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的一次重大事变，是国共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时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的高语罕，与当时的国共高层有着密切接触，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

参加国民党二大

　　高语罕（1887—1947），安徽寿县正阳关人，中共建党建团建军的参与者，曾参与策划南昌起义，起草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

　　高语罕随即去找陈延年，陈延年告诉他：“近来有人到蒋校长面前说，共产党有阴谋，并说邓演达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准备异动。邓演达是军校教育长，兼任黄埔要塞司令，而你和严重（即严立三，曾任黄埔军校一、二、三期学生总队长）、张治中皆有与邓同谋嫌疑。昨天晚上，蒋先生手令军校卫队，你们四人不许出校门，否则格杀勿论。乱子闹得这样大，你还在这儿耍么？”
　　高语罕出来，即找地方给邓演达打电话，邓演达告诉他不要回黄埔军校。到了下午，高语罕又打电话给邓演达，邓演达说可以回去了。到黄埔军校见了邓演达，高语罕问他为什么现在又可以回来了。邓演达说：“第四军军长李任潮（即李济深）先生，向蒋校长极力担保。”
　　过了一会儿，邓演达约高语罕和严重一起去见汪精卫。这时的汪精卫是黄埔军校总党代表（接替不久前被刺杀的廖仲恺）。何香凝等也在那里。汪精卫正卧病在床，状颇痛苦。
　　邓演达于是拉何香凝去见蒋介石。何香凝质问蒋介石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过了一刻，蒋介石同他们二人来到汪精卫住处，大家都相对无言。高语罕打破沉默：“我等对于校长始终拥护。此次不幸事件，实出误会，望校长不必介意。”蒋介石只轻轻地说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何香凝把高语罕拉到一边埋怨道：“你说话太不谨慎。听人说，你在总理纪念周上，当着几千个学生公开批评学校行政，又在公宴席上与某一部青年军人（国民党右派分子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发生言语上的争辩。”
　　高语罕答道：“我刚从欧洲归国，满怀革命热情，不晓得顾忌，又丝毫没有政治经验，横冲直撞。”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称病不再视事，随后被迫赴欧洲“考察”。苏联顾问被迫回国，中共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各军军长如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由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中立观望转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决定由谭延闿、蒋介石分别代理取代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林伯渠、甘乃光代替汪精卫照管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

“打倒南方的段祺瑞”

　　中山舰事件后，高语罕辞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职务，搬到广州城内去住。
　　此时，北京刚刚发生了“三一八惨案”。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以武力镇压李大钊等发动的群众运动，当场死亡47人，伤亡200余人。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
　　一天”。
　　一天早上，高语罕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碰见林伯渠。林伯渠让他到广州大学“反段（祺瑞）示威运动大会”去作演讲。两人一起来到会场，由于高语罕不会说广东话，林伯渠指定广州大学一位青年学生作翻译。高语罕即兴打开话匣子：“现在袁世凯虽死，而产生袁世凯的社会制度并未消除，将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袁世凯继之而起，以至于生生不已。今天大家开会，反对段祺瑞，我依然要做这种分析。所以我们不但要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并且要打倒产生北洋军阀的社会制度。”
　　次日，高语罕的演讲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我们不但要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并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蒋介石见报，恨死了高语罕，遂下令驱逐他出广州。
　　4月7日晚，陈延年安排高语罕乘“列宁”号离开广州。当夜船经过黄埔军校，高语罕放下正在翻看的《离骚》，踱到船舷上，只见明月当空，江水粼粼，对面岸上是生活了三个月的黄埔军校，一水之隔，咫尺天涯，这时恰响起夜深休息的军号，勾起旧愁新感，感触万端，写了两首绝句。其中一首是：
　　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
　　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

《一封公开信—致蒋介石先生》

　　1926年4月20日，蒋介石在宴请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及官长席上特别指出，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在黄埔军校里“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说了。”“他的用心，先暗示一班同志，对我失了信仰。”
　　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
　　5月25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表整理党务宣言，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书记长刘伯垂、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伯渠辞职。
　　同日，高语罕在上海奉陈独秀命发表《一封公开信——致蒋介石先生》
　　曾记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汪精卫先生家会见先生，当时很诚恳的对先生表示我们始终信服先生的态度，先生若果真以同志相待，应该开导我或者是见我有什么不对，更应当声色俱厉的责罚我，使我好晓得改过，先生却很平和的轻轻的答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现在竟加我以“诋毁中伤”“有旁的用意”的罪名？
　　先生！老子娘生下我来，就是这副骨头！性子憨直，心直口快，但是我却有一个好处：晓得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革命党人，若是自己不能受人批评，不能公开的承认自己的过失，甚至还去文过饰非，那便是自绝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无论何人，凡于人家批评我，指摘我的，我都很乐于接受。
　　总而言之，我不但没有诋毁中伤先生，此后凡遇其他同志有欲诋毁先生、中伤先生的，语罕忝属中央监察委员，定当严加弹劾，以肃本党纪律而森严革命的壁垒。 　　6月4日，陈独秀致蒋介石信替高语罕解脱：
　　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蒋介石对此亦公开回应：
　　我在党代表宴会席上的讲演，曾经再三声明。三月十八号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我绝不承认三月十八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陈独秀同志以前同我的主张也完全相同，他曾于三月二十日以前给我一个电报和几封信，所论的意见大体相同，所以今天，我可以明白：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他又来为高语罕辩护。高语罕在本校的言行，是不是与他所辩护及高之本人所声明的一样，这是不待我讲，各位就可明白的。
　　此事并且当时我曾声明：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
　　现在所见到的蒋介石1926年3月19日日记有多种版本。
　　蒋介石手稿本所记为：
　　上午，往访季新兄（注：汪精卫）。回寓会客，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自容，不胜愤恨。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想为何必欲私行，予人口实，志气何存！故决回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粹尽矣。终夜议事。四时往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陷我也。权利可以放弃，名位可以不顾，气节岂可丧失乎？故余决心不走。
　　《蒋介石年谱初稿》所记为：
　　上午，往晤汪兆铭（注：汪精卫）。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
　　3月20日日记比较简单：“下午五时往晤汪兆铭。”这与高语罕回忆的情况是吻合的。

　　1927年初，高语罕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即发表《“反对”与“打倒”》《这叫做“亲善”》等社论，列举蒋介石制造南昌、九江、安庆惨案罪行，猛烈抨击蒋介石，呼吁打倒蒋介石，被誉为“武汉反蒋的三尊大炮”之一。
　　此后，因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同时反对汪精卫“假容共、真反共”，并参与策划南昌起义，高语罕遭到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双重通缉，长期隐居上海。1928年高语罕参加陈独秀的“脱派”组织，并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党籍。抗战后同陈独秀移居重庆江津，坚持信仰埋头著译。他先后编译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辩证法经典》《理论与实践——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以及《康德的辩证法》、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和费希特《知识论》《费希特的辩证法》等著作三十余种。
　　1947年春，高语罕在南京患胃癌卧床不起，由学生送入中央医院。4月23日晨，高语罕病逝，身后凄凉，被葬于南京南门外花神庙。时人惋惜“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原上海大学同事于右任题写了“高语罕之墓”墓碑。（编辑 潘鹏）
　　（作者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党委宣传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