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5日,任志强在第五届中国地产金融年会上发言。他的脸上总是紧张的肌肉,夸张有余的表情,似乎向外传递着他看透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的骄傲和骄傲的知识”。
　　
　　“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是人们首选的表达方式。但很遗憾,我不迎合乌合之众。”--任志强
　　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吵闹中,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我们才会远离遮蔽,远离盲从,渐渐成为一个个有权利、有思考的人。
　　
　　众人都说任志强又名“任大炮”,言下之意,是指任志强这个人喜欢信口开河,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任志强近几年的确靠着他那张大嘴,赢得一身骂名,以至于有的人咬牙切齿,死活把任志强当成了中国房地产资本家的代言人。
　　在这个仇富心态暴涨,房价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年代,任志强当然是一个送上来的大好靶子。他夜以继日显摆自以为正确的观点,人们废寝忘食发泄自以为正确的愤怒。这个国家因为任志强,成了一台戏。
　　
　　从盲从到不迎合
　　
　　说实话,人们的愤怒事实上抬举了任志强。在一大串牛气冲天的房地产公司中,华远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企业。从规模上看,华远地产进入不了房地产企业的前50名;从产权上看,华远地产至今仍是一家由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
　　任志强左右不了中国楼市的大局,甚至连搅浑北京楼市的能力也没有;而国企的制度安排,表明任志强的个人财富,主要还是靠工资和奖金,尽管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可能做了一些产权改革的尝试,但华远地产国有体制不变,下面再怎么修改,也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联产承包”。也就是说,跟潘石屹、黄如论、杨国强、朱孟依这些地产大佬相比,任志强撑死了也就算一种“小富即安”,他不是那种富可敌国的商人,按当下的体制来看,任志强最多也就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北京市面上爱侃大山的“小处长”。
　　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这种膀粗腰圆、唾沫星子横飞的“侃爷”,任志强对自己的“侃爷”风格并不忌讳,并且认为自己天生就关注政治,关注经济,喜欢宏大叙事:“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比如从抗美援朝开始到打倒四人帮等,这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让我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
　　但任志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每一次侃大山,都是一次学术演绎。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任志强长谈,他上来就言明自己的法学方法论:“律师在法庭上辩论,他肯定攻击对方认为最不应该被攻击的地方,他会选择攻击点,这是一种法学习惯。学过法律的人可能更多会从这些角度,或者从这些方法来思考。”
　　在他看来,像马列主义的很多东西,比如“否定之否定”,实际上带有哲学和法学的方法论。这样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会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从相反的方向看问题。“不但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观点,这可能是我总是引起大众误会的一个原因。”
　　很明显,任志强带有一种法学方法论的自信。当他对那些愤怒的人们说话,事实上他先入为主地给自己预设了一种法学启蒙的色彩。1980年代中期,任志强曾经以“贪污罪”被组织收监,在那一年多时间里,他只能看到法律方面的书,监狱不提供其他的书。因为要自我辩护,任志强不仅将《法学概论》这样的理论书读得烂熟,而且把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日后任志强笑谈道,是看守所的生活把他逼上了法学之路,从此,这种情绪激动、满嘴跑风,时不时惹出麻烦的人,竟然建构起了自己的法学思考习惯。
　　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应该说任志强是有所准备的,他会通过读书为自己找自信。我上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桌子上就放着《乌合之众》和《身份的焦虑》两本书。话语之间,他甚至翻开书,大声念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