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７月，日本东京麻布区有栖川公园附近的养正馆出现了少有的欢腾。这是中国驻日代表团的驻地，因代表团团长从国内归来，给担任着要求日本赔偿与归还中国财产任务的中国官员带来了一些欢乐。
　　中国驻日代表团原名中国驻盟军总部军事联络官办事处，联络官是清华大学毕业、曾在美国学习军事、随麦克阿瑟从澳大利亚同时到日本的王之。前不久，这个办事处改名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是朱世明。代表团有办公厅，下设管军事的第一组，管政治的第二组，管经济的第三组，管文化教育的第四组。此外还有侨务、后勤、副官三个处。
　　为了便利在日执行赔偿归还工作，根据美国的建议，远东委员会十一国于１９４７年夏各自派定代表成立了赔偿归还代表团。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和各国一样由５人组成，首席代表由中国驻日代表团第三组组长吴半农兼任，其他４位代表是代表国防部的李待琛、代表交通部的王树芳、代表资源委员会的周茂柏（后改为邵逸周）、代表经济部的唐崇礼。此外，还有２０名技术专员协助代表团工作。这个代表团事实上仍受中国驻日代表团的领导。
　　根据波茨坦宣言和盟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日本的赔偿有两个特点：一是盟国不向日索取赔款，而只令其以工业设备和实物充赔；二是盟国向日索取设备时，必须顾及使日本在战后能够维持一个合理的平时经济生活水平。当时，日本赔偿归还工作的最高决策机关是由中、美、英、法、苏、菲律宾、荷兰、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十一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设在华盛顿；而执行机关是驻东京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事实上由美国包办一切。执行办法是，日本政府将已选定的赔偿工厂和设备拆卸、包装并运集到出口海港，受偿国驻日机构办理参观、申请、分配和接收有关财物。除交接赔偿物资那最后时刻外，赔偿国与受偿国平时不能直接接触，一切联系皆需通过盟军总司令部。


　　早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远东委员会尚未成立之前，自行其是的美国政府就派出赔偿顾问鲍莱作为赔偿特使，赴日作经济调查，历时一个多月，于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即同年１２月７日，发表了“鲍莱临时报告”。该报告提出：促使日本赔偿的目的是使日本军国主义不能复活，并使将来日本经济安定，政治民主化；战争期间日本工业虽受相当的损失，但现存生产能力仍远远超过日本人民和平生活的需要，拆迁日本剩余工业设备是解除日本经济武装的必要措施，并造成东亚国际间的经济均势，以免再启日本侵略的野心。据此，建议拆迁日本工具机制造能力的一半，陆海军兵工厂全部，飞机工厂全部，轴承工厂全部，造船厂２０所，超过年产２５０万吨的钢铁生产能力，火力发电的一半，接触硫酸工厂全部，纯碱工厂４所中最新式的１所，烧碱工厂４１所中的２０所，轻金属工厂全部。这个临时报告被远东委员会作为制定“临时赔偿方案”的蓝本。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美国依据上述方案，向远东委员会建议制定“先期拆迁”计划，即在“临时赔偿方案”范围内先提３０％，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１５％，菲律宾、荷兰（代表荷属东印度）、英国（代表马来亚、缅甸和其他远东殖民地）各得５％。但此计划尚未执行之时，美国态度就发生了变化。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实际上是美国统治日本的司令部，它独断专行，对于赔偿工作，尤其对于战时损失惨重的中、菲等国的意见不予重视。在赔偿工业设备的分配比率问题上，远东委员会成员国意见不一，给盟军总司令部推迟赔偿提供了借口。受偿国代表只能通过盟军总司令部下设的赔偿技术咨询委员会和归还咨询委员会这两个讲坛，提出要求和抗议，使总司令部处于被动地位。尽管如此，中国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不久提出的“中国要求日本赔偿计划”及其附件“日本赔偿设备紧急拆迁项目”，于１９４６年５月在南京发表，也还是没有受到美国的重视。随着美、苏的对立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由相当积极变为稍有动摇到消极抵触，最后，为了把日本培植成美国在远东反苏反共的基地，就把其方针改变为扶植日本抵赖赔偿。
　　标志着美国赔偿政策的重大转折点，是１９４７年１月美国陆军部派出斯揣克到日本调查。其态度与鲍莱的主张大相径庭。斯揣克在日本活动回国后不久，美国陆军部于同年７月和以斯揣克为主席的海外顾问公司签订合同，派出专家十余人赴日调查，借口研究我国利用赔偿物资的能力还经由中国，于同年１２月返回美国。又经３个月时间的整理，于１９４８年２月底，给陆军部提交了“斯揣克报告”。该报告认为：（１）日本缺乏作战所需的原料，制造军械的设备多被消灭，日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已被消除。（２）日本不但失去了殖民地和占领地，而且本岛也受重大损失，故恢复日本平时必需的经济极为不易。（３）为维持日本平时生活水平，应允许其大量生产出口品。（４）除主要战争工业外，可在日本有效使用的生产设备都不应拆迁。（５）可供赔偿的主要作战工业和其它工业设备有：硝酸年产能力１０７０００公吨，人造橡胶９０００公吨，造船３８５０００公吨，铝镁轧延５００００公吨，镁还原４８０公吨，以上设备以１９３９年日元计算，共值１．７２２６９亿日元，加上主要作战工业设备，总计１６．４８１５６亿日元。
　　这个竭力袒护日本的报告极不合理，美国陆军部仍不满足，又于１９４８年３月派次长德莱柏带领强斯顿等十余名工业家赴日调查，写出了“强斯顿报告”，扶植日本的倾向更加露骨，拟议赔偿的数量更加减少，并明目张胆地提出，赔偿办法由美国政府直接命令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执行，以前有关赔偿的指令全部废止。
　　美国的霸道行径和扶植日本、损害受偿国利益的蛮横作法，引起了多数赔偿归还代表团的不满。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吴半农以首席代表的身份向驻日记者发表谈话，批评“斯揣克报告”和“强斯顿报告”严重违背波茨坦宣言规定的赔偿原则，前者提出的意见已不能让人接受，后者提出的意见更无任何根据，居然建议主要战争工业的飞机工厂和民营军需工厂免充赔偿，是明显保留日本作战力量，违反盟国政策，维护日本应战争之需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与消除日本潜在战争力量的原则严重不符，由美国政府命令盟军总司令部执行“强斯顿报告”，并取消以前有关指令，是不顾各盟国意见的片面行动。
　　“先期拆迁”开始后，中国装载赔偿物资的“海康号”轮于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１日驶抵横须贺。这是１１个盟国赴日装载赔偿物资的第一艘船。该船共装货４５３箱，１６１０公吨，同月１６日离开港口驶往上海。此后，海浙、永兴等轮相继赴日，自１９４８年１月起至１９４９年９月止，中国先后派船２２次，运回赔偿设备１２５０４箱，计３５９１２．７６重吨，容积５７１７１．６０尺吨。
　　吴港“１１—５—５”海军兵工厂的１５０００瓦６０周波发电厂一套和该厂２００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是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这座发电厂原不在３０％的先期拆迁范围之内，是中国代表团发现，向盟军总司令部和其他盟国代表提出，经多方努力，才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２日正式通知分配给我国的。得到通知后，中国代表团立即派了几位电力专家前去拆迁，由于主持拆迁的那位专家不了解当时的形势，没有把拆迁当作一个政治问题，而是当作技术问题，详细绘图，延误了时日。当这两套设备尚在拆迁中，美国政府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３日指令盟军总司令部，取消执行“先期拆迁”计划，也就是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虽经多次抗议，也未能奏效。这样，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我国战时损失不下６２０亿美元，而分得的赔偿物资仅２２５０余万美元，如今又不允许拆迁吴港发电厂和起重机，赔偿物资的价值就更少了。
　　归还日本劫掠我国物资的问题，斗争也很复杂和尖锐。各盟国被日本劫掠的物资有无多寡不同，中国被劫最多，菲律宾、印尼、缅甸、印度、越南次之，美、苏、加拿大和新西兰则无损失，因而在讨论归还政策时，争论很大，直到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８日，远东委员会才决定了“劫物归还政策”，即以后所谓的“旧案”。该案缺点很多，一是归还物资只限于工业、运输机器设备，黄金、其它贵金属品、宝石、外国证券外国货币、外汇资产，文化用品，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等四类；归还船舶的打捞、修理、装配等费用由日方垫付，但须在申请国赔偿分配额内扣除，接收归还船舶后的一切费用亦由申请国负担；归还的机件混入赔偿物资内的，一经分配，就不作归还案件处理。归还船舶限于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以前办完，给的时间太少太紧。各有关国家认为此案必须加以补充和修正，因此，远东委员会于同年１０月起开始讨论，因意见分歧，争执年余，只有一部分达成协议，１９４７年７月２９日，远东委员会劫物归还政策“新案”才获得通过。新案与旧案有如下不同：（１）明确在日本领海内被劫沉船打捞修理费用由日本政府负担；（２）原规定劫物一经分配作为赔偿物资，受偿国就不得申请归还，我国就有９００余件被劫机器曾被划入统一分配的赔偿物资内，损失巨大，新案则规定劫物事前未经申请因而被划作赔偿物资，须在交付受偿国后，劫物原主才不得申请归还；（３）旧案对无主劫物的处理未作规定，新案则规定无主劫物及金银珠宝可以变卖；（４）新案规定，申请国所交劫物所有权证件有疑问时，应根据法律、公道、常识的广泛运用，加以判断，这是旧案所没有的；（５）新案规定，申请归还劫物期限为新案交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遵办之日起８个月，旧案无此限期规定。新案显然采纳了中国代表团的不少意见，但日本海以外被劫沉船打捞费用由谁负担，中国被劫金银大都被改铸条块，变了外形，如何辨认，中国被劫文物未归还者尚多，如何补偿，伪满和台湾在日资产如何处理等问题，既未作出规定，远东委员会也没有对中国作出答复。
　　经过两年多努力，到１９４９年９月底，中国得到的归还被劫物资计有图书、古物、货币、整厂设备、计件机器、车辆、船舶、工业原料、贵金属、杂项等１０类，共约值１８１３２３５８美元。
　　第一，归还铜镍币１１０８３公吨，估值５２４６３５６美元。
　　第二，归还被劫的江苏永利化学公司氩厂硝酸制造设备和广东省营广东造纸厂等两个整厂的机器设备。
　　第三，归还被劫的大部分属于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和华南铁工厂的计件机器２５４５件又１套，约值２２０余万美元。
　　第四，归还被劫船舶１５艘，２万余吨，约值２６０余万美元。
　　第五，归还被劫图书１５８８７３册，约值１８万美元。
　　第六，归还字画、拓本、佛像、寺钟、刺绣织品、家具、饰品、杂物等古物，１９４７年８月载回国２２９箱，翌年９月载回７７３件，同年１１月又载回最为珍贵的翡翠屏风八折、缂丝古画５８轴、白玉壶一尊、翠玉花瓶一对等。此外，由盟军总司令部交来日本归还的周口店出土古化石等考古资料一批，但世界知名的“北京人”化石却下落不明。
　　发生在近半个世纪前中国向日本要求赔偿和归还的活动，是中国百余年来首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国际间的一次重大活动。这次活动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美国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阻挠破坏，却给这一活动蒙上了浓重的暗影。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１９９４年６月３０日
　　（题图为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举行，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偕高级指挥官代表签订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