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今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的主旨和关键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总书记在整个讲话中多处论述。具体来说：一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二是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强调“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四是强调“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五是强调“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六是强调“要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绝不能动摇”。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开宗名义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鲜明地指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是一条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理想信念。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复杂局面，无论遇到什么风险考验，我们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就必定产生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就必定取得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发展。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当前，我们理论工作者须积极响应总书记关于“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的号召，科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并分清与民主社会主义等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区别。这对于践行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号召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理论工作者，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内在要求。
　　第一，从指导思想层面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占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科学体系，具有强大的持久生命力和科学的解释力。因此，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要推动全党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
　　第二，从经济制度层面看，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结构（邓小平语），以质与量都占优势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对于强国富民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共产党执政等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江泽民语）。尽管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还不能实现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发展各种私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有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才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良性发展。因此，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第三，从政治制度层面看，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面前，工人阶级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体现者，担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在多种社会阶层出现和并存的新格局下，共产党仍然必须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现阶段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及其执政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正确处理党内外各种关系的政治准则。因此，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四，从对外关系层面看，坚持推动世界和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理论和政策上都真正主张平等互利，和平合作，切实推动世界和谐发展。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对外领域，永远不称霸，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来处理国家间的多种关系和全球问题。在全球化大趋势中，各国之间政治上要友好协商而不单边强权，军事上要限于自防而不先发制人，经济上要合作互利而不以邻为壑，文化上要交流互学而不损人利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然要通过经济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为强国富民和全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第五，从终极目标层面看，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并最终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制度创新历程。因此，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强调“提高想问题、办事情绝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清醒而又顽强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扎实奋斗、坚持不懈。”
　　
　　三、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前，就奠定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迫切需要构建社会主义的“四主型经济制度”。
　　第一，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社会主义”不能当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条根本原则：一条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另一条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一些舆论在描绘“市场化改革”道路的时候，有意把这两条去掉。特别是最根本的涉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所有制的一条：“公有制为主体”，故意根本不提，倒是民营经济和民有经济（即私有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或“主体”的字样，越来越见诸于某些媒体。私营经济是要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与公有制共同发展的，但中央没有“民营为主体”一说。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文更是明确强调：“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清醒的深刻的认识……所谓比重减少一些，也应该有个限度、有个前提，就是不能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中型企业，省区市也必须掌握一批。”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我国非公经济的比重已超过50％，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减弱。
　　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应当表现在资本结构、就业结构、GDP结构、税收结构、外贸结构等多方面。我国应当在多种所有制共同的动态发展中保持这一“主体－辅体”的宏观所有制结构，而非简单地控制私有制的上升。但如果私有经济占的比例过高，必然引起就业等一连串经济事物和由此派生的社会不和谐。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正是“私有产权神话”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导致了苏东国家和拉美国家等的经济不和谐和各种危机。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经济理念中振兴或健康发展。这也是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的需要。
　　第二，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市场经济虽然在资源配置上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竞争性的资源配置上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市场经济在宏观经济综合平衡上，在竞争垄断的关系上，在资源和环境保护上，在社会分配公平上，以及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
　　目前，我国收入的基尼系数所表示的差距已经较大，甚至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大，但更令人担忧的应是社会财产占有上的贫富分化。近年为何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差距在一片反对和控制中反而扩大了，那是因为不懂得包括许多公有资产采取廉价送卖等所有制措施必然决定分配走势。现在，中央强调“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有针对性的，应采取产权和分配上的双重措施，才能真正做到“提低、扩中、调高、打非”的分配和谐。
　　第三，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科学倡导“市场取向的改革”与随意滥用“市场化改革”是不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绝对不是简单的“市场化改革”。中央文件从未说过我国要实行“市场化改革”，相反，文件中讲到改革开放，总是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联系起来；在“市场经济”前面，总是加上“社会主义”的前置词；而且“社会主义”一词的内容，总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有的论著有时讲“市场化改革”，那是简称而不是全意，否则会误导改革方向，给新自由主义者所利用。有人想把经济生活的一切交给市场去管，都“市场化”，把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国家政治生活也都推向“市场化”，把计划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排除在经济社会一切领域之外，把它视为禁区，加以摒弃，这是迷信市场的幼稚。总之，我们要尊重市场，但却不可迷信市场。我们也不要迷信计划，但也不能把计划这个同样是人类发明的调节手段弃而不用。
　　在对待宏观调控与市场关系这个问题上，我赞成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的意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计划调节，主要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战略性计划。“十一五计划”改叫“十一五规划”，但规划也是计划，是指导性、战略性的计划。除了政策导向的规定外，还要有必要的指标、项目和必须完成的指令性任务，如中长期规划中的巨大工程的规划，尖端科技突破的规划，环境治理规划，等等，短期计划里的反周期的投资计划，熨平周期的各种调控措施（很多财政税收金融货币等政策措施属此类）都必须带有指令性或约束性。所以，指令性计划也不能完全排除。现在计划工作中有把计划规划写成一本政策汇编的苗头，很少规定必须完成的和可以严格检查问责的指标和任务，很多东西可以执行可以不执行。这样的计划工作，有改进的必要。
　　现在，中央讲究改革的科学性和协调性，就是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实现一种“基础－主导”功能性双重调节机制，这样，容易达到社会经济和谐。现实生活中，为何上访、闹事、犯罪和社会失衡的现象较为普遍，就是因为国家调节存在不到位，或不得当的情况。只要看看在近年所谓管理层收购活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引发各阶层公众的不满和不和谐，就可得知某些政府部门的调控是多么的滞后。没有人否定产权改革，但不可背离市场规律乱来。
　　第四，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发模式转变。应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民族跨国公司，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那种只强调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不强调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言行；那种只强调民族企业应被外国跨国公司并购和整合，主要寄希望于依赖式不断引进外资、外技和外牌的战略与策略；那种看不到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正负双面效应而片面迎合强国推行“殖民地科技”的开放式爬行主义思维，都是不高明的科技发展“线路图”和开放理念，也不利于整个开放素质的提升和国内外经济的统筹与协调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