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遇春，1972年生，湖北新洲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1996—2002年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小说批评。近年开始涉足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在《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等杂志发表论文70余篇。著有《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各一项，协助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
问者：李老师，您好！最新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中现代派作品的分量明显削弱了。其实新世纪以来，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曾经明显加重了现代派作品的教学分量，2000年版的人教社高中语文第五册第四单元专门挑选了《变形记》（卡夫卡）、《墙上的斑点》（伍尔夫）、《等待戈多》（贝克特）、《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四部经典的西方现代派作品，这个现代派单元在人教社2004年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中继续得以保留，但在今年（2008）的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却被删掉了。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者：我目前正指导一名语文教育硕士在做高中语文现代派作品教学的相关研究。我自己近年来也多次外出给语文教育硕士班授课，和中学一线的语文教师也有过比较多的接触，大体上也了解目前高中语文现代派作品教学的尴尬处境，基本上是“教师不教，学生不学，高考不考”的局面。因此，这一次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拿掉现代派作品单元我觉得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我国当前高中语文教学中存在着某些思想误区，这说明我们骨子里还是比较保守的，我们还不能真正地接受西方现代派作品，我们还对现代派存在着误解和抵制，特别是在当前“国学热”的大背景之下，人教版拿掉颇有分量的现代派单元，我认为这是高中语文教改中的一种倒退现象。它不符合我们民族近现代以来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历史进程。
问者：我也觉得这次人教版拿掉现代派单元与近年来的“国学热”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请您就这个问题再详细谈一谈好吗？
答者：好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深层的东西。实际上，自九十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中国本土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就已经崛起，全球化是一极，民族化是另一极，前者追求现代化，要使中国全面与国际接轨，而后者坚守民族本位，这两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一种动态的竞争和平衡。所以，虽然九十年代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世纪末的喧哗”的时代，但我对九十年代的评价并不悲观，我不觉得与所谓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相比，多元化的九十年代就是一种堕落或者滑坡，比如文学，还有道德等领域，我们都曾经听到过类似的负面的评价声音。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学热”的不断升温，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这种动态的文化竞争和平衡有被打破的危险，也就是说，现代化的一极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民族化的挤压和抵制，在很多领域里开始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这种文化保守的立场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和学术的层面上，而是大规模地转入到实践的层面中，比如“孔子学院”、“孟母堂”、“蒙学馆”之类文化教育机构的大量涌现，尊孔读经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是新世纪以来的一种国粹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国粹主义思潮的挤压之下，这次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拿掉了现代派单元，这是传统文化本位观对现代价值体系的一种挤兑。实际上，2000年版的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是九十年代以来东西方文化思潮大碰撞和大融合的产物，当时专门开辟现代派教学单元体现了我们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胸襟。这套教材能够让我们的中学生尽早地接触到西方现代派作品，让他们对20世纪西方的文学主潮有更多的了解，这是非常必要的。
问者：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还是不怎么能够从心底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总觉得现代派作品中充满着某种悲观颓废的情绪，认为它并不利于我们青少年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培养。因此，我们更愿意挑选一些积极正面的作品让中学生学习和阅读，引导他们建立积极的正面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答者：我觉得这是由于我们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有偏差所导致的。长期以来，我们固守着正统的狭隘的人文精神观念，只承认某一种特定的人文精神形态是有价值的，而凡是有悖于这种正统的人文精神观念的其他精神形态，都被我们认为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或者价值不大，意义不大的。这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姿态和文化心态。用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话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霸权”。但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中华文化也绵延了几千年，在这漫长的文化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体系或者说文化模式。拿西方文化来说，从古希腊文明到基督教文明，再到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明，表现了从神本到人本的演变趋势。但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兴起，经典的人本主义文化体系遭到消解，那种大写的“人”，人文主义的“人”被解构了，“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不再是万物的灵长，不再是世界的法度，因为人自身并不能主宰自己，对于单个的生命个体而言是如此，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现代派作品中看到了人类的渺小、脆弱和卑微，看到了人类的种种无力而无望的挣扎，看到了人类本能的非理性宣泄，看到了一片灰色的人类生存图景。我们习惯上把这叫做“资本主义的颓废情绪”或者“世纪末情绪”。实际上，西方现代派作家的这种“末世情绪”是人类现实处境的一种折射，在这种“末世情绪”中隐含了现代派作家对人类处境的深沉的忧患意识。现代派作家和作品表面上很冷，其实骨子里是古道热肠。正如鲁迅的作品好像很冷，但其中饱含了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深爱。
众所周知，20世纪充满了各种战争和灾难，生态危机和种族危机日益加剧，这正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家，和一大批西方现代派作家们十分关心的人类的文化处境和存在困境。可以说，西方现代派乃至于后现代派的作品是最能代表20世纪人文精神的文学形态的。举凡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等经典的文学作品，比如说我们人教版中的现代派单元中的作品，都是公认的能够代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主潮的作品，也是能够代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精神主潮的作品。所以，2000年和2004年两个版本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都坚持用“现代派单元”来集中展示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主潮和成就，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国与西方开展文学对话、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的重要举措，它能使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尽早地接触到世界文学主潮，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胸襟，拓展我们的审美需求，塑造健全的文化人格。
问者：那么，强调西方现代派作品教学会不会导致对传统的文学形态的挤压呢？
答者：虽然我们强调目前高中语文教学中要重视现代派作品的教学，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从一种“文化霸权”走向另一种“文化霸权”。我们在这里强调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性，强调它所负载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性，并不是说要借此否定传统的经典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在人类文学演化的过程中，大体上出现过三种文学形态：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变体。借用艾布拉姆斯的比喻，如果说现实主义是“镜子”，浪漫主义是“灯”，那么现代主义就是一面“哈哈镜”，或者说是“霓虹灯”。“哈哈镜”是变形的艺术，面对哈哈镜，我们可以厌恶镜子中的自己，但你无法否认那个变形的影像不是你自己，他也许就是你的最真实的自己，是你长期所忽视的另一个自己。现代都市里千变万化、闪烁不定的霓虹灯也是如此，它隐喻了这个世界中不确定性的一面，它是无法把握的另一种真实，是完全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平面镜，或者浪漫主义的明灯一样的变形的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变形记》成了最能代表20世纪现代派文学特征的经典文本。其实，伍尔夫、普鲁斯特、福克纳、乔伊斯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墙上的斑点》之类的作品，正是要揭示人类潜意识中的心理真实，那是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理性或者意识所能认知的真实，如果我们固执于习惯上的理性思维模式，那么我们就无法进入到潜意识的心理空间，那真是对于“人”的一种误解和伤害。只有全面地认识了“人”，包括意识和潜意识，理性和非理性，才能具备真正的健全的人文精神。反之，如果我们固守着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等思维模式而不放，只认识到人类的正面、积极面，而对人性的阴暗面、心理暗箱之类视而不见，那只能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欺骗。这种建立在自我欺骗基础上的正统的人文精神形态无疑是虚假的，脆弱的，没有说服力的。中学生可能会一时接受了这种文化塑造，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幡然醒悟，戳破其中的虚伪。
问者：那您觉得在语文教学的人文性追求中，现代派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
答者：我们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一种悖论，即在一个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时代里却固守着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姿态，这直接导致了中学语文教学与时代的脱节。在如今的网络时代里，各种带有现代派或者后现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既有从国外引进的，也有本土原创的，它们对于我国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影响很大。但我们的主流教材对此显然是排斥和抵制的，我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在思想上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客观地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当然是重要的，它们理当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一般而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所负载的是传统性质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比如民本主义、理想主义、忧患意识、集体主义等等。这些正统的价值观念形态当然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人类不论在何种时期都会倚重、借鉴和传承的价值资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仅有这种价值资源还不够，而且这种单一的价值资源也有它自身不能克服的弱点。作为一种经典形态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它既有尊重“人”的一面，也有对于“人”的误解的一面。经典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前弗洛伊德主义”的价值体系，它对人类的感知和理解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的。而西方现代派文学则张扬了一种“后弗洛伊德主义”的价值体系，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心理结构的多重剖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狂”。虽然这种观念体系也有它自身的理论弱点，但毫无疑问，它的出现有助于人类的自我反思，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健全发展。所以，作为两种不同形态的人文精神，传统的人道主义与现代的后人道主义，都有他们各自的价值和普世性，它们代表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同的两种精神向度，我们不必简单地是丹非素，强行分出一个是非高下来。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自己去从不同的文学和文化资源中学习、借鉴和整合，逐步形成自己的人文精神观念，在多元中建构出属于自己的一元。真正的主旋律是自主生成的，而不是被动塑造的，它不应排斥不同的声音。
问者：刚才您谈到的都是关于理论和思想方面的内容，对于廓清我们目前高中语文教学中忽视现代派作品教学的误区，我想这是大有好处的。那么您能不能进一步从实践的层面谈一谈，我们究竟该如何改变目前高中语文教学中忽视现代派作品的现状呢？
答者：关于目前高中语文现代派作品教学的现状，我把它概括为这样十二个字：“教师不教，学生不学，高考不考”。我曾经专门问过一些中学一线的教育硕士，他们基本上都认可我的这个概括。当然这个概括有点绝对化，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中学现代派作品教学的实际情形的。所谓“教师不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高考不考”，既然高考语文试卷中不考现代派作品，那么在我们这个应试教育盛行的国度里，老师自然就不教现代派作品了。这是考试的功利主义必然导致的结果。还有一个原因是教师自身素养的原因，毋庸讳言，对于很多一线的高中语文教师来说，他们对现代派作品本身接触得很少，更谈不上深刻的理解，既然自己对现代派作品都不甚了了，就不用说去引导学生理解现代派了。很多高中语文教师在大学期间就对现代派作品比较隔膜，他们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对西方20世纪文学和中国先锋文学存在比较大的误解，对于西方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这些都潜在地制约了他们把高中现代派作品单元讲深讲透。由于这种先天不足的原因，所以他们只好把现代派作品丢在一边，让学生自学。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实际上，现代派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名语文教师的综合人文素养，因为相对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文本来说，现代派作品对于语文教师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是一种更大的挑战。如果现代派作品能够讲授成功，那无异于师生之间共同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历险或者思维的历险，其中所产生的求知的快乐是传统的文学教学所不可比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改变中学语文因为知识含量不足而遭人歧视的处境。许多中学生不愿意学语文，或者学语文的积极性不够高，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觉得“没意思”，一篇文章老师还没有讲，学生就理解了，这就太简单了，激发不了学生的求知热情。而现代派作品不同，也许文章中每一个字你都认识，但你就是无法一下子明白其中的含义，有时候还需要学生去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才能明了其中的真意。所以重视现代派作品教学，将能提升中学语文的学科品格和知识含量，改变中学语文教学的某些窘境。
问者：但对于中学生而言，他们学习现代派作品是不是太难了一些呢？
答者：也许对少数学生来说，现代派作品的学习是难了一点。但对于大部分高中生来说，我觉得现代派作品的难度不是问题。现代派作品的一些创作技法，比如象征、隐喻、荒诞、变形、反讽、悖论、魔幻、黑色幽默等等，听起来很玄乎，其实没有那么难懂，只要结合具体的作品和语境进行分析，对于高中生的思维能力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大的理解障碍的。相对于数理化等科目的思维要求，我们语文科目和教学中的知识含量和思维要求是比较低的。实际上，我们的语文学习还处于19世纪以前的人文水平，虽然目前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了，但对于20世纪的人文主潮和文学主潮，我们还是非常的隔膜。我们的高中生可能在高考中取得语文的高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文思想和精神的丰富，这已经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老师总是担心孩子们看不懂或者不能正确地理解现代派文学，他们先入为主，给现代派划了很多框框和界限，他们没有意识到青春期的叛逆性与现代派文学有着天然的精神联系，高中生对于现代派的领悟并不低于成年人。虽然高中生社会阅历有限，但在如今的媒体时代里，他们对于社会的认知，他们所间接或直接所承受的社会或时代的重压，都足以使他们体会到西方现代派作品的精髓。比如阅读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对于每一个经过漫长等待而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来说，从自己枯燥无味的学习生活中，他们的心中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出一种荒诞情绪么？不要简单地斥责这种情绪的不健康吧，因为荒诞也是人类自我减压的阀门。不要简单地把荒诞视为颓废，荒诞感的产生在于一个人的理性的觉醒，一个不能正视自身生命处境的人是不会有荒诞感的，因为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荒诞。相反，我们自以为乐观的活着其实有时候是一种自欺，是一种得过且过，丧失了理性认知能力的表现。表面的理性有时候隐藏了最大的非理性，表面的非理性的背后其实有时候存在着最大的理性，所以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拿理性的大帽子来吓唬人。我们要做的是给青少年创造好的文化交流语境，让理性与非理性对话，让传统与现代对话，让中国和西方对话。只有在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中，我们才能够建构出新的人文精神形态。
高述新，本刊编辑，兼任编辑部主任。本文编校：晓苏
问者：李老师，您好！最新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中现代派作品的分量明显削弱了。其实新世纪以来，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曾经明显加重了现代派作品的教学分量，2000年版的人教社高中语文第五册第四单元专门挑选了《变形记》（卡夫卡）、《墙上的斑点》（伍尔夫）、《等待戈多》（贝克特）、《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四部经典的西方现代派作品，这个现代派单元在人教社2004年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中继续得以保留，但在今年（2008）的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却被删掉了。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者：我目前正指导一名语文教育硕士在做高中语文现代派作品教学的相关研究。我自己近年来也多次外出给语文教育硕士班授课，和中学一线的语文教师也有过比较多的接触，大体上也了解目前高中语文现代派作品教学的尴尬处境，基本上是“教师不教，学生不学，高考不考”的局面。因此，这一次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拿掉现代派作品单元我觉得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我国当前高中语文教学中存在着某些思想误区，这说明我们骨子里还是比较保守的，我们还不能真正地接受西方现代派作品，我们还对现代派存在着误解和抵制，特别是在当前“国学热”的大背景之下，人教版拿掉颇有分量的现代派单元，我认为这是高中语文教改中的一种倒退现象。它不符合我们民族近现代以来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历史进程。
问者：我也觉得这次人教版拿掉现代派单元与近年来的“国学热”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请您就这个问题再详细谈一谈好吗？
答者：好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深层的东西。实际上，自九十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中国本土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就已经崛起，全球化是一极，民族化是另一极，前者追求现代化，要使中国全面与国际接轨，而后者坚守民族本位，这两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一种动态的竞争和平衡。所以，虽然九十年代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世纪末的喧哗”的时代，但我对九十年代的评价并不悲观，我不觉得与所谓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相比，多元化的九十年代就是一种堕落或者滑坡，比如文学，还有道德等领域，我们都曾经听到过类似的负面的评价声音。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学热”的不断升温，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这种动态的文化竞争和平衡有被打破的危险，也就是说，现代化的一极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民族化的挤压和抵制，在很多领域里开始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这种文化保守的立场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和学术的层面上，而是大规模地转入到实践的层面中，比如“孔子学院”、“孟母堂”、“蒙学馆”之类文化教育机构的大量涌现，尊孔读经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是新世纪以来的一种国粹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国粹主义思潮的挤压之下，这次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拿掉了现代派单元，这是传统文化本位观对现代价值体系的一种挤兑。实际上，2000年版的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是九十年代以来东西方文化思潮大碰撞和大融合的产物，当时专门开辟现代派教学单元体现了我们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胸襟。这套教材能够让我们的中学生尽早地接触到西方现代派作品，让他们对20世纪西方的文学主潮有更多的了解，这是非常必要的。
问者：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还是不怎么能够从心底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总觉得现代派作品中充满着某种悲观颓废的情绪，认为它并不利于我们青少年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培养。因此，我们更愿意挑选一些积极正面的作品让中学生学习和阅读，引导他们建立积极的正面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答者：我觉得这是由于我们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有偏差所导致的。长期以来，我们固守着正统的狭隘的人文精神观念，只承认某一种特定的人文精神形态是有价值的，而凡是有悖于这种正统的人文精神观念的其他精神形态，都被我们认为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或者价值不大，意义不大的。这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姿态和文化心态。用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话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霸权”。但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中华文化也绵延了几千年，在这漫长的文化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体系或者说文化模式。拿西方文化来说，从古希腊文明到基督教文明，再到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明，表现了从神本到人本的演变趋势。但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兴起，经典的人本主义文化体系遭到消解，那种大写的“人”，人文主义的“人”被解构了，“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不再是万物的灵长，不再是世界的法度，因为人自身并不能主宰自己，对于单个的生命个体而言是如此，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现代派作品中看到了人类的渺小、脆弱和卑微，看到了人类的种种无力而无望的挣扎，看到了人类本能的非理性宣泄，看到了一片灰色的人类生存图景。我们习惯上把这叫做“资本主义的颓废情绪”或者“世纪末情绪”。实际上，西方现代派作家的这种“末世情绪”是人类现实处境的一种折射，在这种“末世情绪”中隐含了现代派作家对人类处境的深沉的忧患意识。现代派作家和作品表面上很冷，其实骨子里是古道热肠。正如鲁迅的作品好像很冷，但其中饱含了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深爱。
众所周知，20世纪充满了各种战争和灾难，生态危机和种族危机日益加剧，这正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家，和一大批西方现代派作家们十分关心的人类的文化处境和存在困境。可以说，西方现代派乃至于后现代派的作品是最能代表20世纪人文精神的文学形态的。举凡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等经典的文学作品，比如说我们人教版中的现代派单元中的作品，都是公认的能够代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主潮的作品，也是能够代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精神主潮的作品。所以，2000年和2004年两个版本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都坚持用“现代派单元”来集中展示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主潮和成就，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国与西方开展文学对话、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的重要举措，它能使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尽早地接触到世界文学主潮，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胸襟，拓展我们的审美需求，塑造健全的文化人格。
问者：那么，强调西方现代派作品教学会不会导致对传统的文学形态的挤压呢？
答者：虽然我们强调目前高中语文教学中要重视现代派作品的教学，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从一种“文化霸权”走向另一种“文化霸权”。我们在这里强调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性，强调它所负载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性，并不是说要借此否定传统的经典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在人类文学演化的过程中，大体上出现过三种文学形态：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变体。借用艾布拉姆斯的比喻，如果说现实主义是“镜子”，浪漫主义是“灯”，那么现代主义就是一面“哈哈镜”，或者说是“霓虹灯”。“哈哈镜”是变形的艺术，面对哈哈镜，我们可以厌恶镜子中的自己，但你无法否认那个变形的影像不是你自己，他也许就是你的最真实的自己，是你长期所忽视的另一个自己。现代都市里千变万化、闪烁不定的霓虹灯也是如此，它隐喻了这个世界中不确定性的一面，它是无法把握的另一种真实，是完全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平面镜，或者浪漫主义的明灯一样的变形的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变形记》成了最能代表20世纪现代派文学特征的经典文本。其实，伍尔夫、普鲁斯特、福克纳、乔伊斯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墙上的斑点》之类的作品，正是要揭示人类潜意识中的心理真实，那是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理性或者意识所能认知的真实，如果我们固执于习惯上的理性思维模式，那么我们就无法进入到潜意识的心理空间，那真是对于“人”的一种误解和伤害。只有全面地认识了“人”，包括意识和潜意识，理性和非理性，才能具备真正的健全的人文精神。反之，如果我们固守着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等思维模式而不放，只认识到人类的正面、积极面，而对人性的阴暗面、心理暗箱之类视而不见，那只能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欺骗。这种建立在自我欺骗基础上的正统的人文精神形态无疑是虚假的，脆弱的，没有说服力的。中学生可能会一时接受了这种文化塑造，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幡然醒悟，戳破其中的虚伪。
问者：那您觉得在语文教学的人文性追求中，现代派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
答者：我们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一种悖论，即在一个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时代里却固守着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姿态，这直接导致了中学语文教学与时代的脱节。在如今的网络时代里，各种带有现代派或者后现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既有从国外引进的，也有本土原创的，它们对于我国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影响很大。但我们的主流教材对此显然是排斥和抵制的，我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在思想上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客观地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当然是重要的，它们理当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一般而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所负载的是传统性质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比如民本主义、理想主义、忧患意识、集体主义等等。这些正统的价值观念形态当然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人类不论在何种时期都会倚重、借鉴和传承的价值资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仅有这种价值资源还不够，而且这种单一的价值资源也有它自身不能克服的弱点。作为一种经典形态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它既有尊重“人”的一面，也有对于“人”的误解的一面。经典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前弗洛伊德主义”的价值体系，它对人类的感知和理解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的。而西方现代派文学则张扬了一种“后弗洛伊德主义”的价值体系，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心理结构的多重剖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狂”。虽然这种观念体系也有它自身的理论弱点，但毫无疑问，它的出现有助于人类的自我反思，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健全发展。所以，作为两种不同形态的人文精神，传统的人道主义与现代的后人道主义，都有他们各自的价值和普世性，它们代表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同的两种精神向度，我们不必简单地是丹非素，强行分出一个是非高下来。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自己去从不同的文学和文化资源中学习、借鉴和整合，逐步形成自己的人文精神观念，在多元中建构出属于自己的一元。真正的主旋律是自主生成的，而不是被动塑造的，它不应排斥不同的声音。
问者：刚才您谈到的都是关于理论和思想方面的内容，对于廓清我们目前高中语文教学中忽视现代派作品教学的误区，我想这是大有好处的。那么您能不能进一步从实践的层面谈一谈，我们究竟该如何改变目前高中语文教学中忽视现代派作品的现状呢？
答者：关于目前高中语文现代派作品教学的现状，我把它概括为这样十二个字：“教师不教，学生不学，高考不考”。我曾经专门问过一些中学一线的教育硕士，他们基本上都认可我的这个概括。当然这个概括有点绝对化，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中学现代派作品教学的实际情形的。所谓“教师不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高考不考”，既然高考语文试卷中不考现代派作品，那么在我们这个应试教育盛行的国度里，老师自然就不教现代派作品了。这是考试的功利主义必然导致的结果。还有一个原因是教师自身素养的原因，毋庸讳言，对于很多一线的高中语文教师来说，他们对现代派作品本身接触得很少，更谈不上深刻的理解，既然自己对现代派作品都不甚了了，就不用说去引导学生理解现代派了。很多高中语文教师在大学期间就对现代派作品比较隔膜，他们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对西方20世纪文学和中国先锋文学存在比较大的误解，对于西方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这些都潜在地制约了他们把高中现代派作品单元讲深讲透。由于这种先天不足的原因，所以他们只好把现代派作品丢在一边，让学生自学。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实际上，现代派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名语文教师的综合人文素养，因为相对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文本来说，现代派作品对于语文教师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是一种更大的挑战。如果现代派作品能够讲授成功，那无异于师生之间共同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历险或者思维的历险，其中所产生的求知的快乐是传统的文学教学所不可比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改变中学语文因为知识含量不足而遭人歧视的处境。许多中学生不愿意学语文，或者学语文的积极性不够高，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觉得“没意思”，一篇文章老师还没有讲，学生就理解了，这就太简单了，激发不了学生的求知热情。而现代派作品不同，也许文章中每一个字你都认识，但你就是无法一下子明白其中的含义，有时候还需要学生去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才能明了其中的真意。所以重视现代派作品教学，将能提升中学语文的学科品格和知识含量，改变中学语文教学的某些窘境。
问者：但对于中学生而言，他们学习现代派作品是不是太难了一些呢？
答者：也许对少数学生来说，现代派作品的学习是难了一点。但对于大部分高中生来说，我觉得现代派作品的难度不是问题。现代派作品的一些创作技法，比如象征、隐喻、荒诞、变形、反讽、悖论、魔幻、黑色幽默等等，听起来很玄乎，其实没有那么难懂，只要结合具体的作品和语境进行分析，对于高中生的思维能力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大的理解障碍的。相对于数理化等科目的思维要求，我们语文科目和教学中的知识含量和思维要求是比较低的。实际上，我们的语文学习还处于19世纪以前的人文水平，虽然目前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了，但对于20世纪的人文主潮和文学主潮，我们还是非常的隔膜。我们的高中生可能在高考中取得语文的高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文思想和精神的丰富，这已经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老师总是担心孩子们看不懂或者不能正确地理解现代派文学，他们先入为主，给现代派划了很多框框和界限，他们没有意识到青春期的叛逆性与现代派文学有着天然的精神联系，高中生对于现代派的领悟并不低于成年人。虽然高中生社会阅历有限，但在如今的媒体时代里，他们对于社会的认知，他们所间接或直接所承受的社会或时代的重压，都足以使他们体会到西方现代派作品的精髓。比如阅读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对于每一个经过漫长等待而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来说，从自己枯燥无味的学习生活中，他们的心中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出一种荒诞情绪么？不要简单地斥责这种情绪的不健康吧，因为荒诞也是人类自我减压的阀门。不要简单地把荒诞视为颓废，荒诞感的产生在于一个人的理性的觉醒，一个不能正视自身生命处境的人是不会有荒诞感的，因为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荒诞。相反，我们自以为乐观的活着其实有时候是一种自欺，是一种得过且过，丧失了理性认知能力的表现。表面的理性有时候隐藏了最大的非理性，表面的非理性的背后其实有时候存在着最大的理性，所以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拿理性的大帽子来吓唬人。我们要做的是给青少年创造好的文化交流语境，让理性与非理性对话，让传统与现代对话，让中国和西方对话。只有在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中，我们才能够建构出新的人文精神形态。
高述新，本刊编辑，兼任编辑部主任。本文编校：晓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