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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一时期，美术家们遵循党的文艺方针，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表现了自豪、幸福的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建设景象，传递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社会积极向上的精神与力量。
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人民企盼已久的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同时，在党和人民面前，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考验。面对复杂形势和种种考验，党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政策措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
董希文 （1953年）
油画《开国大典》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盛况。画家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使藍天与地毯、红柱子、红灯笼及红旗等造成强烈的对比，并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此外，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在画面的右侧部位减去一根柱子，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极具中国艺术的精神和审美。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1987年12月27日），出生于新西兰南岛斯普林菲尔德镇。1927年来到中国，1930年加入上海第一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抗战伊始，他和斯诺夫妇等中外人士发起“工合”运动，支援抗战。作为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华工作60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一个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将近60年的人，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何以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呢？我的回答：这是萌发于人民并在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发扬的精神创造了当代罕见的奇迹。这种精神产生在老解放区，扎根于全国，正是今日中国希望之所在。
在旧中国，战争、洪水、饥饿、瘟疫，灾害不断，农村和城市受剥削、遭破坏，人们走投无路，发出了困惑而愤怒的呼号：“没有办法！”后来，出现了一些人改变了声调。共产党人坚定地站在一切斗争的前线，全力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没有办法”改变为有办法，他们的信心来源于新的认识，由此领导群众，所向披靡，小团体发展壮大，成为声势浩大的洪流，淹没了陈旧，清除了腐朽，开辟了新的渠道。这种精神点燃了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的火焰，使瑞金周围的军队顶住了蒋介石的聘有德国的顾问的现代化军队。毛泽东依靠这种精神，领导了从遵义到延安的一段长征。这种精神鼓舞了彭德怀指挥军队在山西和河北英勇奋战，日本军队不得不在华北保持兵力，不敢倾全力长驱南下。这种精神激励着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在华中地区挺进大别山，使南京和上海的解放势不可挡。这种精神促使大批农民队伍用大车和独轮手推车提供后勤，支援解放军南下，跨过长江，直至胜利。
1949年全国解放带来了人精神的解放。此后，中国人民开始了空前的建设事业。每当出现了新的矛盾需要解决时，他们总是说：“有办法！”这个信念包含着对自身和自己的无尽潜力的极大重视。王进喜和他的伙伴们以传统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在黑龙江雪封的草原上开发了大庆油田，为欣欣向荣的石油工业打开了道路。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人们建成了遍布全国的灌溉网，大量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这种精神促使医生、教师和科学家为工作献身；这种精神使年轻人自问：“我能为祖国做多大的贡献，使大家生活得更好些？”
（摘自《艾黎自传》 路易·艾黎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出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1938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参与《中国建设》杂志（今《今日中国》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顾客—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和农民。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穿着的人，店员非但不予理踩，而且还会把他们推出大门。从前外国租界的行政大楼—一座用来吓唬中国人的庞然大物，现在已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以前法租界那座漂亮的玫瑰大理石市政局大楼将改成图书馆。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时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一群19世纪后期修建的具有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等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依然存在，但已派做新的用场。过去，大着胆子进入这些住宅区的中国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私入禁区的恐惧感。现在这些街道的气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样，不是让人想起屈辱的过去和畏惧眼前的困难，而是洋溢着对今天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在北京，我发现帝王们修建的雄伟壮丽的故宫和太庙，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向外国游客、本地的有钱人和有闲阶层开放，而是第一次向劳动人民开放。这些建筑，本是用他们先辈的血汗钱、艰辛的劳动和高超的技术修建的。供奉帝王牌位的太庙已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北京的街道虽然依旧多尘、露土，但打扫得非常干净，看不到纸屑垃圾（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做的第一批工作中，给市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除陈年垃圾堆及整治早已阻塞不通的古老的污水沟）。我刚到北京不久，有一天走在路上，随手把一个空烟盒扔掉，就像我在纽约不假思索地所做的那样。但我回头一看，发现这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上唯一的一件丢弃物，于是我马上返身回去，把它捡起来。
（摘自《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叶浅予 （1959年）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叶浅予创作了此画作。作品表现的是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情景。这幅作品描绘了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时的喜庆场景。解放军整齐的队列在群众的簇拥中前进，数百个清晰可辨的群众形象，显示各自不同的身份。鲜红色调的大面积运用，画面气氛欢快、犹如年画。这幅画不仅是叶浅予的代表作，也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们深入生活、表现时代、融汇中西的绘画艺术风格。
于小冬 （2021年）
这幅作品描绘了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的场景。作品通过明暗色彩对比，表现出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挑唆、策动下，企图将西藏从祖国大陆分离出去。党中央为此确定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分割西藏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进行了军事和政治紧密配合的斗争。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制造“西藏独立”的图谋，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
叶浅予 （1953年）
这幅作品是新中国第一幅记录和表现各民族大团结的中国画作品。毛主席居于画面正中间，周恩来在其旁，各族群众环绕周围，共同举杯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出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1938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今《今日中国》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我第一次从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前往拉萨，乘坐吉普车和卡车，颠簸了12天才到达目的地。这看来还是最快的速度了。这条刚刚通车一年、长2271公里的公路，路面已经很不平整，颠得我骨头都快要散架了。一路上景色如画，瑰丽多彩，难以描述。透明的天空充满了紫外线，色彩明丽耀眼，令人难以置信。蔚蓝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云，形状变化无穷，忽而堆积如山，忽而如薄纱轻飘。路上除了不时碰到大块堆积物之外，还时常被山崩所阻挡。司机和乘客不得不下车帮助护路工人清理。然而，现在前进的速度已经是划时代的了。以前的交通运输全靠牦牛或骡子，走一趟起码用六个月。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以善走著稱，只用了104天走完全程，创下了空前的纪录。
1965年我第二次去西藏，是乘坐中国的民航班机。从成都到拉萨，用了两个半小时。这条航线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变化无常，所以试飞最初是由空军的老资格飞行员进行的。今天人们舒适地飞行，很容易忘记当年行路的艰苦。到1976年我第三次访问西藏时，已经有两条正规航线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另一条以甘肃省的兰州为起点。我们来去乘坐的是两条不同航线的航班。在飞机上可以俯瞰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山脉和沙漠。飞机是大型的，几乎每天都有定期航班。乘客中有汉族人和藏族人，他们都显得很自如，就像是在乘坐郊区公共汽车。到1985年我第四次西藏之行的时候，已经可以从北京直接飞往拉萨了。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也可以直飞拉萨，这是拉萨的第一条国际航线。我头两次访问西藏还是稀客，因为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访问西藏的外国游客是很少的。现在，来自国外的旅游者从数以百计不断增加到数以万计。他们都是乘坐世界级的巨型客机来的。
王式廓 （1959年）
这幅作品描绘了1950年冬到1952年底中国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个场景。自20世纪50年代起，画家开始搜集创作资料，历时9年创作完成。《血衣》以一位妇女手持血衣控诉地主的典型情节和瞬间为画面主体，用表情与肢体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心酸与仇恨；铅灰的天空下，聚集着愤怒的人群，也展现了对封建阶级的反抗。这件作品是新中国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主题性素描创作。 新中国成立时，还有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严重阻得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党领导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提出保存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土地，限制没收地主财产范围等，以保护中农和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地改革阻力，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至此彻底消灭了，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土地改革的完成，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以及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桂小虎 （2021年）
这幅于2021年完成创作的作品，表现了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后，新人领到结婚证书时的喜悦场景。
★1950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权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因意义特殊，且此类选题的美术作品较少，因此我决定以《婚姻法》为主题进行创作。作品名定为《新喜》，表明新的中国，新的生活。草稿阶段，我根据预设人物关系安排场景，参考了大量20世纪50年代相关图片资料；为获取真实造型与色彩，我赴河北乡村收集人物以及各方面的素材，通过电脑处理整合构图以及绘制创作稿。后又去山西大同周边农村，收集素材，随后开始了大稿的绘制。
★画面中约有三十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在担任首都师范大学油画系老师之前，我曾在文学院戏文系任教多年，所以希望能够在此作品中呈现一种戏剧性；技法上，则力求呈现油画的厚实感，展现时代感。
我将画中故事发生地设定在地主宅院，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人民公社所在地，结婚证在此签发。画面第一视觉是一对刚刚领证的青年男女，他们身边围绕着村里前来祝贺的男女老幼；偏后方是第二视觉中心—一位军人和女青年领证后邊走边交谈。我还在画面中安排了一位干部向村民讲解《婚姻法》，而远处躲在树后的旧社会媒婆满脸愁容，代表封建婚姻制度的终结。
画中宅院门柱上，特意安排了一幅对联—“万里山河归人民，五亿群众庆新生”，这是解放初期十分流行的对联，表达万象更新的喜悦。院墙是“男女平等 婚姻自主”的标语，画面左下的雏鸡与树上的鸟巢象征生机。
吕鹏 （2021年）
这幅于2021年创作完成的作品，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乡村人们聚在一起识字的场景。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以上。1950年，党和政府召开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定开展扫盲教育。
1952年5月24日，中国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扫盲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政府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实习学校，扫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958年2月27日，教育部联合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在北京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会上说，只有做好扫盲工作，中国才能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使文盲比率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80%以上下降至2000年的6.72%，这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最有标志性的成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不仅意味着中国教育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吴云华 （1956年）
这幅作品表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吉林丹东鸭绿江赴朝渡口，冬夜里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历史时刻。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侵略者于1953年1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傅抱石、关山月 （1959年）
这幅巨幅中国画由傅抱石、关山月于1959年，历时约两个月完成。作品高5.5米，宽7米，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扩大到了高6.5米，宽9米。之后该幅作品一直悬挂于人民大会堂。画以毛泽东《沁园春·雪》词意为题材，描绘的是云开雪霁、旭日东升时，莽莽神州大地“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美丽图景，画中高山大岭，白雪皑皑，万里长城，逶迤起伏，莽莽黄河，奔流不息，气象万千，表现出新中国的勃勃生机。
周思聪 （1979年）
这幅纸本水墨设色中国画创作于1979年，描绘了周恩来总理1966年赴邢台震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的感人情景。为了创作好这幅画，画家周思聪曾深入灾区，以大量的速写，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画家通过百姓拥向周总理的动情瞬间，赋予画作人道主义情怀，同时也体现出画家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该画作打破了“文革”时期“三突出”和“高大全”的模式，把领袖人物平等地置于普通农民之中，成为新时期恢复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典型作品。
王文彬 （1962年）
这幅作品生动形象地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唱着夯歌的几位打夯姑娘给人以高大升腾的美感，夺目的光线处理和富有装饰意味的色彩，强调着劳动者的勃勃生机。
孙滋溪 （1964年）
这幅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作品于1964年创作，是新中国红色美术经典作品之一，进京参观的人们在天安门前留影的寻常情景，通过画家的创作具有了象征意义。画家孙滋溪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了天安门前的一幅场景—“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手提行囊，面带风尘，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等候拍照。当摄影师就要按动快门时，他们的表情是那样的兴奋和紧张，充满着幸福感。”
李可染 （1963年）
《万山红遍》是李可染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艺术创作进入高峰期的系列作品。他在1962年至1964年间曾七作《万山红遍》，成为画史佳话。此件作品为第二幅，创作于广东从化。《万山红遍》取毛泽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之词意，是现代中国绘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李可染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精神，突破传统文人水墨程式，大胆尝试用朱砂写积墨山水，创造了融墨的深厚韵致与色的纤华浓丽于一体的现代诗意山水图式。画面主峰矗立，顶天立地，气象沉雄博大；红树层峦，密密匝匝，韵致幽深；溪岸、飞瀑、房舍点缀其间，为全画活眼，于深密厚重中蕴含空灵之气。作品在题材、构图、笔墨、意境等方面均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将山水画提升到一种理想化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境界。
王君瑞、梁佳卿 （2021年）
这幅于2021年创作的作品，描绘了河南林州人民建设红旗渠的壮观场面。
★1976年到1979年，我在部队当兵，担任电影放映员，曾放映电影《红旗渠》三四十场，对红旗渠故事有着强烈的感情。为了创作，我也曾多次赴太行山、红旗渠调研、写生，对那里的地貌、环境、生活比较熟悉。
红旗渠动工于1960年，10年间，30万河南林州（原林县）人仅靠一锤一铲和一双手，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总干渠长度为70多公里，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结束了那里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也孕育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我选择红旗渠即将修建完成的阶段进行描绘—深秋时节，巍峨太行，人们穿着单薄，手挑肩扛地劳动，实打实地“艰苦奋斗”。
★《红旗渠》画面中心是劳动人民群体，右侧山体以及后方绵延的山脉、农田耕地、河流显示红旗渠所在的地理环境。画家在布局时有如导演执导，从观看心理出发，用很多的细节体现精神内涵。在这幅画中，虽然没有对人物进行具体的、放大的面部刻画，但是通过人物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为观者营造红旗渠建设工程的想象空间。此外，我将画面中的两个山体，构成一个“窗”，通过窗口，人的视线随蜿蜒山势延伸到远方，想象到悬崖后面还有很多劳动者。
★从2018年8月到2021年1月，我同时创作了《红旗渠》和《青藏铁路》两幅作品。现在回头看，这次创作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经历。在我个人理解中，绘画艺术不仅要找到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将整个生命过程与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心体验，用手和脑表达。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我认为在教学中最重要的是，要将对世界不同的体会传达给学生，让他们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对环境的看法、对生命状态的看法，并体现在艺术创作中。绘画是一个不断与自己对话的过程，也是在创作中逐渐找到自我的过程。
这一时期，美术家们遵循党的文艺方针，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表现了自豪、幸福的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建设景象，传递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社会积极向上的精神与力量。
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人民企盼已久的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同时，在党和人民面前，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考验。面对复杂形势和种种考验，党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政策措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
油画《开国大典》
董希文 （1953年）
油画《开国大典》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盛况。画家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使藍天与地毯、红柱子、红灯笼及红旗等造成强烈的对比，并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此外，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在画面的右侧部位减去一根柱子，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极具中国艺术的精神和审美。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1987年12月27日），出生于新西兰南岛斯普林菲尔德镇。1927年来到中国，1930年加入上海第一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抗战伊始，他和斯诺夫妇等中外人士发起“工合”运动，支援抗战。作为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华工作60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一个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将近60年的人，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何以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呢？我的回答：这是萌发于人民并在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发扬的精神创造了当代罕见的奇迹。这种精神产生在老解放区，扎根于全国，正是今日中国希望之所在。
在旧中国，战争、洪水、饥饿、瘟疫，灾害不断，农村和城市受剥削、遭破坏，人们走投无路，发出了困惑而愤怒的呼号：“没有办法！”后来，出现了一些人改变了声调。共产党人坚定地站在一切斗争的前线，全力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没有办法”改变为有办法，他们的信心来源于新的认识，由此领导群众，所向披靡，小团体发展壮大，成为声势浩大的洪流，淹没了陈旧，清除了腐朽，开辟了新的渠道。这种精神点燃了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的火焰，使瑞金周围的军队顶住了蒋介石的聘有德国的顾问的现代化军队。毛泽东依靠这种精神，领导了从遵义到延安的一段长征。这种精神鼓舞了彭德怀指挥军队在山西和河北英勇奋战，日本军队不得不在华北保持兵力，不敢倾全力长驱南下。这种精神激励着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在华中地区挺进大别山，使南京和上海的解放势不可挡。这种精神促使大批农民队伍用大车和独轮手推车提供后勤，支援解放军南下，跨过长江，直至胜利。
1949年全国解放带来了人精神的解放。此后，中国人民开始了空前的建设事业。每当出现了新的矛盾需要解决时，他们总是说：“有办法！”这个信念包含着对自身和自己的无尽潜力的极大重视。王进喜和他的伙伴们以传统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在黑龙江雪封的草原上开发了大庆油田，为欣欣向荣的石油工业打开了道路。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人们建成了遍布全国的灌溉网，大量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这种精神促使医生、教师和科学家为工作献身；这种精神使年轻人自问：“我能为祖国做多大的贡献，使大家生活得更好些？”
（摘自《艾黎自传》 路易·艾黎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出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1938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参与《中国建设》杂志（今《今日中国》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顾客—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和农民。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穿着的人，店员非但不予理踩，而且还会把他们推出大门。从前外国租界的行政大楼—一座用来吓唬中国人的庞然大物，现在已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以前法租界那座漂亮的玫瑰大理石市政局大楼将改成图书馆。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时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一群19世纪后期修建的具有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等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依然存在，但已派做新的用场。过去，大着胆子进入这些住宅区的中国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私入禁区的恐惧感。现在这些街道的气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样，不是让人想起屈辱的过去和畏惧眼前的困难，而是洋溢着对今天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在北京，我发现帝王们修建的雄伟壮丽的故宫和太庙，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向外国游客、本地的有钱人和有闲阶层开放，而是第一次向劳动人民开放。这些建筑，本是用他们先辈的血汗钱、艰辛的劳动和高超的技术修建的。供奉帝王牌位的太庙已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北京的街道虽然依旧多尘、露土，但打扫得非常干净，看不到纸屑垃圾（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做的第一批工作中，给市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除陈年垃圾堆及整治早已阻塞不通的古老的污水沟）。我刚到北京不久，有一天走在路上，随手把一个空烟盒扔掉，就像我在纽约不假思索地所做的那样。但我回头一看，发现这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上唯一的一件丢弃物，于是我马上返身回去，把它捡起来。
（摘自《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工笔重彩国画《北平解放》
叶浅予 （1959年）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叶浅予创作了此画作。作品表现的是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情景。这幅作品描绘了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时的喜庆场景。解放军整齐的队列在群众的簇拥中前进，数百个清晰可辨的群众形象，显示各自不同的身份。鲜红色调的大面积运用，画面气氛欢快、犹如年画。这幅画不仅是叶浅予的代表作，也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们深入生活、表现时代、融汇中西的绘画艺术风格。
油画《西藏和平解放——1951年10月26日拉萨》
于小冬 （2021年）
这幅作品描绘了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的场景。作品通过明暗色彩对比，表现出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挑唆、策动下，企图将西藏从祖国大陆分离出去。党中央为此确定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分割西藏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进行了军事和政治紧密配合的斗争。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制造“西藏独立”的图谋，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
中国画《中华民族大团结》
叶浅予 （1953年）
这幅作品是新中国第一幅记录和表现各民族大团结的中国画作品。毛主席居于画面正中间，周恩来在其旁，各族群众环绕周围，共同举杯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出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1938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今《今日中国》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我第一次从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前往拉萨，乘坐吉普车和卡车，颠簸了12天才到达目的地。这看来还是最快的速度了。这条刚刚通车一年、长2271公里的公路，路面已经很不平整，颠得我骨头都快要散架了。一路上景色如画，瑰丽多彩，难以描述。透明的天空充满了紫外线，色彩明丽耀眼，令人难以置信。蔚蓝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云，形状变化无穷，忽而堆积如山，忽而如薄纱轻飘。路上除了不时碰到大块堆积物之外，还时常被山崩所阻挡。司机和乘客不得不下车帮助护路工人清理。然而，现在前进的速度已经是划时代的了。以前的交通运输全靠牦牛或骡子，走一趟起码用六个月。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以善走著稱，只用了104天走完全程，创下了空前的纪录。
1965年我第二次去西藏，是乘坐中国的民航班机。从成都到拉萨，用了两个半小时。这条航线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变化无常，所以试飞最初是由空军的老资格飞行员进行的。今天人们舒适地飞行，很容易忘记当年行路的艰苦。到1976年我第三次访问西藏时，已经有两条正规航线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另一条以甘肃省的兰州为起点。我们来去乘坐的是两条不同航线的航班。在飞机上可以俯瞰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山脉和沙漠。飞机是大型的，几乎每天都有定期航班。乘客中有汉族人和藏族人，他们都显得很自如，就像是在乘坐郊区公共汽车。到1985年我第四次西藏之行的时候，已经可以从北京直接飞往拉萨了。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也可以直飞拉萨，这是拉萨的第一条国际航线。我头两次访问西藏还是稀客，因为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访问西藏的外国游客是很少的。现在，来自国外的旅游者从数以百计不断增加到数以万计。他们都是乘坐世界级的巨型客机来的。
素描《血衣》
王式廓 （1959年）
这幅作品描绘了1950年冬到1952年底中国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个场景。自20世纪50年代起，画家开始搜集创作资料，历时9年创作完成。《血衣》以一位妇女手持血衣控诉地主的典型情节和瞬间为画面主体，用表情与肢体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心酸与仇恨；铅灰的天空下，聚集着愤怒的人群，也展现了对封建阶级的反抗。这件作品是新中国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主题性素描创作。 新中国成立时，还有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严重阻得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党领导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提出保存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土地，限制没收地主财产范围等，以保护中农和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地改革阻力，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至此彻底消灭了，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土地改革的完成，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以及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油画《新喜》
桂小虎 （2021年）
这幅于2021年完成创作的作品，表现了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后，新人领到结婚证书时的喜悦场景。
画家创作 谈 桂小虎
★1950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权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因意义特殊，且此类选题的美术作品较少，因此我决定以《婚姻法》为主题进行创作。作品名定为《新喜》，表明新的中国，新的生活。草稿阶段，我根据预设人物关系安排场景，参考了大量20世纪50年代相关图片资料；为获取真实造型与色彩，我赴河北乡村收集人物以及各方面的素材，通过电脑处理整合构图以及绘制创作稿。后又去山西大同周边农村，收集素材，随后开始了大稿的绘制。
★画面中约有三十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在担任首都师范大学油画系老师之前，我曾在文学院戏文系任教多年，所以希望能够在此作品中呈现一种戏剧性；技法上，则力求呈现油画的厚实感，展现时代感。
我将画中故事发生地设定在地主宅院，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人民公社所在地，结婚证在此签发。画面第一视觉是一对刚刚领证的青年男女，他们身边围绕着村里前来祝贺的男女老幼；偏后方是第二视觉中心—一位军人和女青年领证后邊走边交谈。我还在画面中安排了一位干部向村民讲解《婚姻法》，而远处躲在树后的旧社会媒婆满脸愁容，代表封建婚姻制度的终结。
画中宅院门柱上，特意安排了一幅对联—“万里山河归人民，五亿群众庆新生”，这是解放初期十分流行的对联，表达万象更新的喜悦。院墙是“男女平等 婚姻自主”的标语，画面左下的雏鸡与树上的鸟巢象征生机。
油画《矇昧初开—新中国扫盲运动》
吕鹏 （2021年）
这幅于2021年创作完成的作品，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乡村人们聚在一起识字的场景。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以上。1950年，党和政府召开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定开展扫盲教育。
1952年5月24日，中国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扫盲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政府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实习学校，扫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958年2月27日，教育部联合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在北京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会上说，只有做好扫盲工作，中国才能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使文盲比率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80%以上下降至2000年的6.72%，这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最有标志性的成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不仅意味着中国教育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布面油彩《跨过鸭绿江》
吴云华 （1956年）
这幅作品表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吉林丹东鸭绿江赴朝渡口，冬夜里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历史时刻。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侵略者于1953年1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傅抱石、关山月 （1959年）
这幅巨幅中国画由傅抱石、关山月于1959年，历时约两个月完成。作品高5.5米，宽7米，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扩大到了高6.5米，宽9米。之后该幅作品一直悬挂于人民大会堂。画以毛泽东《沁园春·雪》词意为题材，描绘的是云开雪霁、旭日东升时，莽莽神州大地“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美丽图景，画中高山大岭，白雪皑皑，万里长城，逶迤起伏，莽莽黄河，奔流不息，气象万千，表现出新中国的勃勃生机。
中國画《人民和总理》
周思聪 （1979年）
这幅纸本水墨设色中国画创作于1979年，描绘了周恩来总理1966年赴邢台震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的感人情景。为了创作好这幅画，画家周思聪曾深入灾区，以大量的速写，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画家通过百姓拥向周总理的动情瞬间，赋予画作人道主义情怀，同时也体现出画家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该画作打破了“文革”时期“三突出”和“高大全”的模式，把领袖人物平等地置于普通农民之中，成为新时期恢复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典型作品。
布面油彩《夯歌》
王文彬 （1962年）
这幅作品生动形象地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唱着夯歌的几位打夯姑娘给人以高大升腾的美感，夺目的光线处理和富有装饰意味的色彩，强调着劳动者的勃勃生机。
油画《天安门前》
孙滋溪 （1964年）
这幅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作品于1964年创作，是新中国红色美术经典作品之一，进京参观的人们在天安门前留影的寻常情景，通过画家的创作具有了象征意义。画家孙滋溪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了天安门前的一幅场景—“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手提行囊，面带风尘，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等候拍照。当摄影师就要按动快门时，他们的表情是那样的兴奋和紧张，充满着幸福感。”
中国画《万山红遍》
李可染 （1963年）
《万山红遍》是李可染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艺术创作进入高峰期的系列作品。他在1962年至1964年间曾七作《万山红遍》，成为画史佳话。此件作品为第二幅，创作于广东从化。《万山红遍》取毛泽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之词意，是现代中国绘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李可染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精神，突破传统文人水墨程式，大胆尝试用朱砂写积墨山水，创造了融墨的深厚韵致与色的纤华浓丽于一体的现代诗意山水图式。画面主峰矗立，顶天立地，气象沉雄博大；红树层峦，密密匝匝，韵致幽深；溪岸、飞瀑、房舍点缀其间，为全画活眼，于深密厚重中蕴含空灵之气。作品在题材、构图、笔墨、意境等方面均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将山水画提升到一种理想化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境界。
油画《红旗渠》
王君瑞、梁佳卿 （2021年）
这幅于2021年创作的作品，描绘了河南林州人民建设红旗渠的壮观场面。
画家创作 谈 王君瑞
★1976年到1979年，我在部队当兵，担任电影放映员，曾放映电影《红旗渠》三四十场，对红旗渠故事有着强烈的感情。为了创作，我也曾多次赴太行山、红旗渠调研、写生，对那里的地貌、环境、生活比较熟悉。
红旗渠动工于1960年，10年间，30万河南林州（原林县）人仅靠一锤一铲和一双手，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总干渠长度为70多公里，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结束了那里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也孕育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我选择红旗渠即将修建完成的阶段进行描绘—深秋时节，巍峨太行，人们穿着单薄，手挑肩扛地劳动，实打实地“艰苦奋斗”。
★《红旗渠》画面中心是劳动人民群体，右侧山体以及后方绵延的山脉、农田耕地、河流显示红旗渠所在的地理环境。画家在布局时有如导演执导，从观看心理出发，用很多的细节体现精神内涵。在这幅画中，虽然没有对人物进行具体的、放大的面部刻画，但是通过人物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为观者营造红旗渠建设工程的想象空间。此外，我将画面中的两个山体，构成一个“窗”，通过窗口，人的视线随蜿蜒山势延伸到远方，想象到悬崖后面还有很多劳动者。
★从2018年8月到2021年1月，我同时创作了《红旗渠》和《青藏铁路》两幅作品。现在回头看，这次创作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经历。在我个人理解中，绘画艺术不仅要找到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将整个生命过程与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心体验，用手和脑表达。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我认为在教学中最重要的是，要将对世界不同的体会传达给学生，让他们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对环境的看法、对生命状态的看法，并体现在艺术创作中。绘画是一个不断与自己对话的过程，也是在创作中逐渐找到自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