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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是北京东城大雅宝胡同二号，并非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二号是文化部宿舍，甲二号紧邻二号，是中央美术学院宿舍，住了不少著名画家。甲二号早有黄永玉和张朗朗先生的大作介绍过，已成文化界熟知，我住的二号至今仍鲜为人知，所以写此小文略作介绍。
上至民国以来的知名文化人，下至工勤劳动者，二号大院住了近二十户人家。从建筑样式及布局看，二号在明清时期，很可能是高官府第。宽大的宅门，高高的台阶，门两旁是石墩，迎门是一面大影壁。二号分东西两院，以西院为主，是住宅区。正房、厢房、南房一应俱全，是清一色的明清建筑。西院原分里外院，现在隔墙已拆。只剩下一个门楼，像个戏台立在大院中间。“文革”期间各大院都要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女儿宛婴和小伙伴还在上面表演过。东院原本很可能是花园，后来增建了许多现代式的低矮居屋。我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想，甲二号原来也是这个大院花园的一部分，是后来被隔开另辟一院的。
这大雅宝二号也是“藏龙卧虎”的。像孙伏园、张静庐和米谷等人，都属民国以来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
刚搬到二号时，见大门过道的信插里常有孙伏园先生的信，使我知道跟孙伏老是同院邻居。我是通过鲁迅著作知道孙伏老的，但只知道他与鲁迅相熟，别的不甚了了。孙伏老当时任文化部版本图书馆馆长，因半身不遂不能上班。他住北房东头，与我家远远地窗对着窗。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发现老人很爱听当时文艺界的新闻，我便隔一段时间去聊聊。例如，文联大楼里的一次大会，夏衍等提出毛选注释对“四条汉子”的批判的公案，许广平上台发言时声泪俱下；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文艺部门纷纷忙于检查，等等，孙伏老都听得津津有味。毛泽东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书记一事，可谓家喻户晓；而毛泽东的前任正是孙伏园，却少为人知。我是他逝世以后才知道的。当年孙伏老辞掉图书馆的职务，去《晨报》主持副刊编务，广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文化名人作者，使副刊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由孙伏老催约而产生的。他常常是在鲁迅家中坐等稿子写完取走立即发稿的。一时间，《晨报》副刊成为全国“一景”，主编孙伏园也成了文化名人。孙伏老有《鲁迅先生二三事》《伏园游记》等著作传世。
北房西头住着一位大家都尊称为“张先生”的老者。至于张先生是干什么的、在什么单位，没人提及。他戴个眼镜，身穿蓝黑中山服，衣冠楚楚。还常有汽车接送。我把他视为“民主人士”。那年月，说起来真叫孤陋寡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才知道这位“张先生”原来是民国以来赫赫有名的上海大出版家张静庐先生。张先生幼时家贫，到上海当学徒。几年学徒时间，每次花三四个铜板从背包租书小贩处，租借各种图书研读。因为爱书，又常去图书集中的棋盘街看书，故有“棋盘街巡阅使”的戏称。他先后在许多书局和报馆任职。1934年5月创办了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许多著名刊物，还在一些省市开了分店。1937年上海沦陷，张先生在10月下旬“离开上海绕道浙赣路，到汉口创办上海杂志公司总店”。(见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这时，叶浅予为首的漫画宣传队正急于出版宣传刊物，“当时我们看到武汉有这么好的印刷条件，便设想在这儿出版一个漫画期刊，填补上海沦陷后的出版空缺。可巧上海杂志公司迁来武汉复业，双方协定，一拍即合……定名《抗战漫画》半月刊”。(见《叶浅予自传》)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个当时全国性的救亡宣传刊物，是八年抗战期间极有代表性、带有经典意义的出版物，只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宣传。极左年代，流传说《抗战漫画》是在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创刊出版的。这就把上海杂志公司对抗战的贡献一笔抹去了。实际上《抗战漫画》创刊的一月份，根本还没有郭沫若任厅长的三厅，三厅是四月份才组成的，与刊物的创办根本没有关系。我迟迟才知道，上世纪50年代张先生住大雅宝时期，正在集中精力编撰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我在出版家范用先生家中看到过这一套多达二十本的浩瀚巨著，这无疑是“功在千秋”的重大贡献。
米谷先生是新中国与华君武齐名的大漫画家，也是我在《漫画》编辑部时的老领导。今天年纪稍长的读者对他不会陌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经常刊发他的佳作。他是五六十年代漫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米谷30年代就读于上海美专，开始发表作品，成名则在40年代末的上海和香港。50年代《漫画》创刊于上海，后迁到北京。米谷一大家子就住在二号的东厢房。住二号的漫画家除米谷以外，还有新四军出身的江有生，以及江帆、蓝建安、缪印堂，都是《漫画》编辑，也都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著名漫画家，现在在世者也都是古稀老人了。
还有一个知名人物应当单说一下。在正房东尽头住着一位姓徐的壮男。原是《人民日报》编辑，后被打成“胡风分子”，正在劳动改造中。他几年才能回家一次。只见他晒得黑黑的。见到人低着头不说话，或者微微一笑。原来他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人物、民国时期著名诗人徐放。在大雅宝二号时期，正值徐先生大好年华，一个人才就这么给耽误了。他“平反”之后复职，亲到我寒室约稿叙谈，这才恢复了邻居之间的正常往来。
除了“名人”，大院的能人也不少。我家隔壁住着杨大爷，他是50年代的文化部长、也是大作家沈雁冰(茅盾)的家厨。沈部长是江浙人，没有两下子是不敢去给他掌勺的。杨大爷经常坐在树下给我们讲沈公喜欢吃什么，有时他炒了一碟什么菜，招手叫我过去尝尝，说他当年就曾炒给沈公吃过。还有文化部大食堂的老师傅雷大爷、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的钟敬佑、文化部艺术局的任弘。除文化部的人还有在驻日本使馆当外交官的丁民、在贝宁当外交官的娄明等人。
大院邻居相处和睦。偶尔听见拌嘴，也不会伤和气。我们两口子下放劳动那几年，我家为民从残城墙跌下，摔伤了胳膊，老母亲吓坏了，是居民组长刘大嫂送他到医院的。我家宛婴常发烧，常常是蓝(建安)大嫂送院打针。我母亲晚年腿脚不便，整天坐个小凳在大院看“景”。由于靠近大门口，进进出出的大人孩子都打招呼叫声“毕奶奶”。谁家孩子还没回家，大人临时出门，就把钥匙交给毕奶奶。有人临时出门打酱油，说亲戚来了请他自己开门。毕奶奶乐于效劳，当成晚年一乐。近二十户人家，大院孩子一大帮。像蓝丁、蓝恩、于沛、小梅、小朵、凤仙、王玲、康明等，都相处友善，至今他们有些人还在往来。像娄明家的晚辈于沛，和我家为民是好友，仍常相聚聊二号的情景。
大院有棵老枣树，秋天打枣时，年长的雷大爷头天会通知各家。次晨有的送盆，有的送桶。孩子爬树，大人捡枣。人欢枣甜，一年一度的打枣成为大院的节日了。
我是1956年和王德娟结婚后不久住进大雅宝二号的，是大门西首的第一户两间小屋(后来又给了东边一间给母亲住)。有了这个小屋，我把母亲从上海接到北京。一家老小三代人在小屋一直住了二十三年，是我们婚后在北京居住的五十年间，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二十三年间，由于政治运动不断，思想改造不停，又夫妻异地劳动锻炼，是生活中酸、甜、苦、辣体会最深的时期。这个小屋留给我们是一言难尽的记忆。这个院子现在还在，不少住过的人还不时回去拍照留影，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段各自不同的时光记忆，总还有些怀旧。
我与德娟都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甲二号有不少我们的老师。像董希文先生就是我们毕业班的导师。因此我们常去他家串门。他曾领我们到画室看他正在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和练书法的一大叠汉碑。他是古瓷收藏家，古瓷上的绘画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我后来收集古瓷片，就是受到他的影响。董老师重礼仪，每年春节我们给他拜年，他则必到我家陋室来“还礼”拜年。他老父亲晚年精神不大正常，常见他跑到街上去找老爷子。做邻居有做邻居的好处，上述情况在教室里是绝对感受不到的。
(本文编辑：谭宗远)
上至民国以来的知名文化人，下至工勤劳动者，二号大院住了近二十户人家。从建筑样式及布局看，二号在明清时期，很可能是高官府第。宽大的宅门，高高的台阶，门两旁是石墩，迎门是一面大影壁。二号分东西两院，以西院为主，是住宅区。正房、厢房、南房一应俱全，是清一色的明清建筑。西院原分里外院，现在隔墙已拆。只剩下一个门楼，像个戏台立在大院中间。“文革”期间各大院都要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女儿宛婴和小伙伴还在上面表演过。东院原本很可能是花园，后来增建了许多现代式的低矮居屋。我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想，甲二号原来也是这个大院花园的一部分，是后来被隔开另辟一院的。
这大雅宝二号也是“藏龙卧虎”的。像孙伏园、张静庐和米谷等人，都属民国以来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
刚搬到二号时，见大门过道的信插里常有孙伏园先生的信，使我知道跟孙伏老是同院邻居。我是通过鲁迅著作知道孙伏老的，但只知道他与鲁迅相熟，别的不甚了了。孙伏老当时任文化部版本图书馆馆长，因半身不遂不能上班。他住北房东头，与我家远远地窗对着窗。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发现老人很爱听当时文艺界的新闻，我便隔一段时间去聊聊。例如，文联大楼里的一次大会，夏衍等提出毛选注释对“四条汉子”的批判的公案，许广平上台发言时声泪俱下；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文艺部门纷纷忙于检查，等等，孙伏老都听得津津有味。毛泽东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书记一事，可谓家喻户晓；而毛泽东的前任正是孙伏园，却少为人知。我是他逝世以后才知道的。当年孙伏老辞掉图书馆的职务，去《晨报》主持副刊编务，广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文化名人作者，使副刊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由孙伏老催约而产生的。他常常是在鲁迅家中坐等稿子写完取走立即发稿的。一时间，《晨报》副刊成为全国“一景”，主编孙伏园也成了文化名人。孙伏老有《鲁迅先生二三事》《伏园游记》等著作传世。
北房西头住着一位大家都尊称为“张先生”的老者。至于张先生是干什么的、在什么单位，没人提及。他戴个眼镜，身穿蓝黑中山服，衣冠楚楚。还常有汽车接送。我把他视为“民主人士”。那年月，说起来真叫孤陋寡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才知道这位“张先生”原来是民国以来赫赫有名的上海大出版家张静庐先生。张先生幼时家贫，到上海当学徒。几年学徒时间，每次花三四个铜板从背包租书小贩处，租借各种图书研读。因为爱书，又常去图书集中的棋盘街看书，故有“棋盘街巡阅使”的戏称。他先后在许多书局和报馆任职。1934年5月创办了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许多著名刊物，还在一些省市开了分店。1937年上海沦陷，张先生在10月下旬“离开上海绕道浙赣路，到汉口创办上海杂志公司总店”。(见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这时，叶浅予为首的漫画宣传队正急于出版宣传刊物，“当时我们看到武汉有这么好的印刷条件，便设想在这儿出版一个漫画期刊，填补上海沦陷后的出版空缺。可巧上海杂志公司迁来武汉复业，双方协定，一拍即合……定名《抗战漫画》半月刊”。(见《叶浅予自传》)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个当时全国性的救亡宣传刊物，是八年抗战期间极有代表性、带有经典意义的出版物，只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宣传。极左年代，流传说《抗战漫画》是在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创刊出版的。这就把上海杂志公司对抗战的贡献一笔抹去了。实际上《抗战漫画》创刊的一月份，根本还没有郭沫若任厅长的三厅，三厅是四月份才组成的，与刊物的创办根本没有关系。我迟迟才知道，上世纪50年代张先生住大雅宝时期，正在集中精力编撰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我在出版家范用先生家中看到过这一套多达二十本的浩瀚巨著，这无疑是“功在千秋”的重大贡献。
米谷先生是新中国与华君武齐名的大漫画家，也是我在《漫画》编辑部时的老领导。今天年纪稍长的读者对他不会陌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经常刊发他的佳作。他是五六十年代漫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米谷30年代就读于上海美专，开始发表作品，成名则在40年代末的上海和香港。50年代《漫画》创刊于上海，后迁到北京。米谷一大家子就住在二号的东厢房。住二号的漫画家除米谷以外，还有新四军出身的江有生，以及江帆、蓝建安、缪印堂，都是《漫画》编辑，也都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著名漫画家，现在在世者也都是古稀老人了。
还有一个知名人物应当单说一下。在正房东尽头住着一位姓徐的壮男。原是《人民日报》编辑，后被打成“胡风分子”，正在劳动改造中。他几年才能回家一次。只见他晒得黑黑的。见到人低着头不说话，或者微微一笑。原来他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人物、民国时期著名诗人徐放。在大雅宝二号时期，正值徐先生大好年华，一个人才就这么给耽误了。他“平反”之后复职，亲到我寒室约稿叙谈，这才恢复了邻居之间的正常往来。
除了“名人”，大院的能人也不少。我家隔壁住着杨大爷，他是50年代的文化部长、也是大作家沈雁冰(茅盾)的家厨。沈部长是江浙人，没有两下子是不敢去给他掌勺的。杨大爷经常坐在树下给我们讲沈公喜欢吃什么，有时他炒了一碟什么菜，招手叫我过去尝尝，说他当年就曾炒给沈公吃过。还有文化部大食堂的老师傅雷大爷、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的钟敬佑、文化部艺术局的任弘。除文化部的人还有在驻日本使馆当外交官的丁民、在贝宁当外交官的娄明等人。
大院邻居相处和睦。偶尔听见拌嘴，也不会伤和气。我们两口子下放劳动那几年，我家为民从残城墙跌下，摔伤了胳膊，老母亲吓坏了，是居民组长刘大嫂送他到医院的。我家宛婴常发烧，常常是蓝(建安)大嫂送院打针。我母亲晚年腿脚不便，整天坐个小凳在大院看“景”。由于靠近大门口，进进出出的大人孩子都打招呼叫声“毕奶奶”。谁家孩子还没回家，大人临时出门，就把钥匙交给毕奶奶。有人临时出门打酱油，说亲戚来了请他自己开门。毕奶奶乐于效劳，当成晚年一乐。近二十户人家，大院孩子一大帮。像蓝丁、蓝恩、于沛、小梅、小朵、凤仙、王玲、康明等，都相处友善，至今他们有些人还在往来。像娄明家的晚辈于沛，和我家为民是好友，仍常相聚聊二号的情景。
大院有棵老枣树，秋天打枣时，年长的雷大爷头天会通知各家。次晨有的送盆，有的送桶。孩子爬树，大人捡枣。人欢枣甜，一年一度的打枣成为大院的节日了。
我是1956年和王德娟结婚后不久住进大雅宝二号的，是大门西首的第一户两间小屋(后来又给了东边一间给母亲住)。有了这个小屋，我把母亲从上海接到北京。一家老小三代人在小屋一直住了二十三年，是我们婚后在北京居住的五十年间，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二十三年间，由于政治运动不断，思想改造不停，又夫妻异地劳动锻炼，是生活中酸、甜、苦、辣体会最深的时期。这个小屋留给我们是一言难尽的记忆。这个院子现在还在，不少住过的人还不时回去拍照留影，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段各自不同的时光记忆，总还有些怀旧。
我与德娟都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甲二号有不少我们的老师。像董希文先生就是我们毕业班的导师。因此我们常去他家串门。他曾领我们到画室看他正在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和练书法的一大叠汉碑。他是古瓷收藏家，古瓷上的绘画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我后来收集古瓷片，就是受到他的影响。董老师重礼仪，每年春节我们给他拜年，他则必到我家陋室来“还礼”拜年。他老父亲晚年精神不大正常，常见他跑到街上去找老爷子。做邻居有做邻居的好处，上述情况在教室里是绝对感受不到的。
(本文编辑：谭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