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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共享与创新
徐修德,人民出版社,2009
在古代,人们对思想共享的认识是有限的,常常会以“无用”否定思想及思想共享的价值。《庄子•南华经》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曾任梁相的惠子公开对庄子说:“你的思想无用。”庄子说:“大地可以说既广且大,人所用的只是脚能踩踏的一小块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只留下脚踩踏的一小块土地而把其余全都挖掉,一直挖到黄泉,大地对人来说还有用吗?”惠子只能回答“无用”。庄子说:“如此说来,没有用处的用处也就很明白了。”这里,身为社会管理者的惠子犯了俗众所常犯的功利主义错误:只看重事物一时的显性功能,而漠视事物长久的潜在价值。其实在我们的生存空间中,包括思想在内的许多东西常以无用的表象存在,试想一下,如果把这些无用的东西从我们的生存空间中抽掉,结果会怎样?回答是:那些有用之物就像被挖掉了的大地一样会真正变得无用。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80年代,信息时代到来了。在信息时代,尽管食人间烟火的芸芸俗众迫于生计还常常会掂量有用无用,青睐所谓有用摒弃所谓无用,但人类的智慧足以让主流社会丢弃“人生在世,吃穿二事”的动物式价值判断标准,不再纠缠于庄子、惠子式有关思想有用无用的争执,不再对思想、知识等妄断有用无用,而把精力放在如何开发思想共享的价值、如何提高思想共享的效率、如何通过思想共享促进创新以造福于人类上,这是时代所要求的,于是知识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知识管理理论的诞生说明:思想共享从个体的盲目的自然行为已完全转变成社会的主动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管理理论及实践的推广,思想共享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价值,大大促进了各种创新活动,包括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服务创新等等。事实证明,创新永不枯竭的源泉是思想共享,信息时代国家之间、组织之间竞争的关键因素是知识创新,因此思想的共享与创新无可争辩地成为一个时代主题。徐修德教授敏锐地抓住这一主题,并向我们奉献了他思考与研究的成果《思想的共享与创新》一书。
《思想的共享与创新》一书共分三部分:思想篇、理论篇、实践篇。作者在导言中指出:“思想的共享是创新的关键,知识传播是生产力,媒介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率对创新有重要影响。不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组织层面甚至是国家层面都是如此。”阐明了他对研究主题的基本观点。
从思想内容和结构安排来看,《思想的共享与创新》一书突出以下特点:
第一,综合与创新相结合,以综合带创新。
作者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兴起和发展的知识管理理论作了综合归纳,系统阐述了知识管理理论的基本原理,包括知识共享与“场”,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与政治文化,知识管理的特点,知识管理的原则,知识管理的方法与手段,知识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等。作者重视知识管理主要理论代表人物的思想,对其重要观点进行系统整理和介绍,其中包括美国学者阿吉里斯、彼德•圣吉的组织学习理论,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美国学者托马斯•M•科洛波洛斯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互转换论,瑞典人埃德文森和美国人斯图尔特的知识资本论,英国人大卫•J•斯卡姆的知识网络论等。目前大多数人对知识管理的认识不系统、不全面,人们往往依据自己的理解,仅仅抓住与知识管理相关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一无所知或有意忽视,这就如同盲人摸象,难以得到一个大象的完整形象。基于这种现状,作者对知识管理的基本原理、主要理论进行归纳综合、系统整理是十分必要的。
综合不是简单复制,综合本身就包含着创新。作者从技术、行为、经济、战略等各个角度来综合审视知识管理,灵活利用各种立体思维、交叉科学作跨学科研究,有助于为深入的知识管理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活动拓展新方向。
第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论促实践。
日本管理学教授野中郁次郎强调“知识创新并不是简单地处理客观信息,而是发掘员工头脑中潜在的想法、直觉和灵感,并综合起来加以运用”,他提出了知识创新的共享环境即“场”的概念。美国波士顿大学信息系统管理学教授托马斯•H•达文波特认为知识是结构性经验、价值观念、关系信息以及专家见识的流动组合;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利用;在组织机构里,知识往往不仅存在于文件或数据库中,也根植于组织机构的日常工作、程序、惯例及规范中,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进行编码、存储和传播。“数据—信息—知识”的递进概念,使得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紧密相关,信息技术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知识管理理论的战略学派强调不同组织的战略性目标,一个组织的战略性目标主要围绕着如何发展核心竞争力,这要求组织不仅要关注资源经济,更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比如关心人的能动性,关心如何创造更优异的环境来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以及更有效地进行内部吸收、转化和共享隐性知识等问题。
上述种种理论无不说明知识管理理论起源于管理实践,还将用于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思想的共享与创新》一书强调知识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其实践篇专门论述了知识管理理论在国家创新体系、城市创新体系及企事业各类组织的应用及意义,为高校、科研单位、企业等各类组织以及各级政府的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提供了知识平台和政策指南。
第三,思想与案例相结合,以案例表明思想。
人类以近似于动物本能的信息传播为起点,发展到今天,出现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的融合,这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新思想的传播趋于同步性,新思想从产生到传播、普及、发展,其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思想的共享、信息的传播是在全球范围展开的。徐修德教授以人类迅速战胜非典的具体案例来说明这一思想,他指出: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卫生部、各种媒体及时通报疫情及防治知识,便捷的信息沟通手段为人们战胜非典起了积极作用。而在传播技术不发达、信息交流不通畅的古代,尽管公元10世纪中国民间就有接种人痘预防天花的习俗,但此后天花仍然在地球肆虐了近1000年。
时至今日,人们对思想共享、知识创新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不过知识管理领域仍有许多未经开垦的领地。比如经济学家张五常写过一篇“思想共享难卖钱”的文章,他认为思想对社会的贡献可能价值连城,但市场无价,牛顿的三大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在市场出售这些思想恐怕不及一张画作。到底该怎样评估思想之大用?如何发掘和利用市场无价的思想的价值?值得知识管理研究者及实践者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
徐修德,人民出版社,2009
在古代,人们对思想共享的认识是有限的,常常会以“无用”否定思想及思想共享的价值。《庄子•南华经》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曾任梁相的惠子公开对庄子说:“你的思想无用。”庄子说:“大地可以说既广且大,人所用的只是脚能踩踏的一小块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只留下脚踩踏的一小块土地而把其余全都挖掉,一直挖到黄泉,大地对人来说还有用吗?”惠子只能回答“无用”。庄子说:“如此说来,没有用处的用处也就很明白了。”这里,身为社会管理者的惠子犯了俗众所常犯的功利主义错误:只看重事物一时的显性功能,而漠视事物长久的潜在价值。其实在我们的生存空间中,包括思想在内的许多东西常以无用的表象存在,试想一下,如果把这些无用的东西从我们的生存空间中抽掉,结果会怎样?回答是:那些有用之物就像被挖掉了的大地一样会真正变得无用。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80年代,信息时代到来了。在信息时代,尽管食人间烟火的芸芸俗众迫于生计还常常会掂量有用无用,青睐所谓有用摒弃所谓无用,但人类的智慧足以让主流社会丢弃“人生在世,吃穿二事”的动物式价值判断标准,不再纠缠于庄子、惠子式有关思想有用无用的争执,不再对思想、知识等妄断有用无用,而把精力放在如何开发思想共享的价值、如何提高思想共享的效率、如何通过思想共享促进创新以造福于人类上,这是时代所要求的,于是知识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知识管理理论的诞生说明:思想共享从个体的盲目的自然行为已完全转变成社会的主动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管理理论及实践的推广,思想共享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价值,大大促进了各种创新活动,包括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服务创新等等。事实证明,创新永不枯竭的源泉是思想共享,信息时代国家之间、组织之间竞争的关键因素是知识创新,因此思想的共享与创新无可争辩地成为一个时代主题。徐修德教授敏锐地抓住这一主题,并向我们奉献了他思考与研究的成果《思想的共享与创新》一书。
《思想的共享与创新》一书共分三部分:思想篇、理论篇、实践篇。作者在导言中指出:“思想的共享是创新的关键,知识传播是生产力,媒介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率对创新有重要影响。不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组织层面甚至是国家层面都是如此。”阐明了他对研究主题的基本观点。
从思想内容和结构安排来看,《思想的共享与创新》一书突出以下特点:
第一,综合与创新相结合,以综合带创新。
作者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兴起和发展的知识管理理论作了综合归纳,系统阐述了知识管理理论的基本原理,包括知识共享与“场”,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与政治文化,知识管理的特点,知识管理的原则,知识管理的方法与手段,知识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等。作者重视知识管理主要理论代表人物的思想,对其重要观点进行系统整理和介绍,其中包括美国学者阿吉里斯、彼德•圣吉的组织学习理论,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美国学者托马斯•M•科洛波洛斯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互转换论,瑞典人埃德文森和美国人斯图尔特的知识资本论,英国人大卫•J•斯卡姆的知识网络论等。目前大多数人对知识管理的认识不系统、不全面,人们往往依据自己的理解,仅仅抓住与知识管理相关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一无所知或有意忽视,这就如同盲人摸象,难以得到一个大象的完整形象。基于这种现状,作者对知识管理的基本原理、主要理论进行归纳综合、系统整理是十分必要的。
综合不是简单复制,综合本身就包含着创新。作者从技术、行为、经济、战略等各个角度来综合审视知识管理,灵活利用各种立体思维、交叉科学作跨学科研究,有助于为深入的知识管理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活动拓展新方向。
第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论促实践。
日本管理学教授野中郁次郎强调“知识创新并不是简单地处理客观信息,而是发掘员工头脑中潜在的想法、直觉和灵感,并综合起来加以运用”,他提出了知识创新的共享环境即“场”的概念。美国波士顿大学信息系统管理学教授托马斯•H•达文波特认为知识是结构性经验、价值观念、关系信息以及专家见识的流动组合;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利用;在组织机构里,知识往往不仅存在于文件或数据库中,也根植于组织机构的日常工作、程序、惯例及规范中,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进行编码、存储和传播。“数据—信息—知识”的递进概念,使得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紧密相关,信息技术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知识管理理论的战略学派强调不同组织的战略性目标,一个组织的战略性目标主要围绕着如何发展核心竞争力,这要求组织不仅要关注资源经济,更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比如关心人的能动性,关心如何创造更优异的环境来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以及更有效地进行内部吸收、转化和共享隐性知识等问题。
上述种种理论无不说明知识管理理论起源于管理实践,还将用于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思想的共享与创新》一书强调知识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其实践篇专门论述了知识管理理论在国家创新体系、城市创新体系及企事业各类组织的应用及意义,为高校、科研单位、企业等各类组织以及各级政府的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提供了知识平台和政策指南。
第三,思想与案例相结合,以案例表明思想。
人类以近似于动物本能的信息传播为起点,发展到今天,出现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的融合,这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新思想的传播趋于同步性,新思想从产生到传播、普及、发展,其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思想的共享、信息的传播是在全球范围展开的。徐修德教授以人类迅速战胜非典的具体案例来说明这一思想,他指出: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卫生部、各种媒体及时通报疫情及防治知识,便捷的信息沟通手段为人们战胜非典起了积极作用。而在传播技术不发达、信息交流不通畅的古代,尽管公元10世纪中国民间就有接种人痘预防天花的习俗,但此后天花仍然在地球肆虐了近1000年。
时至今日,人们对思想共享、知识创新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不过知识管理领域仍有许多未经开垦的领地。比如经济学家张五常写过一篇“思想共享难卖钱”的文章,他认为思想对社会的贡献可能价值连城,但市场无价,牛顿的三大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在市场出售这些思想恐怕不及一张画作。到底该怎样评估思想之大用?如何发掘和利用市场无价的思想的价值?值得知识管理研究者及实践者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