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富裕起来了，海归（海龟）也变得越来越多。大部分海归都有一定程度的“中国情结”，不乏爱国的赤子之心。有的人留恋的是乡土，有的人留恋的是亲情，有的人留恋的是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但是更多的人是为了在事业上求得更大的发展，毕竟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就业机会和赚钱机会比遭受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仿佛还要多得多。所以，比起晚清和民国时那些心怀远大的报国理想的海归们，现在的海归们的捞钱意识似乎远远胜过其爱国意识。
　　如果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晚清派遣留学生算起，中国的留美学人一拨又一拨，无论是回国报效祖国的，还是定居美国的，已经有许多代了，值得史学家专门做留学生历史的研究。最近看了一个《梁思成林徽因》的纪录片，觉得拍得很美很有诗意，尤其是把他们那代学人的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像梁思成和林微因那样学贯中西的海外学子，毅然选择回到当时中国那么落后的环境中，只是想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国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看了他们的生平描述，我非常感动，尤其看到那么有才情的林徽因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不得不随着丈夫四处逃难，而最后染上了肺炎，不再美丽，生命也慢慢走向了尽头，我不知不觉中留下了眼泪。当看到梁思成主张保护北京古老城墙的建议不被政府采纳时，我仿佛能够感受到他内心如刀绞似的痛，真是每挖一块城墙就像挖他的心一样，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让我们看到这些老一代海归悲剧的一面，但是同时我们又不能不为他们纯净高贵的赤子之心和爱国之心喝彩。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在长篇小说《围城》中描述了一个像方渐鸿这样的“多余人”似的海归。由于受到西方的文化洗礼，他有坦诚和向往自由的一面，但是回到中国恶劣的人文环境中，他只能感到非常孤独，在亲人中找不到共鸣，在朋友中找不到共鸣，在婚姻爱情中也找不到归宿，成了一个典型的孤独的“多余人”。通过刻画这样一位“海归”形象，钱钟书不仅辛辣地讽刺当时中国社会的病态，而且把海归们在心灵上的无所归依深刻地展现出来。在方鸿渐身上，我们已经看不到多少老一辈海归的理想主义的光辉，看到更多的是一位即使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还仍旧被心灵的“围城”所围困的海归。
　　当今的海归也许赶上了所谓的“中国盛世”，如鱼得水，绝不会像方鸿渐那样成了社会的“多余人”，而是活跃在各个行业里，成了社会主流，成了不同层次的领军人物。但是，由于失去了晚清和民国早期海归们的那种浪漫的理想主义情结，当今的海归们更加务实，更加讲究要适应中国社会，而不是去改变这个社会，也很少人会为这个社会的畸形而感到灵魂的扭曲。在物质主义极大发达的社会里，他们的捞钱意识成了主导力量，于是不自觉地选择随波逐流，该赚钱的赚钱，该包二奶的包二奶，在道德伦理沦丧的社会里享受着灯红酒绿，享受着海归身份带来的特殊待遇，在社会的大染缸中漂浮沉迷，一点都没有“多余人”方鸿渐所感受的灵魂的挣扎与心灵的孤独。
　　比较起这几代海归，我还是最怀念早期的英姿风发的梁思成们和林徽因们，即使他们最后还是逃脱不了悲情的命运，他们的心灵却是最为强大的，也是最为美丽的。当今的海归们虽然赶上了吃香的喝辣的中国盛世，可是他们的心灵却最为孱弱，灵魂也最为迷失。即使腰缠万贯，心灵已经变得荒芜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