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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被强权戏弄了
《新青年》每月一期刊发长篇论著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变化越来越快的形势了。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创办了一份新的周报——《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四开一张,每周日出版,内容分为12类。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的安徽泾县会馆。陈独秀依清代赵翼《论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之意,取笔名为“只眼”,李大钊则用“守常”“明明”“冥冥”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这是陈独秀撰写的《每周评论》发刊词的开篇语。他将《每周评论》的宗旨概括为八个字,“主张公理,反对强权”。
陈独秀以“只眼”的笔名,在4月27日“随感录”栏目发表《苦了章宗祥的夫人》《陆宗舆到底是哪国人?》等短小精悍的杂文。《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描述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时,在东京车站受到中国留日学生300多人的痛斥。学生们把写着“卖国贼”“祸国”字样的白旗投向章宗祥,把公使夫人吓坏了、害苦了。《陆宗舆到底是哪国人?》则质问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在给中华民国农商总长、财政总长的信中,满纸都是“贵国”“贵政府”的字眼,那么,“这中华汇业银行到底是哪国的银行、陆宗舆是哪国的人?”
巴黎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极力颂扬的“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尽管信誓旦旦,“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但接下来的事实却无情地粉碎了这个说法,原来公理被强权戏弄了。
强权出卖了山东
正如《每周评论》所报道的那样,3个多月来,列强们在巴黎凡尔赛和会上你争我夺,好不热闹。法国想吞并德国萨尔地区,意大利想吞并原奥匈帝国的富姆地区,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1919年4月16日,“五人会议”再度讨论山东问题,而中国代表却被禁止参加。日本代表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甚至以拒签和约、退出和会等加以胁迫。
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四巨头约见中国代表团。4月22日,当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代表顾维钧一进威尔逊的寓所,发现没有奥兰多的身影,另外三巨头表情严肃,一种不祥之兆涌上二人心头。果不其然,“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威尔逊绕弯子说,山东问题是和会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法国和日本有协议在先,最高会议希望中国接受现在这个方案;日本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以后日本再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仍然享有全部经济权利。
听罢此言,顾维钧用英文坦率告诉威尔逊,我非常失望,方案非常不公,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这无疑在亚洲播下了动乱的种子,对中国和世界的和平都无所补益。中国要求由德国而不是日本归还山东全部权利。听了顾维钧的发言,劳合·乔治提了一个阴损的问题——中国是接受这个方案还是以前的那个方案?所谓以前的方案就是中日成约。顾维钧一听跳了起来,所谓两个方案实际就是一个结果——牺牲中国。他和陆征祥低语商量后,坚决表示两种方案都无法接受。但是,劳合·乔治表示“现为条件所约束,殊无可如何”。克里蒙梭接着说:“英总理所言,亦即完全为我之意。”威尔逊甩下几句冷冰冰的外交辞令,中国代表团或许能够理解到,这是目前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了。三巨头根本不考虑中国代表的意见。
4月29日,巴黎和会召开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和会议定《巴黎和约》,其中第156、157、158条是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条款,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放弃以让日本”。尽管中国代表团事先已经想到最终方案不会太好,却不曾料到竟是如此之惨,三项条款无一不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陆征祥在致北京政府的密电中沉痛地说:“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
但就是这样“历史所罕见”的条约,陆征祥却密电北京政府考虑签字,认为现在不签,将来日本仍然可以与中国直接签约。
噩耗传到国内,犹如晴天霹雳,“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破灭了,人民群眾屈辱、悲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真理的声音
除了公理、强权、巴黎和会话题之外,《每周评论》也有不少反映世界革命的高潮、报道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揭露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消息、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更是它的特色。
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期“名著”栏目,以《共产党的宣言》为标题,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相关译文:“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能力,愈速愈妙……”
无独有偶。被誉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的俞颂华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的第三天, 也就是4月28日,就在 《学灯》上发起了“社会主义征文”活动。不久还陆续发表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等著作译稿,刊载了李大钊、陈望道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全文转载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
山雨欲来风满楼。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绝望,强权践踏公理的残酷现实,终于点燃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燎原之火。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新青年》每月一期刊发长篇论著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变化越来越快的形势了。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创办了一份新的周报——《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四开一张,每周日出版,内容分为12类。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的安徽泾县会馆。陈独秀依清代赵翼《论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之意,取笔名为“只眼”,李大钊则用“守常”“明明”“冥冥”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这是陈独秀撰写的《每周评论》发刊词的开篇语。他将《每周评论》的宗旨概括为八个字,“主张公理,反对强权”。
陈独秀以“只眼”的笔名,在4月27日“随感录”栏目发表《苦了章宗祥的夫人》《陆宗舆到底是哪国人?》等短小精悍的杂文。《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描述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时,在东京车站受到中国留日学生300多人的痛斥。学生们把写着“卖国贼”“祸国”字样的白旗投向章宗祥,把公使夫人吓坏了、害苦了。《陆宗舆到底是哪国人?》则质问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在给中华民国农商总长、财政总长的信中,满纸都是“贵国”“贵政府”的字眼,那么,“这中华汇业银行到底是哪国的银行、陆宗舆是哪国的人?”
巴黎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极力颂扬的“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尽管信誓旦旦,“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但接下来的事实却无情地粉碎了这个说法,原来公理被强权戏弄了。
强权出卖了山东
正如《每周评论》所报道的那样,3个多月来,列强们在巴黎凡尔赛和会上你争我夺,好不热闹。法国想吞并德国萨尔地区,意大利想吞并原奥匈帝国的富姆地区,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1919年4月16日,“五人会议”再度讨论山东问题,而中国代表却被禁止参加。日本代表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甚至以拒签和约、退出和会等加以胁迫。
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四巨头约见中国代表团。4月22日,当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代表顾维钧一进威尔逊的寓所,发现没有奥兰多的身影,另外三巨头表情严肃,一种不祥之兆涌上二人心头。果不其然,“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威尔逊绕弯子说,山东问题是和会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法国和日本有协议在先,最高会议希望中国接受现在这个方案;日本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以后日本再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仍然享有全部经济权利。
听罢此言,顾维钧用英文坦率告诉威尔逊,我非常失望,方案非常不公,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这无疑在亚洲播下了动乱的种子,对中国和世界的和平都无所补益。中国要求由德国而不是日本归还山东全部权利。听了顾维钧的发言,劳合·乔治提了一个阴损的问题——中国是接受这个方案还是以前的那个方案?所谓以前的方案就是中日成约。顾维钧一听跳了起来,所谓两个方案实际就是一个结果——牺牲中国。他和陆征祥低语商量后,坚决表示两种方案都无法接受。但是,劳合·乔治表示“现为条件所约束,殊无可如何”。克里蒙梭接着说:“英总理所言,亦即完全为我之意。”威尔逊甩下几句冷冰冰的外交辞令,中国代表团或许能够理解到,这是目前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了。三巨头根本不考虑中国代表的意见。
4月29日,巴黎和会召开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和会议定《巴黎和约》,其中第156、157、158条是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条款,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放弃以让日本”。尽管中国代表团事先已经想到最终方案不会太好,却不曾料到竟是如此之惨,三项条款无一不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陆征祥在致北京政府的密电中沉痛地说:“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
但就是这样“历史所罕见”的条约,陆征祥却密电北京政府考虑签字,认为现在不签,将来日本仍然可以与中国直接签约。
噩耗传到国内,犹如晴天霹雳,“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破灭了,人民群眾屈辱、悲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真理的声音
除了公理、强权、巴黎和会话题之外,《每周评论》也有不少反映世界革命的高潮、报道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揭露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消息、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更是它的特色。
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期“名著”栏目,以《共产党的宣言》为标题,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相关译文:“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能力,愈速愈妙……”
无独有偶。被誉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的俞颂华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的第三天, 也就是4月28日,就在 《学灯》上发起了“社会主义征文”活动。不久还陆续发表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等著作译稿,刊载了李大钊、陈望道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全文转载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
山雨欲来风满楼。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绝望,强权践踏公理的残酷现实,终于点燃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燎原之火。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