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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思,1916年1月6日出生于奉天(今沈阳)“大帅府”,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参谋处长、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诞生后,先后担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70年5月29日在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下含恨病逝。
义无反顾地走出大帅府
张学思从记事时起,父亲就经常带着他们几兄弟参观奉军的阅兵演习,以期从小熏陶其掌握“兵权”的思想。在张学思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幻想自己长大了,像父亲一样,也带兵打仗,当大官,有威势。然而,张学思儿时的这一幻想,却在母亲许氏的影响下破灭了。在许氏的坚持下,张学思8岁入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打破了大帅府的孩子“不入学堂”的禁律。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谋害。张学良“继位执政”,在东北进行了学习欧美、旨在反日的改革。张学思从大哥张学良的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但是,这一改革也只是昙花一现。失望之余,张学思更加坚定了“自谋出路”的决心。1931年2月,张学思追随老师王西征来到北平。从此,他永远离开了大帅府。1933年3月,立志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张学思,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同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张学思,表扬他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张学思向周恩来申请,希望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周恩来表示赞同,并指示说:“或回53军,或是自己搞,均可,尽量发展,搞起来即向八路军靠拢。”还嘱咐他“要大胆,谨慎”。同时指出:“你以前接触到的革命理论是零零碎碎的,党决定派你到延安去学习。”分手的时候,周恩来让邓颖超送他出门,再三嘱咐他路上要注意安全。
此后,张学思四处奔走,广泛联络东北籍的同学、旧友和志士仁人,在河南郾城办起了近百人的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张学思计划把这批人培养成抗日骨干,然后带回53军,发展力量,把53军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可是不久,53军在河南与日军交战,惨遭失败,残部溃退至太行山一带。上级指示张学思放弃原计划,速与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队伍拉到确山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但华北局势迅速恶化,国民党亦加紧破坏抗日武装,确山已无法立足,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计划失败。
1938年4月,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郾城训练班人员送往延安学习。因考虑到张学良能否获释尚无最终结果,故安排张学思暂去香港待命。当时,张学思和家人已办好了出国手续,母亲特意留在香港,要说服最心爱的小儿子与她一起去美国。然而,深明大义的母亲被儿子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遂把生离死别的痛苦埋藏在心中,亲自把儿子送上飞往武汉的飞机。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学思从武汉经西安抵达延安。在杨家岭,张学思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你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吧?”
张学思回答:“是的,我是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现在改名叫张肪。”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你能来延安,不简单啊!”
毛主席的关怀,使张学思感到格外的溫暖。他觉得有许多心里话要向毛主席讲,他说:“延安虽说艰苦些,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比什么地方都好。在家里,衣食住行都很优越,但那个家庭,只有享乐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自由。我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再好吃的东西吃着也不香。我要革命,要抗日,延安能革命能抗日,再苦我也不怕。”
“讲得好,讲得好啊!”毛泽东非常高兴,十分喜欢面前的这位热情高涨的进步青年。他像唠家常一样,给张学思讲起了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最后,毛泽东鼓励张学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将来为中国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
1939年9月,23岁的张学思在马列学院毕业,随后担任抗大三分校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队长。1940年9月14日,张学思率东干队告别延安,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战场。
10月10日,东干队抵达山西省兴县八路军120师驻地。在这里稍事休整后,贺龙师长派120师6团护送他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蒲路。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东干队强行军30多个小时,连续走230华里,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张学思,并认真看了张学思带来的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毛泽东在信中夸奖了张学思,并叮嘱聂荣臻酌定东干队何时挺进东北的问题。聂荣臻和张学思研究后认为,目前东北还被严密地控制在敌人手中,东干队尚无插足的可能。因此,电请中央将东干队留在冀中军区分配工作。
1941年1月,张学思担任了冀中军区参谋处处长。从此,他在华北抗日斗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冀中平原,经受了战火锻炼和生死考验,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成为吕正操司令员的得力助手。
赴东北老家收回国土
1946年10月12日,29岁的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他和副主席朱其文一道,正式接收伪奉天省公署,成立了辽宁省政府。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深得民心。在他的身上,东北人民寄托了他们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和爱戴。每当张学思在公开场合露面,都会出现“万头攒动”“翘首相望”的情景。
张学思上任伊始,便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接见各方代表,发表广播讲话,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自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争夺东北的阴谋。
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地调兵遣将,争夺东北,东北再度燃起内战之火。张学思率辽宁省省级机关乘火车向长春转移。不久,蒋介石炮制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妄图集中兵力先消灭南满我军,再进攻北满,独占全东北。为此,蒋介石调集8个整编师、十余万精锐部队,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进逼。在敌情异常严重的关头,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以陈云、肖华为正副书记的辽东分局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的辽东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以张学思、刘澜波为正副主任的辽东办事处,加强对辽东党、政、军的领导。 12月11日,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中共辽东分局会议(临江会议)。与此同时,肖劲光在七道江召开辽东军区会议(即七道江会议)。两个会议研究一个主题,是坚持南满斗争,还是放弃南满北撤?
张学思、刘澜波、白坚等主管地方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临江会议。会议形成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放弃南满,撤到北满去集中力量;一是主张坚持南满斗争,反对北撤。张学思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者。他情绪激动地说:“长白山区连土匪都能待,我们人民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坚持?!”
由于前线军情紧急,临江会议在第二天傍晚中途散会,肖劲光派警卫员连夜请陈云赴七道江做最后定夺。陈云在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后,果断地说:“我们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张学思为此欢欣鼓舞。他恳求陈云让他去主力部队参加战斗。陈云鼓励他抓好地方部队和支前工作,并说:“没有地方工作,我们保卫临江,坚持南满斗争就没有群众基础。”
张学思坚决贯彻中共辽东分局的指示,亲自动员和率领辽东各级地方干部下去做群众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主力部队吃粮、穿衣和兵员补充、运输的需要。
1947年春,蒋介石的“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已彻底破产,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张学思率领辽宁军区独立师、警卫团和李洪光支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反攻。
海军学校创始人
1949年初,正当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接连告捷之际,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国民党最大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光荣起义,开赴解放区!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舰。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人民海军。
创建人民海军,首要任务是培养干部。周恩来建议,由张学思负责这项工作。4月,张学思赴北平中央组织部报到,领受创建人民海军学校的任务。
9月21日,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会议休息时,毛泽东高兴地对张学思说:“你干海军好哇!中国的领海需要海军来保卫,沿海的岛屿也需要海军去解放。好好干吧!”
此后,张学思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创建人民海军的神圣事业之中。他奔波于沈阳、安东(今丹东)、大连、葫芦岛之间,组织力量做打捞“重庆”号的准备工作。早在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开往解放区。在遭到国民党飞机连续轰炸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舰体和海港安全,于3月20日自沉于葫芦岛港口。
1950年2月,大连海校正式开学。
1951年初夏,周恩来和邓颖超乘大连海校炮艇,巡视大连海湾。周恩来高兴地表扬张学思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不仅办起了海军学校,而且学会了亲自操船,能带领学员海上实习,干得很好嘛!”
张学思谦虚地说:“我对海军业务还不熟悉,有许多东西还没弄懂。”
周恩来微笑着勉励他:“知难而进,边干边学。”
1953年3月,张学思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带职赴朝鲜战场见习。1954年底,为巩固海防,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部队攻占一江山岛。这是人民解放军陆、海、空诸兵种首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张学思作为海军方面负责人被派往联合指挥部,协助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指挥这场战斗。战后,美国合众社不得不发布消息承认:“中国的第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经过了周密策划,而且执行得很好。”张学思为这个作战方案的制订和战斗的组织,倾注了心血。
1961年3月,张学思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
然而,正当海军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张学思为之竭力奋斗作出贡献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骤起狂澜。在一次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突然发难,批评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对海军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接着,他又派其亲信李作鹏等人到海军,拉帮结伙,扩充势力。
为了树立林彪在海军中的地位,李作鹏一伙对海军建军以来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否定,如“不突出政治”“技术第一”“单纯军事观点”等。在1965年海军党委会议上,他们秉承林彪指示,对海军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攻击和污蔑。当时,张学思正在天津农村搞“四清”,他看了会议简报后,愤然不平地说:“海軍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把海军的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像话了!”
1966年春天,在海军党委召开的全会上,林彪一伙变本加厉,猖狂进行非组织活动,急不可待地夺取海军领导权,公然提出要撤换海军领导。张学思顶住林彪反党集团的压力,对林彪的两个死党及亲信的阴谋夺权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揭露和斗争。会上,他拍案而起,十分尖锐、明确地指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海军广大指战员发奋努力,成绩不容抹煞,海军建设不能否定!”“如果说海军主要领导同志有错误的话,首先要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我就是‘延安’!”林彪的死党和亲信心惊肉跳地私下议论说:“没想到他那么厉害,首先提出要抓我们黑帮。”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来到海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的死党及亲信是“黄袍加身”,搞地下活动,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张学思坚持党的原则,反对搞阴谋诡计,林彪反党集团对他怀恨在心。1965年,他们就妄图把张学思排挤出海军,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和制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利用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加紧了对张学思的迫害。1967年7月初,林彪指使人给在海军的死党打电话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7月21日,叶群打电话向李作鹏打招呼:“张学思在东北时是反对林彪的,以前他和国民党有勾结。”李作鹏两天后搞出一份《关于张学思的严重问题》的材料,罗织了两条“罪状”: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系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张学思有特嫌。 7月24日,李作鹏及其亲信,阴谋炮制了一个陷害张学思的黑报告。但他们不敢按正常渠道将报告上送,而是偷偷摸摸地直送林彪和江青。
9月11日凌晨4点钟,张学思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对方说:“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你马上来。”张学思哪里知道这竟是一个精心密谋的电话,就在他接电话的时候,在海军第一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林彪的亲信正坐镇指挥。张学思一走进招待所,几个陌生的人马上恶狠狠地围了上来。张学思看到这一切就都明白了。他昂着头,双目怒视,嗤之以鼻。张学思就这样被非法抓走了。但是,他们却无耻造谣,说张学思是“特务”,“正在发报时被抓住了”。
一个月后,张学思被提审时,察觉到林彪一伙要借诬陷他而达到诬陷、攻击周恩来的目的。为了挫败林彪一伙的阴谋,张学思不说假话,不出假证。他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给林彪一伙的“供词”竟是响铮铮的誓言:“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
张学思不屈的斗争,使“专案组”一筹莫展,李作鹏气急败坏地对“专案组”成员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
从此,张学思遭受到更残酷的摧残。1970年2月18日晚,他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其为全身播散性结核,肺原性心脏病,重度营养不良。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抢救,无奈张学思已病入膏肓。5月29日,张学思含恨离世,享年54岁。临终前,他愤然疾书“恶魔缠身”4个大字,表达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深恶痛绝。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葬身戈壁,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心潮难平,她决心向毛主席上书,为丈夫鸣冤!1972年4月27日,谢雪萍怀揣着呈毛主席的信,径直步行至中南海门口,含着泪恳请接待她的那位军人:“请你一定把这封信呈送给毛主席亲阅。”当时,毛泽东正亲自抓干部问题,这封信很快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4月30日夜,毛泽东读罢这封信,流下了眼泪。他对张玉凤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张学思,他是一位很进步的青年,长期接受革命培养。想不到,这么一位海军的干才,被他们活活整死了,可惜呀!”毛泽东当即批示:“送叶剑英同志阅处。”
葉剑英立即指示总政:“认真复查,以便正确处理。”1975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党委复查的结论。1975年4月8日,海军召开了为张学思平反、恢复名誉大会。4月19日,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张学思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室的正面。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读报参考》2016年第1期〕
义无反顾地走出大帅府
张学思从记事时起,父亲就经常带着他们几兄弟参观奉军的阅兵演习,以期从小熏陶其掌握“兵权”的思想。在张学思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幻想自己长大了,像父亲一样,也带兵打仗,当大官,有威势。然而,张学思儿时的这一幻想,却在母亲许氏的影响下破灭了。在许氏的坚持下,张学思8岁入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打破了大帅府的孩子“不入学堂”的禁律。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谋害。张学良“继位执政”,在东北进行了学习欧美、旨在反日的改革。张学思从大哥张学良的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但是,这一改革也只是昙花一现。失望之余,张学思更加坚定了“自谋出路”的决心。1931年2月,张学思追随老师王西征来到北平。从此,他永远离开了大帅府。1933年3月,立志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张学思,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同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张学思,表扬他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张学思向周恩来申请,希望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周恩来表示赞同,并指示说:“或回53军,或是自己搞,均可,尽量发展,搞起来即向八路军靠拢。”还嘱咐他“要大胆,谨慎”。同时指出:“你以前接触到的革命理论是零零碎碎的,党决定派你到延安去学习。”分手的时候,周恩来让邓颖超送他出门,再三嘱咐他路上要注意安全。
此后,张学思四处奔走,广泛联络东北籍的同学、旧友和志士仁人,在河南郾城办起了近百人的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张学思计划把这批人培养成抗日骨干,然后带回53军,发展力量,把53军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可是不久,53军在河南与日军交战,惨遭失败,残部溃退至太行山一带。上级指示张学思放弃原计划,速与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队伍拉到确山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但华北局势迅速恶化,国民党亦加紧破坏抗日武装,确山已无法立足,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计划失败。
1938年4月,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郾城训练班人员送往延安学习。因考虑到张学良能否获释尚无最终结果,故安排张学思暂去香港待命。当时,张学思和家人已办好了出国手续,母亲特意留在香港,要说服最心爱的小儿子与她一起去美国。然而,深明大义的母亲被儿子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遂把生离死别的痛苦埋藏在心中,亲自把儿子送上飞往武汉的飞机。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学思从武汉经西安抵达延安。在杨家岭,张学思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你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吧?”
张学思回答:“是的,我是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现在改名叫张肪。”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你能来延安,不简单啊!”
毛主席的关怀,使张学思感到格外的溫暖。他觉得有许多心里话要向毛主席讲,他说:“延安虽说艰苦些,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比什么地方都好。在家里,衣食住行都很优越,但那个家庭,只有享乐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自由。我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再好吃的东西吃着也不香。我要革命,要抗日,延安能革命能抗日,再苦我也不怕。”
“讲得好,讲得好啊!”毛泽东非常高兴,十分喜欢面前的这位热情高涨的进步青年。他像唠家常一样,给张学思讲起了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最后,毛泽东鼓励张学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将来为中国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
1939年9月,23岁的张学思在马列学院毕业,随后担任抗大三分校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队长。1940年9月14日,张学思率东干队告别延安,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战场。
10月10日,东干队抵达山西省兴县八路军120师驻地。在这里稍事休整后,贺龙师长派120师6团护送他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蒲路。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东干队强行军30多个小时,连续走230华里,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张学思,并认真看了张学思带来的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毛泽东在信中夸奖了张学思,并叮嘱聂荣臻酌定东干队何时挺进东北的问题。聂荣臻和张学思研究后认为,目前东北还被严密地控制在敌人手中,东干队尚无插足的可能。因此,电请中央将东干队留在冀中军区分配工作。
1941年1月,张学思担任了冀中军区参谋处处长。从此,他在华北抗日斗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冀中平原,经受了战火锻炼和生死考验,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成为吕正操司令员的得力助手。
赴东北老家收回国土
1946年10月12日,29岁的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他和副主席朱其文一道,正式接收伪奉天省公署,成立了辽宁省政府。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深得民心。在他的身上,东北人民寄托了他们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和爱戴。每当张学思在公开场合露面,都会出现“万头攒动”“翘首相望”的情景。
张学思上任伊始,便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接见各方代表,发表广播讲话,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自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争夺东北的阴谋。
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地调兵遣将,争夺东北,东北再度燃起内战之火。张学思率辽宁省省级机关乘火车向长春转移。不久,蒋介石炮制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妄图集中兵力先消灭南满我军,再进攻北满,独占全东北。为此,蒋介石调集8个整编师、十余万精锐部队,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进逼。在敌情异常严重的关头,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以陈云、肖华为正副书记的辽东分局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的辽东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以张学思、刘澜波为正副主任的辽东办事处,加强对辽东党、政、军的领导。 12月11日,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中共辽东分局会议(临江会议)。与此同时,肖劲光在七道江召开辽东军区会议(即七道江会议)。两个会议研究一个主题,是坚持南满斗争,还是放弃南满北撤?
张学思、刘澜波、白坚等主管地方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临江会议。会议形成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放弃南满,撤到北满去集中力量;一是主张坚持南满斗争,反对北撤。张学思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者。他情绪激动地说:“长白山区连土匪都能待,我们人民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坚持?!”
由于前线军情紧急,临江会议在第二天傍晚中途散会,肖劲光派警卫员连夜请陈云赴七道江做最后定夺。陈云在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后,果断地说:“我们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张学思为此欢欣鼓舞。他恳求陈云让他去主力部队参加战斗。陈云鼓励他抓好地方部队和支前工作,并说:“没有地方工作,我们保卫临江,坚持南满斗争就没有群众基础。”
张学思坚决贯彻中共辽东分局的指示,亲自动员和率领辽东各级地方干部下去做群众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主力部队吃粮、穿衣和兵员补充、运输的需要。
1947年春,蒋介石的“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已彻底破产,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张学思率领辽宁军区独立师、警卫团和李洪光支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反攻。
海军学校创始人
1949年初,正当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接连告捷之际,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国民党最大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光荣起义,开赴解放区!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舰。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人民海军。
创建人民海军,首要任务是培养干部。周恩来建议,由张学思负责这项工作。4月,张学思赴北平中央组织部报到,领受创建人民海军学校的任务。
9月21日,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会议休息时,毛泽东高兴地对张学思说:“你干海军好哇!中国的领海需要海军来保卫,沿海的岛屿也需要海军去解放。好好干吧!”
此后,张学思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创建人民海军的神圣事业之中。他奔波于沈阳、安东(今丹东)、大连、葫芦岛之间,组织力量做打捞“重庆”号的准备工作。早在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开往解放区。在遭到国民党飞机连续轰炸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舰体和海港安全,于3月20日自沉于葫芦岛港口。
1950年2月,大连海校正式开学。
1951年初夏,周恩来和邓颖超乘大连海校炮艇,巡视大连海湾。周恩来高兴地表扬张学思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不仅办起了海军学校,而且学会了亲自操船,能带领学员海上实习,干得很好嘛!”
张学思谦虚地说:“我对海军业务还不熟悉,有许多东西还没弄懂。”
周恩来微笑着勉励他:“知难而进,边干边学。”
1953年3月,张学思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带职赴朝鲜战场见习。1954年底,为巩固海防,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部队攻占一江山岛。这是人民解放军陆、海、空诸兵种首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张学思作为海军方面负责人被派往联合指挥部,协助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指挥这场战斗。战后,美国合众社不得不发布消息承认:“中国的第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经过了周密策划,而且执行得很好。”张学思为这个作战方案的制订和战斗的组织,倾注了心血。
1961年3月,张学思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
然而,正当海军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张学思为之竭力奋斗作出贡献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骤起狂澜。在一次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突然发难,批评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对海军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接着,他又派其亲信李作鹏等人到海军,拉帮结伙,扩充势力。
为了树立林彪在海军中的地位,李作鹏一伙对海军建军以来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否定,如“不突出政治”“技术第一”“单纯军事观点”等。在1965年海军党委会议上,他们秉承林彪指示,对海军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攻击和污蔑。当时,张学思正在天津农村搞“四清”,他看了会议简报后,愤然不平地说:“海軍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把海军的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像话了!”
1966年春天,在海军党委召开的全会上,林彪一伙变本加厉,猖狂进行非组织活动,急不可待地夺取海军领导权,公然提出要撤换海军领导。张学思顶住林彪反党集团的压力,对林彪的两个死党及亲信的阴谋夺权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揭露和斗争。会上,他拍案而起,十分尖锐、明确地指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海军广大指战员发奋努力,成绩不容抹煞,海军建设不能否定!”“如果说海军主要领导同志有错误的话,首先要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我就是‘延安’!”林彪的死党和亲信心惊肉跳地私下议论说:“没想到他那么厉害,首先提出要抓我们黑帮。”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来到海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的死党及亲信是“黄袍加身”,搞地下活动,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张学思坚持党的原则,反对搞阴谋诡计,林彪反党集团对他怀恨在心。1965年,他们就妄图把张学思排挤出海军,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和制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利用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加紧了对张学思的迫害。1967年7月初,林彪指使人给在海军的死党打电话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7月21日,叶群打电话向李作鹏打招呼:“张学思在东北时是反对林彪的,以前他和国民党有勾结。”李作鹏两天后搞出一份《关于张学思的严重问题》的材料,罗织了两条“罪状”: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系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张学思有特嫌。 7月24日,李作鹏及其亲信,阴谋炮制了一个陷害张学思的黑报告。但他们不敢按正常渠道将报告上送,而是偷偷摸摸地直送林彪和江青。
9月11日凌晨4点钟,张学思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对方说:“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你马上来。”张学思哪里知道这竟是一个精心密谋的电话,就在他接电话的时候,在海军第一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林彪的亲信正坐镇指挥。张学思一走进招待所,几个陌生的人马上恶狠狠地围了上来。张学思看到这一切就都明白了。他昂着头,双目怒视,嗤之以鼻。张学思就这样被非法抓走了。但是,他们却无耻造谣,说张学思是“特务”,“正在发报时被抓住了”。
一个月后,张学思被提审时,察觉到林彪一伙要借诬陷他而达到诬陷、攻击周恩来的目的。为了挫败林彪一伙的阴谋,张学思不说假话,不出假证。他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给林彪一伙的“供词”竟是响铮铮的誓言:“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
张学思不屈的斗争,使“专案组”一筹莫展,李作鹏气急败坏地对“专案组”成员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
从此,张学思遭受到更残酷的摧残。1970年2月18日晚,他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其为全身播散性结核,肺原性心脏病,重度营养不良。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抢救,无奈张学思已病入膏肓。5月29日,张学思含恨离世,享年54岁。临终前,他愤然疾书“恶魔缠身”4个大字,表达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深恶痛绝。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葬身戈壁,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心潮难平,她决心向毛主席上书,为丈夫鸣冤!1972年4月27日,谢雪萍怀揣着呈毛主席的信,径直步行至中南海门口,含着泪恳请接待她的那位军人:“请你一定把这封信呈送给毛主席亲阅。”当时,毛泽东正亲自抓干部问题,这封信很快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4月30日夜,毛泽东读罢这封信,流下了眼泪。他对张玉凤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张学思,他是一位很进步的青年,长期接受革命培养。想不到,这么一位海军的干才,被他们活活整死了,可惜呀!”毛泽东当即批示:“送叶剑英同志阅处。”
葉剑英立即指示总政:“认真复查,以便正确处理。”1975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党委复查的结论。1975年4月8日,海军召开了为张学思平反、恢复名誉大会。4月19日,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张学思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室的正面。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读报参考》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