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摩菲耶夫在《文学原理》中说：“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1]文学是人学。“文学主要是感性的、情感的、形象的，而不是理性的、抽象的、逻辑的”。故此，文学教育也应该是感性的教育、情感的教育、形象的教育。“文学的感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最重要的是来自于大量阅读优秀作品后形成的语感，而绝不是来自于思想和逻辑。漠视感性和整体的感受性，单纯强调理性，将扼杀人类的创造力”。文学教育具有多种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引导读者体味“文学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象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文学教育应该培养“有道德感、有正义感、有感动能力，能够血脉贲张拍案而起的那些文学的理想读者”。[2]
　　既然文学是“感性的、情感的、形象的”，并且文学教育是感性的教育、情感的教育、形象的教育，那么，人们对于文学的作用就产生了疑问。诚然，在一些人看来，文学是无用的。因为，文学乃至于文学教育至少不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就业或生计问题。鲁迅《摩罗诗力说》就曾对此作过评述：“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3]池田大作与汤因比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话。他们就“文学的作用”的论题展开了对话讨论。人们在思考、回答萨特提出的“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顶什么用”的问题时，不禁在思索“科学研究对饥饿的人们来说，能顶什么用”这样的问题：“如果把科学研究的目的看做是使饥饿的人果腹，或将其研究活动仅局限在完成这一值得称道的现实目的，结果科学被固定在这样的小圈子里，就会成为无用的东西。因为束缚在这样有限的目的中，科学在完成重要的新发现方面——不管是有益的发现还是有害的发现——都会碰到障碍。”[4]
　　那么，文学及文学教育对创新素质的培养具有可能性吗？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认为，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李政道先生在“北京科学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说：狄拉克（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发明人）有一次对奥本海默（二次大战期间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计划主任）说：“我听说你也是一位诗人。”奥本海默回答说：“是的。”狄拉克说：“这很奇怪。诗人描述的感情是每个人内在所有的，也都是能理解的，但是他所叙述的方式是从未有人用过的；在物理学中则正相反，我们用的是和其他人同样的语言，但表达的是以前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知识。你怎么能同时成为两者呢？”李政道先生说，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李政道先生指出，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响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科学，例如化学、物理、生物等，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这种抽象通常被称为自然定律。定律的阐述越简单，应用越广泛，科学就越深刻。尽管自然现象不依赖于科学家而存在，它们的抽象是一种人为的成果，这和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不同自然现象的普遍性，它的真理性植根于外部世界，科学家和整个人类只是这个外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家追求的普遍真理性也是外在的，它植根于整个人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尽管科学的普遍性和艺术的普遍性在这一点上不同，它们仍然有很强的关联。[5]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关键是创新素质的培养。创新素质的培养，离不开形象思维的培养。科学工作离不开形象思维。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6]钱学森对于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思维过程，作了具体分析。他说：“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了家，而其实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7]可见，文学及文学教育对创新素质的培养具有可能性。形象思维培养的途径很多。文学及文学教育应该是其中比较广泛而便利的途径。
　　文学及文学教育对创新素质培养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回答是涵养、涵育作用。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论道：“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8]
　　参考文献：
　　[1]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M].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
　　[2]吴晓东.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3][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英]A·J·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樑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5]李政道.科学和艺术——一个硬币的两面[A].《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三卷[C].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6]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論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7]钱学敏.试论钱学森的科学观与方法论[J].科技文萃，1996（7）.
　　基金项目：安徽理工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