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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龙，1910年10月生于江苏南通。1927年9月入党，1929年11月，任南通县委書记。1930年6月，任中共通海特委书记，与李超时等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
红十四军失败后，刘瑞龙调入江苏省委，在陈云任书记的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担任副书记及省农委书记兼省军委委员。1932年秋，因为出现了叛徒，刘瑞龙无法继续留在上海，中央派他前往川陕苏区工作。
入陕进川，出任川陕苏区军政领导
川陕苏区是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在川陕边区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建立的一块苏维埃区域。
1933年2月3日，刘瑞龙启程赴川陕苏区。临行前，中央交代他的任务是到西安协同陕西省委研究有关陕北问题，再到红四方面军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同时将几份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文件用药水密印在旧小说上，带给红四方面军总部。为隐蔽行动，刘瑞龙伪装成商人，化名王大舜，随党中央交通员崔凤远取道西安，尔后转道川陕。他先是从上海乘火车到潼关，再从潼关乘汽车到西安。2月7日到达西安后，交通员把刘瑞龙领到西安陕西省委秘密联络处——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即小萝卜头的父亲）处。接着，刘瑞龙会见了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省委委员张德生、省军委负责人汪峰等，参加了省委的会议，转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讨论了陕西的政治、军事情况，陕北游击运动和工作等问题。2月19日，刘瑞龙离开西安，同省委巡视员杜润之一起到汉中中共陕南特委，与负责人孟芳洲讨论了建立红二十九军的工作，并与孟芳洲、杜润之一道到西乡县马儿岩研究红二十九军的筹建工作。
红二十九军是从川陕边区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进驻西乡后，指示将共产党员陈浅伦领导的游击队和张正万的“神团”、王国民等人的民团改编为川陕边区游击队。12月25日，马儿岩苏维埃政府成立。陕南特委于1933年1月作出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2月7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大会选举刘瑞龙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任命他为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长。2月下旬，陈浅伦被任命为红二十九军军长，政委是李艮，刘瑞龙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部驻马儿岩。
1933年3月18日，正值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时期，刘瑞龙带着一部分到川陕苏区接受训练的红二十九军骨干，终于到达川陕苏区中心——通江县，和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曾中生、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见面后，立即赶到南江县的两河口前线，向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递交了带来的中央文件，汇报了从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处了解的敌我情况、研究的问题以及陕南红二十九军的情况。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随即正式派刘瑞龙到红二十九军担任政治部主任，让他率领川陕省政治保卫局的一个排，连同原来护送他入川的一个排，配齐武器，迅速返回陕南红二十九军，开展游击运动，以配合红军主力的反“三路围攻”。
当刘瑞龙率部由通江返回红二十九军驻地马儿岩时，得到当地群众报告：在敌人的金钱收买下，原“神团”首领张正万趁刘瑞龙到四方面军参加军事训练，军部空虚，以及军部主要负责人正在开会之机联络民团，组织叛匪分4路袭击红二十九军军部，陈浅伦、李艮、孟芳洲、陈子文等主要领导人壮烈牺牲。
闻讯后，刘瑞龙立即会同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九团2个营的兵力直奔马儿岩，迅速平息了叛乱，将找回来的失散战士120多人，与带回的2个排的兵力合编成“陕南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同年6月，刘瑞龙率红二十九军余部编进红四方面军。
开创苏区，“宣传工作打先锋”
川陕苏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位于四川和陕西交界的米仓山和大马巴山，地势偏僻，交通不便，党的活动较少和群众基础比较薄弱，“许多农民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还闻所未闻，更不要说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针对这种情况，红四方面军政治机关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宣传工作要打先锋”，“党的宣传工作要成为开展斗争发展组织的导火索”，以宣传群众、唤醒工农为切入点，红军发展到哪里，就要把党的宣传工作做到哪里。这对于年仅23岁的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为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刘瑞龙首先认真学习党代会、工农兵代表大会文件，向曾中生、张琴秋等领导了解川陕苏区情况。在实际宣传工作中，刘瑞龙领导的省委宣传部与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省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并肩作战，迅速打开了川陕苏区宣传工作新局面。
首先是组建强有力的宣传队伍。省委宣传部机关有20人，负责编写列宁学校、苏维埃学校的课本，编印歌曲、党报、画报、标语口号、宣传大纲和印装文件。机关下设4队1组：有200多名妇女组成的宣传队，宣传党和苏维埃的政策、红军的政治主张；有20多名石匠组成的钻字队，把标语镌刻在石头上；有10多人组成的粉笔队，用各种颜料在住房的墙壁上写标语；有10余人组成的贴发队，将写好的标语、传单到处粘贴；还有5人组织的木工组，在刨光的木板、竹片上写上革命标语、口号，钉在醒目处，或顺水漂到下游白区。
另外一个手段就是办报纸。川陕苏区党政军群机关创办了数十种报刊。有川陕省委主办的《川北穷人》《共产党》报、省工农政府主办的《苏维埃》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办的《赤化全川》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办的《红军》《干部必读》等。这些报纸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油印出版的，虽版面不大，但对鼓舞群众和红军战士进行艰苦的战斗，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
1933年9月，在刘瑞龙负责的川陕苏区宣传部指导下，还成立了川陕省工农剧团，每逢大会就表演节目，有话剧、歌舞等。省委宣传部组织一些老艺人演出川剧《刘湘投江》、话剧《慰问》、歌剧《送郎当红军》等剧目，紧跟形势，密切配合党的中心任务，起到了提高群众觉悟，揭露敌人罪恶的作用。 军事宣传，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
川陕根据地是红军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它最显著的特点。刘瑞龙总结道：“军事斗争的胜败是决定一切的。”因此，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的重点首先是配合红军保卫和扩大苏区，即“首先是鼓励群众参军、参战，配合红军作战，保障争取各个战役胜利”。
1933年4月，四川军阀组织6万余人，对根据地发动“三路围攻”。面对红军仅1万余人的不利形势，扩大红军队伍，就成了苏区的中心工作。为了发动苏区青年踊跃参军，刘瑞龙决定在苏区进行大规模的“扩红”宣传。他带领省委宣传部与西北军区政治部编写了《参加革命红军的十大好处》《扩红传单》等宣传品，同时编排小品《扩红谣》、歌剧《十劝夫》、歌曲《参军歌》《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等。为了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宣传队每到一处便临时搭个台子，上面写上“参加红军报名处”，宣传队员在台上表演“劝郎当红军”等节目，“节目一演完，就有数十上百人参加红军”。
刘瑞龙还亲自组织编写了通俗易懂的《革命三字经》《消灭刘湘三字经》，前者述说穷苦大众的痛苦，揭露反动势力的罪恶，鼓动工农参加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后者揭露军阀的罪恶，号召苏区人民参加红军，消灭刘湘。
在他们强有力的组织宣传下，川陕苏区中心的通（江）南（江）巴（中）平（昌）4县的120万人中，每10人就有1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6月，在反“三路围攻”结束后，红军队伍迅速扩大，部队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扩大到4个军4万多人。同年10月，在仪南、营渠、宣达3大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加上地方武装共计10万人以上。
平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不仅是历代中国农民的梦想，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和红军的政治承诺。红四方面军一进入川陕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便颁发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赶快行动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红军，彻底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但是，由于战争频繁和阶级关系复杂，川陕苏区初期土地改革并不彻底。为尽快打开局面，刘瑞龙在调查实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在南通创建红十四军之初编印《农民歌》小传单受欢迎的经历，创作起草了《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和《平均土地办法》两本通俗易懂的小传单，先是在局部地区试行，后来正式推广到整个川陕苏区。
《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把整个社会阶层划分为雇工、贫农、中农、富农、地主5类。如“空着两只手，啥子都没有，专替人做工，才能糊了口，这就是雇工；自己有点田，不能吃和穿，还要卖力气，生活很艰难，这就是贫農……自己种有田，还有田出租，又放高利贷，还请长活路（富农）”等等，语言颇具川北地方特色，短小精悍，琅琅上口，易记易懂，让基层土地委员会和群众一目了然，成为党和苏维埃土地政策法令的群众读本。
《平均土地办法》操作性也非常强，它不仅规定了没收豪绅地主土地，把土地平均分给穷人，而且明确富农土地的处理方式，甚至规定了中农土地的分配方法。就连土地分配的先后顺序都有规定：先雇工、贫农、红军，然后才中农、地主。而且“分田要按收成计算，田地肥瘦搭配均匀”。
小传单讲明了大道理，大道理唤醒了苏区民众。《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和《平均土地办法》这两份小小的传单，以其浅显易懂和操作性强的特点，助推了川陕苏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农民有了土地，就要扩大生产。为了“不让苏区有一寸土地放荒”，1934年3月，刘瑞龙领导的川陕省委宣传部印发了《春耕生产宣传要点》，要求各级党政军群宣传系统大力宣传，动员发展苏区生产。
历史上的川北地区种植鸦片由来已久。四川国民党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不种要抽“懒捐”。为了增进粮食产量，提高民众体质，川陕苏区在全区范围内发动禁烟运动。如编写《戒烟歌》，内容朴实，琅琅上口，很快在苏区广泛流传。苏区各地通过禁种鸦片、禁开烟馆、查办烟贩、强制戒烟等禁烟措施，经过半年的宣传和组织实施，到1934年反“六路围攻”收紧阵地之时，戒烟运动取得实效，青壮年根除了吸食鸦片的恶习，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发展了农业生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川陕苏区中心“通南巴”1933年和1934年的粮食产量，普遍比1932年增加1倍多，得到了毛泽东“川陕苏区的农业收成良好”的肯定。
红军石刻，留在大山的记忆
红军石刻是一种刻写在石头上的宣传语言文字，有石刻文献、石刻标语、石刻对联等形式，是红军的一大发明和创举。川陕苏区红军石刻以其刻写和保存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单幅幅面最大、单幅字数最多，成为中国特有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堪称世界一大文化奇观。
“在川陕苏区最独具特色的宣传形式，就是利用那里山高石头多的资源优势，发动当地党组织，组织书写队、錾字队，在群山之巅、道路两旁、关隘渡口、村民院落、街道周围、祠堂庙宇、坟园墓地等处的石崖、石墙、石碑、石柱、石坊、石门廊、石板壁上錾刻言简意赅、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乡土味浓的石刻标语……像‘列宁万岁’‘争取苏维埃中国’‘军民合作’‘平分土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等。人民看了这些标语，斗志倍增，敌人看了胆战心惊”。
红军石刻作为宣传工作的一种重要宣传形式，受到了川陕苏区党政军领导的重视。刘瑞龙担任部长的川陕省宣传部，专门设有一个石刻标语机构——钻字队，又叫钻花队，全队20多人，主要由石匠组成，任务是把标语镌刻到石头上去。红军各军、师政治部，川陕省省、道、县苏维埃也都设有钻字队。
当年，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沿线共刻制红军石刻1万余幅，其中川陕苏区7000幅，目前尚存1000余幅。其中通江县“赤化全川”“平分土地”石刻堪称“标语王”“世界之最”。
“赤化全川”石刻，位于通江县沙溪乡景家塬800米的石崖上，是全国最有名的红军石刻标语。1934年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钻字队来到景家塬，准备在石壁上刻一条“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标语。当在石壁右侧刻好“国民”二字时，刘瑞龙到此巡察。他认为此标语字数太多，镌刻在崖壁上不壮观，显示不出气势，便把标语内容改为“赤化全川”。钻字队随后重新搭架，请巴中恩阳河一名姓张的小学教员书写了“赤化全川”4字，每字55米，宽47米，由20多名石匠用了40多天才刻完，然后涂上白色的石灰水，使之更加醒目。这些石刻标语在动员群众，打击敌人，战胜敌人，保卫苏区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瑞龙在担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的1933年和1934年，为苏区宣传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领导下的川陕苏区宣传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进而推动了苏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共同北上抗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向川西转移，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刘瑞龙随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踏上艰苦曲折的长征征途。
（责任编辑：胡北）
红十四军失败后，刘瑞龙调入江苏省委，在陈云任书记的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担任副书记及省农委书记兼省军委委员。1932年秋，因为出现了叛徒，刘瑞龙无法继续留在上海，中央派他前往川陕苏区工作。
入陕进川，出任川陕苏区军政领导
川陕苏区是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在川陕边区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建立的一块苏维埃区域。
1933年2月3日，刘瑞龙启程赴川陕苏区。临行前，中央交代他的任务是到西安协同陕西省委研究有关陕北问题，再到红四方面军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同时将几份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文件用药水密印在旧小说上，带给红四方面军总部。为隐蔽行动，刘瑞龙伪装成商人，化名王大舜，随党中央交通员崔凤远取道西安，尔后转道川陕。他先是从上海乘火车到潼关，再从潼关乘汽车到西安。2月7日到达西安后，交通员把刘瑞龙领到西安陕西省委秘密联络处——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即小萝卜头的父亲）处。接着，刘瑞龙会见了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省委委员张德生、省军委负责人汪峰等，参加了省委的会议，转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讨论了陕西的政治、军事情况，陕北游击运动和工作等问题。2月19日，刘瑞龙离开西安，同省委巡视员杜润之一起到汉中中共陕南特委，与负责人孟芳洲讨论了建立红二十九军的工作，并与孟芳洲、杜润之一道到西乡县马儿岩研究红二十九军的筹建工作。
红二十九军是从川陕边区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进驻西乡后，指示将共产党员陈浅伦领导的游击队和张正万的“神团”、王国民等人的民团改编为川陕边区游击队。12月25日，马儿岩苏维埃政府成立。陕南特委于1933年1月作出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2月7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大会选举刘瑞龙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任命他为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长。2月下旬，陈浅伦被任命为红二十九军军长，政委是李艮，刘瑞龙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部驻马儿岩。
1933年3月18日，正值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时期，刘瑞龙带着一部分到川陕苏区接受训练的红二十九军骨干，终于到达川陕苏区中心——通江县，和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曾中生、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见面后，立即赶到南江县的两河口前线，向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递交了带来的中央文件，汇报了从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处了解的敌我情况、研究的问题以及陕南红二十九军的情况。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随即正式派刘瑞龙到红二十九军担任政治部主任，让他率领川陕省政治保卫局的一个排，连同原来护送他入川的一个排，配齐武器，迅速返回陕南红二十九军，开展游击运动，以配合红军主力的反“三路围攻”。
当刘瑞龙率部由通江返回红二十九军驻地马儿岩时，得到当地群众报告：在敌人的金钱收买下，原“神团”首领张正万趁刘瑞龙到四方面军参加军事训练，军部空虚，以及军部主要负责人正在开会之机联络民团，组织叛匪分4路袭击红二十九军军部，陈浅伦、李艮、孟芳洲、陈子文等主要领导人壮烈牺牲。
闻讯后，刘瑞龙立即会同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九团2个营的兵力直奔马儿岩，迅速平息了叛乱，将找回来的失散战士120多人，与带回的2个排的兵力合编成“陕南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同年6月，刘瑞龙率红二十九军余部编进红四方面军。
开创苏区，“宣传工作打先锋”
川陕苏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位于四川和陕西交界的米仓山和大马巴山，地势偏僻，交通不便，党的活动较少和群众基础比较薄弱，“许多农民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还闻所未闻，更不要说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针对这种情况，红四方面军政治机关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宣传工作要打先锋”，“党的宣传工作要成为开展斗争发展组织的导火索”，以宣传群众、唤醒工农为切入点，红军发展到哪里，就要把党的宣传工作做到哪里。这对于年仅23岁的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为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刘瑞龙首先认真学习党代会、工农兵代表大会文件，向曾中生、张琴秋等领导了解川陕苏区情况。在实际宣传工作中，刘瑞龙领导的省委宣传部与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省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并肩作战，迅速打开了川陕苏区宣传工作新局面。
首先是组建强有力的宣传队伍。省委宣传部机关有20人，负责编写列宁学校、苏维埃学校的课本，编印歌曲、党报、画报、标语口号、宣传大纲和印装文件。机关下设4队1组：有200多名妇女组成的宣传队，宣传党和苏维埃的政策、红军的政治主张；有20多名石匠组成的钻字队，把标语镌刻在石头上；有10多人组成的粉笔队，用各种颜料在住房的墙壁上写标语；有10余人组成的贴发队，将写好的标语、传单到处粘贴；还有5人组织的木工组，在刨光的木板、竹片上写上革命标语、口号，钉在醒目处，或顺水漂到下游白区。
另外一个手段就是办报纸。川陕苏区党政军群机关创办了数十种报刊。有川陕省委主办的《川北穷人》《共产党》报、省工农政府主办的《苏维埃》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办的《赤化全川》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办的《红军》《干部必读》等。这些报纸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油印出版的，虽版面不大，但对鼓舞群众和红军战士进行艰苦的战斗，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
1933年9月，在刘瑞龙负责的川陕苏区宣传部指导下，还成立了川陕省工农剧团，每逢大会就表演节目，有话剧、歌舞等。省委宣传部组织一些老艺人演出川剧《刘湘投江》、话剧《慰问》、歌剧《送郎当红军》等剧目，紧跟形势，密切配合党的中心任务，起到了提高群众觉悟，揭露敌人罪恶的作用。 军事宣传，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
川陕根据地是红军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它最显著的特点。刘瑞龙总结道：“军事斗争的胜败是决定一切的。”因此，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的重点首先是配合红军保卫和扩大苏区，即“首先是鼓励群众参军、参战，配合红军作战，保障争取各个战役胜利”。
1933年4月，四川军阀组织6万余人，对根据地发动“三路围攻”。面对红军仅1万余人的不利形势，扩大红军队伍，就成了苏区的中心工作。为了发动苏区青年踊跃参军，刘瑞龙决定在苏区进行大规模的“扩红”宣传。他带领省委宣传部与西北军区政治部编写了《参加革命红军的十大好处》《扩红传单》等宣传品，同时编排小品《扩红谣》、歌剧《十劝夫》、歌曲《参军歌》《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等。为了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宣传队每到一处便临时搭个台子，上面写上“参加红军报名处”，宣传队员在台上表演“劝郎当红军”等节目，“节目一演完，就有数十上百人参加红军”。
刘瑞龙还亲自组织编写了通俗易懂的《革命三字经》《消灭刘湘三字经》，前者述说穷苦大众的痛苦，揭露反动势力的罪恶，鼓动工农参加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后者揭露军阀的罪恶，号召苏区人民参加红军，消灭刘湘。
在他们强有力的组织宣传下，川陕苏区中心的通（江）南（江）巴（中）平（昌）4县的120万人中，每10人就有1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6月，在反“三路围攻”结束后，红军队伍迅速扩大，部队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扩大到4个军4万多人。同年10月，在仪南、营渠、宣达3大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加上地方武装共计10万人以上。
平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不仅是历代中国农民的梦想，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和红军的政治承诺。红四方面军一进入川陕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便颁发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赶快行动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红军，彻底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但是，由于战争频繁和阶级关系复杂，川陕苏区初期土地改革并不彻底。为尽快打开局面，刘瑞龙在调查实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在南通创建红十四军之初编印《农民歌》小传单受欢迎的经历，创作起草了《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和《平均土地办法》两本通俗易懂的小传单，先是在局部地区试行，后来正式推广到整个川陕苏区。
《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把整个社会阶层划分为雇工、贫农、中农、富农、地主5类。如“空着两只手，啥子都没有，专替人做工，才能糊了口，这就是雇工；自己有点田，不能吃和穿，还要卖力气，生活很艰难，这就是贫農……自己种有田，还有田出租，又放高利贷，还请长活路（富农）”等等，语言颇具川北地方特色，短小精悍，琅琅上口，易记易懂，让基层土地委员会和群众一目了然，成为党和苏维埃土地政策法令的群众读本。
《平均土地办法》操作性也非常强，它不仅规定了没收豪绅地主土地，把土地平均分给穷人，而且明确富农土地的处理方式，甚至规定了中农土地的分配方法。就连土地分配的先后顺序都有规定：先雇工、贫农、红军，然后才中农、地主。而且“分田要按收成计算，田地肥瘦搭配均匀”。
小传单讲明了大道理，大道理唤醒了苏区民众。《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和《平均土地办法》这两份小小的传单，以其浅显易懂和操作性强的特点，助推了川陕苏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农民有了土地，就要扩大生产。为了“不让苏区有一寸土地放荒”，1934年3月，刘瑞龙领导的川陕省委宣传部印发了《春耕生产宣传要点》，要求各级党政军群宣传系统大力宣传，动员发展苏区生产。
历史上的川北地区种植鸦片由来已久。四川国民党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不种要抽“懒捐”。为了增进粮食产量，提高民众体质，川陕苏区在全区范围内发动禁烟运动。如编写《戒烟歌》，内容朴实，琅琅上口，很快在苏区广泛流传。苏区各地通过禁种鸦片、禁开烟馆、查办烟贩、强制戒烟等禁烟措施，经过半年的宣传和组织实施，到1934年反“六路围攻”收紧阵地之时，戒烟运动取得实效，青壮年根除了吸食鸦片的恶习，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发展了农业生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川陕苏区中心“通南巴”1933年和1934年的粮食产量，普遍比1932年增加1倍多，得到了毛泽东“川陕苏区的农业收成良好”的肯定。
红军石刻，留在大山的记忆
红军石刻是一种刻写在石头上的宣传语言文字，有石刻文献、石刻标语、石刻对联等形式，是红军的一大发明和创举。川陕苏区红军石刻以其刻写和保存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单幅幅面最大、单幅字数最多，成为中国特有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堪称世界一大文化奇观。
“在川陕苏区最独具特色的宣传形式，就是利用那里山高石头多的资源优势，发动当地党组织，组织书写队、錾字队，在群山之巅、道路两旁、关隘渡口、村民院落、街道周围、祠堂庙宇、坟园墓地等处的石崖、石墙、石碑、石柱、石坊、石门廊、石板壁上錾刻言简意赅、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乡土味浓的石刻标语……像‘列宁万岁’‘争取苏维埃中国’‘军民合作’‘平分土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等。人民看了这些标语，斗志倍增，敌人看了胆战心惊”。
红军石刻作为宣传工作的一种重要宣传形式，受到了川陕苏区党政军领导的重视。刘瑞龙担任部长的川陕省宣传部，专门设有一个石刻标语机构——钻字队，又叫钻花队，全队20多人，主要由石匠组成，任务是把标语镌刻到石头上去。红军各军、师政治部，川陕省省、道、县苏维埃也都设有钻字队。
当年，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沿线共刻制红军石刻1万余幅，其中川陕苏区7000幅，目前尚存1000余幅。其中通江县“赤化全川”“平分土地”石刻堪称“标语王”“世界之最”。
“赤化全川”石刻，位于通江县沙溪乡景家塬800米的石崖上，是全国最有名的红军石刻标语。1934年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钻字队来到景家塬，准备在石壁上刻一条“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标语。当在石壁右侧刻好“国民”二字时，刘瑞龙到此巡察。他认为此标语字数太多，镌刻在崖壁上不壮观，显示不出气势，便把标语内容改为“赤化全川”。钻字队随后重新搭架，请巴中恩阳河一名姓张的小学教员书写了“赤化全川”4字，每字55米，宽47米，由20多名石匠用了40多天才刻完，然后涂上白色的石灰水，使之更加醒目。这些石刻标语在动员群众，打击敌人，战胜敌人，保卫苏区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瑞龙在担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的1933年和1934年，为苏区宣传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领导下的川陕苏区宣传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进而推动了苏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共同北上抗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向川西转移，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刘瑞龙随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踏上艰苦曲折的长征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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