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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将军》给我们带来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戏剧的理念创新和视觉冲击。首先,该剧第一次在京剧舞台上,全景式地为我们展现了残唐末年民间传奇人物李存孝大起大落、悲喜交加的一生。对于李存孝因打虎救主有功而入仕,人们向来颇有争议,认为是“误入仕途”,如果不入仕,原本可以做一个快快乐乐的牧羊娃,而不至于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的凄惨下场。面对被车裂这一悲惨结局,李存孝不得不自问:“我一个塞外的放羊娃……曾受父王厚爱,宠冠众将,如今却被父王抛弃,最终落得个五马车裂,身首异处的悲戚下场。苍天,我因何落得如此下场!”其实,入仕的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当一个人功成名就之后,又将如何随着人生地位的变化而能保持自知自律,把握和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并在复杂的人际环境中如何坚守和保持自己原本独特的人品与个性。从这一点上说,《飞虎将军》一剧的创作者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全剧最富有意味的转换。那么李存孝的这一悲剧性命运和结局是否可以避免?这一答案显然就在于每个观剧者的心中。而这一过程所展现的一个末路英雄的悲剧情势和悲剧心路,赋予了历史人物与事件以艺术的魂魄与审美的内涵,它给当代人们带来的警示、惊觉、深思、感悟,使该剧的整个主题得到了升华,变得厚重,具备了作为一部历史剧应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观照的意义。
其次,从整个舞台表演而言,作为全剧导演、领衔主演的翁国生,是有他独特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向往的。《飞虎将军》与前面的《宝莲灯》和《哪吒》两部大戏相比,这部大戏更准确地说,是一部文武兼备的原创剧目。《飞虎将军》的舞台呈现,可以说是翁国生对当代京剧所做的又一次很好的实验和拓展。特别是在李存孝这一人物的塑造和舞台表演上的编排创造,都很好地体现了他个人的深厚积累和不避繁难的高超技巧。如第一场的存孝牧羊、打虎,充分揉入了盖派艺术的表演神韵和南派京剧武戏的技法,歌舞并重,身段细腻,以一种简明轻快,节奏鲜明的肢体语汇,使唱与做融合一体,一系列舞蹈化形体动作演来如行云流水,以一股骁腾凌云的英豪之气,降虎救主,给观众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从而也使这场“飞虎峪收子”的开场戏,处处透出一股机巧和意趣,与牧羊娃的身份恰巧是十分吻合,可见表演者在这种细节上的拿捏是十分精确的。随着李存孝身份的改变、地位的改变,一种大将风度在翁国生的表演中处处可见,无论是唱念做打,其豪气和沉稳构成了人物演绎的两大基调。而战功赫赫之后的骄横与傲慢,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这一草根英雄有着难以超越自身与时代的局限性,同时也与最后“五马车裂”的悲愤和悔恨,在表演上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使全剧在人物塑造和表演技艺上形成了清晰的层次感,而且是铺排严整,层层见戏,我们可以从翁国生充满激越之情的演出中,感受到他对剧情、对人物的真实理解和从容把握。演戏,不论是武戏还是文戏,说到底就是演人、演人的情感。就整个戏的逻辑结构和情感发展脉络而言,无疑是严谨、清晰和具有较好的艺术概括力,从而也使该剧所有的戏剧行为和表演技巧,以情带戏,因情生戏,在表演形态与人物塑造上,变得丰满、变得有血有肉,让这出令人生出无限感慨的历史悲剧,真正具有了撼动人心的悲情和悲壮。
其三,在当今全国京剧以京津沪为核心的总体格局中,浙江京剧团应属于“非京剧主要流行区域”的地方性京剧团。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近五十年的历史,长期坚守在浙江的地方京剧院团,近年来却以带有强烈时代风貌的舞台呈现,闯出了一条传承和传播京剧的新路。即从2007年实验小剧场京剧《红拂》在杭城开始走红连演118场,到童话京剧《孔雀翎》720场市场热演;从2008年现代京剧《告别迷茫》超百场的监狱巡演,到“浙江京剧武戏三部曲”首部大戏《宝莲灯》超1028场的全国演出;从2009年移植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新版京剧《王者俄狄》的海外展演,到2011年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大奖”的现代京剧《藏羚羊》的跨省联演。浙京的演出剧目越积越多,市场越演越大,手段越来越多元,演出场次也越来越多,经济效益也越赚越红火。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使当下并非属于主流区域的浙江京剧,用一种凝聚着浓郁中国文化神韵和精神守望的姿态,回到了观众关注的前台,进入了观众的欣赏视野,不断成为当下人们议论和评说的一个焦点与热点,而这一切成功的关键就是创新。
与近年来浙江京剧团创排的许多新编大戏一样,在大型京剧历史剧《飞虎将军》所带给我们的欣赏愉悦中,创新——即新意、新颖、新人,可以说是其中最大亮点之一。比如说理念上的创新,赋予传统的武功技巧一种“现代戏曲”的观念特征和视觉结构,力图实现京剧武戏与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在审美观念和情感取向上的一致性,使之成为“浙京武戏三部曲”中的最大看点之一。还有就是整个舞台演出团队出新,特别让我们感到兴奋的是在《飞虎将军》一剧中,大批新人站立在舞台中央,逐渐成为浙京整个演出的主体,除主演翁国生之外,赵东海、罗戎征、毛毅、毛懋、陈瑞云、黄永等,流派纷呈,莺歌燕舞,他们既有群体性的上佳表现,又有独具个性风格的精彩演绎,整个表演团队所表现出那种一派青春、一派阳光、一派朝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浙江京剧的整体实力和发展前景,进而也赋予了《飞虎将军》这部历史剧一份更为特殊的意义。
浙江历来是京剧的主要流行地之一,全盛时期京剧院团遍布浙江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金华、温州各主要地市,至今在浙江农村的许多地方,京剧还是观众看戏的首选剧种,因此也成为很多来自全国各地京剧院团争先抢占的“票仓”。然而,由于诸多社会文化环境、文化导向的变迁,浙江京剧团目前已成为浙江唯一的一个专业京剧院团。就一个剧种发展繁荣而言,严格地说无需过于强调“主流区域”和“非主流区域”之分,特别是在当前戏曲剧种流行区域快速萎缩的现状下,哪里有观众,哪里有院团,哪里就是流行区域。而中国戏剧也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像浙江京剧团一样的基层艺术院团,长期坚守和活跃在城市和乡村,尤如春天繁繁点点开满大地的鲜花,才使得戏曲艺术始终拥有坚实的基础和广大的观众量,并有机地形成戏曲舞台花繁叶茂、轻盈灿烂的格局和景象。以新的舞台实践形成新的艺术积累,不断推动着民族传统戏剧的繁荣与发展,这是浙江京剧团一种不懈的追求与理想,期待着他们的创新之路能越走越红火。
(作者为浙江省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资深戏剧评论家)
其次,从整个舞台表演而言,作为全剧导演、领衔主演的翁国生,是有他独特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向往的。《飞虎将军》与前面的《宝莲灯》和《哪吒》两部大戏相比,这部大戏更准确地说,是一部文武兼备的原创剧目。《飞虎将军》的舞台呈现,可以说是翁国生对当代京剧所做的又一次很好的实验和拓展。特别是在李存孝这一人物的塑造和舞台表演上的编排创造,都很好地体现了他个人的深厚积累和不避繁难的高超技巧。如第一场的存孝牧羊、打虎,充分揉入了盖派艺术的表演神韵和南派京剧武戏的技法,歌舞并重,身段细腻,以一种简明轻快,节奏鲜明的肢体语汇,使唱与做融合一体,一系列舞蹈化形体动作演来如行云流水,以一股骁腾凌云的英豪之气,降虎救主,给观众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从而也使这场“飞虎峪收子”的开场戏,处处透出一股机巧和意趣,与牧羊娃的身份恰巧是十分吻合,可见表演者在这种细节上的拿捏是十分精确的。随着李存孝身份的改变、地位的改变,一种大将风度在翁国生的表演中处处可见,无论是唱念做打,其豪气和沉稳构成了人物演绎的两大基调。而战功赫赫之后的骄横与傲慢,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这一草根英雄有着难以超越自身与时代的局限性,同时也与最后“五马车裂”的悲愤和悔恨,在表演上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使全剧在人物塑造和表演技艺上形成了清晰的层次感,而且是铺排严整,层层见戏,我们可以从翁国生充满激越之情的演出中,感受到他对剧情、对人物的真实理解和从容把握。演戏,不论是武戏还是文戏,说到底就是演人、演人的情感。就整个戏的逻辑结构和情感发展脉络而言,无疑是严谨、清晰和具有较好的艺术概括力,从而也使该剧所有的戏剧行为和表演技巧,以情带戏,因情生戏,在表演形态与人物塑造上,变得丰满、变得有血有肉,让这出令人生出无限感慨的历史悲剧,真正具有了撼动人心的悲情和悲壮。
其三,在当今全国京剧以京津沪为核心的总体格局中,浙江京剧团应属于“非京剧主要流行区域”的地方性京剧团。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近五十年的历史,长期坚守在浙江的地方京剧院团,近年来却以带有强烈时代风貌的舞台呈现,闯出了一条传承和传播京剧的新路。即从2007年实验小剧场京剧《红拂》在杭城开始走红连演118场,到童话京剧《孔雀翎》720场市场热演;从2008年现代京剧《告别迷茫》超百场的监狱巡演,到“浙江京剧武戏三部曲”首部大戏《宝莲灯》超1028场的全国演出;从2009年移植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新版京剧《王者俄狄》的海外展演,到2011年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大奖”的现代京剧《藏羚羊》的跨省联演。浙京的演出剧目越积越多,市场越演越大,手段越来越多元,演出场次也越来越多,经济效益也越赚越红火。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使当下并非属于主流区域的浙江京剧,用一种凝聚着浓郁中国文化神韵和精神守望的姿态,回到了观众关注的前台,进入了观众的欣赏视野,不断成为当下人们议论和评说的一个焦点与热点,而这一切成功的关键就是创新。
与近年来浙江京剧团创排的许多新编大戏一样,在大型京剧历史剧《飞虎将军》所带给我们的欣赏愉悦中,创新——即新意、新颖、新人,可以说是其中最大亮点之一。比如说理念上的创新,赋予传统的武功技巧一种“现代戏曲”的观念特征和视觉结构,力图实现京剧武戏与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在审美观念和情感取向上的一致性,使之成为“浙京武戏三部曲”中的最大看点之一。还有就是整个舞台演出团队出新,特别让我们感到兴奋的是在《飞虎将军》一剧中,大批新人站立在舞台中央,逐渐成为浙京整个演出的主体,除主演翁国生之外,赵东海、罗戎征、毛毅、毛懋、陈瑞云、黄永等,流派纷呈,莺歌燕舞,他们既有群体性的上佳表现,又有独具个性风格的精彩演绎,整个表演团队所表现出那种一派青春、一派阳光、一派朝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浙江京剧的整体实力和发展前景,进而也赋予了《飞虎将军》这部历史剧一份更为特殊的意义。
浙江历来是京剧的主要流行地之一,全盛时期京剧院团遍布浙江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金华、温州各主要地市,至今在浙江农村的许多地方,京剧还是观众看戏的首选剧种,因此也成为很多来自全国各地京剧院团争先抢占的“票仓”。然而,由于诸多社会文化环境、文化导向的变迁,浙江京剧团目前已成为浙江唯一的一个专业京剧院团。就一个剧种发展繁荣而言,严格地说无需过于强调“主流区域”和“非主流区域”之分,特别是在当前戏曲剧种流行区域快速萎缩的现状下,哪里有观众,哪里有院团,哪里就是流行区域。而中国戏剧也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像浙江京剧团一样的基层艺术院团,长期坚守和活跃在城市和乡村,尤如春天繁繁点点开满大地的鲜花,才使得戏曲艺术始终拥有坚实的基础和广大的观众量,并有机地形成戏曲舞台花繁叶茂、轻盈灿烂的格局和景象。以新的舞台实践形成新的艺术积累,不断推动着民族传统戏剧的繁荣与发展,这是浙江京剧团一种不懈的追求与理想,期待着他们的创新之路能越走越红火。
(作者为浙江省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资深戏剧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