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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把社会建设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均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忽略社会建设，相反，应把社会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对西部地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部地区 社会建设 经济建设
一、社会建设的提出及含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和行业之间差距持续扩大，大量社会问题随之出现。2004年我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并且在此方面投入了不少的力量。但是由于原有机制的惯性，不少地方政府虽然看到了片面发展经济的危害性，却仍将收效显著的经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都严重不足。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11年的春节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11年5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这些都充分说明，我过已经进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发展阶段。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中国必将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进程。
学界对于社会建设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解，主要有四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应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当前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第四种观点，认为我国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制社会失序的社会主体。
陆学艺现实认为，社会建设的涵义应是：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其中，社会建设的主体，主要是政府、社会组织与民众等；社会建设的原则，是公平与公正；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进步；社会建设的保证，是社会安全运行，包括社会安全阀构建；社会建设的动员机制，是建立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充分动员民众参与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管理，主要是在社会运行方面科学管理，保证社会良性运行。社会建设包括以下九个方面的内容：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区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机制建设。
二、社会建设的必要性
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但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相反，经济要持续发展，一定要有社会建设作为支撑。
从历史上看，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转型病”开始出现。从我国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正在加速，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逐渐增多，出现了“社会转型病”。同时，我国还面临着发达国家未曾遇到过的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在社会转型与社会转轨的双重挑战下，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进行社会重组和社会结构调整，片面追经济增长，减少社会建设投入，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就会更加严重，现代化的目标就难以完全实现。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形成了经济建设一条腿长，社会建设一条腿短的局面，成为很多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在当前，我们应该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加快推动西部地区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加强社会建设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在经济社会均欠发展的西部贫困地区更为突出。以贵州为例，其GDP总量连续多年在全国排位靠后，且徘徊在全国平均水平的50%以下，人均GDP更是多年位居全国倒数第一（见下表）。
在国家公布的14个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区中，有3个与贵州有关（分别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覆盖贵州全省80.3％的国土面积、88个县的65个；在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贵州占50个；截至2011年底，按照2300元标准，全省共有农村扶贫对象1149万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33.4%，占中国全国贫困人口总量的9.4%，位居全国首位。
截止2010年 ，全省还有小学代课教师11077人，是全国代课教师上万人的十个省份之一。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办学规模亟待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左右。博士、硕士培养人数均不到全国的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像贵州这样的西部地区，比起东部发达地区更急切需要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但是对于西部地区来讲，一方面不能因为经济的落后而简单照搬发达地区先经济后社会的做法，片面为了经济的赶超而忽略社会建设，否则经济发展的目标也难以最终实现；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对社会建设的需求也并不因为经济的相对落后而减少，相反却是与全国同步，甚至由于经济落后，社会矛盾更复杂，社会冲突更尖锐，社会问题更突出，因而对社会建设的需要更迫切。因此，探索怎样在后发赶超的背景下实现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以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对于西部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重要的机遇和条件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几十年的量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必将进入以结构调整为特征的质的提升阶段，无论是站在国家层面要求区域协调发展的政治诉求，还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第二产业及相关要素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已经成为经济结构地域性调整的必然选择。这无疑给缺乏经济起飞要素和动力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极大活力。
其次，政策倾斜的机遇。为了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先后实施了两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给予了特殊的政策倾斜和扶持。而对于贵州，既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惠及，同时，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贵州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在国家层面首次专门为贵州制订发展战略；在扶贫方面，贵州被确定为新一轮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和示范区，这样的多重利好，必将给贵州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动力。
最后，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储备，因而有着良好的发展条件和内在基础，在外来资金、政策的合理撬动下，一定能够促成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如贵州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就有：喀斯特地貌带来的独特自然景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良好气候条件、丰富的生物资源（15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5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中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储量巨大的矿产和能源资源（水能资源居全国第六位，煤炭储量居全国第五位，有41种矿产资源储量排名全国前10位）、多民族和谐共生带来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见证中国革命艰难胜利历程的红色文化等等。这些丰富的资源是贵州加快发展、加速转型、推动跨越的坚实基础。
2.以社会建设回应挑战，将机遇与条件转化为西部地区发展的动力和成果
当西部地区的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条件时，能否将其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和成果，尤其是要让西部地区的人民能够公平地分享到发展的成果，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又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对这些挑战，都必将以社会建设的推进来回应。这对于整个西部地区来讲都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1）以社会建设保障经济发展的公平性
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和步入市场多是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由此形成经济发展依托社会基础得以起飞的环境。例如在苏南模式中，乡镇企业与村庄共同体一致，使企业获利成为村庄内部社会资源的投入，而企业获利也为村庄农户贡献了较为公正公平的收益；在温州模式中，中小企业主在市场竞争中抱团集群成长，彼此间相互依托互助，形成村落农户在市场经济中集体成长，资源共享的格局。但在当下西部地区，既丧失了苏南模式中以村庄集体利益为己任的人才资本，也缺乏温州模式中能基本同时抱团起步的潜在企业家人群。当东部产业转移到西部时，西部本土社会已经丧失了当初东部发展经济的社会基础。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传统文化日趋瓦解甚至崩溃，社会因解组而变得一盘散沙，当东部产业转移而来的资本一盯上西部丰富的资源时，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如何面对强大的资本，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就是一个严峻挑战。如在一些地方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资本持有者利用资本的强势地位遮蔽甚至剥夺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利益而导致严重冲突，最终使得开发难以为继，不仅没有起到发展当地经济的作用，反而因离间了社会而破坏其原有的文化基础。面对这样的挑战，就必须以加强社区公共性建设作为回应，增强社区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谈判能力，才能在资源开发中获得自身应有的利益。
（2）以社会建设提升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作为欠发达的西部地方政府，肩负非常严峻的经济发展重任，但由于发展经济所需资本的匮乏，不得不四处寻求外来的资本的帮助（“招商引资”），这往往容易出现为了吸引资本而在当地的利益上作出妥协，甚至因为过度依赖外来资本而把当地发展的优势资源拱手相让于资本所有者，这样虽然减少了资本积累的阻力，但却容易引发更大的社会不公和社会问题，并导致当地可持续发展受限。如外来资本利用西部地区急于发展的心理，以低廉的代价，通过对资源的控制，使其变成了单纯的原材料生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内殖民”），这就使得资源所在地只能处于资源开发链条的最末端，既不能掌握资源定价的话语权，也无法利用产业链条的延长和对资源的深加工加大资源开发的辐射面，相反，作为资源开发的结果，所获得的收益大部分都归了资本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又多为外地人，这样导致开发的利益成果流出资源所在地，进一步强化了资源开发的外在性），当地政府获得一定的税费，而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却只能从资源开采、运输中获得很少部分的利益。而且，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老百姓的利益，都非常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源开发（尤其是矿产资源卡发）中，由于资源开发造成的对环境的破坏等恶性后果需要由当地政府来承担，而一旦处理不妥，就极容易演化为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这样的资源开发对于资源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而言就一定难以持续的。这就特别要求西部地区的政府在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时，不能因地方经济匮乏和人力不足而将社会建设放置于“经济发展”项目之后，反而应是社会建设的先行。通过社会建设，提升地区在资源开发中的参与程度和参与能力，让资本所有者、地方政府和当地百姓共享开发所获得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促进其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并最终培养起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为根本、外在资本支持为条件的内源型发展。
（3）以社会建设促进民族文化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发挥
西部地区多为民族聚居地，贵州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6.1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而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又在整个贵州处于相对落后地位，据统计，到2010年，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占全省面积的60%，人口占全省的44%，但是GDP只占全省的20%，固定资产投资占20%，财政收入占15%。对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尤其是对其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一定离不开社会建设的视角。民族社会结构中公共性较强，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身的社会组织，如苗族的“议榔”、布依族的“亭目”、侗族的“款”等，这些社会组织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长期保持自身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今，即使受到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少数民族的文化仍然保持了较强的生命力，并对维系其民族社会结构起着重要作用，使得少数民族表现出了相对较为强烈的社会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并不是阻碍其经济发展的“传统”，相反，“现代”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尊重其社区公共性，找到发展项目与民族社会公共性的结合点，利用公共性资源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目标，促成民族地区经济与民族社区建设、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协调发展。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项目如果与其公共性传统相违背，则会消解民族共生、和谐的社会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陆学艺.目前形势和社会建设、社会管理[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4).
[2]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2)
[关键词]西部地区 社会建设 经济建设
一、社会建设的提出及含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和行业之间差距持续扩大，大量社会问题随之出现。2004年我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并且在此方面投入了不少的力量。但是由于原有机制的惯性，不少地方政府虽然看到了片面发展经济的危害性，却仍将收效显著的经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都严重不足。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11年的春节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11年5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这些都充分说明，我过已经进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发展阶段。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中国必将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进程。
学界对于社会建设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解，主要有四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应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当前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第四种观点，认为我国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制社会失序的社会主体。
陆学艺现实认为，社会建设的涵义应是：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其中，社会建设的主体，主要是政府、社会组织与民众等；社会建设的原则，是公平与公正；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进步；社会建设的保证，是社会安全运行，包括社会安全阀构建；社会建设的动员机制，是建立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充分动员民众参与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管理，主要是在社会运行方面科学管理，保证社会良性运行。社会建设包括以下九个方面的内容：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区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机制建设。
二、社会建设的必要性
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但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相反，经济要持续发展，一定要有社会建设作为支撑。
从历史上看，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转型病”开始出现。从我国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正在加速，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逐渐增多，出现了“社会转型病”。同时，我国还面临着发达国家未曾遇到过的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在社会转型与社会转轨的双重挑战下，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进行社会重组和社会结构调整，片面追经济增长，减少社会建设投入，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就会更加严重，现代化的目标就难以完全实现。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形成了经济建设一条腿长，社会建设一条腿短的局面，成为很多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在当前，我们应该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加快推动西部地区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加强社会建设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在经济社会均欠发展的西部贫困地区更为突出。以贵州为例，其GDP总量连续多年在全国排位靠后，且徘徊在全国平均水平的50%以下，人均GDP更是多年位居全国倒数第一（见下表）。
在国家公布的14个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区中，有3个与贵州有关（分别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覆盖贵州全省80.3％的国土面积、88个县的65个；在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贵州占50个；截至2011年底，按照2300元标准，全省共有农村扶贫对象1149万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33.4%，占中国全国贫困人口总量的9.4%，位居全国首位。
截止2010年 ，全省还有小学代课教师11077人，是全国代课教师上万人的十个省份之一。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办学规模亟待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左右。博士、硕士培养人数均不到全国的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像贵州这样的西部地区，比起东部发达地区更急切需要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但是对于西部地区来讲，一方面不能因为经济的落后而简单照搬发达地区先经济后社会的做法，片面为了经济的赶超而忽略社会建设，否则经济发展的目标也难以最终实现；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对社会建设的需求也并不因为经济的相对落后而减少，相反却是与全国同步，甚至由于经济落后，社会矛盾更复杂，社会冲突更尖锐，社会问题更突出，因而对社会建设的需要更迫切。因此，探索怎样在后发赶超的背景下实现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以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对于西部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重要的机遇和条件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几十年的量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必将进入以结构调整为特征的质的提升阶段，无论是站在国家层面要求区域协调发展的政治诉求，还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第二产业及相关要素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已经成为经济结构地域性调整的必然选择。这无疑给缺乏经济起飞要素和动力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极大活力。
其次，政策倾斜的机遇。为了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先后实施了两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给予了特殊的政策倾斜和扶持。而对于贵州，既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惠及，同时，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贵州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在国家层面首次专门为贵州制订发展战略；在扶贫方面，贵州被确定为新一轮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和示范区，这样的多重利好，必将给贵州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动力。
最后，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储备，因而有着良好的发展条件和内在基础，在外来资金、政策的合理撬动下，一定能够促成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如贵州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就有：喀斯特地貌带来的独特自然景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良好气候条件、丰富的生物资源（15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5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中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储量巨大的矿产和能源资源（水能资源居全国第六位，煤炭储量居全国第五位，有41种矿产资源储量排名全国前10位）、多民族和谐共生带来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见证中国革命艰难胜利历程的红色文化等等。这些丰富的资源是贵州加快发展、加速转型、推动跨越的坚实基础。
2.以社会建设回应挑战，将机遇与条件转化为西部地区发展的动力和成果
当西部地区的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条件时，能否将其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和成果，尤其是要让西部地区的人民能够公平地分享到发展的成果，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又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对这些挑战，都必将以社会建设的推进来回应。这对于整个西部地区来讲都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1）以社会建设保障经济发展的公平性
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和步入市场多是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由此形成经济发展依托社会基础得以起飞的环境。例如在苏南模式中，乡镇企业与村庄共同体一致，使企业获利成为村庄内部社会资源的投入，而企业获利也为村庄农户贡献了较为公正公平的收益；在温州模式中，中小企业主在市场竞争中抱团集群成长，彼此间相互依托互助，形成村落农户在市场经济中集体成长，资源共享的格局。但在当下西部地区，既丧失了苏南模式中以村庄集体利益为己任的人才资本，也缺乏温州模式中能基本同时抱团起步的潜在企业家人群。当东部产业转移到西部时，西部本土社会已经丧失了当初东部发展经济的社会基础。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传统文化日趋瓦解甚至崩溃，社会因解组而变得一盘散沙，当东部产业转移而来的资本一盯上西部丰富的资源时，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如何面对强大的资本，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就是一个严峻挑战。如在一些地方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资本持有者利用资本的强势地位遮蔽甚至剥夺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利益而导致严重冲突，最终使得开发难以为继，不仅没有起到发展当地经济的作用，反而因离间了社会而破坏其原有的文化基础。面对这样的挑战，就必须以加强社区公共性建设作为回应，增强社区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谈判能力，才能在资源开发中获得自身应有的利益。
（2）以社会建设提升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作为欠发达的西部地方政府，肩负非常严峻的经济发展重任，但由于发展经济所需资本的匮乏，不得不四处寻求外来的资本的帮助（“招商引资”），这往往容易出现为了吸引资本而在当地的利益上作出妥协，甚至因为过度依赖外来资本而把当地发展的优势资源拱手相让于资本所有者，这样虽然减少了资本积累的阻力，但却容易引发更大的社会不公和社会问题，并导致当地可持续发展受限。如外来资本利用西部地区急于发展的心理，以低廉的代价，通过对资源的控制，使其变成了单纯的原材料生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内殖民”），这就使得资源所在地只能处于资源开发链条的最末端，既不能掌握资源定价的话语权，也无法利用产业链条的延长和对资源的深加工加大资源开发的辐射面，相反，作为资源开发的结果，所获得的收益大部分都归了资本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又多为外地人，这样导致开发的利益成果流出资源所在地，进一步强化了资源开发的外在性），当地政府获得一定的税费，而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却只能从资源开采、运输中获得很少部分的利益。而且，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老百姓的利益，都非常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源开发（尤其是矿产资源卡发）中，由于资源开发造成的对环境的破坏等恶性后果需要由当地政府来承担，而一旦处理不妥，就极容易演化为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这样的资源开发对于资源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而言就一定难以持续的。这就特别要求西部地区的政府在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时，不能因地方经济匮乏和人力不足而将社会建设放置于“经济发展”项目之后，反而应是社会建设的先行。通过社会建设，提升地区在资源开发中的参与程度和参与能力，让资本所有者、地方政府和当地百姓共享开发所获得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促进其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并最终培养起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为根本、外在资本支持为条件的内源型发展。
（3）以社会建设促进民族文化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发挥
西部地区多为民族聚居地，贵州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6.1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而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又在整个贵州处于相对落后地位，据统计，到2010年，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占全省面积的60%，人口占全省的44%，但是GDP只占全省的20%，固定资产投资占20%，财政收入占15%。对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尤其是对其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一定离不开社会建设的视角。民族社会结构中公共性较强，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身的社会组织，如苗族的“议榔”、布依族的“亭目”、侗族的“款”等，这些社会组织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长期保持自身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今，即使受到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少数民族的文化仍然保持了较强的生命力，并对维系其民族社会结构起着重要作用，使得少数民族表现出了相对较为强烈的社会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并不是阻碍其经济发展的“传统”，相反，“现代”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尊重其社区公共性，找到发展项目与民族社会公共性的结合点，利用公共性资源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目标，促成民族地区经济与民族社区建设、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协调发展。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项目如果与其公共性传统相违背，则会消解民族共生、和谐的社会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陆学艺.目前形势和社会建设、社会管理[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4).
[2]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