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剑桥到了伦敦，我们住进了林柏蓝特酒店。以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作为酒店的名字，大概已經在昭示自己的身份和品味了。拉开窗帘，以为可以看到雄伟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却发现窗正对着后院，看出去只是一片平凡而老旧的砖造公寓建筑。有点失望，正要拉上窗帘转身的那一瞬，眼角波光流动间瞥见建筑的颜色和线条，顿时建筑隐退，颜色和线条镂空浮现，颜色深浅参差，线条黑白分明，微风刚好吹起柔软的淡紫色的窗帘布-那一扇一扇窗的竖与横之间，仿佛是一种布局，楼与楼的彼此依靠和排拒之间，又像在进行一种埋伏的对话——我不禁停下来，凝视窗外，凝得入神，直到一只鸽子突然惊起，“哗”地一声横过。
　　我们沿着克伦威尔大道慢步行往白金汉宫的方向。华飞说，高二德文课正在读“少年维特的烦恼”，课堂上讨论得很仔细。
　　“喔?老师怎么说?”我兴味十足地看着他——我也是高二的时候读这本书的呀，在1969年的台湾，一边读歌德，一边读琼瑶。1774年“维特的烦恼”出版后，说是有两千个欧洲青年效法维特为爱自杀。拿破仑在东征西讨的杀伐中，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本爱情小书。
　　“你一定不相信老师怎么说，”华飞笑着，“老师跟我们说：你们可不要相信这种‘纯纯’的爱。事实上，爱情能持久多半是因为两人有一种‘互利’的基础。没有‘互利’的关系，爱情是不会持久的。”
　　我很惊奇地看着他，问，“你同意他的说法?”
　　华飞点点头。
　　我飞快地回想17岁的自己：我，还有我的同龄朋友们，是相信琼瑶的。凡是男的都要有深邃而痛苦的眼睛，女的都会有冰冷的小手和火烫的疯狂的热情。爱情是只有灵没有肉的，是澎湃汹涌一发不可收拾的；唯美浪漫、纯情而带着毁灭性的爱情，才是最高境界的爱情。
　　华飞以好朋友约翰为例，正在给我作解释说，“你看，约翰的爸妈离婚了，约翰爸爸和现在的女朋友可能持久，因为，第一，约翰爸爸是个银行总经理，女朋以是个秘书，她得到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第二，约翰妈妈是大学校长，约翰爸爸受不了约翰妈妈这么优秀，现在跟自己的秘书天一起，秘书不管是学识还是地位还是聪明度都不如自己，他得到安全感和自我优越感。在这样‘互利’的基础上，我判断他们的关系可能会持久。”
　　我两眼发直地瞪着自己17岁的儿子，说，“老天，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他瞅着我，明显觉得我大惊小怪，“这什么时代啊?妈妈!”
　　晚上，伦敦街头下起小雨，我们在雨中快步奔走，赶往剧场，演出的是《伊芙塔》，以阿根廷沛龙总理的夫人生平为故事的音乐剧。我们还是迟到了，“阿根廷，不要为我哭”的熟
　　48岁享有盛名的沛龙将军在一个慈善舞会里邂逅24岁光艳照人的伊芙塔。舞台上，灯光迷离，音乐柔媚，伊美塔渐渐舞近沛龙——我低声对华飞说，“你看，‘互利’理论又来了……”
　　华飞小声地回复：“妈，可是我才17岁啊，好像不该知道那么多，好像——还是应该相信一点什么吧!”
　　我有好一阵子一边看戏一边心不在焉。他的问题——我有答案吗?
　　早上，灿亮的阳光扑进来，华飞还睡着。我打开窗帘，看窗外那一片平凡而现实的风景。心想，这中间，也必有巨大的美的可能。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