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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思，1916年1月6日出生于奉天（今沈阳）“大帅府”，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参谋处长、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诞生后，先后担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70年5月29日在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下含恨病逝。
义无反顾地走出大帅府
张学思从记事时起，父亲就经常带着他们几兄弟参观奉军的阅兵演习，以期从小熏陶其掌握“兵权”的思想。在张学思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幻想自己长大了，像父亲一样，也带兵打仗，当大官，有威势。然而，张学思儿时的这一幻想，却在母亲许氏的影响下破灭了。在许氏的坚持下，张学思8岁入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打破了大帅府的孩子“不入学堂”的禁律。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谋害。张学良“继位执政”，在东北进行了学习欧美、旨在反日的改革。张学思从大哥张学良的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但是，这一改革也只是昙花一现。失望之余，张学思更加坚定了“自谋出路”的决心。1931年2月，张学思追随老师王西征来到北平。从此，他永远离开了大帅府。1933年3月，立志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张学思，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同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张学思，表扬他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张学思向周恩来申请，希望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周恩来表示赞同，并指示说：“或回53军，或是自己搞，均可，尽量发展，搞起来即向八路军靠拢。”还嘱咐他“要大胆，谨慎”。同时指出：“你以前接触到的革命理论是零零碎碎的，党决定派你到延安去学习。”分手的时候，周恩来让邓颖超送他出门，再三嘱咐他路上要注意安全。
此后，张学思四处奔走，广泛联络东北籍的同学、旧友和志士仁人，在河南郾城办起了近百人的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张学思计划把这批人培养成抗日骨干，然后带回53军，发展力量，把53军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可是不久，53军在河南与日军交战，惨遭失败，残部溃退至太行山一带。上级指示张学思放弃原计划，速与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队伍拉到确山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但华北局势迅速恶化，国民党亦加紧破坏抗日武装，确山已无法立足，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计划失败。
1938年4月，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郾城训练班人员送往延安学习。因考虑到张学良能否获释尚无最终结果，故安排张学思暂去香港待命。当时，张学思和家人已办好了出国手续，母亲特意留在香港，要说服最心爱的小儿子与她一起去美国。然而，深明大义的母亲被儿子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遂把生离死别的痛苦埋藏在心中，亲自把儿子送上飞往武汉的飞机。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学思从武汉经西安抵达延安。在杨家岭，张学思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你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吧？”
张学思回答：“是的，我是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现在改名叫张肪。”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你能来延安，不简单啊！”
毛主席的关怀，使张学思感到格外的溫暖。他觉得有许多心里话要向毛主席讲，他说：“延安虽说艰苦些，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比什么地方都好。在家里，衣食住行都很优越，但那个家庭，只有享乐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自由。我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再好吃的东西吃着也不香。我要革命，要抗日，延安能革命能抗日，再苦我也不怕。”
“讲得好，讲得好啊！”毛泽东非常高兴，十分喜欢面前的这位热情高涨的进步青年。他像唠家常一样，给张学思讲起了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最后，毛泽东鼓励张学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将来为中国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
1939年9月，23岁的张学思在马列学院毕业，随后担任抗大三分校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队长。1940年9月14日，张学思率东干队告别延安，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战场。
10月10日，东干队抵达山西省兴县八路军120师驻地。在这里稍事休整后，贺龙师长派120师6团护送他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蒲路。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东干队强行军30多个小时，连续走230华里，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张学思，并认真看了张学思带来的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毛泽东在信中夸奖了张学思，并叮嘱聂荣臻酌定东干队何时挺进东北的问题。聂荣臻和张学思研究后认为，目前东北还被严密地控制在敌人手中，东干队尚无插足的可能。因此，电请中央将东干队留在冀中军区分配工作。
1941年1月，张学思担任了冀中军区参谋处处长。从此，他在华北抗日斗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冀中平原，经受了战火锻炼和生死考验，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成为吕正操司令员的得力助手。
赴东北老家收回国土
1946年10月12日，29岁的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他和副主席朱其文一道，正式接收伪奉天省公署，成立了辽宁省政府。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深得民心。在他的身上，东北人民寄托了他们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和爱戴。每当张学思在公开场合露面，都会出现“万头攒动”“翘首相望”的情景。
张学思上任伊始，便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接见各方代表，发表广播讲话，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自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争夺东北的阴谋。
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地调兵遣将，争夺东北，东北再度燃起内战之火。张学思率辽宁省省级机关乘火车向长春转移。不久，蒋介石炮制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妄图集中兵力先消灭南满我军，再进攻北满，独占全东北。为此，蒋介石调集8个整编师、十余万精锐部队，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进逼。在敌情异常严重的关头，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以陈云、肖华为正副书记的辽东分局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的辽东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以张学思、刘澜波为正副主任的辽东办事处，加强对辽东党、政、军的领导。 12月11日，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中共辽东分局会议（临江会议）。与此同时，肖劲光在七道江召开辽东军区会议（即七道江会议）。两个会议研究一个主题，是坚持南满斗争，还是放弃南满北撤？
张学思、刘澜波、白坚等主管地方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临江会议。会议形成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放弃南满，撤到北满去集中力量；一是主张坚持南满斗争，反对北撤。张学思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者。他情绪激动地说：“长白山区连土匪都能待，我们人民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坚持？！”
由于前线军情紧急，临江会议在第二天傍晚中途散会，肖劲光派警卫员连夜请陈云赴七道江做最后定夺。陈云在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后，果断地说：“我们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张学思为此欢欣鼓舞。他恳求陈云让他去主力部队参加战斗。陈云鼓励他抓好地方部队和支前工作，并说：“没有地方工作，我们保卫临江，坚持南满斗争就没有群众基础。”
张学思坚决贯彻中共辽东分局的指示，亲自动员和率领辽东各级地方干部下去做群众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主力部队吃粮、穿衣和兵员补充、运输的需要。
1947年春，蒋介石的“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已彻底破产，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张学思率领辽宁军区独立师、警卫团和李洪光支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反攻。
海军学校创始人
1949年初，正当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接连告捷之际，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国民党最大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光荣起义，开赴解放区！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舰。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人民海军。
创建人民海军，首要任务是培养干部。周恩来建议，由张学思负责这项工作。4月，张学思赴北平中央组织部报到，领受创建人民海军学校的任务。
9月21日，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会议休息时，毛泽东高兴地对张学思说：“你干海军好哇！中国的领海需要海军来保卫，沿海的岛屿也需要海军去解放。好好干吧！”
此后，张学思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创建人民海军的神圣事业之中。他奔波于沈阳、安东（今丹东）、大连、葫芦岛之间，组织力量做打捞“重庆”号的准备工作。早在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开往解放区。在遭到国民党飞机连续轰炸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舰体和海港安全，于3月20日自沉于葫芦岛港口。
1950年2月，大连海校正式开学。
1951年初夏，周恩来和邓颖超乘大连海校炮艇，巡视大连海湾。周恩来高兴地表扬张学思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不仅办起了海军学校，而且学会了亲自操船，能带领学员海上实习，干得很好嘛！”
张学思谦虚地说：“我对海军业务还不熟悉，有许多东西还没弄懂。”
周恩来微笑着勉励他：“知难而进，边干边学。”
1953年3月，张学思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带职赴朝鲜战场见习。1954年底，为巩固海防，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部队攻占一江山岛。这是人民解放军陆、海、空诸兵种首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张学思作为海军方面负责人被派往联合指挥部，协助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指挥这场战斗。战后，美国合众社不得不发布消息承认：“中国的第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经过了周密策划，而且执行得很好。”张学思为这个作战方案的制订和战斗的组织，倾注了心血。
1961年3月，张学思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
然而，正当海军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张学思为之竭力奋斗作出贡献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骤起狂澜。在一次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突然发难，批评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对海军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接着，他又派其亲信李作鹏等人到海军，拉帮结伙，扩充势力。
为了树立林彪在海军中的地位，李作鹏一伙对海军建军以来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否定，如“不突出政治”“技术第一”“单纯军事观点”等。在1965年海军党委会议上，他们秉承林彪指示，对海军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攻击和污蔑。当时，张学思正在天津农村搞“四清”，他看了会议简报后，愤然不平地说：“海軍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把海军的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像话了！”
1966年春天，在海军党委召开的全会上，林彪一伙变本加厉，猖狂进行非组织活动，急不可待地夺取海军领导权，公然提出要撤换海军领导。张学思顶住林彪反党集团的压力，对林彪的两个死党及亲信的阴谋夺权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揭露和斗争。会上，他拍案而起，十分尖锐、明确地指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海军广大指战员发奋努力，成绩不容抹煞，海军建设不能否定！”“如果说海军主要领导同志有错误的话，首先要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我就是‘延安’！”林彪的死党和亲信心惊肉跳地私下议论说：“没想到他那么厉害，首先提出要抓我们黑帮。”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来到海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的死党及亲信是“黄袍加身”，搞地下活动，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张学思坚持党的原则，反对搞阴谋诡计，林彪反党集团对他怀恨在心。1965年，他们就妄图把张学思排挤出海军，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和制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利用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加紧了对张学思的迫害。1967年7月初，林彪指使人给在海军的死党打电话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7月21日，叶群打电话向李作鹏打招呼：“张学思在东北时是反对林彪的，以前他和国民党有勾结。”李作鹏两天后搞出一份《关于张学思的严重问题》的材料，罗织了两条“罪状”：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系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张学思有特嫌。 7月24日，李作鹏及其亲信，阴谋炮制了一个陷害张学思的黑报告。但他们不敢按正常渠道将报告上送，而是偷偷摸摸地直送林彪和江青。
9月11日凌晨4点钟，张学思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对方说：“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你马上来。”张学思哪里知道这竟是一个精心密谋的电话，就在他接电话的时候，在海军第一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林彪的亲信正坐镇指挥。张学思一走进招待所，几个陌生的人马上恶狠狠地围了上来。张学思看到这一切就都明白了。他昂着头，双目怒视，嗤之以鼻。张学思就这样被非法抓走了。但是，他们却无耻造谣，说张学思是“特务”，“正在发报时被抓住了”。
一个月后，张学思被提审时，察觉到林彪一伙要借诬陷他而达到诬陷、攻击周恩来的目的。为了挫败林彪一伙的阴谋，张学思不说假话，不出假证。他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给林彪一伙的“供词”竟是响铮铮的誓言：“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
张学思不屈的斗争，使“专案组”一筹莫展，李作鹏气急败坏地对“专案组”成员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
从此，张学思遭受到更残酷的摧残。1970年2月18日晚，他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其为全身播散性结核，肺原性心脏病，重度营养不良。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抢救，无奈张学思已病入膏肓。5月29日，张学思含恨离世，享年54岁。临终前，他愤然疾书“恶魔缠身”4个大字，表达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深恶痛绝。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葬身戈壁，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心潮难平，她决心向毛主席上书，为丈夫鸣冤！1972年4月27日，谢雪萍怀揣着呈毛主席的信，径直步行至中南海门口，含着泪恳请接待她的那位军人：“请你一定把这封信呈送给毛主席亲阅。”当时，毛泽东正亲自抓干部问题，这封信很快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4月30日夜，毛泽东读罢这封信，流下了眼泪。他对张玉凤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张学思，他是一位很进步的青年，长期接受革命培养。想不到，这么一位海军的干才，被他们活活整死了，可惜呀！”毛泽东当即批示：“送叶剑英同志阅处。”
葉剑英立即指示总政：“认真复查，以便正确处理。”1975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党委复查的结论。1975年4月8日，海军召开了为张学思平反、恢复名誉大会。4月19日，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张学思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室的正面。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读报参考》2016年第1期〕
义无反顾地走出大帅府
张学思从记事时起，父亲就经常带着他们几兄弟参观奉军的阅兵演习，以期从小熏陶其掌握“兵权”的思想。在张学思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幻想自己长大了，像父亲一样，也带兵打仗，当大官，有威势。然而，张学思儿时的这一幻想，却在母亲许氏的影响下破灭了。在许氏的坚持下，张学思8岁入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打破了大帅府的孩子“不入学堂”的禁律。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谋害。张学良“继位执政”，在东北进行了学习欧美、旨在反日的改革。张学思从大哥张学良的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但是，这一改革也只是昙花一现。失望之余，张学思更加坚定了“自谋出路”的决心。1931年2月，张学思追随老师王西征来到北平。从此，他永远离开了大帅府。1933年3月，立志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张学思，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同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张学思，表扬他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张学思向周恩来申请，希望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周恩来表示赞同，并指示说：“或回53军，或是自己搞，均可，尽量发展，搞起来即向八路军靠拢。”还嘱咐他“要大胆，谨慎”。同时指出：“你以前接触到的革命理论是零零碎碎的，党决定派你到延安去学习。”分手的时候，周恩来让邓颖超送他出门，再三嘱咐他路上要注意安全。
此后，张学思四处奔走，广泛联络东北籍的同学、旧友和志士仁人，在河南郾城办起了近百人的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张学思计划把这批人培养成抗日骨干，然后带回53军，发展力量，把53军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可是不久，53军在河南与日军交战，惨遭失败，残部溃退至太行山一带。上级指示张学思放弃原计划，速与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队伍拉到确山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但华北局势迅速恶化，国民党亦加紧破坏抗日武装，确山已无法立足，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计划失败。
1938年4月，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郾城训练班人员送往延安学习。因考虑到张学良能否获释尚无最终结果，故安排张学思暂去香港待命。当时，张学思和家人已办好了出国手续，母亲特意留在香港，要说服最心爱的小儿子与她一起去美国。然而，深明大义的母亲被儿子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遂把生离死别的痛苦埋藏在心中，亲自把儿子送上飞往武汉的飞机。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学思从武汉经西安抵达延安。在杨家岭，张学思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你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吧？”
张学思回答：“是的，我是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现在改名叫张肪。”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你能来延安，不简单啊！”
毛主席的关怀，使张学思感到格外的溫暖。他觉得有许多心里话要向毛主席讲，他说：“延安虽说艰苦些，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比什么地方都好。在家里，衣食住行都很优越，但那个家庭，只有享乐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自由。我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再好吃的东西吃着也不香。我要革命，要抗日，延安能革命能抗日，再苦我也不怕。”
“讲得好，讲得好啊！”毛泽东非常高兴，十分喜欢面前的这位热情高涨的进步青年。他像唠家常一样，给张学思讲起了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最后，毛泽东鼓励张学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将来为中国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
1939年9月，23岁的张学思在马列学院毕业，随后担任抗大三分校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队长。1940年9月14日，张学思率东干队告别延安，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战场。
10月10日，东干队抵达山西省兴县八路军120师驻地。在这里稍事休整后，贺龙师长派120师6团护送他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蒲路。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东干队强行军30多个小时，连续走230华里，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张学思，并认真看了张学思带来的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毛泽东在信中夸奖了张学思，并叮嘱聂荣臻酌定东干队何时挺进东北的问题。聂荣臻和张学思研究后认为，目前东北还被严密地控制在敌人手中，东干队尚无插足的可能。因此，电请中央将东干队留在冀中军区分配工作。
1941年1月，张学思担任了冀中军区参谋处处长。从此，他在华北抗日斗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冀中平原，经受了战火锻炼和生死考验，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成为吕正操司令员的得力助手。
赴东北老家收回国土
1946年10月12日，29岁的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他和副主席朱其文一道，正式接收伪奉天省公署，成立了辽宁省政府。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深得民心。在他的身上，东北人民寄托了他们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和爱戴。每当张学思在公开场合露面，都会出现“万头攒动”“翘首相望”的情景。
张学思上任伊始，便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接见各方代表，发表广播讲话，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自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争夺东北的阴谋。
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地调兵遣将，争夺东北，东北再度燃起内战之火。张学思率辽宁省省级机关乘火车向长春转移。不久，蒋介石炮制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妄图集中兵力先消灭南满我军，再进攻北满，独占全东北。为此，蒋介石调集8个整编师、十余万精锐部队，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进逼。在敌情异常严重的关头，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以陈云、肖华为正副书记的辽东分局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的辽东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以张学思、刘澜波为正副主任的辽东办事处，加强对辽东党、政、军的领导。 12月11日，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中共辽东分局会议（临江会议）。与此同时，肖劲光在七道江召开辽东军区会议（即七道江会议）。两个会议研究一个主题，是坚持南满斗争，还是放弃南满北撤？
张学思、刘澜波、白坚等主管地方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临江会议。会议形成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放弃南满，撤到北满去集中力量；一是主张坚持南满斗争，反对北撤。张学思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者。他情绪激动地说：“长白山区连土匪都能待，我们人民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坚持？！”
由于前线军情紧急，临江会议在第二天傍晚中途散会，肖劲光派警卫员连夜请陈云赴七道江做最后定夺。陈云在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后，果断地说：“我们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张学思为此欢欣鼓舞。他恳求陈云让他去主力部队参加战斗。陈云鼓励他抓好地方部队和支前工作，并说：“没有地方工作，我们保卫临江，坚持南满斗争就没有群众基础。”
张学思坚决贯彻中共辽东分局的指示，亲自动员和率领辽东各级地方干部下去做群众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主力部队吃粮、穿衣和兵员补充、运输的需要。
1947年春，蒋介石的“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已彻底破产，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张学思率领辽宁军区独立师、警卫团和李洪光支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反攻。
海军学校创始人
1949年初，正当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接连告捷之际，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国民党最大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光荣起义，开赴解放区！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舰。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人民海军。
创建人民海军，首要任务是培养干部。周恩来建议，由张学思负责这项工作。4月，张学思赴北平中央组织部报到，领受创建人民海军学校的任务。
9月21日，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会议休息时，毛泽东高兴地对张学思说：“你干海军好哇！中国的领海需要海军来保卫，沿海的岛屿也需要海军去解放。好好干吧！”
此后，张学思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创建人民海军的神圣事业之中。他奔波于沈阳、安东（今丹东）、大连、葫芦岛之间，组织力量做打捞“重庆”号的准备工作。早在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开往解放区。在遭到国民党飞机连续轰炸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舰体和海港安全，于3月20日自沉于葫芦岛港口。
1950年2月，大连海校正式开学。
1951年初夏，周恩来和邓颖超乘大连海校炮艇，巡视大连海湾。周恩来高兴地表扬张学思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不仅办起了海军学校，而且学会了亲自操船，能带领学员海上实习，干得很好嘛！”
张学思谦虚地说：“我对海军业务还不熟悉，有许多东西还没弄懂。”
周恩来微笑着勉励他：“知难而进，边干边学。”
1953年3月，张学思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带职赴朝鲜战场见习。1954年底，为巩固海防，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部队攻占一江山岛。这是人民解放军陆、海、空诸兵种首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张学思作为海军方面负责人被派往联合指挥部，协助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指挥这场战斗。战后，美国合众社不得不发布消息承认：“中国的第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经过了周密策划，而且执行得很好。”张学思为这个作战方案的制订和战斗的组织，倾注了心血。
1961年3月，张学思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
然而，正当海军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张学思为之竭力奋斗作出贡献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骤起狂澜。在一次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突然发难，批评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对海军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接着，他又派其亲信李作鹏等人到海军，拉帮结伙，扩充势力。
为了树立林彪在海军中的地位，李作鹏一伙对海军建军以来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否定，如“不突出政治”“技术第一”“单纯军事观点”等。在1965年海军党委会议上，他们秉承林彪指示，对海军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攻击和污蔑。当时，张学思正在天津农村搞“四清”，他看了会议简报后，愤然不平地说：“海軍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把海军的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像话了！”
1966年春天，在海军党委召开的全会上，林彪一伙变本加厉，猖狂进行非组织活动，急不可待地夺取海军领导权，公然提出要撤换海军领导。张学思顶住林彪反党集团的压力，对林彪的两个死党及亲信的阴谋夺权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揭露和斗争。会上，他拍案而起，十分尖锐、明确地指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海军广大指战员发奋努力，成绩不容抹煞，海军建设不能否定！”“如果说海军主要领导同志有错误的话，首先要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我就是‘延安’！”林彪的死党和亲信心惊肉跳地私下议论说：“没想到他那么厉害，首先提出要抓我们黑帮。”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来到海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的死党及亲信是“黄袍加身”，搞地下活动，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张学思坚持党的原则，反对搞阴谋诡计，林彪反党集团对他怀恨在心。1965年，他们就妄图把张学思排挤出海军，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和制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利用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加紧了对张学思的迫害。1967年7月初，林彪指使人给在海军的死党打电话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7月21日，叶群打电话向李作鹏打招呼：“张学思在东北时是反对林彪的，以前他和国民党有勾结。”李作鹏两天后搞出一份《关于张学思的严重问题》的材料，罗织了两条“罪状”：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系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张学思有特嫌。 7月24日，李作鹏及其亲信，阴谋炮制了一个陷害张学思的黑报告。但他们不敢按正常渠道将报告上送，而是偷偷摸摸地直送林彪和江青。
9月11日凌晨4点钟，张学思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对方说：“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你马上来。”张学思哪里知道这竟是一个精心密谋的电话，就在他接电话的时候，在海军第一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林彪的亲信正坐镇指挥。张学思一走进招待所，几个陌生的人马上恶狠狠地围了上来。张学思看到这一切就都明白了。他昂着头，双目怒视，嗤之以鼻。张学思就这样被非法抓走了。但是，他们却无耻造谣，说张学思是“特务”，“正在发报时被抓住了”。
一个月后，张学思被提审时，察觉到林彪一伙要借诬陷他而达到诬陷、攻击周恩来的目的。为了挫败林彪一伙的阴谋，张学思不说假话，不出假证。他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给林彪一伙的“供词”竟是响铮铮的誓言：“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
张学思不屈的斗争，使“专案组”一筹莫展，李作鹏气急败坏地对“专案组”成员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
从此，张学思遭受到更残酷的摧残。1970年2月18日晚，他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其为全身播散性结核，肺原性心脏病，重度营养不良。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抢救，无奈张学思已病入膏肓。5月29日，张学思含恨离世，享年54岁。临终前，他愤然疾书“恶魔缠身”4个大字，表达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深恶痛绝。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葬身戈壁，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心潮难平，她决心向毛主席上书，为丈夫鸣冤！1972年4月27日，谢雪萍怀揣着呈毛主席的信，径直步行至中南海门口，含着泪恳请接待她的那位军人：“请你一定把这封信呈送给毛主席亲阅。”当时，毛泽东正亲自抓干部问题，这封信很快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4月30日夜，毛泽东读罢这封信，流下了眼泪。他对张玉凤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张学思，他是一位很进步的青年，长期接受革命培养。想不到，这么一位海军的干才，被他们活活整死了，可惜呀！”毛泽东当即批示：“送叶剑英同志阅处。”
葉剑英立即指示总政：“认真复查，以便正确处理。”1975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党委复查的结论。1975年4月8日，海军召开了为张学思平反、恢复名誉大会。4月19日，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张学思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室的正面。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读报参考》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