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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跨国并购行为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于企业跨国并购行为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根源分析较少。本文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进行理论溯源，并通过回顾历次企业并购浪潮，分析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跨国并购行为的动因和特点，结合金融危机下中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动向，探讨了中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路径选择问题。
关键词：资本集中；跨国并购；国有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0）12－００34－０5
一、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溯源
在政治经济学中，用以解释或说明企业并购行为的主要是资本集中理论。
一是关于资本集中的实现途径——企业并购。资本集中必须依循一定的途径才能实现。马克思认为，资本集中实现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强制的途径，另一种是平滑的途径。所谓强制的途径，就是企业并购，大资本强制性地吞并中、小资本，是“大鱼吃小鱼”的过程。马克思说，这种情况下，“集中是通过吞并这条强制的途径来实现”，① 即“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②。各个资本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大资本在集中的过程中吞并中小资本。这种由若干分散的中小资本合并成为少数大资本的过程，也就是资本集中的实现过程，是企业并购的过程。所谓平滑的途径，就是用比较缓和的而不是强制性合并的办法，即“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③。我们通常见到的合资企业或股份制企业，就是不同资本的溶合，溶合为一个更大的企业。这种资本溶合，不是强制性地进行的，所以是一种平滑的过渡。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讲的强制途径的资本集中是通过大资本强制性地吞并中、小资本，是“大鱼吃小鱼”的过程，而自第四次并购浪潮以来，由于杠杆收购等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出现，中、小企业并购大企业的“蛇吞象”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集中在方向上并不只是由中、小企业向大企业的单向流动和集中，而是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双向甚至多向流动和集中。
二是关于资本集中与跨国并购。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由于生产和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企业，利润率较高的部门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从而产生大量的过剩资本。落后国家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力价格低廉，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提供了对象和场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进入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集中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呈现由一国国内向全世界拓展的新特征，跨国并购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所谓跨国并购，是指一国企业（并购方）为了达到某种目标，通过支付现金、支付股票或向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将另一国企业（被并购方）的所有资产或足以行使运营活动的股份收买下来，从而对另一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实际的或完全的控制行为。企业跨国并购行为是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逐的本性使然，也是企业在面对日益激烈市场竞争的本能反应。在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单位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决定着企业的价格竞争能力。而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生产规模，所以，资本为追逐更大利润就要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商品的价值，实现规模经济。这也是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内生性原因。马克思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④而扩大资本最有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资本集中。因此，企业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不至于被淘汰出局，要么通过提高经营效率的方式使自身在大资本的夹缝中求得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要么采取并购的方式收购其他企业，壮大自身实力。这也是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外生性动因。受制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只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资本集中与企业跨国并购行为，而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集中与企业跨国并购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分析与结论。资本集中和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专利”，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着资本集中和资本输出的趋势，存在着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集中与企业跨国并购行为既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共性，又有其特殊性。
“资本”一词属于经济范畴，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同属于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遵循竞争规律——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也普遍贯穿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集中的性质同样是企业在利润最大化动机驱使下，在一国和全球范围内，通过强制途径（即并购）或平滑途径（即成立合资公司）不断对各种经济资源进行调试、重组的过程。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集中和企业跨国并购行为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共性。
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私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企业为私营企业，资本集中主要受资本逐利动机的驱使，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虽然受到反垄断等政府规制，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企业在逐利动机的指引下，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自主决策的结果。而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基本掌握了国家重要的经济资源，处于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实施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工具，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除了在尊重市场竞争规律的基础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意志，在并购动因上具有二重属性。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集中和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异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不断进行，企业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亟需走出国门，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资本输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并占领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冲破不合理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桎梏。这对西方发达国家企业造成激烈的竞争，对原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强有力的挑战。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集中和资本输出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在深层次上体现了正在崛起中的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构建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的力量博弈。
脱胎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国有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产权界定模糊、经营管理机制陈旧、激励约束机制匮乏、经营绩效差等“先天不足”，企业改制和发展步履蹒跚，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趋势又使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着愈来愈激烈的外部竞争压力。在此情势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单纯依靠自身积累的发展模式，难以在与国际行业巨头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资本集中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而形成的一种生产和资本的扩张方式，跨国并购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市场竞争压力下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收购国外优秀企业，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规模扩张，降低生产成本，并形成管理、生产、营销、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协同效应，获得核心竞争力和战略性成长，可以适应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趋势下日趋激烈的竞争的需要，在短期内实现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
二、世界范围内历次企业并购浪潮及其特点
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资本集中和企业并购的历史，是一部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范围进行资本输出的历史。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开始，出于资本对利润的本性追逐以及企业所面对的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资本集中和企业并购行为与日俱增。资本集中和企业并购的不断进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了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纵观资本主义经济资本集中和企业并购的发展史，明显呈现出资本集中由一国国内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并购形式由一国国内的并购逐步演变为跨国并购的发展规律。
第一次并购浪潮：横向并购为主，范围限于国内。第一次并购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这次并购浪潮主要发生在一国国内，主要特征为横向并购，即行业内优势企业通过对劣势企业的并购，组成横向托拉斯，集中同行业的资本，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得了一定的控制能力。各个行业中的许多企业通过资本集中组成了规模巨大的垄断性的企业集团，如美孚石油公司、英国优质棉花纺织机联合体、德国西门子公司等等。追求垄断地位和规模经济是这次并购浪潮的主要动因。
第二次并购浪潮：纵向并购为主，产融资本结合。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这次并购浪潮依然大多发生在一国国内，但主要特征变成以纵向并购为主。所谓纵向并购，是指被并购公司的产品处在并购公司的上游或下游，是前后生产工序或生产与销售之间的关系，通过并购，使生产一体化、或生产销售一体化，从而促进生产的连续性，减少商品流转的中间环节，节约销售费用。另外，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相互并购，成为此次并购浪潮的另一重要特征。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融合产生了一些金融寡头，如洛克菲勒控制了美国花旗银行，摩根银行创办了美国钢铁公司。实现寡头垄断和规模经济依然是这次并购浪潮的主要动因。
第三次并购浪潮：以混合并购为特征，以多元化经营为策略。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后期形成高潮。第三次并购浪潮的主要特征是混合并购，即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并购，代表性案例是可口可乐的大规模品牌重组。这种并购形式上的巨大变化不仅是各国执行反托拉斯法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企业为降低经营风险，实施多元化经营策略的结果。
第四次并购浪潮：“小鱼吃大鱼”层出不穷，跨国并购风生水起。第四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与前三次并购浪潮相比，这次并购浪潮的显著特征有三点：一是出现了中、小企业并购大企业的现象，中、小企业广泛采用杠杆并购的方式收购大公司资产；二是并购范围由一国国内拓展到了国外，跨国并购大量出现；三是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等多种并购形式并存。
第五次并购浪潮：跨国并购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深化并拓展。第五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这次并购数量之多、规模之巨、声势之大都是前四次并购浪潮所无法比拟的。这次并购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跨国并购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深化并拓展，相当一部分并购发生在巨型的跨国公司之间，如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并购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并购瑞士沃尔沃汽车公司等等。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内的企业跨国并购新浪潮。与前几次并购浪潮相比，此次企业跨国并购浪潮在动因和特点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首先，此次企业跨国并购浪潮的根本原因依然在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于企业所面临的日趋激烈的外部竞争压力。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必然从利润率低的行业企业流向利润率高的行业企业，并购为资本的逐利行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和实现可能。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世界各国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不仅限于一国国内，更在于全球范围，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不断进行，积淀了大量过剩资本。企业在利润最大化动机的指引下，亟需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资本输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并占领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拓展企业生存空间，争夺行业话语权。
其次，此次企业跨国并购浪潮的直接动因在于金融危机下上市公司股价暴跌造成的资产价格低估，收购成本大幅降低。被收购公司在危机之下业绩出现下滑，现金流紧张，亟需通过外部资金注入来缓解自身面临的财务和经营困境；而收购方则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现金充裕，纷纷进场“抄底”，通过多种资本运作方式进行跨国并购，达到控制被收购方的目的。
第三，此次企业跨国并购浪潮的显著特点是部分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和资产，这其中，尤以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最为引人瞩目。前几次并购浪潮中，跨国并购多为发达国家企业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或者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并购。而自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并购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新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企业逐利动机的本性使然，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国有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为了在与国际行业巨头的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向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资本输出，与发达国家企业争夺全球市场的体现，更是中国国有企业贯彻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的体现。
具体来看，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案例可以按照以下两种标准进行分类：
从并购对象上可以分为资源类的跨国并购、金融类的跨国并购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国并购三类。资源类的跨国并购主要是获取国外的自然资源资产为目的，通过收购国外资源类公司股权或直接购买自然资源资产的方式进行的跨国并购，譬如：中国铝业并购力拓矿业、中石油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等等；金融类的跨国并购主要是通过收购国外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或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股权的方式进行的跨国并购，譬如：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平安保险并购欧洲富通集团等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国并购主要是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力为目的，通过收购对方企业股权等方式进行的跨国并购，譬如：中国电子集团并购冠捷科技等等。
从并购路径上可以分为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和财务投资式的跨国并购两类。所谓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主要是指在跨国并购中旨在完善自身的产业链，增强行业地位，获取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致力于长期投资的并购方式，譬如：中国铝业并购力拓矿业、中石油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中国电子集团并购冠捷科技等等；所谓财务投资式的跨国并购，主要是指在跨国并购中以获取短期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通过低买高卖股权的方式，择机将投资套现的并购方式，譬如：平安保险收购欧洲富通集团股权、中投公司收购美国黑石基金股权等等。
综观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下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大量跨国并购发生在资源类行业；第二，大部分跨国并购都以产业投资为路径，很少以财务投资为路径；第三，大部分跨国并购都采取了收购国外上市公司股权的方式。
三、中国国有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路径选择
首先，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应充分尊重市场竞争规律，自主决策，应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规模经济，而不是过分追求经济规模。充分尊重市场竞争规律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应当着眼于企业自身发展，充分了解被并购企业的基本面，并在此基础上做好跨国并购的成本收益分析，力图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分析资本集中的成本收益问题，从资本运动的内部看，资本集中既有成本也有收益，当由于资本集中而引起的成本小于资本集中带来的收益时，资本集中会继续下去，以至达到成本与收益相等的那一点上。但实际上，不管从资本集中的内部还是外部来看，都存在着阻碍资本集中无限进行下去的因素。同样，跨国并购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当跨国并购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包括规模经济、协同效应、品牌价值、营销网络、管理经验等）大于成本（包括交易成本、整合成本等）时，跨国并购行为会为企业带来正效应；而当跨国并购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时，跨国并购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则是负效应。因此，跨国并购并不能一味进行规模扩张，追求经济规模，而是要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规律是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经济规律，如果实施跨国并购时不遵循市场竞争规律，片面追求扩大规模、低成本扩张和资本运营，则往往事与愿违，导致并购失败。这既是马克思关于竞争是资本集中最强有力杠杆思想所揭示的内在必然性，也被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失败案例所证明：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公司移动电话业务、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的失败都是由于其跨国并购行为没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不了解被收购企业的基本面，没有全面评估并购的成本和收益，片面追求企业规模，盲目收购造成的恶果。而中国电子集团并购冠捷科技之所以取得成功，其首要因素在于中国电子集团对冠捷科技公司基本面的充分了解，对并购成本和收益的精准评估：冠捷科技是全球最大的显示器生产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高，公司盈利能力强劲，经营情况稳健，受益于公司良好的基本面，金融危机对公司的冲击较小，而冠捷科技股价的短期大幅下跌正为中国电子集团提供了低成本并购的有利时机。
其次，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应紧密跟随并贯彻国家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国有经济的特殊地位，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既要充分遵循市场竞争规律，进行自主决策，又要体现国家意志，贯彻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不能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跨国并购的唯一动因。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正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发展瓶颈，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较高，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而重要自然资源被国际上几个寡头厂商垄断的局面，造成了自然资源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这导致中国企业生产成本的高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严峻挑战。随着自然资源进口量的激增和缺少相应的战略资源储备，中国极易受到全球自然资源价格波动、中东地区局势和海上航线安全性的影响，一旦因战争出现国际市场资源供应中断或者国际资源寡头联合提价导致资源价格飙升的局面，中国经济乃至国家安全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和冲击。在此情势之下，中国必须未雨绸缪，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尽可能多的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保证重要资源供应的战略安全。通过收购国外的自然资源资产和资源类上市公司股权，可以增加中国的战略资源储备，极大地缓解中国长期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对资源过度耗费造成的资源短缺局面，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加源动力。金融危机导致以石油、铁矿石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价格大幅下降，这为中国资源类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铝业并购力拓矿业、中石油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等都是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并购国外资源类资产的大胆尝试，都是在我国政府主导下的跨国并购行为，充分体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意图。
电子信息产业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催生的新兴产业，也是体现着一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性行业，美国经济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微软、英特尔、谷歌、雅虎、IBM、苹果、戴尔、惠普、思科和甲骨文等一大批电子信息类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也是中国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电子信息产业又是一个轻资产、充分竞争的行业，依靠企业自身的积累，很难在短期内迅速做大做强，而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收购国际领先的电子信息类企业，是中国在短期内实现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和振兴的有效途径。中国电子集团并购冠捷科技之后，直接登上了世界显示器产业领域霸主的位置，并通过分享冠捷科技的品牌、市场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占领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振兴电子信息产业的战略意图。
第三，中国国有企业应采取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时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国有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但也存在内需不振的不利因素。受到逐利动机的指引和国内市场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中国国有企业亟需通过对外出口，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增加产品销量和市场占有率，提升利润水平。随着中国出口的逐渐增加，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向中国抡起贸易保护的大棒，中国企业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频繁遭遇反倾销调查，国际贸易大环境日趋恶化。在此情势下，如何有效规避贸易壁垒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国有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中国国有企业可以借助被并购企业直接进入外国本土市场，实现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既化解了国际贸易摩擦难题，又缓解了中国因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造成的国内通胀压力。中国电子集团并购冠捷科技就是一个典型的产业投资式跨国并购的成功案例。中国电子集团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并购冠捷科技分享了其遍布全球的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实现了电脑显示器类产品的全球生产和销售，减少了国际贸易摩擦，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厚了企业利润，一举实现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注释：
①②③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3、723、723、683页。
作者简介：谢地，男，1963年生，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12；邵波，男，1980年生，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资本集中；跨国并购；国有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0）12－００34－０5
一、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溯源
在政治经济学中，用以解释或说明企业并购行为的主要是资本集中理论。
一是关于资本集中的实现途径——企业并购。资本集中必须依循一定的途径才能实现。马克思认为，资本集中实现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强制的途径，另一种是平滑的途径。所谓强制的途径，就是企业并购，大资本强制性地吞并中、小资本，是“大鱼吃小鱼”的过程。马克思说，这种情况下，“集中是通过吞并这条强制的途径来实现”，① 即“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②。各个资本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大资本在集中的过程中吞并中小资本。这种由若干分散的中小资本合并成为少数大资本的过程，也就是资本集中的实现过程，是企业并购的过程。所谓平滑的途径，就是用比较缓和的而不是强制性合并的办法，即“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③。我们通常见到的合资企业或股份制企业，就是不同资本的溶合，溶合为一个更大的企业。这种资本溶合，不是强制性地进行的，所以是一种平滑的过渡。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讲的强制途径的资本集中是通过大资本强制性地吞并中、小资本，是“大鱼吃小鱼”的过程，而自第四次并购浪潮以来，由于杠杆收购等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出现，中、小企业并购大企业的“蛇吞象”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集中在方向上并不只是由中、小企业向大企业的单向流动和集中，而是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双向甚至多向流动和集中。
二是关于资本集中与跨国并购。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由于生产和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企业，利润率较高的部门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从而产生大量的过剩资本。落后国家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力价格低廉，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提供了对象和场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进入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集中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呈现由一国国内向全世界拓展的新特征，跨国并购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所谓跨国并购，是指一国企业（并购方）为了达到某种目标，通过支付现金、支付股票或向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将另一国企业（被并购方）的所有资产或足以行使运营活动的股份收买下来，从而对另一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实际的或完全的控制行为。企业跨国并购行为是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逐的本性使然，也是企业在面对日益激烈市场竞争的本能反应。在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单位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决定着企业的价格竞争能力。而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生产规模，所以，资本为追逐更大利润就要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商品的价值，实现规模经济。这也是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内生性原因。马克思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④而扩大资本最有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资本集中。因此，企业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不至于被淘汰出局，要么通过提高经营效率的方式使自身在大资本的夹缝中求得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要么采取并购的方式收购其他企业，壮大自身实力。这也是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外生性动因。受制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只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资本集中与企业跨国并购行为，而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集中与企业跨国并购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分析与结论。资本集中和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专利”，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着资本集中和资本输出的趋势，存在着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集中与企业跨国并购行为既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共性，又有其特殊性。
“资本”一词属于经济范畴，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同属于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遵循竞争规律——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也普遍贯穿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集中的性质同样是企业在利润最大化动机驱使下，在一国和全球范围内，通过强制途径（即并购）或平滑途径（即成立合资公司）不断对各种经济资源进行调试、重组的过程。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集中和企业跨国并购行为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共性。
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私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企业为私营企业，资本集中主要受资本逐利动机的驱使，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虽然受到反垄断等政府规制，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企业在逐利动机的指引下，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自主决策的结果。而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基本掌握了国家重要的经济资源，处于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实施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工具，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除了在尊重市场竞争规律的基础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意志，在并购动因上具有二重属性。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集中和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异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不断进行，企业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亟需走出国门，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资本输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并占领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冲破不合理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桎梏。这对西方发达国家企业造成激烈的竞争，对原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强有力的挑战。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集中和资本输出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在深层次上体现了正在崛起中的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构建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的力量博弈。
脱胎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国有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产权界定模糊、经营管理机制陈旧、激励约束机制匮乏、经营绩效差等“先天不足”，企业改制和发展步履蹒跚，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趋势又使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着愈来愈激烈的外部竞争压力。在此情势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单纯依靠自身积累的发展模式，难以在与国际行业巨头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资本集中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而形成的一种生产和资本的扩张方式，跨国并购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市场竞争压力下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收购国外优秀企业，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规模扩张，降低生产成本，并形成管理、生产、营销、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协同效应，获得核心竞争力和战略性成长，可以适应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趋势下日趋激烈的竞争的需要，在短期内实现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
二、世界范围内历次企业并购浪潮及其特点
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资本集中和企业并购的历史，是一部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范围进行资本输出的历史。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开始，出于资本对利润的本性追逐以及企业所面对的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资本集中和企业并购行为与日俱增。资本集中和企业并购的不断进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了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纵观资本主义经济资本集中和企业并购的发展史，明显呈现出资本集中由一国国内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并购形式由一国国内的并购逐步演变为跨国并购的发展规律。
第一次并购浪潮：横向并购为主，范围限于国内。第一次并购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这次并购浪潮主要发生在一国国内，主要特征为横向并购，即行业内优势企业通过对劣势企业的并购，组成横向托拉斯，集中同行业的资本，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得了一定的控制能力。各个行业中的许多企业通过资本集中组成了规模巨大的垄断性的企业集团，如美孚石油公司、英国优质棉花纺织机联合体、德国西门子公司等等。追求垄断地位和规模经济是这次并购浪潮的主要动因。
第二次并购浪潮：纵向并购为主，产融资本结合。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这次并购浪潮依然大多发生在一国国内，但主要特征变成以纵向并购为主。所谓纵向并购，是指被并购公司的产品处在并购公司的上游或下游，是前后生产工序或生产与销售之间的关系，通过并购，使生产一体化、或生产销售一体化，从而促进生产的连续性，减少商品流转的中间环节，节约销售费用。另外，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相互并购，成为此次并购浪潮的另一重要特征。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融合产生了一些金融寡头，如洛克菲勒控制了美国花旗银行，摩根银行创办了美国钢铁公司。实现寡头垄断和规模经济依然是这次并购浪潮的主要动因。
第三次并购浪潮：以混合并购为特征，以多元化经营为策略。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后期形成高潮。第三次并购浪潮的主要特征是混合并购，即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并购，代表性案例是可口可乐的大规模品牌重组。这种并购形式上的巨大变化不仅是各国执行反托拉斯法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企业为降低经营风险，实施多元化经营策略的结果。
第四次并购浪潮：“小鱼吃大鱼”层出不穷，跨国并购风生水起。第四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与前三次并购浪潮相比，这次并购浪潮的显著特征有三点：一是出现了中、小企业并购大企业的现象，中、小企业广泛采用杠杆并购的方式收购大公司资产；二是并购范围由一国国内拓展到了国外，跨国并购大量出现；三是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等多种并购形式并存。
第五次并购浪潮：跨国并购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深化并拓展。第五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这次并购数量之多、规模之巨、声势之大都是前四次并购浪潮所无法比拟的。这次并购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跨国并购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深化并拓展，相当一部分并购发生在巨型的跨国公司之间，如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并购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并购瑞士沃尔沃汽车公司等等。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内的企业跨国并购新浪潮。与前几次并购浪潮相比，此次企业跨国并购浪潮在动因和特点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首先，此次企业跨国并购浪潮的根本原因依然在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于企业所面临的日趋激烈的外部竞争压力。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必然从利润率低的行业企业流向利润率高的行业企业，并购为资本的逐利行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和实现可能。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世界各国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不仅限于一国国内，更在于全球范围，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不断进行，积淀了大量过剩资本。企业在利润最大化动机的指引下，亟需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资本输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并占领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拓展企业生存空间，争夺行业话语权。
其次，此次企业跨国并购浪潮的直接动因在于金融危机下上市公司股价暴跌造成的资产价格低估，收购成本大幅降低。被收购公司在危机之下业绩出现下滑，现金流紧张，亟需通过外部资金注入来缓解自身面临的财务和经营困境；而收购方则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现金充裕，纷纷进场“抄底”，通过多种资本运作方式进行跨国并购，达到控制被收购方的目的。
第三，此次企业跨国并购浪潮的显著特点是部分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和资产，这其中，尤以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最为引人瞩目。前几次并购浪潮中，跨国并购多为发达国家企业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或者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并购。而自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并购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新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企业逐利动机的本性使然，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国有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为了在与国际行业巨头的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向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资本输出，与发达国家企业争夺全球市场的体现，更是中国国有企业贯彻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的体现。
具体来看，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案例可以按照以下两种标准进行分类：
从并购对象上可以分为资源类的跨国并购、金融类的跨国并购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国并购三类。资源类的跨国并购主要是获取国外的自然资源资产为目的，通过收购国外资源类公司股权或直接购买自然资源资产的方式进行的跨国并购，譬如：中国铝业并购力拓矿业、中石油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等等；金融类的跨国并购主要是通过收购国外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或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股权的方式进行的跨国并购，譬如：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平安保险并购欧洲富通集团等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国并购主要是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力为目的，通过收购对方企业股权等方式进行的跨国并购，譬如：中国电子集团并购冠捷科技等等。
从并购路径上可以分为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和财务投资式的跨国并购两类。所谓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主要是指在跨国并购中旨在完善自身的产业链，增强行业地位，获取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致力于长期投资的并购方式，譬如：中国铝业并购力拓矿业、中石油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中国电子集团并购冠捷科技等等；所谓财务投资式的跨国并购，主要是指在跨国并购中以获取短期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通过低买高卖股权的方式，择机将投资套现的并购方式，譬如：平安保险收购欧洲富通集团股权、中投公司收购美国黑石基金股权等等。
综观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下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大量跨国并购发生在资源类行业；第二，大部分跨国并购都以产业投资为路径，很少以财务投资为路径；第三，大部分跨国并购都采取了收购国外上市公司股权的方式。
三、中国国有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路径选择
首先，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应充分尊重市场竞争规律，自主决策，应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规模经济，而不是过分追求经济规模。充分尊重市场竞争规律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应当着眼于企业自身发展，充分了解被并购企业的基本面，并在此基础上做好跨国并购的成本收益分析，力图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分析资本集中的成本收益问题，从资本运动的内部看，资本集中既有成本也有收益，当由于资本集中而引起的成本小于资本集中带来的收益时，资本集中会继续下去，以至达到成本与收益相等的那一点上。但实际上，不管从资本集中的内部还是外部来看，都存在着阻碍资本集中无限进行下去的因素。同样，跨国并购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当跨国并购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包括规模经济、协同效应、品牌价值、营销网络、管理经验等）大于成本（包括交易成本、整合成本等）时，跨国并购行为会为企业带来正效应；而当跨国并购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时，跨国并购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则是负效应。因此，跨国并购并不能一味进行规模扩张，追求经济规模，而是要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规律是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经济规律，如果实施跨国并购时不遵循市场竞争规律，片面追求扩大规模、低成本扩张和资本运营，则往往事与愿违，导致并购失败。这既是马克思关于竞争是资本集中最强有力杠杆思想所揭示的内在必然性，也被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失败案例所证明：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公司移动电话业务、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的失败都是由于其跨国并购行为没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不了解被收购企业的基本面，没有全面评估并购的成本和收益，片面追求企业规模，盲目收购造成的恶果。而中国电子集团并购冠捷科技之所以取得成功，其首要因素在于中国电子集团对冠捷科技公司基本面的充分了解，对并购成本和收益的精准评估：冠捷科技是全球最大的显示器生产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高，公司盈利能力强劲，经营情况稳健，受益于公司良好的基本面，金融危机对公司的冲击较小，而冠捷科技股价的短期大幅下跌正为中国电子集团提供了低成本并购的有利时机。
其次，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应紧密跟随并贯彻国家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国有经济的特殊地位，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既要充分遵循市场竞争规律，进行自主决策，又要体现国家意志，贯彻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不能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跨国并购的唯一动因。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正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发展瓶颈，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较高，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而重要自然资源被国际上几个寡头厂商垄断的局面，造成了自然资源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这导致中国企业生产成本的高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严峻挑战。随着自然资源进口量的激增和缺少相应的战略资源储备，中国极易受到全球自然资源价格波动、中东地区局势和海上航线安全性的影响，一旦因战争出现国际市场资源供应中断或者国际资源寡头联合提价导致资源价格飙升的局面，中国经济乃至国家安全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和冲击。在此情势之下，中国必须未雨绸缪，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尽可能多的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保证重要资源供应的战略安全。通过收购国外的自然资源资产和资源类上市公司股权，可以增加中国的战略资源储备，极大地缓解中国长期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对资源过度耗费造成的资源短缺局面，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加源动力。金融危机导致以石油、铁矿石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价格大幅下降，这为中国资源类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铝业并购力拓矿业、中石油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等都是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并购国外资源类资产的大胆尝试，都是在我国政府主导下的跨国并购行为，充分体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意图。
电子信息产业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催生的新兴产业，也是体现着一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性行业，美国经济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微软、英特尔、谷歌、雅虎、IBM、苹果、戴尔、惠普、思科和甲骨文等一大批电子信息类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也是中国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电子信息产业又是一个轻资产、充分竞争的行业，依靠企业自身的积累，很难在短期内迅速做大做强，而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收购国际领先的电子信息类企业，是中国在短期内实现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和振兴的有效途径。中国电子集团并购冠捷科技之后，直接登上了世界显示器产业领域霸主的位置，并通过分享冠捷科技的品牌、市场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占领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振兴电子信息产业的战略意图。
第三，中国国有企业应采取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时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国有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但也存在内需不振的不利因素。受到逐利动机的指引和国内市场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中国国有企业亟需通过对外出口，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增加产品销量和市场占有率，提升利润水平。随着中国出口的逐渐增加，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向中国抡起贸易保护的大棒，中国企业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频繁遭遇反倾销调查，国际贸易大环境日趋恶化。在此情势下，如何有效规避贸易壁垒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国有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中国国有企业可以借助被并购企业直接进入外国本土市场，实现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既化解了国际贸易摩擦难题，又缓解了中国因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造成的国内通胀压力。中国电子集团并购冠捷科技就是一个典型的产业投资式跨国并购的成功案例。中国电子集团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并购冠捷科技分享了其遍布全球的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实现了电脑显示器类产品的全球生产和销售，减少了国际贸易摩擦，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厚了企业利润，一举实现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注释：
①②③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3、723、723、683页。
作者简介：谢地，男，1963年生，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12；邵波，男，1980年生，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