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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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阿.阿.阿斯凯洛夫为莫斯科大学副教授,一九五○年七月,曾来我国讲学,著有『苏维埃建设概论』等书。他在本文中根据苏共中央一九五三年九月全会和一九五四年二—三月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精神,论述了各级苏维埃机关当前在组织领导工作方面的一些新任务,批评了若干部门和若干地区苏维埃机关会议多、决议多、指示多、办事迟缓、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作风。他并提出了制定新的各级苏维埃条例的建义,主强进一步扩大地方苏维埃尤其是基层苏维埃的职权,并加强它们的责任。从这篇论文可以看出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后苏联关于改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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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阿.阿.阿斯凯洛夫为莫斯科大学副教授,一九五○年七月,曾来我国讲学,著有『苏维埃建设概论』等书。他在本文中根据苏共中央一九五三年九月全会和一九五四年二—三月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精神,论述了各级苏维埃机关当前在组织领导工作方面的一些新任务,批评了若干部门和若干地区苏维埃机关会议多、决议多、指示多、办事迟缓、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作风。他并提出了制定新的各级苏维埃条例的建义,主强进一步扩大地方苏维埃尤其是基层苏维埃的职权,并加强它们的责任。从这篇论文可以看出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后苏联关于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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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流落海外的华侨人数激增,但是,迄至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清王朝灭亡前夕,我国第一部有关国籍的法律才问世.据《清史稿·刑法志》(以下简称《史稿》)记载,国籍法与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一样,当时'俱编纂告竣,未经核议.'既然是'未经核议',当然也就没有颁布施行了.1957年,法律出版社出版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所注《清史稿刑法志注解》(以下简称《注解》),对《史稿》中的国籍法记述做如下注释:'清宣统元年(1909年)宪政编查馆曾经奏准颁行《国籍条例》二十
问: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第3页所载,约翰·奥斯丁死于1859年,而其主要著作之一《法理学讲义》却出版于1863年,对吗?答:是这样的.因为此书乃奥氏遗作.但该书共有几个版本,各于何年问世尚有待进一步核实.《法学》固作'1863年',但据日本高柳贤三、末延三次等编有斐阁昭和53年版的《英米法辞典》(Anglo-American Law Dictionary),该书问世于1869年,而据英国《牛津简明法律便览》(现在被译成《牛津法律大辞典》,已出版),却出版于1861年.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巨大变化,但在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乘搞活经济之机,利用我们体制交替时期法制尚不健全、政策不配套、调节制约机制不很完善的弱点,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大肆进行贪污、受贿、投机倒把、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活动,而且愈演愈烈.有的党政领导干部严重不负责任,有的滥用人民赋予的职权,有的不尽义务、玩忽职守,酿成一起起重大责任事故,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破坏
案例:被告人赵新全,男,现年二十岁,汉族,初中肄业,农民.住固始县杨集乡弯枣村.1988年7月20日晚10时许,李国付唆使李中如、何少友、张秀芝一起殴打与其素有积怨的本村村民赵新发,何少友将赵新发从其住处叫出来后,李中如、何少友上去对赵拳打脚踢,将赵打倒在门前的粪池里.赵爬起来就往家跑,被张秀芝拦住.赵新发呼救,其弟赵新全闻讯拿一湿槐树木棒赶来,何少友、李中如、张秀芝见状便跑,赵新全在后面追赶,当撵到一塘埂时,遇到捕鱼路过的赵新文等三人.赵新全误认为这三人就是殴打其哥一伙的人,即举棒对赵新文头部猛击一棒,
贿赂罪是受贿、行贿人双方进行的一种权力与金钱的肮脏交易.由于此种犯罪通常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实施的,被告多持抗拒心理,给查明案情带来很大的难度.在办案过程中,常出现这样二种情形:(一)行、受贿双方只有行贿方供认,而受贿方抗拒抵赖;(二)行、受贿双方都不供认,而只有间接证据.对于上述二种情况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过去很少认定.这样,就让一些事实上实施了贿赂行为的犯罪分子逃避了法律追究,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制裁.这不利于坚决、慎重、准确地打击贿赂犯罪分子.因此,对于贿赂案件中被告不供认的定罪问题,应该是广大司法工作
作于西周穆王时期的《吕刑》是研究西周以至三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的重要资料.周灭商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制礼作乐',至成、康之时,天下已经基本安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这种安宁的局面至昭、穆时有所改变.根据《左传》、《竹书纪年》等史料记载,昭、穆时期,尤其是穆王时期,国力强盛而又兵革四起,既是'盛世',又是'乱世',与后来的汉武帝时期颇为相似.说其是'盛世',是因为此时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穆天子传》中的穆王简直是神的化身.若没有卓著的业绩,这种被神化了
在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性贪利犯罪中,往往遇到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该项财产的合法来源,司法机关又未能查出其犯罪事实的情况.鉴于对这类国家工作人员缺乏惩罚的刑事法律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1月21日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11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应该说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范围应当如何确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立法说明和司法解释亦没有确切表述,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问题难以解决.因此,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是有必要的.自然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时,可以作为刑事被害人,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这一点,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如刑事诉讼法第75条关于被害人进行人身检查的规定;第102条第3款关于被害人不服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的决定,可以在七日内申诉的规定;第118条关于被害人可在法庭上发言并可参加法庭辩论的规定等,都是很好的说明.但是,自然人究竟在受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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