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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子、庄子思想中的“道”与“言”是相冲突的，“道”的超言绝象的特性决定了用平常语言是很难把握它的(“不可言”)。然而，《老子》、《庄子》中又有很多关于“道”的“描述”，向我们展现了“神秘莫测”的“道”的很多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老庄在否定了“常言”对“道”的表述后，又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言道”方式(“可言”)。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很独特的分野，体现了道家独有的语言哲学观。
[关键词]道；言；不可言；可言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3-0081-(03)
在先秦道家哲学中，“道”与“言”的问题，是其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道”指道家之大道、常道，“言”指语言文字。《老子》开篇即论述道与言的关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这里突出“道”与“言”的紧张，指明道的不可言性与不可名性。然道如真的不可用语言来表示，《老子》五千言，《庄子》洋洋洒洒的内、杂、外篇，又该作如何解释?我们不禁要问，老庄哲学是否存在一套特有的言道方式?本文就是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探索道家语言哲学的独特魅力。
一、道不可言
“道不可言”就是说不能给它一个严格的定义，不可以日常语言来对它做出精确表达。“道常无名，朴”(《老子》第三十二章)；“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夫道，窗然难言哉。”(《庄子·知北游》)
这种超言说性与概念性是指：(1)道没有名称。它是无形无象的存在，与具体事物截然有别，不具备赋予它名号的条件。(2)道不可言。“难言”、“言而非也”都表明语言在把握道时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即使勉强说出来一些东西，也已经与道相距甚远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道不可言”，我们可从两方面着手：
其一是道的超言绝象的特质。“道”字早已有之，但直到道家那里才被提升到哲学根本范畴的地位上来，使它有了根源性、无限性、超越性等品格(产生并决定世界万物，是世界的本原和根据；超越具体存在，恒常存在；超越经验知识和可名言领域，实现对宇宙与人生的最本质的抽象)。作为世界的绝对性存在、世界的绝对根据，“道”已远离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而在老庄的形而上学里发挥作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二十五章)“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十六章)“(道)为天地根。”(《老子》第六章)“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这些都是在说“道”的无形无象、亘古常存、化育天地的特征，表明它是先于太极而在的最高哲学范畴。
其二是语言文字(常言)自身的局限。常言与逻辑密切相关，是合逻辑内容(排斥矛盾)的表达形式。同时，它所把握的总是具体事物，因为它们都有一定属和种差(定义的本质)，既可与不同类的事物，也可与同类中的其他事物相区别。也即是说，语言的对象是特定的东西、有限的存在。可以看出，语言的这些基本功能决定了它在面对“道”时的无能为力。因为“道”是绝对性的存在，是包含一切规定性与自身的整体性存在(结合上文所述“道”的特征)，这与具体存在着的“物”显然是两个世界的东西，“物物者非物”(《庄子·知北游》)。语言一旦以“道”为对象，就意味着给它以某种规定性，同时就排斥着该规定性的否定(规定是一种肯定，但也是对其他规定性的否定)。而“道”包含着一切规定性，同时包含着语言所给予的规定性与此规定性的否定(在“道”身上不存在差别与区分)，这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是不可能的，是矛盾的，而它恰是“道”的本质——浑然的“大全”。也就是说，当我们以“道是a”这一判断将“道”与一切“非a”分离开来时，所谓“道”就已经是亏损的“道”了。因为“a”以外的一切“非a”只要是一种存在，则不可能与“道”有分际，“道”就不可能只是“a”而不是“非a”。因此，“道”不能作为语言的对象。对于这一点，冯契先生也认为“有限的概念不能表达无限。”此外，相对于“道”是无目的、无意志的“自然”，“言”总是“言者有言”，带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指向性。这也说明了语言是不适宜用来把握“道”的。
从道家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如作为“表达”道的存在的工具，就会成为道向我们彰显的遮蔽。因为它是片面的、有限的，常执于一偏，难以洞晓“道”的全面、整体的意义。这也从另一层面揭示了“道”与“言”的冲突，“言”对“道”的“本真性”的损害(言而有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庄子·齐物论》)
二、独有的言“道”方式
维特根斯坦提出哲学就是要区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并认为“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道”属于“不能谈论”的范围，理应排斥语言文字的使用。然而，老庄却没有做到“沉默”，其著作中大量存在的有关“道”的表述即是明证。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坚持“道不可言”；一方面又不断地言“道”。这后一种“言”是道家特有的“言道”方式，可称为“道言”(与“常言”相区别的语言)。维特根斯坦虽否定了谈论“不可说”的必要性，但又指出“不能谈论的东西”可向我们显现，被我们所把握。“道言”恰好充当了“道”的“显现”的媒介，是其哲学思想之为哲学的本质。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不是哲学，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方是哲学。”“说不可说”看似悖论，实乃道家思想玄妙幽深的必然要求，这也正是其学说的魅力之处。
不可否认，老庄“道论”的确“玄之又玄”，“道”的性状幽渺难测。因此他们的“道言”也就超出常规，不受逻辑规律的束缚，将修辞手法运用到极致。“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老子》第四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二十一章)“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老子》第十四章)这些都是形象化的语句，是用象征性的手法对“道”进行的描述。老子频繁使用“恍兮、惚兮”、“窈兮暝兮”等称谓，多角度对“道”进行描述(或称“摹状”)，就是为了让我们以它们为中介，去把握那高深莫测的“道”。生动语言的启发作用是明显的，有助于读者领悟其中的“真意”。
除了形象描述以外，《老子》中还有一些“正言若反”的言说模式：“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第四十一章)“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两相对照与相反(以反为正，以正 为反)，不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而是矛盾双方的共存。这些语言强烈冲击着人们的常识，完全不顾思维的逻辑存在，可谓“空谷足音”。“道言”是颠覆性的，它破坏已有的思维习惯，要求人们从“常规”领域中解脱出来进入到“道”的境界。
《庄子》在“言道”方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庄周本人就是一位语言大师，能将“奇谈怪论”发挥得淋漓尽致。《庄子·天下》在评述庄子时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依陆德明《释文》、郭象注、成玄英疏，“谬悠”、“荒唐”者，悠远、广大、宏深、虚玄之谓也，即不着边际，放任不拘。庄子的言说(其形式为：寓言，寄托寓意的言论；重言，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卮言，无心之言，即无心而自然流露出的语言。此三者见《庄子·天下》、《庄子·寓言》篇。“三言”的本质是隐喻)常荒诞不经、空疏不实、缥缈玄远，擅长多种修辞手法的结合使用，借以表达广大而精微的深奥道理，这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认。司马迁曾经称庄子“善属书离辞，指类事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当代学者郭齐勇也称先秦“道家(重指庄子)以诗与语言，以隐喻、多义的比兴手法来表达形而上的意涵，深宏而肆，诙诡谲奇，文约意丰，哲理宏博，机趣盎然。”
具体来看，庄子的“道言”较少直接描述“道”，而多关注于“体道”境界的阐述方面。因为庄子的“道”与老子的“道”虽有一致，但仍各显侧重。老子的“道”，重客观的意义；庄子的“道”，却从主体透升上去成为一种宇宙精神，“道”成为人生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庄子·大宗师》)“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庄子·在宥》)“道”的境界是常人无法体会到的，因为它超越时空，超越物我之分，没有任何分际，遨游在六合之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这是一种真自由、大逍遥的境界，也是一种审美与艺术境界。
三、结论
总之，老庄在充分意识到“道不可言”的情况下，对已有的言说方式作了改造与创新，提出了自己独有的“言”的方式——“道言”。这是一种朦胧、模糊且虚妄的语言，它“超越了作为交流工具和记事符号的普通语言，超越了名实相符的羁绊，超越了是非彼此的分辨”，用“无谓有谓，有谓无谓”的“孟浪之言”来说(《庄子·齐物论》)。正如罗勉道注释所说：“谓，说也。人之无说者独有说，道是也；人之有说者独无说，是非是也。”它不合逻辑，以种种文学性、艺术化的语言，颠覆常规的话语系统，打开一种全新的“言说”局面，引导我们去思索、去玩味。“常言”是确定的，也是自我封闭的，它会将人的思维限于某一处而不允许突破。其所带来的好处是可获得各种不同的知识，而弊端就是“固步自封”，难以超越具体而达至形而上的整体存在——“道”。“道言”弥补了此不足，因为它是极端“反常”的，否定现实存在的差异性，追求“未始有封”(《庄子·齐物论》)的“大道”境界。也就是说，它能使“道”之“本真存在”向我们呈现。
“道”与“言”的悖论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老庄尽管怀疑语言(常言)的作用，深刻揭示了语言对“道”之遮蔽与损亏，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完全抛弃语言的使用，只不过是否定一种“言”的方式，而代之以另一种“言”的方式。这种否定“常言”而独创“道言”的特征恰是道家语言哲学的独特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陈可阔
[关键词]道；言；不可言；可言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3-0081-(03)
在先秦道家哲学中，“道”与“言”的问题，是其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道”指道家之大道、常道，“言”指语言文字。《老子》开篇即论述道与言的关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这里突出“道”与“言”的紧张，指明道的不可言性与不可名性。然道如真的不可用语言来表示，《老子》五千言，《庄子》洋洋洒洒的内、杂、外篇，又该作如何解释?我们不禁要问，老庄哲学是否存在一套特有的言道方式?本文就是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探索道家语言哲学的独特魅力。
一、道不可言
“道不可言”就是说不能给它一个严格的定义，不可以日常语言来对它做出精确表达。“道常无名，朴”(《老子》第三十二章)；“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夫道，窗然难言哉。”(《庄子·知北游》)
这种超言说性与概念性是指：(1)道没有名称。它是无形无象的存在，与具体事物截然有别，不具备赋予它名号的条件。(2)道不可言。“难言”、“言而非也”都表明语言在把握道时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即使勉强说出来一些东西，也已经与道相距甚远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道不可言”，我们可从两方面着手：
其一是道的超言绝象的特质。“道”字早已有之，但直到道家那里才被提升到哲学根本范畴的地位上来，使它有了根源性、无限性、超越性等品格(产生并决定世界万物，是世界的本原和根据；超越具体存在，恒常存在；超越经验知识和可名言领域，实现对宇宙与人生的最本质的抽象)。作为世界的绝对性存在、世界的绝对根据，“道”已远离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而在老庄的形而上学里发挥作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二十五章)“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十六章)“(道)为天地根。”(《老子》第六章)“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这些都是在说“道”的无形无象、亘古常存、化育天地的特征，表明它是先于太极而在的最高哲学范畴。
其二是语言文字(常言)自身的局限。常言与逻辑密切相关，是合逻辑内容(排斥矛盾)的表达形式。同时，它所把握的总是具体事物，因为它们都有一定属和种差(定义的本质)，既可与不同类的事物，也可与同类中的其他事物相区别。也即是说，语言的对象是特定的东西、有限的存在。可以看出，语言的这些基本功能决定了它在面对“道”时的无能为力。因为“道”是绝对性的存在，是包含一切规定性与自身的整体性存在(结合上文所述“道”的特征)，这与具体存在着的“物”显然是两个世界的东西，“物物者非物”(《庄子·知北游》)。语言一旦以“道”为对象，就意味着给它以某种规定性，同时就排斥着该规定性的否定(规定是一种肯定，但也是对其他规定性的否定)。而“道”包含着一切规定性，同时包含着语言所给予的规定性与此规定性的否定(在“道”身上不存在差别与区分)，这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是不可能的，是矛盾的，而它恰是“道”的本质——浑然的“大全”。也就是说，当我们以“道是a”这一判断将“道”与一切“非a”分离开来时，所谓“道”就已经是亏损的“道”了。因为“a”以外的一切“非a”只要是一种存在，则不可能与“道”有分际，“道”就不可能只是“a”而不是“非a”。因此，“道”不能作为语言的对象。对于这一点，冯契先生也认为“有限的概念不能表达无限。”此外，相对于“道”是无目的、无意志的“自然”，“言”总是“言者有言”，带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指向性。这也说明了语言是不适宜用来把握“道”的。
从道家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如作为“表达”道的存在的工具，就会成为道向我们彰显的遮蔽。因为它是片面的、有限的，常执于一偏，难以洞晓“道”的全面、整体的意义。这也从另一层面揭示了“道”与“言”的冲突，“言”对“道”的“本真性”的损害(言而有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庄子·齐物论》)
二、独有的言“道”方式
维特根斯坦提出哲学就是要区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并认为“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道”属于“不能谈论”的范围，理应排斥语言文字的使用。然而，老庄却没有做到“沉默”，其著作中大量存在的有关“道”的表述即是明证。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坚持“道不可言”；一方面又不断地言“道”。这后一种“言”是道家特有的“言道”方式，可称为“道言”(与“常言”相区别的语言)。维特根斯坦虽否定了谈论“不可说”的必要性，但又指出“不能谈论的东西”可向我们显现，被我们所把握。“道言”恰好充当了“道”的“显现”的媒介，是其哲学思想之为哲学的本质。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不是哲学，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方是哲学。”“说不可说”看似悖论，实乃道家思想玄妙幽深的必然要求，这也正是其学说的魅力之处。
不可否认，老庄“道论”的确“玄之又玄”，“道”的性状幽渺难测。因此他们的“道言”也就超出常规，不受逻辑规律的束缚，将修辞手法运用到极致。“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老子》第四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二十一章)“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老子》第十四章)这些都是形象化的语句，是用象征性的手法对“道”进行的描述。老子频繁使用“恍兮、惚兮”、“窈兮暝兮”等称谓，多角度对“道”进行描述(或称“摹状”)，就是为了让我们以它们为中介，去把握那高深莫测的“道”。生动语言的启发作用是明显的，有助于读者领悟其中的“真意”。
除了形象描述以外，《老子》中还有一些“正言若反”的言说模式：“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第四十一章)“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两相对照与相反(以反为正，以正 为反)，不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而是矛盾双方的共存。这些语言强烈冲击着人们的常识，完全不顾思维的逻辑存在，可谓“空谷足音”。“道言”是颠覆性的，它破坏已有的思维习惯，要求人们从“常规”领域中解脱出来进入到“道”的境界。
《庄子》在“言道”方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庄周本人就是一位语言大师，能将“奇谈怪论”发挥得淋漓尽致。《庄子·天下》在评述庄子时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依陆德明《释文》、郭象注、成玄英疏，“谬悠”、“荒唐”者，悠远、广大、宏深、虚玄之谓也，即不着边际，放任不拘。庄子的言说(其形式为：寓言，寄托寓意的言论；重言，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卮言，无心之言，即无心而自然流露出的语言。此三者见《庄子·天下》、《庄子·寓言》篇。“三言”的本质是隐喻)常荒诞不经、空疏不实、缥缈玄远，擅长多种修辞手法的结合使用，借以表达广大而精微的深奥道理，这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认。司马迁曾经称庄子“善属书离辞，指类事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当代学者郭齐勇也称先秦“道家(重指庄子)以诗与语言，以隐喻、多义的比兴手法来表达形而上的意涵，深宏而肆，诙诡谲奇，文约意丰，哲理宏博，机趣盎然。”
具体来看，庄子的“道言”较少直接描述“道”，而多关注于“体道”境界的阐述方面。因为庄子的“道”与老子的“道”虽有一致，但仍各显侧重。老子的“道”，重客观的意义；庄子的“道”，却从主体透升上去成为一种宇宙精神，“道”成为人生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庄子·大宗师》)“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庄子·在宥》)“道”的境界是常人无法体会到的，因为它超越时空，超越物我之分，没有任何分际，遨游在六合之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这是一种真自由、大逍遥的境界，也是一种审美与艺术境界。
三、结论
总之，老庄在充分意识到“道不可言”的情况下，对已有的言说方式作了改造与创新，提出了自己独有的“言”的方式——“道言”。这是一种朦胧、模糊且虚妄的语言，它“超越了作为交流工具和记事符号的普通语言，超越了名实相符的羁绊，超越了是非彼此的分辨”，用“无谓有谓，有谓无谓”的“孟浪之言”来说(《庄子·齐物论》)。正如罗勉道注释所说：“谓，说也。人之无说者独有说，道是也；人之有说者独无说，是非是也。”它不合逻辑，以种种文学性、艺术化的语言，颠覆常规的话语系统，打开一种全新的“言说”局面，引导我们去思索、去玩味。“常言”是确定的，也是自我封闭的，它会将人的思维限于某一处而不允许突破。其所带来的好处是可获得各种不同的知识，而弊端就是“固步自封”，难以超越具体而达至形而上的整体存在——“道”。“道言”弥补了此不足，因为它是极端“反常”的，否定现实存在的差异性，追求“未始有封”(《庄子·齐物论》)的“大道”境界。也就是说，它能使“道”之“本真存在”向我们呈现。
“道”与“言”的悖论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老庄尽管怀疑语言(常言)的作用，深刻揭示了语言对“道”之遮蔽与损亏，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完全抛弃语言的使用，只不过是否定一种“言”的方式，而代之以另一种“言”的方式。这种否定“常言”而独创“道言”的特征恰是道家语言哲学的独特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陈可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