我在工厂时写过几本书，《倪志福钻头》是其中的一本，书出来后影响很大。有个叫吴献民的教授，原来是台湾人，后来去了美国，是搞金属切削的，他拿我们这本书研究钻头，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赚了不少钱。他的行为侵犯了我们的知识产权，但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专利这一说。
据说美国每年给吴献民20万美元，叫他研究制造这个钻头，提供给美国公司使用。这个人在我们国家招了研究生，到他那里去进修，回来的同学说，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美国搞这方面研究，相当火热，在国内听都听不到。有的人来找我，我说，这个项目应该再搞起来，但是我现在没有精力去抓这个事了。北京理工大学、湖南大学的一些教授，还有北航、北大都有人在研究这个钻头。
我想，真要下点儿功夫的话，中国的钻头一年可生产1.6亿只，其中七八千万只用于出口，剩下的我们自己用。假如说，都用了我们搞的那种钻头，一年要节省多少钢材，提高多少效率，那是没法计算的。
我问钱学森，火箭上天，有的上了天，有的却掉下来了，是什么原因？他说原因是工艺和材料，零部件与原材料未过关。都是一张图纸设计的，为什么有的能上去，有的却上不去？火箭是这个样子，包括燃烧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原料跟燃料的问题。
我在天津做过调查研究，感觉我们现在最落后的是不注意从基础抓起，想一步登天。实际上是登不上去的，到了一定时候是要掉下来的。像造房子一样，把基础打好了，这个高楼大厦才能造起来，几十年几百年不会变形，搞工艺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湖南工人报》
2016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