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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对美国总统说，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然而美国就是“容不下”中国，偏要遏制、打压甚至“折腾”中国。这究竟是为什么？过去人们从政治经济方面谈得比较多，本文试从文化的角度加以探讨。
说到美国文化，首先提醒注意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这是一个宗教意识很强的国家。美国今有84%的人口信仰基督教，考察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有无宗教信仰仍是一个重要标尺。尽管“政教分离”，但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参选美国总统仍然不可想象。
美国宗教精神肇始于移民时代。众所周知，北美最初的殖民者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为什么出走？是因其宗教信仰不见容于本土当局；他们期待什么？期待逃脱上帝即将对其家乡的“末日审判”——当时欧洲一片混乱，《新约·启示录》中的这一预言盛极一时——到新大陆开辟新圣地（新迦南），开启新生活；他们的信心来自哪里？来自“因信称义”的信仰，来自因其信仰坚定而必受上帝恩典的信念。他们以上帝的选民自命，坚信自己正走向上帝的“应许之地”，肩负为世人树立楷模的使命，而且必然取得成功。这种信念的标志性呈现，是马萨诸塞首任总督约翰·温斯罗普1630年率领移民前往北美途中发表的演讲：“我们将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为众目所仰望。因此，如果我们在已经着手进行的事业上欺蒙我主，使主收回已经赐予我们的佑護，我们就将成为世界的笑柄。”约翰·温斯罗普的这句名言，近四百年来被从孩童到总统的美国人反复吟咏，世代传诵，中心思想乃是：北美殖民者为全人类树立了榜样。约翰·温斯罗普去世后，以《基督在北美的辉煌》一书为名的传记把他视为美洲的摩西——带领人们摆脱奴役的先知。该书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不断重印，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进行开蒙教育的必读书。有人回忆道，“儿时听到的‘炉边故事’（注：因父辈常在壁炉边给孩子讲故事而得名）使我觉得我所站立的土地是由上帝的神意特别眷顾的地方，它是那么神圣”。美国国会图书馆前馆长、著名的《美国人》作者丹尼尔·布尔斯廷说，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语言比“山巅之城之说”更能体现美国人的宿命感和使命感，它“奠定了美国历史的基调”。
北美殖民者站稳脚跟之后，至建国前后逐渐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如果说殖民初期其自信还主要源于神的赐予，源于其信条的特殊性，此时的自信则更来源于现实，建立在“民族卓越”的基础之上。于是如波兰学者克里斯托夫·彼得·斯科夫隆斯基所言，殖民者的“宗教例外论”就演变为“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其实不如译为“美国特殊论”），“山巅之城”变换为“指路星辰”“众国灯塔”“模范民族”和“新世界代表”，其内涵变为：“既然上帝选择、偏爱和赋予特权于这块土地及其居民，那么这片土地及其居民就会以某种方式优于其他国家及其居民。世人只有靠美国人才能向善。”
在从“宗教例外论”向“美国例外论”转变的过程中，两个宗教理念起到关键作用。一个是新英格兰地区普遍流行的加尔文主义，一个是盛行于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家乡弗吉尼亚的自然神论。前者认为，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只看能否在世俗世界取得成功；后者认为，上帝创造人类之后便顺其自然，不再委任“人格神”插手世间。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952年在《美国历史的讽刺》一书中说，从这两个理念出发，美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意识，从而（从欧洲祖先中）分化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上帝要用这个民族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开端”。美国人从此开始以上帝拣选的“救世民族”自诩。
“美国例外”的思想建国前后十分流行。独立战争中几乎人手一册的《常识》一书称：“旧世界的一切政府如此根深蒂固，暴政和古俗如此制服人心，以致亚洲、非洲或欧洲无从具备改革人类政治的条件……美国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美国建立的是世界上最高尚、最纯净的政体。”自1783年12月约翰·罗杰斯牧师宣称美国是“上帝为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被压迫者提供的一个避难所”之后，“世界避难所”便成为美国人普遍自我标榜的国家形象。
19世纪，“例外论”成为美国的主流话语。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816 —1824年在位）离任前致国会的咨文宣称：“我们的制度在文明世界历史上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一切都将取决于这种制度的维护以及最大限度的纯洁。”1837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告别演说中说：“上帝已经把他无限的祝福给予这块他热爱的土地，并已经选择你们（美国人）作为自由的卫士，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来保持自由。” 1845年7月，记者奥沙利文在纽约《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首提贯穿美国现代史的政治词汇：“天定命运”，意即美国人作为“上帝选民”，为世界作表率是命中注定的使命。1850年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说：“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上帝已经预先注定，人类也期望，我们做出伟大的事情，我们感到了这些伟大的成就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其余国家必须很快步我们的后尘。我们是世界的拓荒者，是先遣队，被派往未知的荒野……弥赛亚已经来了，那就是我们美国。让我们永远记住，由于我们的出现，在地球的历史上几乎第一次，国家的自私目的成为不可限量的慈善事业，因为我们不仅在对美洲行善，而且要解放整个世界。”
同一时期，美国的“例外”也得到了域外承认。法国人迪尔格在独立战争期间称赞美国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称“这一面向所有国家受压迫者的避难所必将给全球带来安详”。1908年英国学者理查德·德巴里在《希望之地》一书中说，相信美国的理想一定实现，美国在世界上将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她对世界承担着一种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凭着神授的天命力量，这个国家会一往无前，繁荣昌盛，确立支配地位”。
进入20世纪，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增长，国际地位提升，步入帝国主义阶段，“美国例外论”成为美国“准意识形态”（informal ideology）。美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美国例外论”进行专题研究，出版了三部专著，为“美国例外”确立了“美国霸权”版本。该书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市场经济等“信念”基础上的国家；这种唯一性意味着：美国拥有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最好的政府；美国对世界的繁荣和稳定是不可或缺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应该配合美国；如不配合，美国有权出于道德的原因采取经济制裁和武力干涉。 贯穿整个20世纪，“美国例外论”从一个“宗教话语”“理想话语”彻底演变成“政治话语”。
1900年1月9日，“美国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议员艾伯特·J.贝弗利奇在众议院发表演讲：“神已从万民之中拣选出美利坚人民作为他的选民，预备让他们领导世界的重生。这是美国的神圣使命。”
美国第28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912 —1920年在位）说，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想主义国家，这个民族的心灵是纯洁的，这个民族的心灵是诚实的……它是历史上伟大的理想主义力量”，所以“美国攫取海外领土并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以善良的方式照顾这些不幸者”。1917年4月2日他对德宣战，宣称“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民主制度安生之地的责任感”，促使他不得不承担“使命”。
如此“使命感”在后任总统中代代相传，尽管措辞各不相同。哈里·S.杜鲁门说：“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期待着美国给予善意、力量和英明的领导。”约翰·肯尼迪说：“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间，保护自由的责任将完全放在我们国家身上。”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说：“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成就已经把捍卫世界自由的主要责任赋予我们。”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则借用教皇的话说：“上帝已经把这个受苦受难的世界的命运交到了美国人手中。”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也认为：“我相信收留我的国家在道义方面的影响力。在自由国家中，只有美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证全球的安全，抵御专制的势力，只有美国既有力量又有正气来鼓舞那些为其国家身份、进步和尊严而斗争的其他国家的人民。”
美国既以“纯洁”“至善”自我标榜，那就必然把“非我族类”一概视为“邪恶”“异端”，所以美国霸权意识带有明显的宗教二元色彩，非黑即白，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把美国这种不能容忍差异的品性称为“摩尼教（善恶二神论）情结”，它在国际政治的表现则是荒唐的“主权例外论”。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曾公开宣布：“尽管一切国家都有主权，但美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主权。”這更大的主权意味着什么呢？其后辈乔治·沃克·布什做出了解释。乔治·沃克·布什在“9·11”事件后表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负有捍卫人权的神圣使命，美国为打败世界各地的邪恶势力捍卫国民自由和生命而“采取‘单边行动’，是作为世界强国的一项主权”。政治评论家卡根说，在主权平等已成为国际共识的今天，美国仿佛仍停留在“独自尊大”的幻觉当中。不管怎样，这种“独特”的认知模式使美国超越国际规范，干涉他国内政具有了自认的“合法性”。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美国的霸权意识不是局限于少数政府上层，而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美国学者德博拉·马德森说：“美国例外论渗透在美国每一个历史时期，在几个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有关美国和美国人身份的激烈辩论中，美国例外论是一种最强有力的理论……美国例外的观念不断被用来描述从清教起源一直到现在美国文化身份的演进。”美国人从年轻时就被教导：“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扮演承担世界责任的角色但却不是为了保卫和维持一个世界帝国。”（约翰逊政府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语），因此他们普遍相信，“全能的上帝赋予美国以独一无二的美好而高尚的品质，世界上只有美国没有狭隘的民族自利动机”，所以美国的一切国际行为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利益。
基于这样一种自我独大独善、霸权主义的“美国例外论”，美国当然“容不下”一个制度不同而实力逼近的中国。这种局面将长期存在，绝不会因一两个总统的易位而改变，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因应之策，这正是探讨美国霸权文化基因的目的所在。
说到美国文化，首先提醒注意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这是一个宗教意识很强的国家。美国今有84%的人口信仰基督教，考察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有无宗教信仰仍是一个重要标尺。尽管“政教分离”，但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参选美国总统仍然不可想象。
美国宗教精神肇始于移民时代。众所周知，北美最初的殖民者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为什么出走？是因其宗教信仰不见容于本土当局；他们期待什么？期待逃脱上帝即将对其家乡的“末日审判”——当时欧洲一片混乱，《新约·启示录》中的这一预言盛极一时——到新大陆开辟新圣地（新迦南），开启新生活；他们的信心来自哪里？来自“因信称义”的信仰，来自因其信仰坚定而必受上帝恩典的信念。他们以上帝的选民自命，坚信自己正走向上帝的“应许之地”，肩负为世人树立楷模的使命，而且必然取得成功。这种信念的标志性呈现，是马萨诸塞首任总督约翰·温斯罗普1630年率领移民前往北美途中发表的演讲：“我们将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为众目所仰望。因此，如果我们在已经着手进行的事业上欺蒙我主，使主收回已经赐予我们的佑護，我们就将成为世界的笑柄。”约翰·温斯罗普的这句名言，近四百年来被从孩童到总统的美国人反复吟咏，世代传诵，中心思想乃是：北美殖民者为全人类树立了榜样。约翰·温斯罗普去世后，以《基督在北美的辉煌》一书为名的传记把他视为美洲的摩西——带领人们摆脱奴役的先知。该书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不断重印，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进行开蒙教育的必读书。有人回忆道，“儿时听到的‘炉边故事’（注：因父辈常在壁炉边给孩子讲故事而得名）使我觉得我所站立的土地是由上帝的神意特别眷顾的地方，它是那么神圣”。美国国会图书馆前馆长、著名的《美国人》作者丹尼尔·布尔斯廷说，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语言比“山巅之城之说”更能体现美国人的宿命感和使命感，它“奠定了美国历史的基调”。
北美殖民者站稳脚跟之后，至建国前后逐渐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如果说殖民初期其自信还主要源于神的赐予，源于其信条的特殊性，此时的自信则更来源于现实，建立在“民族卓越”的基础之上。于是如波兰学者克里斯托夫·彼得·斯科夫隆斯基所言，殖民者的“宗教例外论”就演变为“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其实不如译为“美国特殊论”），“山巅之城”变换为“指路星辰”“众国灯塔”“模范民族”和“新世界代表”，其内涵变为：“既然上帝选择、偏爱和赋予特权于这块土地及其居民，那么这片土地及其居民就会以某种方式优于其他国家及其居民。世人只有靠美国人才能向善。”
在从“宗教例外论”向“美国例外论”转变的过程中，两个宗教理念起到关键作用。一个是新英格兰地区普遍流行的加尔文主义，一个是盛行于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家乡弗吉尼亚的自然神论。前者认为，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只看能否在世俗世界取得成功；后者认为，上帝创造人类之后便顺其自然，不再委任“人格神”插手世间。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952年在《美国历史的讽刺》一书中说，从这两个理念出发，美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意识，从而（从欧洲祖先中）分化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上帝要用这个民族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开端”。美国人从此开始以上帝拣选的“救世民族”自诩。
“美国例外”的思想建国前后十分流行。独立战争中几乎人手一册的《常识》一书称：“旧世界的一切政府如此根深蒂固，暴政和古俗如此制服人心，以致亚洲、非洲或欧洲无从具备改革人类政治的条件……美国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美国建立的是世界上最高尚、最纯净的政体。”自1783年12月约翰·罗杰斯牧师宣称美国是“上帝为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被压迫者提供的一个避难所”之后，“世界避难所”便成为美国人普遍自我标榜的国家形象。
19世纪，“例外论”成为美国的主流话语。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816 —1824年在位）离任前致国会的咨文宣称：“我们的制度在文明世界历史上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一切都将取决于这种制度的维护以及最大限度的纯洁。”1837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告别演说中说：“上帝已经把他无限的祝福给予这块他热爱的土地，并已经选择你们（美国人）作为自由的卫士，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来保持自由。” 1845年7月，记者奥沙利文在纽约《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首提贯穿美国现代史的政治词汇：“天定命运”，意即美国人作为“上帝选民”，为世界作表率是命中注定的使命。1850年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说：“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上帝已经预先注定，人类也期望，我们做出伟大的事情，我们感到了这些伟大的成就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其余国家必须很快步我们的后尘。我们是世界的拓荒者，是先遣队，被派往未知的荒野……弥赛亚已经来了，那就是我们美国。让我们永远记住，由于我们的出现，在地球的历史上几乎第一次，国家的自私目的成为不可限量的慈善事业，因为我们不仅在对美洲行善，而且要解放整个世界。”
同一时期，美国的“例外”也得到了域外承认。法国人迪尔格在独立战争期间称赞美国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称“这一面向所有国家受压迫者的避难所必将给全球带来安详”。1908年英国学者理查德·德巴里在《希望之地》一书中说，相信美国的理想一定实现，美国在世界上将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她对世界承担着一种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凭着神授的天命力量，这个国家会一往无前，繁荣昌盛，确立支配地位”。
进入20世纪，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增长，国际地位提升，步入帝国主义阶段，“美国例外论”成为美国“准意识形态”（informal ideology）。美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美国例外论”进行专题研究，出版了三部专著，为“美国例外”确立了“美国霸权”版本。该书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市场经济等“信念”基础上的国家；这种唯一性意味着：美国拥有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最好的政府；美国对世界的繁荣和稳定是不可或缺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应该配合美国；如不配合，美国有权出于道德的原因采取经济制裁和武力干涉。 贯穿整个20世纪，“美国例外论”从一个“宗教话语”“理想话语”彻底演变成“政治话语”。
1900年1月9日，“美国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议员艾伯特·J.贝弗利奇在众议院发表演讲：“神已从万民之中拣选出美利坚人民作为他的选民，预备让他们领导世界的重生。这是美国的神圣使命。”
美国第28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912 —1920年在位）说，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想主义国家，这个民族的心灵是纯洁的，这个民族的心灵是诚实的……它是历史上伟大的理想主义力量”，所以“美国攫取海外领土并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以善良的方式照顾这些不幸者”。1917年4月2日他对德宣战，宣称“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民主制度安生之地的责任感”，促使他不得不承担“使命”。
如此“使命感”在后任总统中代代相传，尽管措辞各不相同。哈里·S.杜鲁门说：“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期待着美国给予善意、力量和英明的领导。”约翰·肯尼迪说：“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间，保护自由的责任将完全放在我们国家身上。”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说：“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成就已经把捍卫世界自由的主要责任赋予我们。”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则借用教皇的话说：“上帝已经把这个受苦受难的世界的命运交到了美国人手中。”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也认为：“我相信收留我的国家在道义方面的影响力。在自由国家中，只有美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证全球的安全，抵御专制的势力，只有美国既有力量又有正气来鼓舞那些为其国家身份、进步和尊严而斗争的其他国家的人民。”
美国既以“纯洁”“至善”自我标榜，那就必然把“非我族类”一概视为“邪恶”“异端”，所以美国霸权意识带有明显的宗教二元色彩，非黑即白，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把美国这种不能容忍差异的品性称为“摩尼教（善恶二神论）情结”，它在国际政治的表现则是荒唐的“主权例外论”。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曾公开宣布：“尽管一切国家都有主权，但美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主权。”這更大的主权意味着什么呢？其后辈乔治·沃克·布什做出了解释。乔治·沃克·布什在“9·11”事件后表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负有捍卫人权的神圣使命，美国为打败世界各地的邪恶势力捍卫国民自由和生命而“采取‘单边行动’，是作为世界强国的一项主权”。政治评论家卡根说，在主权平等已成为国际共识的今天，美国仿佛仍停留在“独自尊大”的幻觉当中。不管怎样，这种“独特”的认知模式使美国超越国际规范，干涉他国内政具有了自认的“合法性”。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美国的霸权意识不是局限于少数政府上层，而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美国学者德博拉·马德森说：“美国例外论渗透在美国每一个历史时期，在几个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有关美国和美国人身份的激烈辩论中，美国例外论是一种最强有力的理论……美国例外的观念不断被用来描述从清教起源一直到现在美国文化身份的演进。”美国人从年轻时就被教导：“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扮演承担世界责任的角色但却不是为了保卫和维持一个世界帝国。”（约翰逊政府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语），因此他们普遍相信，“全能的上帝赋予美国以独一无二的美好而高尚的品质，世界上只有美国没有狭隘的民族自利动机”，所以美国的一切国际行为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利益。
基于这样一种自我独大独善、霸权主义的“美国例外论”，美国当然“容不下”一个制度不同而实力逼近的中国。这种局面将长期存在，绝不会因一两个总统的易位而改变，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因应之策，这正是探讨美国霸权文化基因的目的所在。