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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是冒险家的乐园，革命家审时度势，也会借股取利，为革命服务。投奔革命的蒋介石就曾经发过股市财，当时的蒋介石还算年轻有为的80后，跟现在的80后一样撞上了历史机遇。
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人物中，孙中山无疑是最有金融眼光的。1916年，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曾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500万元。
没有钱寸步难行，对国民革命的追随者来说，在革命低潮之际，不仅革命经费无着，就是革命者过日子都很拮据。孙中山为此命令“本党同志”投身证券交易的金钱游戏。
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困难，共谋生财之道。有孙先生指令，更加名正言顺，为此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社团谋划其事，并与大买办虞洽卿攀上关系，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宣告成立。蒋介石等人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和经纪人。当时交易所的买卖由经纪人代办，经纪人交足保证金，在市场上代客买卖货物赚取佣金。蒋介石等人的经纪牌号是“茂新号”，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为此又成立了一家叫“恒泰号”的机构，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
但茂新号开业不利，蒋介石首战告亏，亏本1700元。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上市预演时的股票收盘价为29.9元，一周之后的7月4日，收盘价达到42元。就在这个价位上，蒋介石的同事买进了。
蒋介石为此郁闷，几天之后，股票价格突然下跌，蒋介石更加恐慌，“接果夫电，悉上交股票大落，亏本至7000余元，乃知生涯不易做，而为果夫、守梅所害，亦一大半。星象家谓我五、六月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在股市中，人性人心求助各种神秘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股市仍能创造奇迹，仍有魅力。
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说：“他整日研究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而介石工作得既积极又努力。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以为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介石像一头老鹰似的盯住市场的走势，买高卖低（应为‘高抛低吸’），如同老手。”
一如今日劵商，蒋介石的证劵团队不乏一流的头脑。其中陈果夫随机应变，很快扭亏为盈。
对蒋介石等人在股市中套利，至今仍难查知清楚数字。这些获利的一部分就成了革命党人后来的军费，还有一部分寄给了辛亥革命牺牲同志的遗孤家眷。这种投机交易来得太快，以至于革命者们乐不思蜀。当戴季陶劝蒋介石南下革命的时候，蒋恼怒地说，“促我出去做事，是促我之寿命！”
连革命者都投机了，这种疯狂像瘟疫一样蔓延。大家纷纷效仿趋之若鹜，交易所如雨后春笋遍布上海滩。到了1921年，全上海有140多家交易所，当时人描述说，“报纸广告栏中，几日间有一交易所出现，十日间必有一信托公司发生。”
市场完全失控，大小商人买空卖空投机成风，交易所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仅仅两年时间，民国史上的“信交风潮”就发生了，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
陈果夫回忆说：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余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名鼎新，排在第四号，由守梅兄做经理，我做协理，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营业更畅旺了。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好在市场低潮，革命迎来了高潮。蒋介石走投无路，在上海混不下去了，与人合谋要挟上交所，最后虞洽卿拿出六万元摆平，黑帮老大黄金荣在蒋送了门生帖后也给他送了路费，蒋介石才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继续革命，股市的疯狂算是锻造了一个革命家。
有人戏说，从蒋介石的炒股经历中，可以总结四点：1、不要炒股；2、不要透支炒股；3、透支炒股失败后如果不加入黑社会，后果会很悲惨；4、过于激烈的股市暴跌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遗憾的是，蒋直到晚年仍未直面自己的投机事实，他也只是一介股民，并未能精进成为一个看懂金钱博弈的“股者”。他也许没有想到，他这样没有吸取教训的投机股民，会制造更大的金融危机：抗战胜利后，他下令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但经济危机引带金融危机，他的金融改革（发行“金圆劵”）、政治权力干预（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等等，无济于事，不到四年，上海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上交所再度关张。
有人说，这个民国史上的最后一次金融危机是压垮民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蒋介石本人难辞其咎。事实上，蒋介石跟大多数人一样，受制于人性的局限。
我们看百年来中国股市的几次疯狂，当时人的评论对国人或人性的一针见血，让今人读来仍有会心，似乎说的也是我们身边人和我们当下的社会。1882年9月2日的《申报》评论说：“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
1909年中国人疯抢橡皮股票（橡胶公司股票），时人评论说，“可异者市中尚有不知橡皮为何物者”，而且，国人“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
而今人吴晓波的评论，似乎在为百年中国股市背书，股市的游戏，使“中国由一个野蛮的产业商业主义时代，正式步入更为野蛮的金融商业主义时代。”
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人物中，孙中山无疑是最有金融眼光的。1916年，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曾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500万元。
蒋介石的投机春梦
没有钱寸步难行，对国民革命的追随者来说，在革命低潮之际，不仅革命经费无着，就是革命者过日子都很拮据。孙中山为此命令“本党同志”投身证券交易的金钱游戏。
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困难，共谋生财之道。有孙先生指令，更加名正言顺，为此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社团谋划其事，并与大买办虞洽卿攀上关系，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宣告成立。蒋介石等人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和经纪人。当时交易所的买卖由经纪人代办，经纪人交足保证金，在市场上代客买卖货物赚取佣金。蒋介石等人的经纪牌号是“茂新号”，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为此又成立了一家叫“恒泰号”的机构，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
但茂新号开业不利，蒋介石首战告亏，亏本1700元。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上市预演时的股票收盘价为29.9元，一周之后的7月4日，收盘价达到42元。就在这个价位上，蒋介石的同事买进了。
蒋介石为此郁闷，几天之后，股票价格突然下跌，蒋介石更加恐慌，“接果夫电，悉上交股票大落，亏本至7000余元，乃知生涯不易做，而为果夫、守梅所害，亦一大半。星象家谓我五、六月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在股市中，人性人心求助各种神秘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股市仍能创造奇迹，仍有魅力。
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说：“他整日研究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而介石工作得既积极又努力。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以为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介石像一头老鹰似的盯住市场的走势，买高卖低（应为‘高抛低吸’），如同老手。”
乐不思蜀的革命者
一如今日劵商，蒋介石的证劵团队不乏一流的头脑。其中陈果夫随机应变，很快扭亏为盈。
对蒋介石等人在股市中套利，至今仍难查知清楚数字。这些获利的一部分就成了革命党人后来的军费，还有一部分寄给了辛亥革命牺牲同志的遗孤家眷。这种投机交易来得太快，以至于革命者们乐不思蜀。当戴季陶劝蒋介石南下革命的时候，蒋恼怒地说，“促我出去做事，是促我之寿命！”
连革命者都投机了，这种疯狂像瘟疫一样蔓延。大家纷纷效仿趋之若鹜，交易所如雨后春笋遍布上海滩。到了1921年，全上海有140多家交易所，当时人描述说，“报纸广告栏中，几日间有一交易所出现，十日间必有一信托公司发生。”
市场完全失控，大小商人买空卖空投机成风，交易所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仅仅两年时间，民国史上的“信交风潮”就发生了，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
陈果夫回忆说：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余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名鼎新，排在第四号，由守梅兄做经理，我做协理，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营业更畅旺了。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好在市场低潮，革命迎来了高潮。蒋介石走投无路，在上海混不下去了，与人合谋要挟上交所，最后虞洽卿拿出六万元摆平，黑帮老大黄金荣在蒋送了门生帖后也给他送了路费，蒋介石才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继续革命，股市的疯狂算是锻造了一个革命家。
人性局限的往复
有人戏说，从蒋介石的炒股经历中，可以总结四点：1、不要炒股；2、不要透支炒股；3、透支炒股失败后如果不加入黑社会，后果会很悲惨；4、过于激烈的股市暴跌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遗憾的是，蒋直到晚年仍未直面自己的投机事实，他也只是一介股民，并未能精进成为一个看懂金钱博弈的“股者”。他也许没有想到，他这样没有吸取教训的投机股民，会制造更大的金融危机：抗战胜利后，他下令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但经济危机引带金融危机，他的金融改革（发行“金圆劵”）、政治权力干预（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等等，无济于事，不到四年，上海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上交所再度关张。
有人说，这个民国史上的最后一次金融危机是压垮民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蒋介石本人难辞其咎。事实上，蒋介石跟大多数人一样，受制于人性的局限。
我们看百年来中国股市的几次疯狂，当时人的评论对国人或人性的一针见血，让今人读来仍有会心，似乎说的也是我们身边人和我们当下的社会。1882年9月2日的《申报》评论说：“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
1909年中国人疯抢橡皮股票（橡胶公司股票），时人评论说，“可异者市中尚有不知橡皮为何物者”，而且，国人“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
而今人吴晓波的评论，似乎在为百年中国股市背书，股市的游戏，使“中国由一个野蛮的产业商业主义时代，正式步入更为野蛮的金融商业主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