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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基于流动性过剩的观点分析通货膨胀的起因与传导机制，用相关经济学方法分析通胀与经济增长、货币增发的相关性，提出有效治理通胀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通货膨胀；流动性；汇率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03505
近年来，我国物价如过山车一般起起落落，但因在“保增长”与“抑通胀”方面难以取舍，政府的政策导向频繁进行微调。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谋求了经济增长与通胀水平的适度平衡，但通胀压力无法从根本上得以释放。当经济增速放缓时，迅速作出的反应往往是扩充流动性、刺激投资；而一旦物价上涨，就又依靠行政命令紧缩银根。这样的循环往复，对于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并无裨益。为了使经济发展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可持续，我们不应只是将目光汇聚于短期的、片面的经济指标，而让通胀有可乘之机。笔者认为，解决通胀的釜底抽薪之法是严控货币数量，谨防流动性过剩。
1引言
目前，关于“通货膨胀”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理性预期等四个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产生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在于资本对利润率平均化的要求（《资本论》.Marx.1840）。这是对通货膨胀现象的成因进行的较为早期的理论分析，为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根据引起通货膨胀现象的原因和传导机制不同，将通货膨胀进行相应的区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Keynesian.1936）是凯恩斯主义在通货膨胀理论中新的进步与发展。然而，货币主义学派关于“通货膨胀”现象的理论成果成为当今应用最为广泛，最为人所熟知的理论。它强调货币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之后，从货币主义学派分化出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以Robert E.Lucas Jr和Thomas J.Sargent为代表，从预期的角度对通货膨胀理论进行了阐释。
多年来，中外诸多经济学家主要沿袭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不断进行通胀的相关研究，主要成果包括：Simon Newcomb（1885）、Irving Fisher（1911）在厘清了经济存量与流量概念基础上，产生了货币数量论。其中最为著名的费雪方程式MV=PQ，从货币数量的角度揭示了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为解释通货膨胀现象开辟了数量研究的先河。Milton Friedman（1950）、R.Mckinon以及Robert A.Mundell从汇率制度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的成因，并就“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两种汇率制度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优劣进行了比较，给出自己关于汇率制度取舍的判断。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货币发行太多》.2008）、宋国青（《货币过快增长引起通货膨胀》.2007《通货膨胀：货币决定于货币传导》2011）、分别从货币数量与汇率机制方面入手更加深入地阐释了通货膨胀的形成与传导机制，为治理通胀提供了政策性指导建议。
2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经济史上的诸多事实与经验验证了弗里德曼“通货膨胀不过是一种货币现象”论断的正确性。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笔者运用货币主义学派的相关观点，以实证的角度对通货膨胀进行数理分析，以期更加清晰地把握通胀现象的规律和脉络。
2.1交易与数量方程式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1990年的二十多年来，除了在2009年的年度时点上，国家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货币增发并未在同一年引起通胀的发生以外，CPI的增长大多是与M2的增长形影相随。这也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验证了费雪方程式的适用性。因此，治理我国通货膨胀，依旧要在货币数量上下功夫。“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而治理通胀的抽薪之法就是严格合理的控制“货币数量”。
2.2宏观经济模型
（1）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用于分析公民收入决定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个模型是在凯恩斯交叉图和希克斯的IS-LM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弥补了前两个模型仅强调总需求方面的片面性缺陷。
在极端的凯恩斯情形下，短期内认为价格具有黏性，货币工资具有“刚性”，扩张的总需求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将提高均衡产量和就业，对物价水平并无明显影响。而在古典情形的另一极端条件下，货币工资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劳动市场的运行毫无摩擦，总能维持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也就是说，全部劳动力都实现了就业，即使增加价格，产量也只能是与潜在产量相对应，无法增加。所以从长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线。扩张的总需求政策、货币政策，带来的也只能是价格的上涨，对于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这就是所谓的“货币中性”。
现实的经济生活则更多的是在以上两种极端情形的中间地带运行，即总供给曲线将具有一定正的有限的斜率。当实行扩张的总需求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方面带来了相应的产量增加、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却使物价不可避免地出现上涨。与此同时，从生产函数角度分析，产量的增加与否与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技术水平、劳动量N和资本量K密切相关。由此得出结论：短期内通过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等其他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可以刺激生产，促进经济的增长。但需要以某种程度的物价上涨，即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然而，在长期内，要使经济增长可持续，仅靠实行扩张性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我们只有在生产函数上打主意才更有前途。因此笔者认为，如若现实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斜率较大，扩张性政策的实施是以较大牺牲物价为代价而仅换来产量的小幅增加，那么，这种刺激经济所谓的增长的方式一定不是明智之举。
（2）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是由新西兰经济学家W·菲利普斯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的。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失业与货币工资变动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因为货币工资率的提高可以视作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所以菲利普斯曲线成为当代经济与学家用以阐释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此消彼长关系的曲线。 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伴相生，治理通货膨胀也不是没有代价，需要适当的权衡。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就如鱼和熊掌，任何时候都不能兼得，既想“保增长”又想“抑通胀”在实际中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2.3宏观流动性、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统计学分析
以上理论分析多为定性分析，接下来，笔者用相关统计学的方法继续分析通货膨胀相应数据指标间的相关性。根据需要，选择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率（M2）、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率（Loan）和年度GDP同比增长率（GDP）为分析变量。
在原数据的基础上，加入同期CPI的增长情况，绘制出上图。可以看出，CPI的增长与GDP、M2以及人民币贷款余额均有某种相关关系。经过简单的统计计算，GDP、M2和人民币贷款余额与CPI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75、06246和0.3094。这说明，GDP、M2与人民币贷款余额均与物价指数成正相关关系，物价指数的上涨与宽松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与经济增长也相伴相生。综合以上分析，如果货币信贷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货币信贷与经济增长又是物价指数上涨，引起通胀的原因，那么也就表明有效管理货币数量，以宏观流动性为切入点将意味着经济的平稳发展、通胀的合理控制。
3当前我国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原因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只要货币供应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实际所需，物价总水平终究不可避免地要爬高。货币就像滔滔的江河之水，永远在找寻着出口。与此同时，“菲利普斯曲线”告诉我们，失业与通货膨胀具有交替的关系。因此治理通胀不是没有成本，而是要以短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为代价。然而，高通胀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危害，此处无需赘言，一旦通胀高起，再光彩夺目的发展业绩，也会顷刻间毁于一旦。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物价如若不引起政府与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人言可畏，社会的和谐，政局的稳定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笔者认为，无论如何也不值得冒加大通胀风险来保所谓的“经济增长”。
当前，学术界对于我国此轮通胀产生的原因与传导机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输入型通胀”。言外之意是说，症结并不在国内，而是国外“惹的祸”。然而，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国内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也许会有新的认识。
3.1“币值稳定”与“汇率稳定”的纠葛——“银根”的货币创造引发通货膨胀
多年来，央行的肩上始终担负着用基础货币服务于汇率稳定的政策使命。在出口导向逻辑的支配下，我国长时期坚守美元兑人民币相对固定的防线。然而，国际市场的风向有变，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多年来出现双顺差，美元如潮水般涌进国内市场，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如此形势下，央行不得不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大手笔购买外汇，其背后则是规模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也就是市场流通的“基础货币”。进入商业银行的“基础货币”又被贷放出去，来来回回之间，又创造出成倍的货币信用；市场流动性的急剧扩张、物价随之上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经过整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汇率、黄金储备与外汇储备的相关数据，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感受到由“被动超发”而为本轮通货膨胀提供的货币规模是多么的庞大。
以上数据表明，自1978年以来我国黄金储备规模仅扩大了三倍左右，外汇储备规模却增加了一万七千多倍。与此同时，我国人民币汇率在1991-1993年间出现上升后，多年来始终保持在1∶7-1∶8之间，未有较大幅度变动。央行为维持汇率的长期稳定，每一美元外汇储备的增加，就要有7-8元人民币与之相应。做一个简单的乘法运算，可以发现将会有多大规模的基础货币在央行购汇的过程中得以流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而流进万千百姓家。这如此之大的差距，使得用黄金来规定货币价值的“法则”淡退历史舞台，货币发行更加有恃无恐，毫无约束。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通胀压力，其累积效应也必将带来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水平。
3.2具有中国特色的“供地融资”——“土根”的货币创造引发的通货膨胀
上文提到，以央行直接掌控的基础货币运动构成了我国货币运动的第一个圈。那么，这第二个圈就是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强有力的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如果说，央行以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构成了货币增发的源流；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就成了流入金融体系货币流量的放大器。根据《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0-2009）》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9年，土地出让金成交价款与土地出让面积总体呈上升趋势。从总量上看，也有较大幅度增加。
这由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又是怎样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进而引发通胀的呢？我们知道，当前无论是中央政府的部门还是地方政府，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要向商业银行借贷，首要条件就是要有资本金。资本金是其信用的支点，有资本金作保证，才能与商业银行进行借贷的往来。政府和国企资本金的构成，除了他们的收支盈余外，最大的一块当属政府出让国有土地以及征收农民集体土地再向市场出让所形成的净收入。这也就是社会高度关注的“土地财政”。出让和征收的土地，经过评估和抵押，将会扩大这些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把更多的银行信贷动用为社会总投资。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我们可以认为政府供地类似投放货币。因为，相对于可出售建设用地的巨大市值，政府征地的直接成本非常微小，与“低成本、高面值”货币的发行原理相仿。同时，在高通胀预期下“土币”的财富储存功能甚至优于货币，还可以抵押借贷，动员银行存款。这样一来，由央行购汇释放出的基础货币在屡次的借贷中，又被扩大了数倍。超发的货币时时刻刻在市场中流动，并没有实际的商品与之对应，货币的购买力自然下降，通胀现象由此产生。
通过以上分析，“土根”和“银根”并举，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它们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通胀压力不时相伴的货币基础。
4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性建议 4.1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科学合理选择人民币之“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加之汇率水平较为固定，使得我国央行陷入“稳定汇率”和“稳定币值”的两难境地。“被动超发”实属无奈之举，公开市场操作又让央行有苦难言。忙来忙去，却让我国的货币存量越滚越大，得不偿失。从实质上看，汇率的稳定来源于币值的稳定，而币值的稳定要倚仗于本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如果无法保证各国平稳地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经济，本币币值的稳定也就无从谈起，一味追求汇率保持不变，则可谓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因此，汇率市场化势在必行。欣喜的是，我国已开始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汇率市场化的试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将会有新的突破。
4.2坚持中央银行独立性
对央行独立性进行系统研究的先行者是Alesina（1988），他以OECD国家1971-1986年的央行独立性指数和通货膨胀率为样本，对二者进行了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二者在数值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率就会越低，反之则反是。而后，又有Cukieman、Webb、Neyapti和Lawrence Summers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因此，这为我国治理通货膨胀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就是要逐步提高我国央行的独立性，来增强央行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
纵观我国通货膨胀的历程，央行在处理通胀问题上独立性差是不可否认的。这是由于地方政府为应付政绩考核而盲目大量投资，给商业银行放贷施加压力，央行因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不得不屈从于社会压力。这就大大削弱了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我们要尽量克服当前我国央行目标独立性、决策独立性和法律独立性不强的缺陷，最大限度的实现央行治理通胀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积极发挥央行“稳定币值，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
4.3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管控政府盲目投资冲动
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表明，我国的政绩考核机制还有待完善。政绩考核将更多的目光汇聚在了经济短期增长的方面，使得各位官员与各级政府为得到肯定，谋求仕途发展的一帆风顺而具有盲目扩大投资的冲动。这种官员和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放贷的压力。同时，商业银行总是具有一切负债最终会有央行兜底的思想，使其放贷随意性增强。“只贷不管”，放任自流的现象时有发生。货币的确起到了钢筋混凝土工程遍地开花，将经济增长的GDP指标装点得光环环绕的作用。然而，这种热情却挡不住出现最终产能过剩、结构失衡、通货膨胀的结局。尤其是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能够与之相应的情况下，这些贷放出去的高能货币不能合理有效地找到出口，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不言自明。
由此看来，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管控政府盲目投资冲动，降低商业银行增发货币的热情，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之策。
4.4治理通胀的关键是控制货币数量、增加供给，管制物价并非上策
通货膨胀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多渠道，多方法控制货币数量是治理通胀釜底抽薪之法。依据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通胀高起之际，由政府出面一味打压物价并非上策。这只能是将货币的出口A堵住，迫使货币从B、C、D等更多的通道喷涌而出。商品价格出现明显的“鼓包”现象。前些年我国的“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可谓此起彼伏。这种“按下个葫芦起个瓢”的方法，不仅不能有效抑制通胀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反而会破坏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导致内需不足；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增长乏力。
其实，在通胀时期，如果我国实在要管价限量，最好是将真正涉及民生的“必需品”与衣食住行有关的一律划到管制的圈圈之外。政府对这些商品的交易一不限价、二不限量。而唯一要关注的是怎样把高价成交的货币有效地收回笼子里来。
参考文献
[1]周其仁.货币的教训——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宏观审慎视角的流动性管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3]张浩，陈昭.中国货币流动性分析——基于单位根与协整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01）：4752.
[4]金山.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于协整分析方法和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90905：311.
[5]周立.流动性过剩——本轮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J].现代财经，2011，（08）：2836.
[6]张亦春，刘猛.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3340.
关键词：通货膨胀；流动性；汇率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03505
近年来，我国物价如过山车一般起起落落，但因在“保增长”与“抑通胀”方面难以取舍，政府的政策导向频繁进行微调。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谋求了经济增长与通胀水平的适度平衡，但通胀压力无法从根本上得以释放。当经济增速放缓时，迅速作出的反应往往是扩充流动性、刺激投资；而一旦物价上涨，就又依靠行政命令紧缩银根。这样的循环往复，对于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并无裨益。为了使经济发展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可持续，我们不应只是将目光汇聚于短期的、片面的经济指标，而让通胀有可乘之机。笔者认为，解决通胀的釜底抽薪之法是严控货币数量，谨防流动性过剩。
1引言
目前，关于“通货膨胀”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理性预期等四个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产生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在于资本对利润率平均化的要求（《资本论》.Marx.1840）。这是对通货膨胀现象的成因进行的较为早期的理论分析，为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根据引起通货膨胀现象的原因和传导机制不同，将通货膨胀进行相应的区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Keynesian.1936）是凯恩斯主义在通货膨胀理论中新的进步与发展。然而，货币主义学派关于“通货膨胀”现象的理论成果成为当今应用最为广泛，最为人所熟知的理论。它强调货币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之后，从货币主义学派分化出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以Robert E.Lucas Jr和Thomas J.Sargent为代表，从预期的角度对通货膨胀理论进行了阐释。
多年来，中外诸多经济学家主要沿袭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不断进行通胀的相关研究，主要成果包括：Simon Newcomb（1885）、Irving Fisher（1911）在厘清了经济存量与流量概念基础上，产生了货币数量论。其中最为著名的费雪方程式MV=PQ，从货币数量的角度揭示了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为解释通货膨胀现象开辟了数量研究的先河。Milton Friedman（1950）、R.Mckinon以及Robert A.Mundell从汇率制度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的成因，并就“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两种汇率制度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优劣进行了比较，给出自己关于汇率制度取舍的判断。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货币发行太多》.2008）、宋国青（《货币过快增长引起通货膨胀》.2007《通货膨胀：货币决定于货币传导》2011）、分别从货币数量与汇率机制方面入手更加深入地阐释了通货膨胀的形成与传导机制，为治理通胀提供了政策性指导建议。
2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经济史上的诸多事实与经验验证了弗里德曼“通货膨胀不过是一种货币现象”论断的正确性。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笔者运用货币主义学派的相关观点，以实证的角度对通货膨胀进行数理分析，以期更加清晰地把握通胀现象的规律和脉络。
2.1交易与数量方程式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1990年的二十多年来，除了在2009年的年度时点上，国家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货币增发并未在同一年引起通胀的发生以外，CPI的增长大多是与M2的增长形影相随。这也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验证了费雪方程式的适用性。因此，治理我国通货膨胀，依旧要在货币数量上下功夫。“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而治理通胀的抽薪之法就是严格合理的控制“货币数量”。
2.2宏观经济模型
（1）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用于分析公民收入决定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个模型是在凯恩斯交叉图和希克斯的IS-LM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弥补了前两个模型仅强调总需求方面的片面性缺陷。
在极端的凯恩斯情形下，短期内认为价格具有黏性，货币工资具有“刚性”，扩张的总需求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将提高均衡产量和就业，对物价水平并无明显影响。而在古典情形的另一极端条件下，货币工资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劳动市场的运行毫无摩擦，总能维持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也就是说，全部劳动力都实现了就业，即使增加价格，产量也只能是与潜在产量相对应，无法增加。所以从长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线。扩张的总需求政策、货币政策，带来的也只能是价格的上涨，对于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这就是所谓的“货币中性”。
现实的经济生活则更多的是在以上两种极端情形的中间地带运行，即总供给曲线将具有一定正的有限的斜率。当实行扩张的总需求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方面带来了相应的产量增加、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却使物价不可避免地出现上涨。与此同时，从生产函数角度分析，产量的增加与否与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技术水平、劳动量N和资本量K密切相关。由此得出结论：短期内通过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等其他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可以刺激生产，促进经济的增长。但需要以某种程度的物价上涨，即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然而，在长期内，要使经济增长可持续，仅靠实行扩张性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我们只有在生产函数上打主意才更有前途。因此笔者认为，如若现实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斜率较大，扩张性政策的实施是以较大牺牲物价为代价而仅换来产量的小幅增加，那么，这种刺激经济所谓的增长的方式一定不是明智之举。
（2）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是由新西兰经济学家W·菲利普斯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的。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失业与货币工资变动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因为货币工资率的提高可以视作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所以菲利普斯曲线成为当代经济与学家用以阐释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此消彼长关系的曲线。 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伴相生，治理通货膨胀也不是没有代价，需要适当的权衡。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就如鱼和熊掌，任何时候都不能兼得，既想“保增长”又想“抑通胀”在实际中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2.3宏观流动性、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统计学分析
以上理论分析多为定性分析，接下来，笔者用相关统计学的方法继续分析通货膨胀相应数据指标间的相关性。根据需要，选择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率（M2）、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率（Loan）和年度GDP同比增长率（GDP）为分析变量。
在原数据的基础上，加入同期CPI的增长情况，绘制出上图。可以看出，CPI的增长与GDP、M2以及人民币贷款余额均有某种相关关系。经过简单的统计计算，GDP、M2和人民币贷款余额与CPI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75、06246和0.3094。这说明，GDP、M2与人民币贷款余额均与物价指数成正相关关系，物价指数的上涨与宽松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与经济增长也相伴相生。综合以上分析，如果货币信贷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货币信贷与经济增长又是物价指数上涨，引起通胀的原因，那么也就表明有效管理货币数量，以宏观流动性为切入点将意味着经济的平稳发展、通胀的合理控制。
3当前我国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原因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只要货币供应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实际所需，物价总水平终究不可避免地要爬高。货币就像滔滔的江河之水，永远在找寻着出口。与此同时，“菲利普斯曲线”告诉我们，失业与通货膨胀具有交替的关系。因此治理通胀不是没有成本，而是要以短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为代价。然而，高通胀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危害，此处无需赘言，一旦通胀高起，再光彩夺目的发展业绩，也会顷刻间毁于一旦。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物价如若不引起政府与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人言可畏，社会的和谐，政局的稳定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笔者认为，无论如何也不值得冒加大通胀风险来保所谓的“经济增长”。
当前，学术界对于我国此轮通胀产生的原因与传导机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输入型通胀”。言外之意是说，症结并不在国内，而是国外“惹的祸”。然而，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国内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也许会有新的认识。
3.1“币值稳定”与“汇率稳定”的纠葛——“银根”的货币创造引发通货膨胀
多年来，央行的肩上始终担负着用基础货币服务于汇率稳定的政策使命。在出口导向逻辑的支配下，我国长时期坚守美元兑人民币相对固定的防线。然而，国际市场的风向有变，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多年来出现双顺差，美元如潮水般涌进国内市场，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如此形势下，央行不得不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大手笔购买外汇，其背后则是规模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也就是市场流通的“基础货币”。进入商业银行的“基础货币”又被贷放出去，来来回回之间，又创造出成倍的货币信用；市场流动性的急剧扩张、物价随之上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经过整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汇率、黄金储备与外汇储备的相关数据，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感受到由“被动超发”而为本轮通货膨胀提供的货币规模是多么的庞大。
以上数据表明，自1978年以来我国黄金储备规模仅扩大了三倍左右，外汇储备规模却增加了一万七千多倍。与此同时，我国人民币汇率在1991-1993年间出现上升后，多年来始终保持在1∶7-1∶8之间，未有较大幅度变动。央行为维持汇率的长期稳定，每一美元外汇储备的增加，就要有7-8元人民币与之相应。做一个简单的乘法运算，可以发现将会有多大规模的基础货币在央行购汇的过程中得以流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而流进万千百姓家。这如此之大的差距，使得用黄金来规定货币价值的“法则”淡退历史舞台，货币发行更加有恃无恐，毫无约束。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通胀压力，其累积效应也必将带来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水平。
3.2具有中国特色的“供地融资”——“土根”的货币创造引发的通货膨胀
上文提到，以央行直接掌控的基础货币运动构成了我国货币运动的第一个圈。那么，这第二个圈就是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强有力的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如果说，央行以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构成了货币增发的源流；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就成了流入金融体系货币流量的放大器。根据《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0-2009）》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9年，土地出让金成交价款与土地出让面积总体呈上升趋势。从总量上看，也有较大幅度增加。
这由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又是怎样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进而引发通胀的呢？我们知道，当前无论是中央政府的部门还是地方政府，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要向商业银行借贷，首要条件就是要有资本金。资本金是其信用的支点，有资本金作保证，才能与商业银行进行借贷的往来。政府和国企资本金的构成，除了他们的收支盈余外，最大的一块当属政府出让国有土地以及征收农民集体土地再向市场出让所形成的净收入。这也就是社会高度关注的“土地财政”。出让和征收的土地，经过评估和抵押，将会扩大这些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把更多的银行信贷动用为社会总投资。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我们可以认为政府供地类似投放货币。因为，相对于可出售建设用地的巨大市值，政府征地的直接成本非常微小，与“低成本、高面值”货币的发行原理相仿。同时，在高通胀预期下“土币”的财富储存功能甚至优于货币，还可以抵押借贷，动员银行存款。这样一来，由央行购汇释放出的基础货币在屡次的借贷中，又被扩大了数倍。超发的货币时时刻刻在市场中流动，并没有实际的商品与之对应，货币的购买力自然下降，通胀现象由此产生。
通过以上分析，“土根”和“银根”并举，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它们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通胀压力不时相伴的货币基础。
4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性建议 4.1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科学合理选择人民币之“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加之汇率水平较为固定，使得我国央行陷入“稳定汇率”和“稳定币值”的两难境地。“被动超发”实属无奈之举，公开市场操作又让央行有苦难言。忙来忙去，却让我国的货币存量越滚越大，得不偿失。从实质上看，汇率的稳定来源于币值的稳定，而币值的稳定要倚仗于本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如果无法保证各国平稳地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经济，本币币值的稳定也就无从谈起，一味追求汇率保持不变，则可谓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因此，汇率市场化势在必行。欣喜的是，我国已开始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汇率市场化的试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将会有新的突破。
4.2坚持中央银行独立性
对央行独立性进行系统研究的先行者是Alesina（1988），他以OECD国家1971-1986年的央行独立性指数和通货膨胀率为样本，对二者进行了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二者在数值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率就会越低，反之则反是。而后，又有Cukieman、Webb、Neyapti和Lawrence Summers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因此，这为我国治理通货膨胀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就是要逐步提高我国央行的独立性，来增强央行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
纵观我国通货膨胀的历程，央行在处理通胀问题上独立性差是不可否认的。这是由于地方政府为应付政绩考核而盲目大量投资，给商业银行放贷施加压力，央行因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不得不屈从于社会压力。这就大大削弱了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我们要尽量克服当前我国央行目标独立性、决策独立性和法律独立性不强的缺陷，最大限度的实现央行治理通胀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积极发挥央行“稳定币值，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
4.3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管控政府盲目投资冲动
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表明，我国的政绩考核机制还有待完善。政绩考核将更多的目光汇聚在了经济短期增长的方面，使得各位官员与各级政府为得到肯定，谋求仕途发展的一帆风顺而具有盲目扩大投资的冲动。这种官员和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放贷的压力。同时，商业银行总是具有一切负债最终会有央行兜底的思想，使其放贷随意性增强。“只贷不管”，放任自流的现象时有发生。货币的确起到了钢筋混凝土工程遍地开花，将经济增长的GDP指标装点得光环环绕的作用。然而，这种热情却挡不住出现最终产能过剩、结构失衡、通货膨胀的结局。尤其是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能够与之相应的情况下，这些贷放出去的高能货币不能合理有效地找到出口，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不言自明。
由此看来，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管控政府盲目投资冲动，降低商业银行增发货币的热情，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之策。
4.4治理通胀的关键是控制货币数量、增加供给，管制物价并非上策
通货膨胀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多渠道，多方法控制货币数量是治理通胀釜底抽薪之法。依据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通胀高起之际，由政府出面一味打压物价并非上策。这只能是将货币的出口A堵住，迫使货币从B、C、D等更多的通道喷涌而出。商品价格出现明显的“鼓包”现象。前些年我国的“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可谓此起彼伏。这种“按下个葫芦起个瓢”的方法，不仅不能有效抑制通胀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反而会破坏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导致内需不足；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增长乏力。
其实，在通胀时期，如果我国实在要管价限量，最好是将真正涉及民生的“必需品”与衣食住行有关的一律划到管制的圈圈之外。政府对这些商品的交易一不限价、二不限量。而唯一要关注的是怎样把高价成交的货币有效地收回笼子里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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