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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及文化领域，中国人有好几个梦，比如，奥运金牌第一，获得诺贝尔奖，还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倾全国之力，在北京举办一次“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第一个梦想已经实现了；第二个呢，不管是文学还是物理、化学、经济学，还没有一个持中国护照的学者或文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编者注：此文写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不过，这是迟早的事，而且，我以为不会太遥远。相对来说，体现一国学术文化整体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我看来，反而有点“悬”。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这自然是大好事；可中国毕竟财力有限，这目标也太宏大了点。于是，政府做了调整，转而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985工程”大学。何谓“985”？就是1998年5月，江泽民主席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讲话，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请记得，此前我们的口号是“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很多学者提意见，说加了这么个意识形态的限制，扭曲了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不多，可比性不强。再说，整天追问姓“社”还是姓“资”，怎么有可能办好大学。终于，删去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中国大学明确了发展方向。此后，我们开始以欧美的一流大学为追赶目标。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20年代转而学美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故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了好多话，有的被严厉批判，有的则得到广泛赞许，下面这一句，因符合学校利益，被不断“传抄”——“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有很多缺陷；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開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认定其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地，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必须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第四条路可供选择。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外有排行压力，内有政府管理，中国大学自由发展的空间正日趋缩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云凡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本刊有删节）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这自然是大好事；可中国毕竟财力有限，这目标也太宏大了点。于是，政府做了调整，转而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985工程”大学。何谓“985”？就是1998年5月，江泽民主席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讲话，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请记得，此前我们的口号是“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很多学者提意见，说加了这么个意识形态的限制，扭曲了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不多，可比性不强。再说，整天追问姓“社”还是姓“资”，怎么有可能办好大学。终于，删去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中国大学明确了发展方向。此后，我们开始以欧美的一流大学为追赶目标。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20年代转而学美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故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了好多话，有的被严厉批判，有的则得到广泛赞许，下面这一句，因符合学校利益，被不断“传抄”——“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有很多缺陷；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開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认定其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地，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必须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第四条路可供选择。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外有排行压力，内有政府管理，中国大学自由发展的空间正日趋缩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云凡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