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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忧心如焚地为地球未来奔走,也有人想趁机兜售自己的环保技术和产品,有人想趁此机会名垂青史,也有人想要通过一纸协议来提升自己和自己国家的权力,甚至还激发了民族主义和贸易战。哥本哈根大会让世人看清了这一切。也许这正是一次失败的大会的意义所在吧。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在一片失望的叹息声中闭幕了。全世界围着它沸腾了12天,但这12天却注定要以一种格外悲壮的方式被写入历史。大会开幕前人们的种种猜测和期待,会议进程中会场内激烈的交锋和论战,会议结束后铺天盖地的各方评论及由大会衍生出来的五花八门的会议论坛活动相互交织重叠,为世人呈现了光怪陆离的“碳政治”本相。
人们从此不会再轻易地为在冰柱上站桩的北极熊落泪了,也不再轻易相信世界各国会抱着十足的诚意来为子孙后代的生存早做打算。也许非要有一天,这个世界面临极端气候的灭顶之灾,已经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让大家放下小算盘,为了生存而坐在一起,来开一个纯粹的、目标一致的气候大会。
博弈12日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许多国家都对碳减排做出了数量各异、程度不一的声明,一时间乐观的情绪洋溢在哥本哈根。但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会议第一天便在谈判各方的底线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各集团纷纷明确抛出自己的立场,毫不退让。
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虽然都声明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减排,但是他们共同的立场是这些承诺是自愿的,不进行法律捆绑。欧盟一开始就将矛头转向了中美两国。
作为伞形集团首领的美国很明确地要拉拢欧盟,抛开《京都议定书》框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施压。美国谈判代表12月9日向中国开火,指责中国排放正在急剧增长。要是不把中国纳入强制减排协议,那么没办法达成任何新的协定。
丹麦文本的泄露,迅速将南北阵营的矛盾激化。因为它抛开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加减排义务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并弱化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义务。就在第一周谈判临近结束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提交了草拟的基础文本,小岛国联盟和非洲也拿出了自己的谈判方案。12月12日是休会期。在这一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了一个草案,最核心的内容是到2050年世界范围内的排放必须减半,同时声称80%或者95%的减排也是可能的选择。面对来势凶猛的口水战,《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德波尔说:“真正关于财政资助和减排目标的谈判才刚开始。”
12月14日,休整了两天的各国代表们投入到了第二轮搏杀之中,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接下来的15日更富有戏剧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我们正面临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但诸如《卫报》等主流英文媒体却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正陷入严重僵局。是否坚持《京都议定书》的框架,成为争论的焦点。
12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哥本哈根峰会必须达成的5个要素:来自发达国家更有力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减缓排放上更多的行动;针对所有国家的适应气候变化机制;金融和技术支持;所有国家都能发表意见的透明和平等的治理机制。为此,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各方不再相互提出不合理要求,而应彼此做出让步,“没有人能够在谈判中得到所有期望的东西”。未来两天的谈判对于能否最终达成协议生死攸关。
同一天,曾经力推欧盟增加减排承诺的英国首相布朗警告说,会议可能失败,但他同时抱有希望。丹麦作为主办方也放弃促成各方达成一个普遍协议的努力,甚至都在准备明年在墨西哥城召开下一次会议的内容。但是,抗议最终还是起到了效果,大家很快重新回到谈判桌。欧盟谈判代表科尔格林也对联合通讯社表态:“所有的问题都绝对是在《京都议定书》下来商谈的。”与此同时,德波尔也表示:“大多数国家都想看到沿着《京都议定书》谈下去,这不仅是非洲国家的意愿。”
谈判在巨大的张力作用下小步前进。日本也承诺在未来3年内拿出15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快速启动资金。而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代表,中国公开声明将接受国际资金援助的优先权让与非洲和小岛国。但美国这时候仍坚持减排中的透明原则,给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施压。
在没有实质性协议的情况下,2009年12月18日,192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云集在贝拉会展中心,人们只是在等待开启另一场谈判的起点——2010年,墨西哥城。这显然不是一场人类与气候之间的博弈。而哥本哈根这个童话之国,这一次没能续写神奇。
另一种真相
其实,不需要看到所谓科学家电子邮件泄露,早有研究表明,在过去300年中人类对气候变化(变暖、变冷)的影响力,远远小于自然本身的影响力。有科学家综合几百个科学测算了人类诞生之后气候变化情况,结论是变暖变冷几乎与人类无多大关系。所谓影响就是对人类自己居住的小环境的影响,其他都是博弈。我们从直观上也可以想像得到,任何一个地区或大国一年的碳排放对于空气的破坏力,绝不能与一次中等程度火山爆发同日而语。
就像是44岁的哥本哈根人、统计学家比约恩·隆伯格所指出的那样:因为“随着冰川消融,河里将会有更多的水流。尤其是在夏天,这可以给世界上最缺水的那些人带去更多的水。”“我们是要给人们带去更多的水,还是相反呢?”诸如此类的反问,使他被环保界视为“全球性公敌”。
青年时代的隆伯格一度热血澎湃地加入“绿色和平”组织,最终因用光了钱而中途退出。1997年,在洛杉矶度假的隆伯格无意中在《连线》杂志上读到了著名学者朱利安·西蒙关于环保问题被过度夸大的文章,彻底颠覆了“绿色和平”对他的影响。回丹麦后,他组织学生搜集大量数据,想证明西蒙是错误的,但最终,植根于以事实为基础,以经济分析为手段,却使他得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
隆伯格或许真的是个关心真正问题的务实主义者。他注重细节,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使他打破了所谓的有关北极熊正在灭亡的神话。他说,这种迪斯尼风格的宣传,根本与现实的世界无关。因为,北极熊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增加之中。他批评了来自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那部有关环保的纪录片中的数据,他告诉我们:“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北极熊的数量实际上增加了5倍。”在他看来,想要保护北极熊,不用关心冰层融化,只制止住乱捕滥杀就够了。
有意思的是,在2008年1月5日英国《卫报》列出的“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名单上,隆伯格赫然列于榜上。《卫报》评价他是对环保热的一种“必要的制约和均衡”,“隆伯格是能够用可信的数据挑战全球变暖共识的少数学术界人士之一”。
“我并不是说全球变暖问题不存在,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外界认为的那么严重。它被一些媒体、政治家和企业家刻意夸大了。”这就是他一贯坚持的论调。在他看来,人们能用一种比现在更理智、更聪明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就能找到事半功倍的解决途径。
正因如此,他根本就不看好所谓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我们应该担心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不会制造出一个有关降低排放的确定的计划吗?这次会议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这只是进行另一次的务虚会议、摆出更多的道德姿态。”
在此次峰会召开之前,他在为《时代》周刊撰写的一篇名为《哥本哈根无用论》的文章中强调了他一贯的主张:“现在是时候停止继续本末倒置了。与其尝试着让使用化石燃料变得更加昂贵,我们应该聚焦于让替代性的能源变得更加廉价,发展中国家会更愿意去采用一种积极地创新的方式,而不是消极的。”
在欧洲科学家近乎专制地宣布他们的环境研究的结果时,他们自以为是悲天悯人的,他们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傲慢而霸道地拒绝一切关于环境恶化结论的质疑,隆伯格同样有理有据的研究结果或许是回应这种科学霸权的最有力武器。其实,大多数人从情感上都愿意相信隆伯格说的才是真相。在隆伯格的眼中,这个世界有太多比碳排放更重要、更紧迫的问题等待解决,哥本哈根的大会只能说明二氧化碳被拿来说事了。事实也是如此。
欧洲这些年来,处心积虑地一步步把增长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气候问题,引向国际语言的“气候政治”或干脆叫“碳政治”。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误区,甚至是一个误导。欧洲应当以身作则,提倡各国各地区加强自律才是正途,而不是讨价还价,继续玩儿那个近年来在科学、规则、市场名义下导演形成的最可笑的所谓“国际碳交易市场”。
欧洲自恃在“低碳经济”上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一厢情愿地希望继续借“气候政治”形成有利于己的新国际框架,置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乃至美国以被动境地。欧洲人骨子里,依然是以西方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和对抗性思维方式主导世界的近代路径的延续。这一回,欧洲错了。他们似乎忽略了一个全新事实:以人类社会和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共济共栖共生文明的时代已悄然走向全球每一个角落。
墨西哥:下一个哥本哈根?
既然“人类参与行动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那么,作为国际语言的政治基础更真实的表达,应当是“生态政治”。因此,应当把欧洲人提出的、连美国人都只是被迫使用的“气候政治”概念,及其相关国际框架的谈判,纳入到全新的“生态政治”的理念及国际框架之中。而生态政治的哲学伦理基础,是共生、共栖、共济的智慧、勇气和慈悲心。如此看来,被人为地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各国政客和专家们,这次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的博弈表演,就多少显得有点幼稚可笑。固守“气候政治”的政客和专家们,不要只顾埋头博弈,也要抬头看看人类到底应当走向何方。为了墨西哥不再重演哥本哈根的闹剧,发达国家放弃碳政治中的利益诉求是一个前提。
也许非要有一天,这个世界面临极端气候的灭顶之灾,已经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让大家放下小算盘,为了生存而坐在一起来开一个纯粹的、目标一致的气候大会。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在一片失望的叹息声中闭幕了。全世界围着它沸腾了12天,但这12天却注定要以一种格外悲壮的方式被写入历史。大会开幕前人们的种种猜测和期待,会议进程中会场内激烈的交锋和论战,会议结束后铺天盖地的各方评论及由大会衍生出来的五花八门的会议论坛活动相互交织重叠,为世人呈现了光怪陆离的“碳政治”本相。
人们从此不会再轻易地为在冰柱上站桩的北极熊落泪了,也不再轻易相信世界各国会抱着十足的诚意来为子孙后代的生存早做打算。也许非要有一天,这个世界面临极端气候的灭顶之灾,已经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让大家放下小算盘,为了生存而坐在一起,来开一个纯粹的、目标一致的气候大会。
博弈12日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许多国家都对碳减排做出了数量各异、程度不一的声明,一时间乐观的情绪洋溢在哥本哈根。但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会议第一天便在谈判各方的底线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各集团纷纷明确抛出自己的立场,毫不退让。
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虽然都声明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减排,但是他们共同的立场是这些承诺是自愿的,不进行法律捆绑。欧盟一开始就将矛头转向了中美两国。
作为伞形集团首领的美国很明确地要拉拢欧盟,抛开《京都议定书》框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施压。美国谈判代表12月9日向中国开火,指责中国排放正在急剧增长。要是不把中国纳入强制减排协议,那么没办法达成任何新的协定。
丹麦文本的泄露,迅速将南北阵营的矛盾激化。因为它抛开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加减排义务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并弱化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义务。就在第一周谈判临近结束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提交了草拟的基础文本,小岛国联盟和非洲也拿出了自己的谈判方案。12月12日是休会期。在这一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了一个草案,最核心的内容是到2050年世界范围内的排放必须减半,同时声称80%或者95%的减排也是可能的选择。面对来势凶猛的口水战,《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德波尔说:“真正关于财政资助和减排目标的谈判才刚开始。”
12月14日,休整了两天的各国代表们投入到了第二轮搏杀之中,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接下来的15日更富有戏剧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我们正面临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但诸如《卫报》等主流英文媒体却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正陷入严重僵局。是否坚持《京都议定书》的框架,成为争论的焦点。
12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哥本哈根峰会必须达成的5个要素:来自发达国家更有力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减缓排放上更多的行动;针对所有国家的适应气候变化机制;金融和技术支持;所有国家都能发表意见的透明和平等的治理机制。为此,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各方不再相互提出不合理要求,而应彼此做出让步,“没有人能够在谈判中得到所有期望的东西”。未来两天的谈判对于能否最终达成协议生死攸关。
同一天,曾经力推欧盟增加减排承诺的英国首相布朗警告说,会议可能失败,但他同时抱有希望。丹麦作为主办方也放弃促成各方达成一个普遍协议的努力,甚至都在准备明年在墨西哥城召开下一次会议的内容。但是,抗议最终还是起到了效果,大家很快重新回到谈判桌。欧盟谈判代表科尔格林也对联合通讯社表态:“所有的问题都绝对是在《京都议定书》下来商谈的。”与此同时,德波尔也表示:“大多数国家都想看到沿着《京都议定书》谈下去,这不仅是非洲国家的意愿。”
谈判在巨大的张力作用下小步前进。日本也承诺在未来3年内拿出15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快速启动资金。而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代表,中国公开声明将接受国际资金援助的优先权让与非洲和小岛国。但美国这时候仍坚持减排中的透明原则,给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施压。
在没有实质性协议的情况下,2009年12月18日,192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云集在贝拉会展中心,人们只是在等待开启另一场谈判的起点——2010年,墨西哥城。这显然不是一场人类与气候之间的博弈。而哥本哈根这个童话之国,这一次没能续写神奇。
另一种真相
其实,不需要看到所谓科学家电子邮件泄露,早有研究表明,在过去300年中人类对气候变化(变暖、变冷)的影响力,远远小于自然本身的影响力。有科学家综合几百个科学测算了人类诞生之后气候变化情况,结论是变暖变冷几乎与人类无多大关系。所谓影响就是对人类自己居住的小环境的影响,其他都是博弈。我们从直观上也可以想像得到,任何一个地区或大国一年的碳排放对于空气的破坏力,绝不能与一次中等程度火山爆发同日而语。
就像是44岁的哥本哈根人、统计学家比约恩·隆伯格所指出的那样:因为“随着冰川消融,河里将会有更多的水流。尤其是在夏天,这可以给世界上最缺水的那些人带去更多的水。”“我们是要给人们带去更多的水,还是相反呢?”诸如此类的反问,使他被环保界视为“全球性公敌”。
青年时代的隆伯格一度热血澎湃地加入“绿色和平”组织,最终因用光了钱而中途退出。1997年,在洛杉矶度假的隆伯格无意中在《连线》杂志上读到了著名学者朱利安·西蒙关于环保问题被过度夸大的文章,彻底颠覆了“绿色和平”对他的影响。回丹麦后,他组织学生搜集大量数据,想证明西蒙是错误的,但最终,植根于以事实为基础,以经济分析为手段,却使他得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
隆伯格或许真的是个关心真正问题的务实主义者。他注重细节,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使他打破了所谓的有关北极熊正在灭亡的神话。他说,这种迪斯尼风格的宣传,根本与现实的世界无关。因为,北极熊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增加之中。他批评了来自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那部有关环保的纪录片中的数据,他告诉我们:“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北极熊的数量实际上增加了5倍。”在他看来,想要保护北极熊,不用关心冰层融化,只制止住乱捕滥杀就够了。
有意思的是,在2008年1月5日英国《卫报》列出的“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名单上,隆伯格赫然列于榜上。《卫报》评价他是对环保热的一种“必要的制约和均衡”,“隆伯格是能够用可信的数据挑战全球变暖共识的少数学术界人士之一”。
“我并不是说全球变暖问题不存在,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外界认为的那么严重。它被一些媒体、政治家和企业家刻意夸大了。”这就是他一贯坚持的论调。在他看来,人们能用一种比现在更理智、更聪明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就能找到事半功倍的解决途径。
正因如此,他根本就不看好所谓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我们应该担心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不会制造出一个有关降低排放的确定的计划吗?这次会议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这只是进行另一次的务虚会议、摆出更多的道德姿态。”
在此次峰会召开之前,他在为《时代》周刊撰写的一篇名为《哥本哈根无用论》的文章中强调了他一贯的主张:“现在是时候停止继续本末倒置了。与其尝试着让使用化石燃料变得更加昂贵,我们应该聚焦于让替代性的能源变得更加廉价,发展中国家会更愿意去采用一种积极地创新的方式,而不是消极的。”
在欧洲科学家近乎专制地宣布他们的环境研究的结果时,他们自以为是悲天悯人的,他们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傲慢而霸道地拒绝一切关于环境恶化结论的质疑,隆伯格同样有理有据的研究结果或许是回应这种科学霸权的最有力武器。其实,大多数人从情感上都愿意相信隆伯格说的才是真相。在隆伯格的眼中,这个世界有太多比碳排放更重要、更紧迫的问题等待解决,哥本哈根的大会只能说明二氧化碳被拿来说事了。事实也是如此。
欧洲这些年来,处心积虑地一步步把增长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气候问题,引向国际语言的“气候政治”或干脆叫“碳政治”。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误区,甚至是一个误导。欧洲应当以身作则,提倡各国各地区加强自律才是正途,而不是讨价还价,继续玩儿那个近年来在科学、规则、市场名义下导演形成的最可笑的所谓“国际碳交易市场”。
欧洲自恃在“低碳经济”上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一厢情愿地希望继续借“气候政治”形成有利于己的新国际框架,置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乃至美国以被动境地。欧洲人骨子里,依然是以西方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和对抗性思维方式主导世界的近代路径的延续。这一回,欧洲错了。他们似乎忽略了一个全新事实:以人类社会和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共济共栖共生文明的时代已悄然走向全球每一个角落。
墨西哥:下一个哥本哈根?
既然“人类参与行动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那么,作为国际语言的政治基础更真实的表达,应当是“生态政治”。因此,应当把欧洲人提出的、连美国人都只是被迫使用的“气候政治”概念,及其相关国际框架的谈判,纳入到全新的“生态政治”的理念及国际框架之中。而生态政治的哲学伦理基础,是共生、共栖、共济的智慧、勇气和慈悲心。如此看来,被人为地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各国政客和专家们,这次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的博弈表演,就多少显得有点幼稚可笑。固守“气候政治”的政客和专家们,不要只顾埋头博弈,也要抬头看看人类到底应当走向何方。为了墨西哥不再重演哥本哈根的闹剧,发达国家放弃碳政治中的利益诉求是一个前提。
也许非要有一天,这个世界面临极端气候的灭顶之灾,已经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让大家放下小算盘,为了生存而坐在一起来开一个纯粹的、目标一致的气候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