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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但是现如今，这样的东西却不多了。今天，几乎每样东西都在待价而沽。下面便是其中几个例子：
牢房升级：每晚82美元。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Santa Ana）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用钱来买到更好的住宿条件：一间与不出钱的罪犯的牢房分离开来、又干净又安静的监狱牢房。
独自驾车时可以使用的“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car pool lane）：高峰时段8美元。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城市正在尝试这项举措，独自驾车的司机可花钱在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上行驶，来缓解交通阻塞的现象，价格则随着交通状况的不同而改变。
印度妈妈的代孕服务：每位6250美元。西方国家那些寻求代孕的夫妇们越来越多地将代孕之事外包给印度妇女，因为代孕在那里是合法的，而且价格也不足美国现行价格的1/ 3。
移民到美国的权利：50万美元。投资50万美元并且在高失业领域至少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外国人，就有资格获得美国绿卡并拥有永久居住权。
狩猎濒危黑犀牛的权利：每头15万美元。南非开始允许农场主把射杀有限数量犀牛的权利出售给狩猎者，以此激励农场主去饲养和保护各类濒危物种。
医生的手机号码：每年至少1500美元。越来越多的“礼宾”医生为那些愿意支付1500~25000美元年费的病人，提供手机咨询服务和当日预约就诊的机会。
向大气层排放碳的权利：每吨13欧元（约合18美元）。欧盟构建了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从而使得一些公司可以买卖排放权。
著名大学的录取名额：什么价格？尽管这方面的价格没有公示，但是美国一些顶尖学府的行政人员曾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们的学校录取了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学生，其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很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一笔可观的钱。
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上面列出的这些东西，但是现今却有很多可以赚钱的新路子。如果你需要多挣一些钱，那么下面就是一些新的可能性：
出租你的前额（或者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用来放置商业广告：777美元。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30个人，把他们的头发剃光并印上写着“需要做出改变吗？请来新西兰”广告语的临时刺青。
在制药公司的药品安全实验环节中担当人工试验对象：7500美元。这项报酬可以更高，也可以更低，这取决于用来检测药品效用的试验程序对试验对象的侵害程度以及所引发的痛苦。
为私人军事公司去索马里或阿富汗打仗：每天250美元至每天1000美元不等。这项报酬根据人员的资质、经历和国籍的不同而不同。
在国会山为一位想要参加国会某场听证会的游说者通宵排队：每小时15~20美元。游说者们付钱给“排队公司”，而这些公司又雇用流浪汉和其他人去排队。
如果你是达拉斯一所一般学校的后进生，那么你每读一本书，就可以得到2美元。为了鼓励读书，孩子们每读一本书，这些学校就会奖励给他们一点钱。
如果你是个胖子，那么你在4个月内减掉14磅就可以得到378美元。一些公司和健康保险公司为减肥和其他各种健康活动提供金钱激励措施。
为一位病人或老人购买一张人寿保险单，在其有生之年为其支付年度保险费，然后在他/她去世时可获得死亡收益，其价值可达数百万美元（具体收益取决于保险单中的规定）。这种在陌生人的生命上下赌注的做法，已然成就了一个300亿美元的产业。陌生人死得越快，投资者赚的钱也就越多。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在过去的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深陷此种境地，并不是我们审慎选择的结果，它几乎像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似的。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和市场观念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证明，在增进富裕和繁荣方面，任何其他组织商品生产和分配的机制都不曾取得过如此的成功。然而，正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运作经济方面拥抱市场机制的时候，其他的事情也正在发生。市场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也正在成为一个帝国领域。
今天，买卖的逻辑不再只适用于各种商品，而是越来越主宰着我们的整个生活。现在，到了我们追问自己是否想要过这种生活的时候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里，是一个信奉市场和放松监管的疯狂年代，亦即一个市场必胜论的时代（an era of market triumphalism）。
这个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他们的坚定信念，即市场而非政府掌管着通往繁荣和自由的钥匙。这种情况在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亲市场自由主义的支持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两人虽说调和但却更加巩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市场是实现公共善（public good）的首要途径。
如今，这种信念遭到了质疑，而且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也已趋于终结。金融危机不只是引发了人们对市场有效分配风险能力的质疑，而且还促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广泛的认识，即市场已远离道德规范，因而我们需要用某种方式来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
但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这两点，却并非显而易见。
一些人认为，市场必胜论在道德上的核心缺陷乃是贪婪，因为贪婪致使人们进行不负责任的冒险。根据这种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便是遏制贪婪，让银行家和华尔街的高管们坚守更大的诚信和责任，并且制定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防范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
这种观点至多是一种片面的分析。贪婪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肯定没错，但是另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却更具危险性。过去30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并不是贪婪的疯长，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 与这种境况作抗争，我们不仅需要抨击贪婪，而且还需要重新思考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关于使市场处于其所当之处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们需要用公共辩论的方式予以讨论。为了进行这种辩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市场的一些道德界限，而且还需要追问是否存在一些金钱不应当购买的东西。
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向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统辖的生活领域的入侵，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之一。
让我们想一想下面的各种情形：
营利性的学校、医院和监狱不断增多，以及将战争外包给私人军事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私人军事承包商的雇佣军在数量上实际超过了美国军队。）
公共警力远比私人保安公司逊色——尤其在美国和英国，私人保安的数量是警察的两倍之多。
制药公司向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强力兜售处方药。（如果你曾看过美国晚间新闻里播出的电视广告，那么你会产生如下的想法便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危机不是疟疾、盘尾丝虫病或者失眠，而是大肆流行的勃起功能障碍症。）
商业广告大肆进入公立学校，出售公园和公共空间的“冠名权”，营销为辅助生殖而“专门设计”的卵子和精子，把怀孕事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代孕妈妈，公司和国家竞相买卖排放权，以及一种近乎于准许买卖选票的贿选财政制度。
这些用市场来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犯罪审判、环境保护、娱乐、生育以及其他社会物品的做法，在30年前大多都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在今天，我们却多半视其为理所当然。
一切都待价而沽为什么值得担忧
我们为什么对我们正朝着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迈进感到担忧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关乎不平等，另一个关乎腐败。让我们先来看看不平等。
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里，一般收入者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富足（或贫困）与否也就越发重要。
如果富足的唯一优势就是有能力购买游艇、跑车和欢度梦幻假期，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就并非很重要了。但是，随着金钱最终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良好的医疗保健、在一个安全的邻里环境中而非犯罪猖獗的地区安家、进入精英学校而非三流学校读书），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出来。在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地方，有钱与否在世界各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中异常艰难的原因。不仅贫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过使金钱变得越发重要，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
我们不应当把一切事务都作价待沽的第二个原因，则比较难阐述清楚。它所关注的不是不平等和公平的问题，而是市场所具有的那种侵蚀倾向。
对生活中的各种好东西进行明码标价，将会腐蚀它们。那是因为市场不仅在分配商品，而且还在表达和传播人们针对所交易的商品的某些态度。如果孩子好好读书就给他们零钱，有可能使他们读更多的书，但同时也教会了他们把读书视作一份挣钱的零活而非一种内在满足的源泉。将大学新生名额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有可能会增加学校的财务收入，但同时也损害了该大学的诚信及其颁发的学位的价值。雇用外国雇佣军去为我们打仗，有可能会使本国公民少死一些人，但却侵蚀了公民的意义。
经济学家常常假设，市场是中性的，亦即市场不会影响其所交易的商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场价值观还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切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
当然，人们在哪些价值观值得关切，以及为什么这些价值观值得关切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为了决定金钱应当以及不应当买什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什么样的价值观应当主导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便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在这里，我想提前概述一下我想给出的答案：当我们决定某些物品可以买卖的时候，我们也就决定了（至少是隐晦地决定了），把这些物品视作商品（即谋利和使用的工具）是适当的。但并非所有的物品都适用于进行这样的评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
奴隶制之所以骇人听闻，是因为它将人视作可以在拍卖会上买卖的商品。这种做法无法以适当的方式对人作出评价——因为人应当得到尊严和尊重，而不能被视作创收的工具和使用的对象。
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其他珍贵的物品和做法。我们不允许在市场上买卖儿童。即使购买者没有虐待其所购买的儿童，一个贩卖儿童的市场也会表达和传播一种错误的评价儿童的方式。儿童被视作消费品是不正当的，他们应当被视作值得关爱的人。
或者，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你应召去履行陪审团的义务，那么你就不能雇用一个代理人去履行你的义务。同样，我们也不允许公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即使其他人有可能迫不及待地想购买它们。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认为，公民义务不应当被视作私人财产，相反，它应当被视作公共责任。外包公民义务，就是在糟践它们，即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它们。
从“市场经济”滑入“市场社会”
上述事例阐明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论点：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转化为商品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或贬低。
所以，为了决定市场所属之地以及市场应当与什么领域保持一定距离，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如何评价相关的物品——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义务等。这些都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些物品的道德意义以及评价它们的适当方式逐一展开辩论。
这是一种我们在“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未曾开展过的辩论。由于我们没有深切地意识到要开展这种辩论，也就是由于我们从未决定要开展这种辩论，所以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having a market economy）最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being a market society）。
这里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工具——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市场价值观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市场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加以改变的社会。
当代政治学严重缺失的就是关于市场角色和范围的辩论。我们想要市场经济吗？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市场社会吗？市场应当在公共生活和私人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如何能够决定哪些物品应当可以买卖，以及哪些物品应当受非市场观念的支配？“金钱律令”不应当在哪些领域有效？
这些都是本书所试图回答的问题。由于它们涉及有关良善社会和良善生活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想，所以我无法承诺给出终极性的答案。
但是我至少希望，我的这一努力可以推动人们对这些问题展开公共讨论，并为人们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哲学框架。
牢房升级：每晚82美元。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Santa Ana）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用钱来买到更好的住宿条件：一间与不出钱的罪犯的牢房分离开来、又干净又安静的监狱牢房。
独自驾车时可以使用的“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car pool lane）：高峰时段8美元。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城市正在尝试这项举措，独自驾车的司机可花钱在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上行驶，来缓解交通阻塞的现象，价格则随着交通状况的不同而改变。
印度妈妈的代孕服务：每位6250美元。西方国家那些寻求代孕的夫妇们越来越多地将代孕之事外包给印度妇女，因为代孕在那里是合法的，而且价格也不足美国现行价格的1/ 3。
移民到美国的权利：50万美元。投资50万美元并且在高失业领域至少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外国人，就有资格获得美国绿卡并拥有永久居住权。
狩猎濒危黑犀牛的权利：每头15万美元。南非开始允许农场主把射杀有限数量犀牛的权利出售给狩猎者，以此激励农场主去饲养和保护各类濒危物种。
医生的手机号码：每年至少1500美元。越来越多的“礼宾”医生为那些愿意支付1500~25000美元年费的病人，提供手机咨询服务和当日预约就诊的机会。
向大气层排放碳的权利：每吨13欧元（约合18美元）。欧盟构建了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从而使得一些公司可以买卖排放权。
著名大学的录取名额：什么价格？尽管这方面的价格没有公示，但是美国一些顶尖学府的行政人员曾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们的学校录取了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学生，其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很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一笔可观的钱。
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上面列出的这些东西，但是现今却有很多可以赚钱的新路子。如果你需要多挣一些钱，那么下面就是一些新的可能性：
出租你的前额（或者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用来放置商业广告：777美元。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30个人，把他们的头发剃光并印上写着“需要做出改变吗？请来新西兰”广告语的临时刺青。
在制药公司的药品安全实验环节中担当人工试验对象：7500美元。这项报酬可以更高，也可以更低，这取决于用来检测药品效用的试验程序对试验对象的侵害程度以及所引发的痛苦。
为私人军事公司去索马里或阿富汗打仗：每天250美元至每天1000美元不等。这项报酬根据人员的资质、经历和国籍的不同而不同。
在国会山为一位想要参加国会某场听证会的游说者通宵排队：每小时15~20美元。游说者们付钱给“排队公司”，而这些公司又雇用流浪汉和其他人去排队。
如果你是达拉斯一所一般学校的后进生，那么你每读一本书，就可以得到2美元。为了鼓励读书，孩子们每读一本书，这些学校就会奖励给他们一点钱。
如果你是个胖子，那么你在4个月内减掉14磅就可以得到378美元。一些公司和健康保险公司为减肥和其他各种健康活动提供金钱激励措施。
为一位病人或老人购买一张人寿保险单，在其有生之年为其支付年度保险费，然后在他/她去世时可获得死亡收益，其价值可达数百万美元（具体收益取决于保险单中的规定）。这种在陌生人的生命上下赌注的做法，已然成就了一个300亿美元的产业。陌生人死得越快，投资者赚的钱也就越多。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在过去的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深陷此种境地，并不是我们审慎选择的结果，它几乎像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似的。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和市场观念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证明，在增进富裕和繁荣方面，任何其他组织商品生产和分配的机制都不曾取得过如此的成功。然而，正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运作经济方面拥抱市场机制的时候，其他的事情也正在发生。市场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也正在成为一个帝国领域。
今天，买卖的逻辑不再只适用于各种商品，而是越来越主宰着我们的整个生活。现在，到了我们追问自己是否想要过这种生活的时候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里，是一个信奉市场和放松监管的疯狂年代，亦即一个市场必胜论的时代（an era of market triumphalism）。
这个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他们的坚定信念，即市场而非政府掌管着通往繁荣和自由的钥匙。这种情况在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亲市场自由主义的支持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两人虽说调和但却更加巩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市场是实现公共善（public good）的首要途径。
如今，这种信念遭到了质疑，而且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也已趋于终结。金融危机不只是引发了人们对市场有效分配风险能力的质疑，而且还促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广泛的认识，即市场已远离道德规范，因而我们需要用某种方式来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
但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这两点，却并非显而易见。
一些人认为，市场必胜论在道德上的核心缺陷乃是贪婪，因为贪婪致使人们进行不负责任的冒险。根据这种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便是遏制贪婪，让银行家和华尔街的高管们坚守更大的诚信和责任，并且制定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防范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
这种观点至多是一种片面的分析。贪婪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肯定没错，但是另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却更具危险性。过去30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并不是贪婪的疯长，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 与这种境况作抗争，我们不仅需要抨击贪婪，而且还需要重新思考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关于使市场处于其所当之处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们需要用公共辩论的方式予以讨论。为了进行这种辩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市场的一些道德界限，而且还需要追问是否存在一些金钱不应当购买的东西。
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向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统辖的生活领域的入侵，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之一。
让我们想一想下面的各种情形：
营利性的学校、医院和监狱不断增多，以及将战争外包给私人军事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私人军事承包商的雇佣军在数量上实际超过了美国军队。）
公共警力远比私人保安公司逊色——尤其在美国和英国，私人保安的数量是警察的两倍之多。
制药公司向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强力兜售处方药。（如果你曾看过美国晚间新闻里播出的电视广告，那么你会产生如下的想法便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危机不是疟疾、盘尾丝虫病或者失眠，而是大肆流行的勃起功能障碍症。）
商业广告大肆进入公立学校，出售公园和公共空间的“冠名权”，营销为辅助生殖而“专门设计”的卵子和精子，把怀孕事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代孕妈妈，公司和国家竞相买卖排放权，以及一种近乎于准许买卖选票的贿选财政制度。
这些用市场来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犯罪审判、环境保护、娱乐、生育以及其他社会物品的做法，在30年前大多都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在今天，我们却多半视其为理所当然。
一切都待价而沽为什么值得担忧
我们为什么对我们正朝着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迈进感到担忧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关乎不平等，另一个关乎腐败。让我们先来看看不平等。
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里，一般收入者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富足（或贫困）与否也就越发重要。
如果富足的唯一优势就是有能力购买游艇、跑车和欢度梦幻假期，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就并非很重要了。但是，随着金钱最终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良好的医疗保健、在一个安全的邻里环境中而非犯罪猖獗的地区安家、进入精英学校而非三流学校读书），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出来。在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地方，有钱与否在世界各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中异常艰难的原因。不仅贫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过使金钱变得越发重要，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
我们不应当把一切事务都作价待沽的第二个原因，则比较难阐述清楚。它所关注的不是不平等和公平的问题，而是市场所具有的那种侵蚀倾向。
对生活中的各种好东西进行明码标价，将会腐蚀它们。那是因为市场不仅在分配商品，而且还在表达和传播人们针对所交易的商品的某些态度。如果孩子好好读书就给他们零钱，有可能使他们读更多的书，但同时也教会了他们把读书视作一份挣钱的零活而非一种内在满足的源泉。将大学新生名额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有可能会增加学校的财务收入，但同时也损害了该大学的诚信及其颁发的学位的价值。雇用外国雇佣军去为我们打仗，有可能会使本国公民少死一些人，但却侵蚀了公民的意义。
经济学家常常假设，市场是中性的，亦即市场不会影响其所交易的商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场价值观还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切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
当然，人们在哪些价值观值得关切，以及为什么这些价值观值得关切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为了决定金钱应当以及不应当买什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什么样的价值观应当主导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便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在这里，我想提前概述一下我想给出的答案：当我们决定某些物品可以买卖的时候，我们也就决定了（至少是隐晦地决定了），把这些物品视作商品（即谋利和使用的工具）是适当的。但并非所有的物品都适用于进行这样的评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
奴隶制之所以骇人听闻，是因为它将人视作可以在拍卖会上买卖的商品。这种做法无法以适当的方式对人作出评价——因为人应当得到尊严和尊重，而不能被视作创收的工具和使用的对象。
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其他珍贵的物品和做法。我们不允许在市场上买卖儿童。即使购买者没有虐待其所购买的儿童，一个贩卖儿童的市场也会表达和传播一种错误的评价儿童的方式。儿童被视作消费品是不正当的，他们应当被视作值得关爱的人。
或者，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你应召去履行陪审团的义务，那么你就不能雇用一个代理人去履行你的义务。同样，我们也不允许公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即使其他人有可能迫不及待地想购买它们。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认为，公民义务不应当被视作私人财产，相反，它应当被视作公共责任。外包公民义务，就是在糟践它们，即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它们。
从“市场经济”滑入“市场社会”
上述事例阐明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论点：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转化为商品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或贬低。
所以，为了决定市场所属之地以及市场应当与什么领域保持一定距离，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如何评价相关的物品——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义务等。这些都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些物品的道德意义以及评价它们的适当方式逐一展开辩论。
这是一种我们在“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未曾开展过的辩论。由于我们没有深切地意识到要开展这种辩论，也就是由于我们从未决定要开展这种辩论，所以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having a market economy）最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being a market society）。
这里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工具——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市场价值观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市场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加以改变的社会。
当代政治学严重缺失的就是关于市场角色和范围的辩论。我们想要市场经济吗？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市场社会吗？市场应当在公共生活和私人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如何能够决定哪些物品应当可以买卖，以及哪些物品应当受非市场观念的支配？“金钱律令”不应当在哪些领域有效？
这些都是本书所试图回答的问题。由于它们涉及有关良善社会和良善生活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想，所以我无法承诺给出终极性的答案。
但是我至少希望，我的这一努力可以推动人们对这些问题展开公共讨论，并为人们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哲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